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與NGOs:中止納瑪達水壩計畫中的倡議型NGO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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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段家誠 追蹤作者 ?
  • 出版社:群學 追蹤出版社 ?
  • 出版日:2014/12/10
  • ISBN:9789866525865
  • 適讀年齡: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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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直擊NGO如何以小搏大,挫敗世銀的「納瑪達水壩計畫」!


這本書說的是一則「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故事。世界銀行這個超大型國際組織,創立本意在提攜開發中國家,平衡世界發展不均,卻因過度重視開發績效,逐漸脫韁變為不受監督的可怕巨獸。話說世銀與印度政府共同發動「納瑪達水壩計畫」,環境評估輕率粗疏,也無完善安置迫遷居民的計畫,引起眾NGO關注,群起對抗,終於迫使世銀在1993年3月30日宣告補助案終止。這是世銀撤回已通過開發案的首例,「納瑪達的教訓」(the Narmada Lesson)一詞不脛而走,允為全世界環境和人權運動最輝煌的一頁。本書鉅細靡遺剖析世銀此一超大型國際組織的官僚行動邏輯,頗值得企盼成為世界公民的台灣借鑑,深入瞭解國際合作的本質,並形成在地自發監督的公民社會。

作者

段家誠

1970年日本橫濱出生,父親為在日第三代華僑,母親為台灣出身。1993 年橫濱市立大學文理學部文科國際關係課程(專攻國際學)畢業,於2001年取得橫濱國立大學研究所國際開發研究科(專攻國際開發政策)博士,現為日本阪南大學國際觀光學部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學、國際關係論、國際組織論、國際協力論


堯嘉寧

台灣大學法律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科交換留學生,研究主題為台灣人民在歷史中的紛爭解決型態與認同意識;發表論文曾獲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獎助,多次擔任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翻譯或口譯,在新加坡擔任專職譯者兩年,現職為英/日文翻譯,譯有網野善彥《重新解讀日本史》、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合譯山中永之佑編《新日本近代法論》。

目錄

臺灣版序言 III
序 論 XIII
世界銀行為何 XV
納瑪達水壩計畫 XVI
註釋 XX

第1章 納瑪達水壩計畫揭幕與倡議型NGOs登場
納瑪達水壩計畫的展開.倡議型NGOs的登場

第2章 倡議型NGOs對先進國家議會的動員
倡議型NGOs與美國國會的接觸.美國國會在納瑪達水壩問題中的影響力.日本ODA追加貸款的停止.第2章結論.第2章註釋

第3章 摩斯獨立調查團的派遣
派出摩斯獨立調查團之前的過程.摩斯獨立調查團的調查.摩斯獨立調查團的報告書與所提勸告.對《摩斯報告書》的反應.第3章結論.第3章註釋

第4章 世銀的「納瑪達理事會」與納瑪達計畫的中止
世銀秘書處召開「納瑪達理事會」前的行動.「納瑪達理事會」中的討論.世銀對納瑪達計畫貸款的中止.第4章註釋

第5章 倡議型NGOs在世銀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
與之前研究成果的關聯.納瑪達計畫中止與世銀的決策過程.倡議型NGOs外部影響假說.第5章註釋

結論 倡議型NGOs的影響力
倡議型NGOs外部影響假說對納瑪達計畫中止過程的說明.課題與展望

結論
註釋
後記
謝辭
參考文獻
附錄
索引

序/導讀

作者序

本書為2006年於日本出版的《世界銀行與NGOs》中文版,是對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 C.)的國際組織「世界銀行」,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3年,因各國政府及倡議型NGO反對而終止印度納瑪達水壩計畫(Narmada Dam Project)的相關研究。本書運用計畫過程中大量的世界銀行內部文書,印度與歐美的新聞報導,以及NGO資料,來闡釋終止過程的前因後果。此外,本書也以世界銀行總裁、理事會與事務局等內部組織的回應為基礎資料,說明倡議型NGO如何影響世界銀行已定案的計畫。

本書對於日本或現今的臺灣,大致可歸納出下列幾點助益。對於島國日本而言,國際合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由於憲法等限制,日本對外的軍事援助受到限制,因此對日本政府而言,ODA(政府開發援助)成為確保國家利益的重要外交途徑。1980年代後半,日本受泡沫經濟影響,ODA除了使貿易所得的利潤,回饋給與日本貿易順差的開發中國家,同時也成為讓日本的一般公司、建設公司和顧問公司等能確實獲得利益的手段。在此過程中,許多計畫成為對開發中國家政府與官僚進行的各式各樣利益輸送或賄賂,使ODA成為媒體、各大報社、雜誌、研究者以及NGO批判的對象,質疑ODA究竟是「為了援助誰」而推動。

日本政府和外務省一方面接受上述批判,另一方面則運用評論以及為政府辯護的學者(也就是所謂的「御用學者」),反駁針對ODA的批評。這些人就是當時ODA論戰中,廣為人知的關係者和研究者。ODA論戰從1991年開始,直到1993年外務省停止對納瑪達水壩計畫的補助且完全失去提出反論的證據為止,在數家雜誌及學會中持續不斷辯論了三年。此後,NGO與學者針對印度的辛格勞利(Singrauli)等其他計畫,廣泛批判ODA,並同時對外務省和御用學者們提出反論。然而,外務省運用許多方式,試圖封殺對ODA的批判,而且肯定ODA的研究者與NGO人員,一再聘任他們擔任外務省與財務省相關的外部評價委員或審議委員。

和日本國內的行動不同,國際上將終止納瑪達水壩計畫,視為世界銀行的重大失敗,還出現「納瑪達的教訓」(the Narmada Lesson)一詞。1993年3月底,印度政府申明婉拒世界銀行對納瑪達水壩計畫的相關貸款,從此世界銀行的納瑪達問題,轉變為世界銀行邁向改革的問題。也就是納瑪達問題導致世界銀行設立資訊公開制度,並且設置獨立調查的專家小組。促成改革的背後原因,是世界銀行第一出資國美國政府,以及站在承認世界銀行立場的美國議會,對此問題的深切關心。美國議會多次召開公聽會,討論世界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問題,而對於改革的關心,在199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設立五十週年達到頂點—世界各國市民社會激發起討論,檢討支配世界經濟金融秩序的先進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功能,更不用說在這些行動背後,存在著開發中國家與第三世界,對美國以及支持世界銀行的其他新先進國家的批評。美國與世界銀行的關係,在於歷任的世界銀行總裁都由美國人擔任。向來是國際組織的世界銀行,會被說成為了美國而存在的國際機構,原因不只是它的總部靠近華盛頓特區的白宮。

世界銀行終止對納瑪達水壩計畫融資這件事情,是透過NGO倡議的行動方針而達成,對於持續致力於從外部改革世界銀行與IMF體制的歐美NGO而言,可說是最初的重要成果之一。1990年代時,要求世界銀行與IMF負起責任的NGO團體所出版的研究書籍中,納瑪達水壩計畫是極為重要的案例。此外,在印度國內,其他水庫計畫仍由政府提供資金繼續進行。直到近年,印度的NGO組織「納瑪達自救會」(NBA)仍持續非暴力主義的抗爭運動。

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經濟崩壞,進入「失落的十年」。NGO也歷經世代交替。與納瑪達水庫問題有關的人員,或知曉納瑪達水庫問題發展過程的人員,從第一線退下。到了2000年以降,日本現職的NGO,幾乎已沒多少人還記得當初納瑪達問題時,是如何對世銀緊迫盯人、窮追猛打。取而代之、隨處可見的,是跟隨日本政府代表團一同參與「里約+10」(2002在南非召開的國際會議。是繼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開發高峰會「地球高峰會」之後,於十年後再度召開的會議),但在會議中沒立下顯著成果便敗下陣來的NGO;以及在外務省、國際合作銀行與財務省的三方會談中,作為代表而參與其中,卻操弄著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專門用語的NGO,或是憑藉著從國外NGO取得獨家情報而活躍於會談的新興NGO。同時,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日本政府、ODA等,仍持續進入開發中國家進行支援開發計畫,就結果來說並沒有停止援助的現象。大致看來,這一連串的現象,可說是日本外務省將NGO收編進政府的戰術,成功發揮效用。

循著上述的脈絡,本書透過納瑪達計畫的終止過程,以及闡釋世界銀行的意向決定結構,希望有助於NGO行動者、研究者以及一般大眾理解問題,並學習了解世界銀行與NGO過去的相關歷史,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後不要發生相同的事件,並重蹈開發造成的暴力和悲劇的覆轍。東京的NGO(JASAES)員工在2001年對我說:「我們不會像段老師一樣汲取過去的事例」。對於日夜努力攝取新課題的二十幾歲年輕人來說(當時),我進行的研究想必被認為盡是些過去的老東西吧!不過,就像「歷史是會循環的」這句話所示,我們在與巨大權力與體制永無止境對峙的同時,學習過去的經驗十分重要。

之後又過了十四年,日本進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在這之間經歷多次首相交替(1999年起有小渕、青木〔臨時〕、森、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鳩山、菅、野田、安倍),以及一次自民黨與民主黨的政權交替,還有東日本大震災與福島第一原發事故。在景氣低迷下,日本社會的所得差距更明顯,拜金的資本主義漸形強大。

NGO也無法僅以理想主義進行活動。從世界銀行或日本ODA取得資金的NGO也紛紛成立。這些親政府的「御用NGO」,不但沒有批判體制的精神,反而利用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名聲,企圖壯大自己。而新興宗教團體成立的NGO,更讓這一切加速進行。他們表面上提倡解決貧困問題、援助開發中國家,實際上卻與其真實目的不符。在NGO的外表下,隱藏其真實身分,進行宣教活動,剝奪想認真參加國際合作工作的年輕人的意志與未來,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在這個渾沌的狀況下,巨大的世界銀行組織仍不間斷地融資給開發中國家,同時使用CSO(市民社會組織)一詞,選擇其認為合適的NGO進行合作。每年秋天舉辦的IMF.世界銀行年會中,這些CSO會得到正式的認可參加。

世界銀行與臺灣的關係

1970年代,中國奪得聯合國代表權,中華民國(臺灣)退出聯合國。對於退出聯合國的臺灣而言,由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代表的國際社會,被視為遙遠的存在。不過在今日,在世界經濟或對中國投資的情況中,都不應過於小看臺灣的經濟功能。此外,臺灣領先其他華人社會的民主主義,以及以太陽花學運為代表,針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果決勇敢採取行動的年輕人,還有支持民主與學運的臺灣社會,讓沉溺在日常消費生活中的日本與歐美先進國家市民,得以重新關心政治,並回想起他們早已忘記卻十分重要的價值觀。若臺灣與臺灣人對「民族自決原則」有深切期盼,則國際社會在未來應該會認真面對並思考臺灣的國際地位。為了迎接這個時刻,學生與研究者,甚至新聞媒體等,都必須理解國際合作與國際機構的本質。

我與臺灣

我是清朝末年移居日本橫濱的華僑後裔,我的母親則出生於臺灣,在太平洋戰爭前,還在年幼時期便移居日本。1970年出生的我,從幼年到少年時期都住在橫濱的中華街,從父親那兒聽了許多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惡狀。此外,我小學時就讀孫文所創立的橫濱中華學院國小部,當時採用的是臺灣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我對國民黨推行的反共教育和軍國教育思想感到十分嫌惡。一方面身處於日本,與大多數「純粹的」日本人在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中出生成長,所以我能夠將中國、臺灣與日本三者相對化,並學習於在三者當中,以中立的視角看待事物。也就是不偏向任何一邊,或者不屬於任何一邊。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亦非臺灣人,雖然一直有種源由於模糊歸屬意識而生的孤獨感伴隨著我,但這也成為我在追求學問的路途上,獲得真正獨創性的重要機會。我之所以選擇國際關係論與國際合作論為研究主題領域,以「NGO不信任國家」此假設作為研究準則,並且成為橫濱華人當中第一位大學教授,這一切我想與前述背景有深刻的關係。

因為厭惡國民黨推行的洗腦式愛國教育與反共教育,在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畢業後,就報考進入日本的國中與高中就讀。離開了由血緣與錢脈連結的華僑社會,也遠離了中華街。但也沒有接近共產黨獨裁下的中國。進入大學後,我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日本的ODA與NGO,因為想拉開自己與中國和臺灣的距離,希冀一邊觀察兩邊民主社會發展的陰暗面,一邊弄清楚兩者的發展,當時正是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的1989年到1993年。從不定期回臺灣故里的母親口中聽說,從飛機的窗戶往下看,可以看到流入河川的廢水,如此敘述讓我印象深刻。當時臺灣也在進行反公害運動,以及更進一步的環境保護運動,我相信一定有以此為目標孕育而生的市民團體和國際性NGO。1990年代,臺灣解除戒嚴數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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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者
    • 堯嘉寧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規格
    • 平裝
    • ISBN
    • 9789866525865
    • 分級
    • 普通級
    • 開數
    • 25開15*21cm
    • 頁數
    • 336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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