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版前言

常聽人說，無論電影或小說，處女作都融入了該作者的一切。假使這個論點成立的話，那對我而言，處女作顯然就不該是電影，而是這本《雲沒有回答》。

這本紀實報導，是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富士電視台深夜播放的ＮＯＮＦＩＸ《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紀錄片為基礎，幾經取材寫成的作品。

第一次自己企劃、導演，將取材編纂成六十分鐘長的節目，過程經歷了許多困難。最主要的，是我從未有過採訪這類「社會議題」的經驗，大學時也沒學過記者的專業訓練，純粹一介新手製作人，當時恐怕也完全不了解何謂取材吧。

這次重新回顧二十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憶起了某些事。當時，我針對本書的主角，名為山內豐德的菁英官僚自殺一案，想要採訪水俁病訴訟狀況，因而前往環境廳（當時）的廣報課，將載明採訪宗旨的企劃書交給對方。對應的窗口負責人意外的親切。不料，幾天後我致電確認結果時，對方的態度卻有了極大的轉變。

「我們拒絕採訪。」

他直截了當地說。為什麼呢？我反問，對方如下回應。

「你不是電視台的人對吧？我們沒有義務接受像你這種承包商的採訪。」

說完，他就掛掉電話。之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打電話來，叮囑我：「製作公司的人要是擅作主張，我們會很困擾。」

透過話筒，我充分感受到環境廳官員所謂「承包商」意涵的侮蔑，如今回想起來，甚至湧起一股怒火攻心的激憤，然而當時的我，卻持著完全不同的情緒，放下話筒。

「是啊……我不是記者。」

假使我並非因為能力，而是因為立場和所屬團體不同，一開始就被為國民「知的權利」而採訪的記者所隸屬的媒體排除在外，到頭來，我又能憑藉什麼，將攝影機對著採訪對象，遞出麥克風呢？懷抱著這種如同青春期煩惱般，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自問自答，我繼續進行取材。多麼可悲的出航。然而，意外的，問題的答案竟然就在取材的對象身上。

既然取材的山內豐德已經不在人世，再怎麼說都應該採訪他的太太。當然，我把攝影機和麥克風遞給她，並不是為了讓對方說出失去丈夫的悲傷。而是希望能藉著夫人最貼近他的視角，闡述山內對福祉政策的投入及挫折。

我造訪了山內夫人位於町田的自宅，在被領往玄關旁的榻榻米房間裡，含糊不清、毫無自信地說明了採訪宗旨。

（看來就算被拒絕也無可奈何吧……）

還記得話說到一半，我就已經陷入這種半放棄的悲慘狀態。但儘管如此，夫人說出來的話，卻與我想像的截然不同。

「對我來說，丈夫的死完全是私人的事，不過從他的立場來看，他的死也有著公共意義吧。這麼一想，我也認為由我來闡述丈夫對福祉的態度，會是丈夫所期望的。」

她把視線一直落在自己手上，卻意志堅定地接受了我的採訪。那就是一切的開端。

當時她口中的「公共」一詞，給予了我取材的憑藉，即便過了二十多年，我依然持續思考著有關電視台外包製作節目一事，而那次採訪成了為它找出意義的契機和緣起。

人類既然無法獨自生存，那麼，人生中就有一部分會不斷處在「公共」領域，公開個體的存在。「傳播」這種方式或「採訪」的行為，說穿了就是為了促成個體在公共領域和時間裡與他人相遇、時而衝突、進而成長的存在。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用「權利」和「義務」等某些帶有痛苦、一廂情願的詞彙。單就「廣播」來說，不僅相關工作的製作者、傳播者與演出者，還有贊助者藉由出資，觀眾藉由觀賞，促使這個與他人相遇的「公共圈」成熟發展，包容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是在實踐參與社會的行為。至於這些是否為本意就暫且不談了，就結果而言，毋庸置疑，廣受歡迎。

二十八歲的我，當然不是因為考量到這些才製播節目。然而心裡確實有某種意識在其中。無論節目，還是後來重新取材並出版的這本紀實報導，我都想盡可能的意識到所謂的「社會性」，避免以聳動的方式來處理菁英官僚自殺一事。

話雖如此，我還是要說，現今與山內自殺的五十三歲僅僅一步之遙的我，重新審閱這本著作，驚訝地發現，書中描寫得最鮮明的部分，並非因「公共」而展開的福祉話題，而是有關夫妻相處模式這類完全屬於私領域的內容。這對夫妻如何相遇、相攜、苦惱、別離，透過放映後重新取材，我才知道當時目睹的，是一位被遺留下來的妻子正在進行的療傷過程（grief work）。藉由她的語言重現夫婦倆的身影，恐怕就是過程的一環。這才是本書的核心吧（我幾乎可以斷言，本書不是我寫的。我只是傾聽她的心內話，並動筆寫下來而已。這無關謙虛，而是事實）。就紀實報導如何評斷這意外的事態？或許各方見解分歧，但無論如何，該部分的描寫，無疑是讓這本著作脫離社會紀實框架的原因。

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彙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彙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的活著。我會想在電影中描繪這樣的人類，或許遠因就在於相遇本書中的這對夫婦，下意識受到了影響吧。我是這麼想的。果然，處女作融入了一切。」

這本《雲沒有回答》是我的處女作，一九九二年時書名為《但是⋯⋯某福祉高級官僚　死亡的軌跡》，到二〇〇一年改以《官僚為何選擇絕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版。

這是我二十幾歲時寫的紀實報導，二十二年後三度出版，對作者來說，實在是少有的幸褔。

在此，我想對給予我機會的編輯堀香織小姐，以及決定出版的ＰＨＰ研究所根本騎兄先生致上謝意。非常感謝。期望在他們的熱情幫助下，能夠讓這部作品被更多讀者看見。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影導演　是枝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