異地繁花－海外臺灣文論選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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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繁花盛開的臺灣文學，在海外的異地也得到廣大迴響，
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面貌，吐露出混血的美學特色。
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選譯了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奚密等十一位海外學者關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二十世紀伊始的臺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臺灣住民與日本的軍事衝突層出不窮。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一方面一如當時的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要面對日本統治之下「成為日本人」的情境，而有「皇民文學」等產物。此外，當時在臺的日人作家的作品，也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
二次戰後初期，臺灣面臨冷戰對抗的國際局勢，造就在政策倡導之下的「反共文學」，而當時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息，也成為往後文學創作的土壤。1960、1970年代，現代主義的衝擊與鄉土文學的興起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的不可抹滅的主題；1980、1990年代，電影與文學互動日趨密切、同志文學與生態寫作誕生，則為這塊園地添加更多色彩。
從臺灣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日本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延續與衝擊，糅雜形成臺灣文化的多元源頭，交織成臺灣文學特有的「混血」美學。本書藉由海外學者的研究作為一面「他者之鏡」，即映照臺灣文學的豐厚與華美；經由本書的出版，也期待將海外對於臺灣文學最新的研究觀點，介紹給國內的讀者，讓這些文學研究的成果回到母土，以期激盪、深化更多層次與視角的文學創作與思考。
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面貌，吐露出混血的美學特色。
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選譯了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奚密等十一位海外學者關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二十世紀伊始的臺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臺灣住民與日本的軍事衝突層出不窮。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一方面一如當時的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要面對日本統治之下「成為日本人」的情境，而有「皇民文學」等產物。此外，當時在臺的日人作家的作品，也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
二次戰後初期，臺灣面臨冷戰對抗的國際局勢，造就在政策倡導之下的「反共文學」，而當時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息，也成為往後文學創作的土壤。1960、1970年代，現代主義的衝擊與鄉土文學的興起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的不可抹滅的主題；1980、1990年代，電影與文學互動日趨密切、同志文學與生態寫作誕生，則為這塊園地添加更多色彩。
從臺灣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日本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延續與衝擊，糅雜形成臺灣文化的多元源頭，交織成臺灣文學特有的「混血」美學。本書藉由海外學者的研究作為一面「他者之鏡」，即映照臺灣文學的豐厚與華美；經由本書的出版，也期待將海外對於臺灣文學最新的研究觀點，介紹給國內的讀者，讓這些文學研究的成果回到母土，以期激盪、深化更多層次與視角的文學創作與思考。
目錄
序 蔣偉寧
導論 李奭學
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哈玫麗著∕梁文華譯
貳 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
荊子馨著∕蔡永琪譯
參 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
阮斐娜著∕陳美靜譯
肆 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
張誦聖著∕鄭惠雯譯
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林麗君著∕陳宏淑譯
陸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
王德威著∕余淑慧譯
柒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
陸敬思著∕梁文華譯
捌 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陳綾琪著∕卓加真、蔡永琪譯
玖 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
桑梓蘭著∕李延輝、林俊宏譯
附錄：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桑梓蘭著∕林俊宏譯
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
蔡秀粧著∕李延輝譯
拾壹 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臺灣散文詩研究
奚密著∕卓加真譯
導論 李奭學
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哈玫麗著∕梁文華譯
貳 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
荊子馨著∕蔡永琪譯
參 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
阮斐娜著∕陳美靜譯
肆 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
張誦聖著∕鄭惠雯譯
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林麗君著∕陳宏淑譯
陸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
王德威著∕余淑慧譯
柒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
陸敬思著∕梁文華譯
捌 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陳綾琪著∕卓加真、蔡永琪譯
玖 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
桑梓蘭著∕李延輝、林俊宏譯
附錄：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桑梓蘭著∕林俊宏譯
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
蔡秀粧著∕李延輝譯
拾壹 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臺灣散文詩研究
奚密著∕卓加真譯
序／導讀
導論
繁花盛開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選譯了十二篇海外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奚密十一位學者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四百年前，沈光文從浙江移居臺灣，吟詩作詞，為臺灣詩文奠定不可或缺的古典基礎。我要強調︰探本求源，正如英國之於美國文學，臺灣文學也不能自外於為之開頭引源的中國文學；中國的古典遺澤尤其是臺灣先賢的文學資本，唯有從此下手，有志於臺灣文學者才能整理出一條臺灣獨特的文學大道。縱使非屬古典，中國近代對臺灣「新」文學的形塑也有推波助瀾之力，不可輕忽。
1919年前後，中國歷經了文言白話的語言爭執，也在政治上遭逢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學者作家則轉向「新文學」等大眾文化運動，近者希望改革書寫工具，遠則要求社會進步，為國家民族湔雪前恥。種種思想變革之中，胡適與陳獨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作用最大，立功不少。是以我們選譯的篇章，一開頭就是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所寫的〈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哈玫麗是前述少數純粹西方背景的研究者，目前任教於紐西蘭瑪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語言研究系。從博士論文開始，她處理的就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上幾乎也都以臺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年還刊行了所編所譯的《牛車︰1934迄1977年的臺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不過在〈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一文中，哈玫麗卻走回臺灣日治時代的前半期，以1923年在東京創立的《臺灣民報》為中介，討論了後來攸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形成的兩條發展線脈︰一是張我軍引發的臺灣白話文論戰，另一條也相關，乃臺灣白話文論戰後《臺灣民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所造成的衝擊。哈玫麗的結論是當時的臺灣作家一如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尤其是在《臺灣民報上》重刊者──的影響。哈玫麗繼而在反殖民的主題和臺灣的認同問題上深耕，展現《臺灣民報》在當時的啟蒙地位。
日人的臺灣文學與臺灣的日文文學
對多數清末民初的臺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臺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中，前朝記憶與唐山意識仍然強烈無比。在舉世華人國家中，臺灣──不論是世居其地的舊住民或原住民──和日本的軍事衝突規模也最大，而且層出不窮，在日本治臺的前十五年尤常使其部隊疲於奔命。我們為此特別中譯了杜克大學荊子馨教授的〈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話說回來，日本殖民依舊是不可消抹的史實，日本作家訪臺與或曾經居臺也是事實。這些人在常人眼中不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馬關條約》之後，從臺灣曾為日本「領土」的角度看，他們確實是「臺灣人」，至少可稱「日裔」的臺灣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這些人不是自己買棹北返，就是讓國民政府遣送回日，「臺灣經驗」已化身潛伏進日文的文學作品中，在小說裡尤其可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一向不敢輕忽臺灣本地人的「日文文學」，獨獨遺漏了日本人的「臺灣文學」，說來奇怪。近年來大阪大學的垂水千惠與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探首移向這部分的作品，我們幸而更有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潛心研究這有待拓墾的處女地。她所作〈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在後現代的意識中觀察，不僅有新意，抑且是開山之作，自有篳路藍縷之功。阮文處理了林芙美子（1903-1951）、真杉靜枝（1901-1955）與(土反)口□子（1914-）等三位日本女作家，討論她們描述臺灣及日本其他南方殖民地的小說。「這三位女作家固然背景不同，但她們在追求自我想盼的實現與現代性時，都橫渡了阻隔臺灣與日本的大海。」換句話說，她們跨接了兩個文化區，在戰後甚至銜接了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文學史有時也頗浪漫。
這些日籍的女性臺灣作家的對立面，乃一群早已冠上「皇民作家」頭銜的小說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多已揚名立萬。晚節不保或不得不保，在在訴說的是他們面對大東亞戰爭末期在文化上所顯現的窘況。其時日本為擴充兵源，也為鞏固自身的利益，開始要求臺灣人拋棄漢姓漢名，褪下唐衫，穿戴起和服，把自己「變成日本人」。這個過程，和戰後國民黨喝令原住民放棄祖先名姓，改用漢姓漢名異曲同工。宋楚瑜身任國府新聞局長前後，又三申五令，不許學生在校講「方言」，也限制電視上的「方言節目」亦屬殊途同歸。總之，國民黨治臺的方案就是把臺灣人「變成中國人」
張誦聖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平生以臺灣文學的研究為職志，著作以1960年代為基準，上下開攻，涉及了1970年代迄今的臺灣文學。在這同時，她也拓展到了日本時代的小說，她的〈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便以日本占領臺灣最後一個階段的小說命旨。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要求臺灣各類住民改變名姓，做個天皇的好子民。在這約莫三年的時間中，一部分作家見風轉舵，確實學做天皇的好子民，大寫以日本為尊的小說，大聲吟頌讚美天皇的詩歌。呂赫若、陳火泉、王昶雄，以及周金波、葉石濤等人都曾如此，一時間出現了不少「皇民練成運動」的小說。在時勢壓力下，連楊逵這種臺灣強硬派的左翼分子，也不得不對日本天皇──還有日本皇軍──歌功頌德一番，詩文中極盡「諂媚」之能事。張誦聖的這篇論文倒不直接以「皇民小說」為論述對象，展開的反而是某種後設批評，對研究這類小說的評論再加評論。她的結論精確至極︰「本土臺灣文學論述經常由臺灣國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就如本土文學論述受到簡化的左翼思想壟斷一般。」不過我也要指出︰本土臺灣文學論述也常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道理彷彿。
國家暴力與傷痕文學
臺灣人普遍都有「唐山意識」，日治時代更是如此。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我總覺得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簡化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混為一談。這一點論證起來十分複雜，簡單講就是日治時代的臺灣人未曾有過「中華民國經驗」；有之，則為「前朝記憶」或儒門意識形態所促成的「追遠之思」。祖先經驗我們當然要記取，認同移居之處也和「數典忘祖」無關。1945年以前，臺灣從來沒讓中華民國統治過，日治時期怎可能有國府後來宣導的「中華民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甭談1949年後才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舊住民中的閩南與客家兩族都和國民政府及所謂外省族群的「新住民」有過嫌隙，甚至兵戎相見，這是遠因。至於近故，則得拉回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近代臺灣史上的大事，事發又有遠因和近故。後者早已真相大白，乃臺北市販售私菸的婦人遭軍警擊斃而引起。至於前者，那又複雜了，主要問題在接收大員的態度與治臺的表現，而其受難者本省與外省族群都有。二二八事件本遭到消音已久，解嚴後才又新啟反思，史學界尤多。
表現在文學上，二二八事件形成鍾肇政的《怒濤》等等小說。這些作品雖非創作於事發當時，然而寫來激昂澎湃，每每也令人讀來動容，從文學評論的角度立論者亦多。此其中，林麗君的〈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堪稱佳作。所謂「一個故事」，指的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一生。他們都是臺灣人，都曾在日本時代遠赴中國，參與抗日的戰爭。戰後回臺，他們所見是二二八的亂局，隨之即遭警逮捕，巧立名目一槍決，一留人間，苟延殘喘。解嚴前後，他們的生命雙雙化成藍博洲的短篇小說〈幌馬車之歌〉的主題，也轉為侯孝賢導演的臺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好男好女》。小說與電影共享主題，一一探索再現暴行的方式，而林麗君所寫，便在檢視這兩種藝術媒介處理「過去」的策略及其面對的問題。在電影中，侯孝賢「刻意把觀眾和銀幕上演出的事件……距離拉開」，而藍博洲則「採用新聞紀實的敘事策略，製造出多重聲部，而所有聲音又從不同角度論及同一人，因而創造出圓桌座談的氣氛」。林麗君文筆明快，見解甚為精湛。
走過了二二八事件，臺灣史來到了1950年代。比起紛擾多事的1940年代，這個年代安靜多了。大體而言，臺灣當時幾乎只有一種聲音，只有1940年代末播遷來臺的國府的「反共抗俄」論述，而在這個「國策」倡導與指導下，「反共文學」時興起來了。論者多以為此一文類乃政治產物，從而貶低其重要性與文學史上的意義，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獨排眾議，在《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中特闢專章討論其中的小說類，和齊邦媛教授的〈千年之淚︰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一文前後輝映。本書特別收入王著該書中的一章〈傷痕記憶，國家文學〉，以饗讀者。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認為1950年代的反共小說可以和1980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傷痕文學」相提並論，乃「臺海兩岸在文學類型上的互動」，因為這些文學類型都在見證「中國的苦難」，傾吐對彼此的不滿，乃「中國自家人鬥爭」的虛構性記實。「傷痕文學」不是本書旨趣；在臺灣文學這方面，王德威則分
繁花盛開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選譯了十二篇海外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奚密十一位學者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四百年前，沈光文從浙江移居臺灣，吟詩作詞，為臺灣詩文奠定不可或缺的古典基礎。我要強調︰探本求源，正如英國之於美國文學，臺灣文學也不能自外於為之開頭引源的中國文學；中國的古典遺澤尤其是臺灣先賢的文學資本，唯有從此下手，有志於臺灣文學者才能整理出一條臺灣獨特的文學大道。縱使非屬古典，中國近代對臺灣「新」文學的形塑也有推波助瀾之力，不可輕忽。
1919年前後，中國歷經了文言白話的語言爭執，也在政治上遭逢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學者作家則轉向「新文學」等大眾文化運動，近者希望改革書寫工具，遠則要求社會進步，為國家民族湔雪前恥。種種思想變革之中，胡適與陳獨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作用最大，立功不少。是以我們選譯的篇章，一開頭就是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所寫的〈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哈玫麗是前述少數純粹西方背景的研究者，目前任教於紐西蘭瑪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語言研究系。從博士論文開始，她處理的就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上幾乎也都以臺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年還刊行了所編所譯的《牛車︰1934迄1977年的臺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不過在〈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一文中，哈玫麗卻走回臺灣日治時代的前半期，以1923年在東京創立的《臺灣民報》為中介，討論了後來攸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形成的兩條發展線脈︰一是張我軍引發的臺灣白話文論戰，另一條也相關，乃臺灣白話文論戰後《臺灣民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所造成的衝擊。哈玫麗的結論是當時的臺灣作家一如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尤其是在《臺灣民報上》重刊者──的影響。哈玫麗繼而在反殖民的主題和臺灣的認同問題上深耕，展現《臺灣民報》在當時的啟蒙地位。
日人的臺灣文學與臺灣的日文文學
對多數清末民初的臺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臺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中，前朝記憶與唐山意識仍然強烈無比。在舉世華人國家中，臺灣──不論是世居其地的舊住民或原住民──和日本的軍事衝突規模也最大，而且層出不窮，在日本治臺的前十五年尤常使其部隊疲於奔命。我們為此特別中譯了杜克大學荊子馨教授的〈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話說回來，日本殖民依舊是不可消抹的史實，日本作家訪臺與或曾經居臺也是事實。這些人在常人眼中不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馬關條約》之後，從臺灣曾為日本「領土」的角度看，他們確實是「臺灣人」，至少可稱「日裔」的臺灣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這些人不是自己買棹北返，就是讓國民政府遣送回日，「臺灣經驗」已化身潛伏進日文的文學作品中，在小說裡尤其可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一向不敢輕忽臺灣本地人的「日文文學」，獨獨遺漏了日本人的「臺灣文學」，說來奇怪。近年來大阪大學的垂水千惠與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探首移向這部分的作品，我們幸而更有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潛心研究這有待拓墾的處女地。她所作〈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在後現代的意識中觀察，不僅有新意，抑且是開山之作，自有篳路藍縷之功。阮文處理了林芙美子（1903-1951）、真杉靜枝（1901-1955）與(土反)口□子（1914-）等三位日本女作家，討論她們描述臺灣及日本其他南方殖民地的小說。「這三位女作家固然背景不同，但她們在追求自我想盼的實現與現代性時，都橫渡了阻隔臺灣與日本的大海。」換句話說，她們跨接了兩個文化區，在戰後甚至銜接了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文學史有時也頗浪漫。
這些日籍的女性臺灣作家的對立面，乃一群早已冠上「皇民作家」頭銜的小說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多已揚名立萬。晚節不保或不得不保，在在訴說的是他們面對大東亞戰爭末期在文化上所顯現的窘況。其時日本為擴充兵源，也為鞏固自身的利益，開始要求臺灣人拋棄漢姓漢名，褪下唐衫，穿戴起和服，把自己「變成日本人」。這個過程，和戰後國民黨喝令原住民放棄祖先名姓，改用漢姓漢名異曲同工。宋楚瑜身任國府新聞局長前後，又三申五令，不許學生在校講「方言」，也限制電視上的「方言節目」亦屬殊途同歸。總之，國民黨治臺的方案就是把臺灣人「變成中國人」
張誦聖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平生以臺灣文學的研究為職志，著作以1960年代為基準，上下開攻，涉及了1970年代迄今的臺灣文學。在這同時，她也拓展到了日本時代的小說，她的〈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便以日本占領臺灣最後一個階段的小說命旨。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要求臺灣各類住民改變名姓，做個天皇的好子民。在這約莫三年的時間中，一部分作家見風轉舵，確實學做天皇的好子民，大寫以日本為尊的小說，大聲吟頌讚美天皇的詩歌。呂赫若、陳火泉、王昶雄，以及周金波、葉石濤等人都曾如此，一時間出現了不少「皇民練成運動」的小說。在時勢壓力下，連楊逵這種臺灣強硬派的左翼分子，也不得不對日本天皇──還有日本皇軍──歌功頌德一番，詩文中極盡「諂媚」之能事。張誦聖的這篇論文倒不直接以「皇民小說」為論述對象，展開的反而是某種後設批評，對研究這類小說的評論再加評論。她的結論精確至極︰「本土臺灣文學論述經常由臺灣國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就如本土文學論述受到簡化的左翼思想壟斷一般。」不過我也要指出︰本土臺灣文學論述也常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道理彷彿。
國家暴力與傷痕文學
臺灣人普遍都有「唐山意識」，日治時代更是如此。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我總覺得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簡化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混為一談。這一點論證起來十分複雜，簡單講就是日治時代的臺灣人未曾有過「中華民國經驗」；有之，則為「前朝記憶」或儒門意識形態所促成的「追遠之思」。祖先經驗我們當然要記取，認同移居之處也和「數典忘祖」無關。1945年以前，臺灣從來沒讓中華民國統治過，日治時期怎可能有國府後來宣導的「中華民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甭談1949年後才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舊住民中的閩南與客家兩族都和國民政府及所謂外省族群的「新住民」有過嫌隙，甚至兵戎相見，這是遠因。至於近故，則得拉回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近代臺灣史上的大事，事發又有遠因和近故。後者早已真相大白，乃臺北市販售私菸的婦人遭軍警擊斃而引起。至於前者，那又複雜了，主要問題在接收大員的態度與治臺的表現，而其受難者本省與外省族群都有。二二八事件本遭到消音已久，解嚴後才又新啟反思，史學界尤多。
表現在文學上，二二八事件形成鍾肇政的《怒濤》等等小說。這些作品雖非創作於事發當時，然而寫來激昂澎湃，每每也令人讀來動容，從文學評論的角度立論者亦多。此其中，林麗君的〈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堪稱佳作。所謂「一個故事」，指的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一生。他們都是臺灣人，都曾在日本時代遠赴中國，參與抗日的戰爭。戰後回臺，他們所見是二二八的亂局，隨之即遭警逮捕，巧立名目一槍決，一留人間，苟延殘喘。解嚴前後，他們的生命雙雙化成藍博洲的短篇小說〈幌馬車之歌〉的主題，也轉為侯孝賢導演的臺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好男好女》。小說與電影共享主題，一一探索再現暴行的方式，而林麗君所寫，便在檢視這兩種藝術媒介處理「過去」的策略及其面對的問題。在電影中，侯孝賢「刻意把觀眾和銀幕上演出的事件……距離拉開」，而藍博洲則「採用新聞紀實的敘事策略，製造出多重聲部，而所有聲音又從不同角度論及同一人，因而創造出圓桌座談的氣氛」。林麗君文筆明快，見解甚為精湛。
走過了二二八事件，臺灣史來到了1950年代。比起紛擾多事的1940年代，這個年代安靜多了。大體而言，臺灣當時幾乎只有一種聲音，只有1940年代末播遷來臺的國府的「反共抗俄」論述，而在這個「國策」倡導與指導下，「反共文學」時興起來了。論者多以為此一文類乃政治產物，從而貶低其重要性與文學史上的意義，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獨排眾議，在《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中特闢專章討論其中的小說類，和齊邦媛教授的〈千年之淚︰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一文前後輝映。本書特別收入王著該書中的一章〈傷痕記憶，國家文學〉，以饗讀者。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認為1950年代的反共小說可以和1980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傷痕文學」相提並論，乃「臺海兩岸在文學類型上的互動」，因為這些文學類型都在見證「中國的苦難」，傾吐對彼此的不滿，乃「中國自家人鬥爭」的虛構性記實。「傷痕文學」不是本書旨趣；在臺灣文學這方面，王德威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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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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