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年畫
年畫由來
每年元旦，是除舊更新的一天，在封建社會裡，家家戶戶都要在門外插掛趨吉避凶的法物，認為這樣就能使鬼魔遠避，不進門來。相沿成習，遂成為通行全國的一種歲時風俗。舊籍所載，關於古代歲首以祓除不祥的東西，種類很多，但性質卻相同。大約最初是一些象徵的東西，如桃茢、桃弧、棘矢、葦索之類。後來改用桃人、明鳥、桃梗等木雕形象，在技術上已有進步。到了魏晉六朝時，又從木雕發展成圖繪的桃符、桃板，在製作上比較簡化，而形象上則是更進一步地美化。此後，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又改圖繪為印刷，至遲到宋代，這種印刷品的銷售範圍已大為擴展。社會的需要越廣，內容也越加豐富，於是不再限於迷信一類的東西，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民間最受歡迎的一種造型藝術——年畫。
桃符與門神
上面所說古代歲首用以祓除不祥的各種東西，它們的形象早已不見，只有桃符尚有蹤跡可尋，它與桃板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以神荼、鬱壘（門神）為主題，同時也附帶繪一些其他圖案。後來「閥越門第」的門神越畫越大，宋代就有「等身門神」出售。大約在這時，門神就與桃符分家而獨立，桃符反而居於門神兩側（釘在門柱上面），這裡介紹的一副畫對，是蘇州傳統的桃符形式，左右兩條，分成七格。最上一格繪「日月並升」，第二格繪「加官進爵」，第三格到第六格，右面的圖案是「綾羅傘蓋」的諧聲，左面的圖案是「華冠羽裳」的諧聲。這兩句吉利語，顯然已含有對聯的意義。
末一格繪一水中動物，不知其名，彩繪藝人通稱其為「嚇水」，但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按《歲時廣記》引《皇朝歲時雜記》稱：「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這裡的所謂「嚇水」是否即「白澤」，不敢肯定。總之，這類圖案與年畫的性質很相近，是研究蘇州年畫值得注意的資料。桃花塢年畫與虎丘畫鋪
研究蘇州桃花塢年畫，不能忽略蘇州虎丘畫鋪。虎丘很早就已出名，在太平天國以前，這裡一直是個名勝之區，同時也是個商業區。山塘河岸店鋪櫛比，特別是蘇州的各種工藝美術品，大都集中於此。當時賣年畫的商店，就叫作「畫鋪」，掛著天官三星、人物故事、山水花鳥畫，以及春聯喜對等。這些書畫價廉物美，因此頗受廣大群眾的歡迎。
太平天國失敗時，山塘一帶被清軍放火燒個精光，昔日繁榮頓成劫灰。一些工藝美術商店，就此風吹雲散，於是虎丘畫鋪遷入城內，在玄妙觀三清殿內重新營業，但已不及當年。從前民間藝人的作品，也已絕跡，藝人的姓名，所傳無幾。
據道光時顧鐵卿的《桐橋倚棹錄》稱：山塘畫鋪，異於城內之桃花塢、北寺前等處，大幅小幀，俱以筆描，非若桃花塢、寺前之多用板印也。惟工筆粗筆，各有師承，山塘畫鋪，以沙氏為最著，謂之「沙相」。沙氏世代是人物畫家，尤其仕女的面相，畫得很精工，因有「沙相」之稱（沙相指沙氏畫的人物面相），近百年畫家中的沙三春，就是山塘沙氏中的傑出人才。
又據三清殿老藝人汪老先生說，在清代咸豐同治間，有位蹺老錢，也是畫工筆仕女的，技巧在吳友如、馬根仙之上，他的作品專銷山西一路，因此本地流傳不多。其餘如吳友如、田子琳、金蟾香、馬子明等，據說也都是山塘畫鋪中的畫家，吳友如所畫仕女的面相，無疑是「沙相」，很可能是沙門弟子。
自從上海石印畫報、石印月份牌盛行以後，虎丘畫鋪與桃花塢年畫，便走上衰路，在山塘席場弄中有位徐全福，可算是虎丘最後一位年畫藝人。辛亥革命以後，他轉業在怡園養花，虎丘年畫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此外，在無錫蕩口鎮、大牆門、鴻聲里一帶的農民，從事年畫工作的很多是虎丘年畫的支流。桃花塢年畫，不同於虎丘用筆描畫的年畫，而是一種木刻年畫，要研究它的源流，比較困難，因為年畫是民間藝術，一向被統治階級輕視，文獻中很少記載。大約最初是專印迷信用紙如門神紙馬之類的，它的印刷方法類似夾纈的染色，即在油紙或柿漆紙上面，雕成一個個空洞，然後罩在白紙上套印顏色，最後用墨筆勾好輪廓線條。俗語所謂「印不清的紙馬」，即指此而言。它有悠久的歷史，在南宋臨安市上，就有專業商店印賣門神、財門鈍驢、回頭鹿馬、灶馬之類。在這些紙馬中，是否有蘇州產品，已難考證，只能說或者有此可能。至於年畫的實物，流傳更少，相傳為唐伯虎畫的〈風流絕暢圖〉，可能是現存蘇州年畫中最早的一幅。其餘如雍正十二年的〈蘇州城內外三百六十行圖〉、乾隆九年的〈萬年橋圖〉、乾隆十年的〈西湖十景〉等（圖載《中國年畫發展史略》），都是清初作品，不但刻工精細，而且構圖逼真。鄭振鐸同志在《中國版畫史》一書中說：「塢中諸肆，殆為江南各地刊畫之總樞，蓋自徽派版畫式微以後，吳中刻工起而代之矣。」這些話並不過火，清初桃花塢的木刻年畫，確實堪與晚明新安刻工媲美。
年畫由來
每年元旦，是除舊更新的一天，在封建社會裡，家家戶戶都要在門外插掛趨吉避凶的法物，認為這樣就能使鬼魔遠避，不進門來。相沿成習，遂成為通行全國的一種歲時風俗。舊籍所載，關於古代歲首以祓除不祥的東西，種類很多，但性質卻相同。大約最初是一些象徵的東西，如桃茢、桃弧、棘矢、葦索之類。後來改用桃人、明鳥、桃梗等木雕形象，在技術上已有進步。到了魏晉六朝時，又從木雕發展成圖繪的桃符、桃板，在製作上比較簡化，而形象上則是更進一步地美化。此後，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又改圖繪為印刷，至遲到宋代，這種印刷品的銷售範圍已大為擴展。社會的需要越廣，內容也越加豐富，於是不再限於迷信一類的東西，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民間最受歡迎的一種造型藝術——年畫。
桃符與門神
上面所說古代歲首用以祓除不祥的各種東西，它們的形象早已不見，只有桃符尚有蹤跡可尋，它與桃板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以神荼、鬱壘（門神）為主題，同時也附帶繪一些其他圖案。後來「閥越門第」的門神越畫越大，宋代就有「等身門神」出售。大約在這時，門神就與桃符分家而獨立，桃符反而居於門神兩側（釘在門柱上面），這裡介紹的一副畫對，是蘇州傳統的桃符形式，左右兩條，分成七格。最上一格繪「日月並升」，第二格繪「加官進爵」，第三格到第六格，右面的圖案是「綾羅傘蓋」的諧聲，左面的圖案是「華冠羽裳」的諧聲。這兩句吉利語，顯然已含有對聯的意義。
末一格繪一水中動物，不知其名，彩繪藝人通稱其為「嚇水」，但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按《歲時廣記》引《皇朝歲時雜記》稱：「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這裡的所謂「嚇水」是否即「白澤」，不敢肯定。總之，這類圖案與年畫的性質很相近，是研究蘇州年畫值得注意的資料。桃花塢年畫與虎丘畫鋪
研究蘇州桃花塢年畫，不能忽略蘇州虎丘畫鋪。虎丘很早就已出名，在太平天國以前，這裡一直是個名勝之區，同時也是個商業區。山塘河岸店鋪櫛比，特別是蘇州的各種工藝美術品，大都集中於此。當時賣年畫的商店，就叫作「畫鋪」，掛著天官三星、人物故事、山水花鳥畫，以及春聯喜對等。這些書畫價廉物美，因此頗受廣大群眾的歡迎。
太平天國失敗時，山塘一帶被清軍放火燒個精光，昔日繁榮頓成劫灰。一些工藝美術商店，就此風吹雲散，於是虎丘畫鋪遷入城內，在玄妙觀三清殿內重新營業，但已不及當年。從前民間藝人的作品，也已絕跡，藝人的姓名，所傳無幾。
據道光時顧鐵卿的《桐橋倚棹錄》稱：山塘畫鋪，異於城內之桃花塢、北寺前等處，大幅小幀，俱以筆描，非若桃花塢、寺前之多用板印也。惟工筆粗筆，各有師承，山塘畫鋪，以沙氏為最著，謂之「沙相」。沙氏世代是人物畫家，尤其仕女的面相，畫得很精工，因有「沙相」之稱（沙相指沙氏畫的人物面相），近百年畫家中的沙三春，就是山塘沙氏中的傑出人才。
又據三清殿老藝人汪老先生說，在清代咸豐同治間，有位蹺老錢，也是畫工筆仕女的，技巧在吳友如、馬根仙之上，他的作品專銷山西一路，因此本地流傳不多。其餘如吳友如、田子琳、金蟾香、馬子明等，據說也都是山塘畫鋪中的畫家，吳友如所畫仕女的面相，無疑是「沙相」，很可能是沙門弟子。
自從上海石印畫報、石印月份牌盛行以後，虎丘畫鋪與桃花塢年畫，便走上衰路，在山塘席場弄中有位徐全福，可算是虎丘最後一位年畫藝人。辛亥革命以後，他轉業在怡園養花，虎丘年畫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此外，在無錫蕩口鎮、大牆門、鴻聲里一帶的農民，從事年畫工作的很多是虎丘年畫的支流。桃花塢年畫，不同於虎丘用筆描畫的年畫，而是一種木刻年畫，要研究它的源流，比較困難，因為年畫是民間藝術，一向被統治階級輕視，文獻中很少記載。大約最初是專印迷信用紙如門神紙馬之類的，它的印刷方法類似夾纈的染色，即在油紙或柿漆紙上面，雕成一個個空洞，然後罩在白紙上套印顏色，最後用墨筆勾好輪廓線條。俗語所謂「印不清的紙馬」，即指此而言。它有悠久的歷史，在南宋臨安市上，就有專業商店印賣門神、財門鈍驢、回頭鹿馬、灶馬之類。在這些紙馬中，是否有蘇州產品，已難考證，只能說或者有此可能。至於年畫的實物，流傳更少，相傳為唐伯虎畫的〈風流絕暢圖〉，可能是現存蘇州年畫中最早的一幅。其餘如雍正十二年的〈蘇州城內外三百六十行圖〉、乾隆九年的〈萬年橋圖〉、乾隆十年的〈西湖十景〉等（圖載《中國年畫發展史略》），都是清初作品，不但刻工精細，而且構圖逼真。鄭振鐸同志在《中國版畫史》一書中說：「塢中諸肆，殆為江南各地刊畫之總樞，蓋自徽派版畫式微以後，吳中刻工起而代之矣。」這些話並不過火，清初桃花塢的木刻年畫，確實堪與晚明新安刻工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