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滿市珠璣醉歌舞
第一節 連甍富饒 東方明珠
一、桐城雄峙
海上貿易的繁榮，給刺桐城帶來勃勃生機，它反映於城郭的恢弘壯大，也表現為富商豪賈的風雲際會。
泉州自遷移治所於晉江北岸，清源山南麓之初，百廢待舉，草創的郡城原只是砌築四個城門之外，環植刺桐樹以代替垣牆。關於泉州城郭的唐城、即子城的竹木柵欄城特點，宋人在詩作中有過確切記述。最早揭示此一特點的是宋初太宗、真宗時人曾會，他在〈寄泉僧定諸〉詩中，首先創立「刺桐城」一詞。稍後呂造便以〈刺桐城〉為題，詠出「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具體把刺桐和城郭聯繫在一處。以後兩浙路名士王十朋蒞郡知州，〈石筍橋〉詩中，進一步揭示二者關係：「刺桐為城石為筍」，因果關係十分明白。因此清代方志根據史實，概括為子城四門「分隅而列，環植刺桐，謂之桐城」，應是確論。
中國古代歷史上早已有過竹木柵欄城。東晉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都城周圍只設竹籬，城門五十六所也以籬建成，因稱為「籬門」；劉宋時宮門外的「六門城」，也是竹籬城，直至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才改建垣牆。都城如此，郡城以竹木柵欄為城，更不必大驚小怪。北宋前期，近鄰漳州始築城，也是列棘為之。宋元時期，刺桐港雖然由於海上貿易繁榮而有「富州」、「樂郊」美稱，但其屬縣仍視城垣為「奢侈品」，大概除同安縣於宋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年）建成垣牆外，其餘都只是有市而無城狀態。
伴隨晚唐泉州海上貿易的日漸進步，子城周圍附城街衢和住宅區也不斷擴大。據傳子城周圍只有三里一百六十步，州衙建築物之外的剩餘空間太小，因此唐末曾幾度擴容，建成羅城。這是一座夯築土牆的城郭，日後僖宗光啟元年（885年）王潮兄弟率部圍城，竟以近一年時間才破城而入。五代年中，半獨立的閩南長期相對平靜，王延彬首倡而為後繼者持續奉行的著力推進海上貿易的經濟戰略，績效日益明顯，於是擴建原有羅城以應現狀所需便被提上日程。留從效治泉期間（944年11月至962年8月），實施「重加版築」工程。《清源留氏族譜》據留從效神道碑與遺事寫成〈宋太師鄂國公傳〉說：「泉州城市舊狹窄，至是擴為仁風、通淮等數門，教民間開通衢、構雲屋。」可見留從效是在唐末羅城土垣基礎上進行加固並適度拓寬，同時增加城門，以與增闢的通衢大街對稱以便疏通人流物流。於是城垣周圍計長二十三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一丈八尺，較子城周圍擴大七倍以上。城門七座：仁風（東）、鎮南（南）、通淮（東南）、義成（西）、朝天（北）、臨漳（西南）、通津（西南）。東西、南北城門相對垂直，形成自子城十字大街延伸而出的十字形中軸線，奠定刺桐城千餘年中維持不變的十字街架構。街衢兩旁，允許破除唐代封閉式的坊制，建築商業繁榮所需的商店客棧兼備的「雲屋」。在擴固羅城時，留從效明顯把南門臨江垣牆儘量向江岸推移並取與其平行走勢，顯在加強晉江海舶碇泊、裝卸作業的便利上下工夫。以後宋元時期，臨江城垣便順勢轉化為南關港口所在地。
陳洪進挈閩南和平歸順宋朝，朝廷按照太祖平定各割據政權的既定方針，隨即下達墮城命令。但未及執行，游洋百丈鎮農民軍便進圍泉州城，旋即被官軍弭平。極可能由此偶然的歷史事件，泉州羅城意外地獲得保存。之後，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因二度宋交（交趾，今越南北方）戰事，朝廷詔令東南沿海州軍修築城垣，泉州羅城雖列為「添修」事項，又由於經費無著而未能動工。進入北宋中期，海上貿易導致的刺桐城市民人口的不斷攀升，表現於宋代城市在擺脫唐代方塊坊曲制之後，逐漸形成的住宅無序化與城垣街衢硬體規整性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擴大，終將引發災難性結果必不可免。「大都羅城、子城內外壕溝如人之一身，血脈流貫，通則俱通，滯則俱滯。乃民家傍壕溝而居者，多填委糞壤，以致堙閼，而跨溝為屋者尤甚。」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六月，一場豪雨導致無壕溝宣洩的城內積水而氾濫成災，淹沒並沖毀民宅數千幢。兩年後，知州丁竦被迫掘開東南角城垣，疏引積水轉注城外東南方的天水淮，又疏通城內溝水注於光孝塘，再合流於通淮水門。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知州葉庭珪鑑於通淮水門的疏導功能不可廢絕，便於其旁正式創築通淮城門。之後，城區人口繼續攀升，而民居侵溝、垃圾淤塞的問題始終突出，地方政府補苴罅漏，未能奏效。壕溝堙塞最為厲害的街區則在城內東南隅，瀕臨巽水、筍江的「番舶客航聚集之地」，當地即中外海商麇集聚居地段。因此，神宗熙寧初年郡守丁竦穴城以通天水淮，不但疏浚溝渠，而且也為了「便於舟楫，百賈貿遷皆至於市」，從而給海商以生活和裝綱作業的便利。
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知州陸藻首次以外磚內石包砌城垣。南宋前期也多次進行修補。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知州鄒應龍向蕃商募集鉅資又進行一次大修。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知州游九功對羅城實行第二次展拓。當時羅城南門外筍江沿岸的中外海商住宅鱗次櫛比，鑑於蕃商於寧宗嘉定四年捐資大修城郭，作為回報，泉州地方政府便慨然東自浯浦，西抵臨漳門，砌築一道基闊八尺、高一丈、長四百三十八丈的石城，將該住宅群圍護起來。這道石城史稱「翼城」。此外，又於各座城門口修築甕城。至此，泉州城垣壯實雄偉，樓櫓相望，雉堞聳峙，甕城整齊。所以，爾後百多年都不再大修。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監郡偰玉立第三次對羅城施行展拓，合併羅城與翼城，全城一律外砌條石，基闊二丈至二丈四尺、高二丈一尺、周回總長三十里。南門改稱徳濟，廢西南通津門，稍東另闢南薰門。展拓工程也施行於原來西北角王延彬、東北角陳洪進所凸出的部分，囊括於新羅城，又特意將通淮門與仁風門之間原來平直的垣牆改向東南凸出，以便該地附城草市也收入羅城。顯然可見，此次展拓旨在將基於海上貿易而發展起來的住宅群收入羅城，使其居民同樣獲得城垣保護，實現社會秩序的安定。特別突出的是東南部分海商住宅區收入羅城後竟形成銳角形狀，一如鯉吻飲江，自此刺桐城又有「鯉城」美稱。民間以「鯉躍龍門」期盼好運，刺桐城確實由於海上絲瓷香藥之路而騰飛，城形與商機巧妙統一，意外地珠聯璧合。
城垣是居住其內市民住宅數量與質量的綜合硬體表現。因此，城垣的展拓本身就意味著市民群體的擴張。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設置、刺桐港的開放，自然會帶出戶口的急劇膨脹。熙寧變法時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鄭俠，哲宗一朝均在泉州供職，他在一篇替別人草擬的〈代謝章（惇）相公啟〉文內，形容刺桐城為「農士工商之會，東西南北之人」叢雜眾多的城市。同時，永春縣令江公望的〈多暇亭記〉描述城中「巨商大賈，摩肩接足，相刅於道」擁擠不堪的情形。因此，其結果可想而知。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知州陸藻於〈修城記〉中指出：
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本文已佚，現在能見到的只有這幾句。前二句說明泉州遙對京師、東連群島的地理方位，後二句筆鋒一轉，指出泉州城內有如畫坊巷八十區、人口無疑有五十萬。這筆人口數當然也包括多處城門外附城草市和城南江幹流動性商客以及大量住唐的蕃商與其眷屬。他們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所以人數雖多、財力也大，但只能一時暫棲南門江幹迤邐法石草市的條狀地帶。如按單口五人為一戶折算，約為十萬戶。北宋汴京，神宗時城郭居民達二十萬戶，刺桐城是它的半數。等而下之，就沒有其他城市可以比肩看齊。杭州城郭戶數，比泉州要晚七十五年，即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才擁有十一萬二千戶。成都則晚半個世紀始出現「繁雄十萬戶」局面。蘇州、鄂州也只有在南宋年中分別達到「所謂十萬家之數」、「江渚鱗差十萬家」的稠密高度。
南宋後期，刺桐城人口又繼續有所爬升。知州游九功展拓羅城後，祝穆父子根據刺桐城城郭的戶口總數，以為「中藏闤闠餘十萬家」，顯比宣和戶口數又有增加。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義大利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蒞泉，據其親見並估計刺桐城人口在二十萬以上。戶口歷來盈縮無常，雅各的估計或有一定道理，宋朝末年朝政黑暗，社會紛亂，也可能出現城居戶口流失、脫籍等現象而有所減少。
二、溫陵都會
刺桐城俊美壯觀，五代後期，便呈現「台館翬飛匝郡城」景觀。其後伴隨海上貿易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城市容顏更趨華麗，令興化軍籍的名詩人劉克莊讚歎不已：「溫陵大都會，朱門華屋，鈿車寶馬相望。」但毋庸諱言，一如歷史上的任一城市那樣，刺桐城也有兩副面孔，即它隨著貧富懸殊的拉大，貧民街衢便日趨慘澹和凋零。雅各‧德安科納來泉後，親見這些街區以竹木建成的店鋪擁擠不堪，街道顯得狹窄骯髒。而隨著人口攀升引發嚴重的住宅侵街、侵溝現象，致使街衢糞壤填委，甚至有人徑直往人行道上拉小便潑髒水。
數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必然有著蜘蛛網狀的街巷。唐朝後期，泉州城街巷以刺桐為城郭內外的綠化樹木已見諸詩文。試看：
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
猗猗小豔夾通衢，晴日熏風笑越姝。
南國清和煙雨辰，刺桐夾道花開新。
林梢簇簇紅霞爛，暑天別覺生精神。這裡，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和諧共存，人與刺桐互相傳遞信息，紅霞般燦爛的刺桐花魅力十足，放眼觀賞它就煥發起奕奕神采。可惜的是進入宋代後，這種景觀已不復重現，詩文中也不再看見有關文字。這大概是人口膨脹，住宅侵街、侵溝以及街衢改造，使得刺桐被迫退出街衢兩旁。對於刺桐城的街巷網絡，歷史文獻也差不多把它忘卻。幸虧雅各蒞泉，據他說，當時有紅花街、小紅花街、三盤街、四宮街、和街、萬壽街，主要街道口則築有報時鐘塔，樓上設置滴漏，每個時辰，報時人便鳴鑼周知，俾便各行各業遵照時辰行事。夜晚一到，刺桐城的大街小巷、店前屋下，處處燈火通明，「這個城市被映照得特別燦爛，在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城市晚間照明普及化標誌著自唐代封閉型坊制廢止以後的又一大進步，市場夜晚經營，瓦市、勾欄、妓院、酒樓等等的夜生活，也便成為城市生活的結構性內涵。
第一節 連甍富饒 東方明珠
一、桐城雄峙
海上貿易的繁榮，給刺桐城帶來勃勃生機，它反映於城郭的恢弘壯大，也表現為富商豪賈的風雲際會。
泉州自遷移治所於晉江北岸，清源山南麓之初，百廢待舉，草創的郡城原只是砌築四個城門之外，環植刺桐樹以代替垣牆。關於泉州城郭的唐城、即子城的竹木柵欄城特點，宋人在詩作中有過確切記述。最早揭示此一特點的是宋初太宗、真宗時人曾會，他在〈寄泉僧定諸〉詩中，首先創立「刺桐城」一詞。稍後呂造便以〈刺桐城〉為題，詠出「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具體把刺桐和城郭聯繫在一處。以後兩浙路名士王十朋蒞郡知州，〈石筍橋〉詩中，進一步揭示二者關係：「刺桐為城石為筍」，因果關係十分明白。因此清代方志根據史實，概括為子城四門「分隅而列，環植刺桐，謂之桐城」，應是確論。
中國古代歷史上早已有過竹木柵欄城。東晉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都城周圍只設竹籬，城門五十六所也以籬建成，因稱為「籬門」；劉宋時宮門外的「六門城」，也是竹籬城，直至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才改建垣牆。都城如此，郡城以竹木柵欄為城，更不必大驚小怪。北宋前期，近鄰漳州始築城，也是列棘為之。宋元時期，刺桐港雖然由於海上貿易繁榮而有「富州」、「樂郊」美稱，但其屬縣仍視城垣為「奢侈品」，大概除同安縣於宋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年）建成垣牆外，其餘都只是有市而無城狀態。
伴隨晚唐泉州海上貿易的日漸進步，子城周圍附城街衢和住宅區也不斷擴大。據傳子城周圍只有三里一百六十步，州衙建築物之外的剩餘空間太小，因此唐末曾幾度擴容，建成羅城。這是一座夯築土牆的城郭，日後僖宗光啟元年（885年）王潮兄弟率部圍城，竟以近一年時間才破城而入。五代年中，半獨立的閩南長期相對平靜，王延彬首倡而為後繼者持續奉行的著力推進海上貿易的經濟戰略，績效日益明顯，於是擴建原有羅城以應現狀所需便被提上日程。留從效治泉期間（944年11月至962年8月），實施「重加版築」工程。《清源留氏族譜》據留從效神道碑與遺事寫成〈宋太師鄂國公傳〉說：「泉州城市舊狹窄，至是擴為仁風、通淮等數門，教民間開通衢、構雲屋。」可見留從效是在唐末羅城土垣基礎上進行加固並適度拓寬，同時增加城門，以與增闢的通衢大街對稱以便疏通人流物流。於是城垣周圍計長二十三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一丈八尺，較子城周圍擴大七倍以上。城門七座：仁風（東）、鎮南（南）、通淮（東南）、義成（西）、朝天（北）、臨漳（西南）、通津（西南）。東西、南北城門相對垂直，形成自子城十字大街延伸而出的十字形中軸線，奠定刺桐城千餘年中維持不變的十字街架構。街衢兩旁，允許破除唐代封閉式的坊制，建築商業繁榮所需的商店客棧兼備的「雲屋」。在擴固羅城時，留從效明顯把南門臨江垣牆儘量向江岸推移並取與其平行走勢，顯在加強晉江海舶碇泊、裝卸作業的便利上下工夫。以後宋元時期，臨江城垣便順勢轉化為南關港口所在地。
陳洪進挈閩南和平歸順宋朝，朝廷按照太祖平定各割據政權的既定方針，隨即下達墮城命令。但未及執行，游洋百丈鎮農民軍便進圍泉州城，旋即被官軍弭平。極可能由此偶然的歷史事件，泉州羅城意外地獲得保存。之後，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因二度宋交（交趾，今越南北方）戰事，朝廷詔令東南沿海州軍修築城垣，泉州羅城雖列為「添修」事項，又由於經費無著而未能動工。進入北宋中期，海上貿易導致的刺桐城市民人口的不斷攀升，表現於宋代城市在擺脫唐代方塊坊曲制之後，逐漸形成的住宅無序化與城垣街衢硬體規整性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擴大，終將引發災難性結果必不可免。「大都羅城、子城內外壕溝如人之一身，血脈流貫，通則俱通，滯則俱滯。乃民家傍壕溝而居者，多填委糞壤，以致堙閼，而跨溝為屋者尤甚。」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六月，一場豪雨導致無壕溝宣洩的城內積水而氾濫成災，淹沒並沖毀民宅數千幢。兩年後，知州丁竦被迫掘開東南角城垣，疏引積水轉注城外東南方的天水淮，又疏通城內溝水注於光孝塘，再合流於通淮水門。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知州葉庭珪鑑於通淮水門的疏導功能不可廢絕，便於其旁正式創築通淮城門。之後，城區人口繼續攀升，而民居侵溝、垃圾淤塞的問題始終突出，地方政府補苴罅漏，未能奏效。壕溝堙塞最為厲害的街區則在城內東南隅，瀕臨巽水、筍江的「番舶客航聚集之地」，當地即中外海商麇集聚居地段。因此，神宗熙寧初年郡守丁竦穴城以通天水淮，不但疏浚溝渠，而且也為了「便於舟楫，百賈貿遷皆至於市」，從而給海商以生活和裝綱作業的便利。
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知州陸藻首次以外磚內石包砌城垣。南宋前期也多次進行修補。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知州鄒應龍向蕃商募集鉅資又進行一次大修。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知州游九功對羅城實行第二次展拓。當時羅城南門外筍江沿岸的中外海商住宅鱗次櫛比，鑑於蕃商於寧宗嘉定四年捐資大修城郭，作為回報，泉州地方政府便慨然東自浯浦，西抵臨漳門，砌築一道基闊八尺、高一丈、長四百三十八丈的石城，將該住宅群圍護起來。這道石城史稱「翼城」。此外，又於各座城門口修築甕城。至此，泉州城垣壯實雄偉，樓櫓相望，雉堞聳峙，甕城整齊。所以，爾後百多年都不再大修。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監郡偰玉立第三次對羅城施行展拓，合併羅城與翼城，全城一律外砌條石，基闊二丈至二丈四尺、高二丈一尺、周回總長三十里。南門改稱徳濟，廢西南通津門，稍東另闢南薰門。展拓工程也施行於原來西北角王延彬、東北角陳洪進所凸出的部分，囊括於新羅城，又特意將通淮門與仁風門之間原來平直的垣牆改向東南凸出，以便該地附城草市也收入羅城。顯然可見，此次展拓旨在將基於海上貿易而發展起來的住宅群收入羅城，使其居民同樣獲得城垣保護，實現社會秩序的安定。特別突出的是東南部分海商住宅區收入羅城後竟形成銳角形狀，一如鯉吻飲江，自此刺桐城又有「鯉城」美稱。民間以「鯉躍龍門」期盼好運，刺桐城確實由於海上絲瓷香藥之路而騰飛，城形與商機巧妙統一，意外地珠聯璧合。
城垣是居住其內市民住宅數量與質量的綜合硬體表現。因此，城垣的展拓本身就意味著市民群體的擴張。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設置、刺桐港的開放，自然會帶出戶口的急劇膨脹。熙寧變法時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鄭俠，哲宗一朝均在泉州供職，他在一篇替別人草擬的〈代謝章（惇）相公啟〉文內，形容刺桐城為「農士工商之會，東西南北之人」叢雜眾多的城市。同時，永春縣令江公望的〈多暇亭記〉描述城中「巨商大賈，摩肩接足，相刅於道」擁擠不堪的情形。因此，其結果可想而知。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知州陸藻於〈修城記〉中指出：
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本文已佚，現在能見到的只有這幾句。前二句說明泉州遙對京師、東連群島的地理方位，後二句筆鋒一轉，指出泉州城內有如畫坊巷八十區、人口無疑有五十萬。這筆人口數當然也包括多處城門外附城草市和城南江幹流動性商客以及大量住唐的蕃商與其眷屬。他們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所以人數雖多、財力也大，但只能一時暫棲南門江幹迤邐法石草市的條狀地帶。如按單口五人為一戶折算，約為十萬戶。北宋汴京，神宗時城郭居民達二十萬戶，刺桐城是它的半數。等而下之，就沒有其他城市可以比肩看齊。杭州城郭戶數，比泉州要晚七十五年，即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才擁有十一萬二千戶。成都則晚半個世紀始出現「繁雄十萬戶」局面。蘇州、鄂州也只有在南宋年中分別達到「所謂十萬家之數」、「江渚鱗差十萬家」的稠密高度。
南宋後期，刺桐城人口又繼續有所爬升。知州游九功展拓羅城後，祝穆父子根據刺桐城城郭的戶口總數，以為「中藏闤闠餘十萬家」，顯比宣和戶口數又有增加。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義大利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蒞泉，據其親見並估計刺桐城人口在二十萬以上。戶口歷來盈縮無常，雅各的估計或有一定道理，宋朝末年朝政黑暗，社會紛亂，也可能出現城居戶口流失、脫籍等現象而有所減少。
二、溫陵都會
刺桐城俊美壯觀，五代後期，便呈現「台館翬飛匝郡城」景觀。其後伴隨海上貿易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城市容顏更趨華麗，令興化軍籍的名詩人劉克莊讚歎不已：「溫陵大都會，朱門華屋，鈿車寶馬相望。」但毋庸諱言，一如歷史上的任一城市那樣，刺桐城也有兩副面孔，即它隨著貧富懸殊的拉大，貧民街衢便日趨慘澹和凋零。雅各‧德安科納來泉後，親見這些街區以竹木建成的店鋪擁擠不堪，街道顯得狹窄骯髒。而隨著人口攀升引發嚴重的住宅侵街、侵溝現象，致使街衢糞壤填委，甚至有人徑直往人行道上拉小便潑髒水。
數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必然有著蜘蛛網狀的街巷。唐朝後期，泉州城街巷以刺桐為城郭內外的綠化樹木已見諸詩文。試看：
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
猗猗小豔夾通衢，晴日熏風笑越姝。
南國清和煙雨辰，刺桐夾道花開新。
林梢簇簇紅霞爛，暑天別覺生精神。這裡，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和諧共存，人與刺桐互相傳遞信息，紅霞般燦爛的刺桐花魅力十足，放眼觀賞它就煥發起奕奕神采。可惜的是進入宋代後，這種景觀已不復重現，詩文中也不再看見有關文字。這大概是人口膨脹，住宅侵街、侵溝以及街衢改造，使得刺桐被迫退出街衢兩旁。對於刺桐城的街巷網絡，歷史文獻也差不多把它忘卻。幸虧雅各蒞泉，據他說，當時有紅花街、小紅花街、三盤街、四宮街、和街、萬壽街，主要街道口則築有報時鐘塔，樓上設置滴漏，每個時辰，報時人便鳴鑼周知，俾便各行各業遵照時辰行事。夜晚一到，刺桐城的大街小巷、店前屋下，處處燈火通明，「這個城市被映照得特別燦爛，在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城市晚間照明普及化標誌著自唐代封閉型坊制廢止以後的又一大進步，市場夜晚經營，瓦市、勾欄、妓院、酒樓等等的夜生活，也便成為城市生活的結構性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