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修訂四版)

史學經典巨著,1940年問世以來,一直影響史學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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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錢穆 追蹤作者 ? 追蹤作者後,您會在第一時間收到作者新書通知。
  • 出版社:臺灣商務 追蹤出版社 ? 追蹤出版社後,您會在第一時間收到出版社新書通知。
  • 出版日:2017/2/1
  • ISBN:978957053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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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推薦

內容簡介

向史學大師,致上溫情與敬意。

探尋舊時代的同時,求得新的歷史答案,
反思興衰往事,安頓現世人生。


一九四○年出版以來,治史者必讀的一部中國通史,
深厚而獨到的史觀,貫通中國各朝代的經典之作。
全書剖析中國各朝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各層面的發展,
分辨如何運用歷史知識、歷史資料,建立歷史思維。

○上古三代,為全部歷史之起點:
遺址之發現使古史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尋,是近六十年來古史知識上一大進步。

○春秋戰國,春秋三百年間稱為「霸政時期」,轉入戰國時期,趨向成一個新軍國:
春秋時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至戰國時代,民間自由學術興起,平民學者逐步得勢,貴族階對他們亦逐加敬禮。

○秦漢時代,中國史遂開始有大規模的統一政府出現、開始有一個代表平民社會、文治思想的統一政府:
秦代政治的後面,實有一個高遠的理想,秦政府不失為順著時代的要求與趨勢而為一種進步的政治。而漢代興起,始為中國史上平民政權之初創。

○魏晉南北朝,從此中國分崩離析,走上衰運:
此時舊政權沒落,又不能創建穩固的新的統一政權,地方政權等離心勢力漸漸成長,思想界消沉無生路。

○隋唐五代,終於盛世再臨,:
隋唐時的統一政府,不同於前四百年的中國政府,舉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職權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頓。

錢穆先生以「中國通史」課程講義為底本,
撰寫一部為時代所需要的通史著作,
以細針密縷、大刀闊斧之文理,
開展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格局,
始終擇善固執,以中國傳統歷史和文化的精神為志業,
與時代憂患共終始。

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兩宋時代,以特殊的姿態出現在歷史上:
宋朝始終擺脫不了貧弱的命運,讀書人漸漸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自覺精神」,覺得應以天下為己任。

○元朝入主中國,如暴風雨之來臨:
蒙古兵力震鑠歐、亞兩洲,蒙古的統治除武力的鎮壓與財富的攫佔,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轉至明代,雖再建中國傳統政治,卻逐漸惡化。

○清代入主中國,中國近代史上狹義的部族政權:
清室對待漢人,無論是懷柔或高壓,皆十分猜忌,從努爾哈赤極端排漢,到皇太極時,則改用懷柔政策。

本書特色

睿智宏觀的現代經典,
揭開中國史學的傳奇一頁。

★史學經典巨著,1940年問世以來,一直影響史學界研究。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余英時院士專文導讀。
★歷史系學生必讀的中國史通論。
★全球限量三千套,加送精裝書盒,絕不再版。

名人推薦

媒體推薦

余英時院士專文導讀

「這是一部應該人手一編的中國史學無盡藏!」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部「圓而神」的經典之作體現了中國史的主要特色及其整體動態。對於各種層次的研帺者而言,《國史大綱》中潛藏著數不清的睿識和創見,處處都可以引人入勝。──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名家一致推崇

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林語堂文學家

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黃仁宇歷史學家

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班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美國漢學家

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美國漢學家

作者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

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目錄

【上冊】
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二、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夏代帝繫及年歷
四、虞夏大事
第二章黃河下游之新王朝
一、殷代帝繫及年歷
二、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殷周關係
第三章封建帝國之創興
一、西周帝繫及年歷
二、周初之封建
三、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四、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霸政時期
一、春秋年歷及分期
二、霸前時期之形勢
三、齊桓晉文之霸業
四、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
五、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
第五章軍國鬬爭之新局面
一、戰國年歷及分期
二、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
第六章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
一、春秋時代之貴族學
二、儒墨兩家之興起
三、學術路向之轉變
四、士氣高張
五、貴族養賢
六、平民學者間之反動思想
第三編 秦漢之部
第七章大一統政府之創建
一、秦漢帝繫及年歷
二、國家民族之摶成
三、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及其覆滅
四、平民政府之產生
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之道
一、西漢初年之社會
二、西漢初年的政府
三、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
四、中央政府的文治思想之開始
五、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
六、士人政府之出現
七、漢儒之政治思想
八、王莽受禪與變法
第九章統一政府之墮落
一、東漢諸帝及年歷
二、東漢之王室
三、東漢外戚與宦官
四、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
五、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
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
一、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二、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三、太學清議
四、黨錮之獄
五、門第之造成
六、東漢士族之風尚
第十一章統一政府之對外
一、兩漢國力之比較
二、西漢與匈奴
三、東漢與西羌
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長期分裂之開始
一、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
二、舊政權之沒落
三、離心勢力之成長
四、新政權之黑暗
五、思想界之無出路
六、三國帝繫
第十三章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
一、西晉帝繫及年歷
二、西晉王室之弱點
三、胡人之內地雜居
四、懷愍被虜與人心之反映
五、文化中心之毀滅
六、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長江流域之新園地
一、東晉帝繫及年歷
二、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
第十五章北方之長期紛亂
一、五胡十六國撮要
二、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
三、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
四、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
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
一、南朝帝繫年歷
二、南朝王室之惡化
三、南朝門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一、北朝帝繫及年歷
二、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
三、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
四、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
第十八章變相的封建勢力
一、九品中正制與門閥
二、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
三、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
四、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
五、北方的門第
六、郡姓與國姓
第十九章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
一、漢末之荒殘
二、農民身分之轉變
三、西晉之戶調制與官品占田制
四、南渡之士族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
一、五胡時代的情況
二、北魏均田制
三、西魏的府兵制
第二十一章宗教思想之瀰漫
一、古代宗教之演變
二、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
三、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
四、北方之道佛衝突
五、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
第五編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統一盛運之再臨
一、隋代帝繫及年歷
二、隋代國計之富足
三、煬帝之誇大狂
四、唐代帝繫及年歷
五、貞觀之治
第二十三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
一、宰相職權之再建
二、地方政治之整頓
第二十四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
一、唐代之貢舉制
二、唐代之租庸調制
三、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章盛運中之衰象(上)
一、由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二、自府兵到方鎮與禁兵
第二十六章盛運中之衰象(下)
一、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二、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
第二十七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
一、安史之亂以前
二、安史之亂以後
第二十八章大時代之沒落
一、唐中葉以後之藩鎮
第二十九章大時之沒落(續)
一、唐中葉以後之宦官
二、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
第三十章黑暗時代之大動搖
一、流寇與唐室之傾覆
二、五代十國
三、契丹之興起
四、中原民眾之疾苦
五、中國之南北分裂

【下冊】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貧弱的新中央
一、北宋帝繫及年歷
二、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三、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四、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
一、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二、慶曆變政
三、熙寧新法
第三十三章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
一、熙寧新黨與南人
二、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南北再分裂
一、金起滅遼
二、遼帝繫及年歷
三、金滅北宋
四、南宋與金之和戰
五、南宋之財政
六、南宋金帝繫及年歷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暴風雨之來臨
一、蒙古之入主
二、元代帝繫及年歷
三、元代之政治情態
四、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五、元代之軍隊與禁令
六、元代之僧侶
七、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第三十六章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
一、明代帝繫及年歷
二、傳統政治之惡化
三、廢相後之閣臣與宦官
第三十七章傳統政治復興下君主獨裁(下)
一、明初的幾項好制度
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
一、經濟方面
二、文化方可
三、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
第三十九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一、黃河與北方之水患
二、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第四十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一、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第四十一章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
一、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後之社會情形
二、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三、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四、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
一、滿洲興起至入關
二、明末流寇
三、南明之抗戰
第四十三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一、清代帝繫及年歷
二、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
三、清代政制

序/導讀

導讀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一九五O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0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1〕

註〔1〕:參看我的〈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恩〉,現收入佘英時《論截震與章學誠》(臺北:柬大,一九九六年),頁二八○至二八四。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鈿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2〕

〔2〕引自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壹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頁-○二。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

(未完)

試閱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一九五O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0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1〕

註〔1〕:參看我的〈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恩〉,現收入佘英時《論截震與章學誠》(臺北:柬大,一九九六年),頁二八○至二八四。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鈿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2〕

〔2〕引自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壹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頁-○二。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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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者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規格
    • 精裝
    • ISBN
    • 9789570530674
    • 分級
    • 普通級
    • 開數
    • 18開17*23cm
    • 頁數
    • 1104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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