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我們所處的時代,「愛和美」是否正在逐漸消亡?!
格非描寫「百年中國問題」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
一個人勇於做一個失敗者是很了不起的。這不是悲觀,恰恰是勇氣!
八○年代末期,自上海大學畢業的詩人譚端午,遇到從事律師工作的龐家玉,兩人相遇、結婚,並歷經了種種現實中無法預料的荒謬情事,一起捲入了時代劇變的洪流之中……。面對資本主義崛起的當代中國社會,他們各將如何面對與自處?
《春盡江南》描寫一個知識分子面對大時代遷異的悲哀,格非描繪當下中國的精神現實,講述人類的渺小,透視了個體在劇變時代面臨的各種問題,深度呈現時代人物精神疼痛的癥結。
《春盡江南》描寫世紀末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化現象。
格非的文字典麗精緻,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他在描寫史與詩交會點的同時,投射自己的烏托邦想像。《春盡江南》描寫烏托邦的幻滅,二十一世紀,格非的江南空氣污染,建築醜陋,各種華洋來事物雜亂無章。傳說中的江南才子佳人早已無從得見,有的是跳樑群群丑,或像譚端午這樣無所事事的廢人……。
《春盡江南》不是烏托邦小說,而是為烏托邦預作悼亡的小說。
─王德威
《春盡江南》寫的是一個失敗者的故事。當代中國社會從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讓人憂心的是,價值系統正在變成單一。大家都在朝著一個方面奔,連每個人做的夢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一覺醒來都想變成千萬富翁。我們是否就沒有別的生活方式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尋找那些不那麼在乎錢的人,那些所謂的失敗者。
─格非
得獎記錄
本書榮獲
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評審團獎
2011年亞洲周刊、大陸新浪網 年度十大好書
格非描寫「百年中國問題」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
一個人勇於做一個失敗者是很了不起的。這不是悲觀,恰恰是勇氣!
八○年代末期,自上海大學畢業的詩人譚端午,遇到從事律師工作的龐家玉,兩人相遇、結婚,並歷經了種種現實中無法預料的荒謬情事,一起捲入了時代劇變的洪流之中……。面對資本主義崛起的當代中國社會,他們各將如何面對與自處?
《春盡江南》描寫一個知識分子面對大時代遷異的悲哀,格非描繪當下中國的精神現實,講述人類的渺小,透視了個體在劇變時代面臨的各種問題,深度呈現時代人物精神疼痛的癥結。
《春盡江南》描寫世紀末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化現象。
格非的文字典麗精緻,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他在描寫史與詩交會點的同時,投射自己的烏托邦想像。《春盡江南》描寫烏托邦的幻滅,二十一世紀,格非的江南空氣污染,建築醜陋,各種華洋來事物雜亂無章。傳說中的江南才子佳人早已無從得見,有的是跳樑群群丑,或像譚端午這樣無所事事的廢人……。
《春盡江南》不是烏托邦小說,而是為烏托邦預作悼亡的小說。
─王德威
《春盡江南》寫的是一個失敗者的故事。當代中國社會從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讓人憂心的是,價值系統正在變成單一。大家都在朝著一個方面奔,連每個人做的夢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一覺醒來都想變成千萬富翁。我們是否就沒有別的生活方式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尋找那些不那麼在乎錢的人,那些所謂的失敗者。
─格非
得獎記錄
本書榮獲
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評審團獎
2011年亞洲周刊、大陸新浪網 年度十大好書
目錄
序論:烏托邦裡的荒原──格非《春盡江南》∕王德威
第一章 招隱寺
第二章 葫蘆案
第三章 人的分類
第四章 夜與霧
第一章 招隱寺
第二章 葫蘆案
第三章 人的分類
第四章 夜與霧
序/導讀
推薦序
烏托邦裡的荒原——格非《春盡江南》
格非曾是八○年代大陸先鋒小說的健將,成名作是一九八七年的〈迷舟〉。這個中篇小說以民初軍閥戰爭為背景,寫一場不明所以的軍事任務和情欲冒險。淒迷的背景,神祕的巧合,出人意表的轉折,格非筆下的歷史如此曲折隱晦,裂痕處處,以致拒絕任何微言大義。相對的,歷史也因此湧現各種可能,成為一種誘惑,一種充滿隱喻的誘惑。這誘惑挑逗格非的人物和讀者尋求真相,卻也埋伏著挫折和凶險。
對格非而言,以小說書寫歷史無他,就是呈現時間和敘述的危機,和危機中不請自來的詩意。正如〈迷舟〉主角在軍事任務的旅途中,「回憶起往事和炮火下的廢墟」,竟「湧起了一股強烈的寫詩的欲望。」1
歷史、敘事和詩的踫撞是先鋒小說的敘事核心。大歷史從來標榜嚴絲合縫,一以貫之。先鋒作家反其道而行,他們直搗敘事的虛構本質,一方面誇張文字想像的無所不能,一方面又拆解任何符號表演的終極意義;一方面揭發現實的荒謬,一方面「打著紅旗反紅旗」、放肆荒謬的想像。這樣二律悖反的姿態代表作家面對歷史的惶惑與抗爭的方式,但更重要的,也投射了一種烏托邦的辯證。
評者陳福民論格非早期創作有如下的看法:他的小說在形式探索與語言試驗之外,「關涉到形成敘述與敘述行為憂鬱品格的隱祕的詩學立場……從而突出人與歷史本身聯繫,最終重現一個純粹自我存在的烏托邦衝動。」2在人民共和國歷史語境裡,我要說這一「烏托邦衝動」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是「純粹自我的」,也是關乎群體的。格非早期小說之所以迷人,正是因為在這一語境裡,他以動人的文字演繹烏托邦的—也是詩的—魅惑與反挫,追尋與悵惘。
〈迷舟〉之後格非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像〈青黃〉、〈褐色鳥群〉、〈呼哨〉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九○年代初格非也開始寫作長篇如《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等,這些作品延續以往的風格,但也許因為是寫作形式和「形勢」的改變,力道不如以往。一九九四年,格非的創作嘎然中斷,而且一擱就是十年。當他再度提筆時,新世紀已經來臨。二○○四年格非寫出《人面桃花》,繼之以《山河入夢》(二○○七),以及本文介紹的《春盡江南》。這三部小說形成一個系列,論者或謂之「烏托邦三部曲」,或謂之「江南三部曲」。不論如何,格非的烏托邦意識就此浮上台面。作為三部曲的壓軸,《春盡江南》如何呼應前兩部的主題,又如何與先鋒時代格非的烏托邦詩學對話,是以下討論的焦點。
1
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以《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涵蓋百年中國追尋現代經驗的起伏。《人面桃花》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山河如夢》將場景轉到五、六○年代各種運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春盡江南》則描寫世紀末中國「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化現象。這三部作品中的人物關係有某種傳承,但這不是格非的重點;他顯然無意我們熟悉的家族三代接力式的大河小說。相反的,人物之間如有似無的關係反而加深了我們對歷史斷裂,人生無常的感觸。在第一部裡,知書達理的少女陸秀米因緣際會、捲入革命狂潮,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革命者。第二部裡,紅色幹部譚功達(陸秀米的兒子)一心為國黨報效,然而他的熱情和理想過猶不及,注定成為政治的犧牲。在述說政治寓言外,格非更想要傳達在詭譎的歷史氛圍裡,個人身不由己的命運與抉擇。辛亥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同時,也關乎陰錯陽差的啼笑因緣;社會主義運動雖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種種私密欲望卻是此起彼落,只能以非常手段因應。
格非的故事並不讓我們意外,他的敘事風格和他要講述的內容所形成的反差才更吸引我們。格非的文字典麗精緻,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想想《人面桃花》、《山河入夢》這樣的小說題目就可以思過半矣。但格非將這樣的風格嫁接在後現代/後社會主義式的情景上,陡然喚生突兀和荒唐的氛圍。在很大意義上,這一風格延續了他先鋒時期的標記:在特定歷史轉折點,暴力與混沌架空了常態表意結構,卻也激發出了始料也是「史」料未及的詩情。
如上所述,在描寫史與詩交會點的同時,格非投射自己的烏托邦想像。在以往作品裡,烏托邦總是以隱喻形式表現,愛慾、物象,聲音、顏色、古典詩歌等。而觸動烏托邦想像的人物不論身分如何,內心總耽溺在飄忽的欲想裡。他們有著詩人易感的氣質,外在歷史風暴如何強大,也無礙他們自己的追求—哪怕是一場徒勞。他們的姿態有時讓我們想起了存在主義式荒謬英雄。
但在《人面桃花》、《山河入夢》裡,烏托邦成為一個具體空間或政治設置。《人面桃花》裡桃花島上花家舍原來是化外江湖之地,卻成為革命興革的理想倒影。而《山河如夢》中的花家舍則是一個完美到了可怕的人民公社式所在。無論是陸秀米還是譚功達都被推向台前,直接介入這些烏托邦的構造。我以為格非這樣的場景、事件安排失之過露。但我更要探問的是格非將過去的隱喻的烏托邦寄託和盤托出時,他的敘事策略是什麼?
這一問題到了《春盡江南》變得無比明顯。《春盡江南》的主人翁譚端午(譚功達的兒子)是個詩人,在八○年代末的南方小城裡小有名氣,到了九○年代顯然難以為繼。所幸端午的妻子龐家玉是個精明能幹的律師,也就得過且過。家玉其實有段過去:當她還叫李秀蓉的時候是個文藝女青年,和端午有過一夜激情,事後端午偷了她的錢一走了之。數年之後,秀蓉改頭換面成了家玉,居然和端午成了夫妻。家玉的「變臉」當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格非應該是有意為之。中國從八○年代到九○年代的改變之劇烈往往讓人有恍若隔世的錯覺,一個小人物的改頭換面又算得了什麼?
九○年代以後的花家舍的改變又何嘗不是如此。小說中段,我們得知花家舍已經成為高級銷金窟,外觀高雅,裡面人慾橫流。這是社會主義市場化突飛猛進的成果。不僅如此,格非也告訴我們《人面桃花》裡作為革命盜匪窩的花家舍已經成為舞台表演項目,而五、六○年代作為毛記「美麗新世界」的花家舍也被包裝成紅色遺產,專供旅遊觀光客參訪。一百年來中國對烏托邦的追求,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原來不過如此。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寫他的《烏托邦三部曲》,格非的感慨不可謂不深。
《春盡江南》寫烏托邦的幻滅,尚不止於對花家舍作為一個理想空間的一再傾覆。格非花了更多篇幅描寫後社會主義種種怪現狀,包括端午夫妻各自經歷的情欲誘惑,學界到商場的爾虞我詐。小說後半段寫到家玉投資的房子居然讓租戶霸占,拒不搬遷,最後做律師的她必須動用黑道力量才能擺平。在這些情節裡格非所運用的筆調完全是現實主義路數,甚至有了辭氣浮露的痕跡。比起《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距離格非早期那種如夢似幻的,神祕而且抒情的風格更遙遠了。這本小說給我們最大的震撼是讀來「不像」是格非了。當烏托邦與現實開始對號入座,烏托邦作為隱喻的力量消失。而烏托邦的失落莫非也正是一種詩意的失落?
這讓我們再一次思考小說題目《春盡江南》的反諷意義。「江南」在格非的心目中當然有特殊意義,這是桃花島花家舍的所在,也是世外桃源的延伸。作為地域、文化、甚至意識形態的坐標,「江南」在五胡亂華、北方世族南下後開始浮出歷史地表,千百年來明媚豐饒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而相對中原所代表的密不透風的正統,江南的風流天成尤其是詩詞歌賦詠嘆的對象。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格非卻要寫《春盡江南》了。舉目所見,他的江南空氣污染,建築醜陋,各種華洋事物雜亂無章。傳說中的江南才子佳人早已無從得見,有的是跳樑群丑,或像譚端午這樣無所事事的廢人。
對照《人面桃花》、《山河入夢》裡的革命情節,我們理解江南更有一層政治含義。從元代以來江南就是遺民聚散之地,明清之際更是孤臣孽子盤桓的淵藪,以致在清初帝王眼中,江南「不僅是各種反清運動的頻發地,亦是悖逆言辭生產的策源地。」3果如此,格非想象現代烏托邦試驗發源於此,也就不足為怪。然而春盡矣。如今的江南偽士當道,市儈橫行,還談什麼革命理想,批判精神?江南不再是烏托邦,而是「荒原」。
2
譚端午不僅是《春盡江南》的主人翁,也是格非構想中承載當代歷史精神的主體。如果與歷史宿命對抗的「烏托邦衝動」必須有詩意作為後盾,譚端午以詩人的面貌在小說中出現,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反諷的是,《春盡江南》不是烏托邦小說,而是為烏托邦預作悼亡的小說。這使譚端午的角色變得曖昧起來。
譚端午出現在小說開始時,很能代表格非想像的八○年代末的文人姿態。他醉心文藝,倜儻不羈;他可能並沒有太多才氣,但在小城的情境裡已經足夠使喚。他輕易就勾引了女青年李秀蓉上床。但要不了多久,譚端午就開始見識到現實的壓力。他的工作無趣,人際關係貧乏,他與「變臉」之後的秀蓉或女律師家玉的婚姻也乏善可陳。比起周遭人物,譚端午其實明白自己的困境,也偶有掙扎改變現狀的心思。然而他既無動力,也無能力。他每天抱著《新五代史》消遣時光,彷彿自己也就是那個混沌不明的時代的傳人。
論者已經指出,譚端午的塑造延續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多餘者」。4他們夾處歷史裂變中,有理想卻沒有能量,最後只能為時代所遺棄。即使如此,我以為這個角色還可以更複雜飽滿一些。對格非而言,詩人的無所作為代表了烏托邦向當代歷史的臣服。想想「烏托邦三部曲」前兩部裡的人物,辛亥之際的陸秀米或是五、六○年代的譚功達雖然未必完成他們的理想,但他們以肉身之軀挺向革命狂潮,見證了時代的巨變。陸秀米和譚功達不是詩人,但他們的抉擇與成敗卻透露詩意。此無他,他們的「烏托邦衝動」成就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勇氣。但格非眼裡的九○年代後的中國不再提供這樣的條件。
烏托邦裡的荒原——格非《春盡江南》
格非曾是八○年代大陸先鋒小說的健將,成名作是一九八七年的〈迷舟〉。這個中篇小說以民初軍閥戰爭為背景,寫一場不明所以的軍事任務和情欲冒險。淒迷的背景,神祕的巧合,出人意表的轉折,格非筆下的歷史如此曲折隱晦,裂痕處處,以致拒絕任何微言大義。相對的,歷史也因此湧現各種可能,成為一種誘惑,一種充滿隱喻的誘惑。這誘惑挑逗格非的人物和讀者尋求真相,卻也埋伏著挫折和凶險。
對格非而言,以小說書寫歷史無他,就是呈現時間和敘述的危機,和危機中不請自來的詩意。正如〈迷舟〉主角在軍事任務的旅途中,「回憶起往事和炮火下的廢墟」,竟「湧起了一股強烈的寫詩的欲望。」1
歷史、敘事和詩的踫撞是先鋒小說的敘事核心。大歷史從來標榜嚴絲合縫,一以貫之。先鋒作家反其道而行,他們直搗敘事的虛構本質,一方面誇張文字想像的無所不能,一方面又拆解任何符號表演的終極意義;一方面揭發現實的荒謬,一方面「打著紅旗反紅旗」、放肆荒謬的想像。這樣二律悖反的姿態代表作家面對歷史的惶惑與抗爭的方式,但更重要的,也投射了一種烏托邦的辯證。
評者陳福民論格非早期創作有如下的看法:他的小說在形式探索與語言試驗之外,「關涉到形成敘述與敘述行為憂鬱品格的隱祕的詩學立場……從而突出人與歷史本身聯繫,最終重現一個純粹自我存在的烏托邦衝動。」2在人民共和國歷史語境裡,我要說這一「烏托邦衝動」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是「純粹自我的」,也是關乎群體的。格非早期小說之所以迷人,正是因為在這一語境裡,他以動人的文字演繹烏托邦的—也是詩的—魅惑與反挫,追尋與悵惘。
〈迷舟〉之後格非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像〈青黃〉、〈褐色鳥群〉、〈呼哨〉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九○年代初格非也開始寫作長篇如《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等,這些作品延續以往的風格,但也許因為是寫作形式和「形勢」的改變,力道不如以往。一九九四年,格非的創作嘎然中斷,而且一擱就是十年。當他再度提筆時,新世紀已經來臨。二○○四年格非寫出《人面桃花》,繼之以《山河入夢》(二○○七),以及本文介紹的《春盡江南》。這三部小說形成一個系列,論者或謂之「烏托邦三部曲」,或謂之「江南三部曲」。不論如何,格非的烏托邦意識就此浮上台面。作為三部曲的壓軸,《春盡江南》如何呼應前兩部的主題,又如何與先鋒時代格非的烏托邦詩學對話,是以下討論的焦點。
1
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以《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涵蓋百年中國追尋現代經驗的起伏。《人面桃花》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山河如夢》將場景轉到五、六○年代各種運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春盡江南》則描寫世紀末中國「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化現象。這三部作品中的人物關係有某種傳承,但這不是格非的重點;他顯然無意我們熟悉的家族三代接力式的大河小說。相反的,人物之間如有似無的關係反而加深了我們對歷史斷裂,人生無常的感觸。在第一部裡,知書達理的少女陸秀米因緣際會、捲入革命狂潮,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革命者。第二部裡,紅色幹部譚功達(陸秀米的兒子)一心為國黨報效,然而他的熱情和理想過猶不及,注定成為政治的犧牲。在述說政治寓言外,格非更想要傳達在詭譎的歷史氛圍裡,個人身不由己的命運與抉擇。辛亥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同時,也關乎陰錯陽差的啼笑因緣;社會主義運動雖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種種私密欲望卻是此起彼落,只能以非常手段因應。
格非的故事並不讓我們意外,他的敘事風格和他要講述的內容所形成的反差才更吸引我們。格非的文字典麗精緻,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想想《人面桃花》、《山河入夢》這樣的小說題目就可以思過半矣。但格非將這樣的風格嫁接在後現代/後社會主義式的情景上,陡然喚生突兀和荒唐的氛圍。在很大意義上,這一風格延續了他先鋒時期的標記:在特定歷史轉折點,暴力與混沌架空了常態表意結構,卻也激發出了始料也是「史」料未及的詩情。
如上所述,在描寫史與詩交會點的同時,格非投射自己的烏托邦想像。在以往作品裡,烏托邦總是以隱喻形式表現,愛慾、物象,聲音、顏色、古典詩歌等。而觸動烏托邦想像的人物不論身分如何,內心總耽溺在飄忽的欲想裡。他們有著詩人易感的氣質,外在歷史風暴如何強大,也無礙他們自己的追求—哪怕是一場徒勞。他們的姿態有時讓我們想起了存在主義式荒謬英雄。
但在《人面桃花》、《山河入夢》裡,烏托邦成為一個具體空間或政治設置。《人面桃花》裡桃花島上花家舍原來是化外江湖之地,卻成為革命興革的理想倒影。而《山河如夢》中的花家舍則是一個完美到了可怕的人民公社式所在。無論是陸秀米還是譚功達都被推向台前,直接介入這些烏托邦的構造。我以為格非這樣的場景、事件安排失之過露。但我更要探問的是格非將過去的隱喻的烏托邦寄託和盤托出時,他的敘事策略是什麼?
這一問題到了《春盡江南》變得無比明顯。《春盡江南》的主人翁譚端午(譚功達的兒子)是個詩人,在八○年代末的南方小城裡小有名氣,到了九○年代顯然難以為繼。所幸端午的妻子龐家玉是個精明能幹的律師,也就得過且過。家玉其實有段過去:當她還叫李秀蓉的時候是個文藝女青年,和端午有過一夜激情,事後端午偷了她的錢一走了之。數年之後,秀蓉改頭換面成了家玉,居然和端午成了夫妻。家玉的「變臉」當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格非應該是有意為之。中國從八○年代到九○年代的改變之劇烈往往讓人有恍若隔世的錯覺,一個小人物的改頭換面又算得了什麼?
九○年代以後的花家舍的改變又何嘗不是如此。小說中段,我們得知花家舍已經成為高級銷金窟,外觀高雅,裡面人慾橫流。這是社會主義市場化突飛猛進的成果。不僅如此,格非也告訴我們《人面桃花》裡作為革命盜匪窩的花家舍已經成為舞台表演項目,而五、六○年代作為毛記「美麗新世界」的花家舍也被包裝成紅色遺產,專供旅遊觀光客參訪。一百年來中國對烏托邦的追求,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原來不過如此。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寫他的《烏托邦三部曲》,格非的感慨不可謂不深。
《春盡江南》寫烏托邦的幻滅,尚不止於對花家舍作為一個理想空間的一再傾覆。格非花了更多篇幅描寫後社會主義種種怪現狀,包括端午夫妻各自經歷的情欲誘惑,學界到商場的爾虞我詐。小說後半段寫到家玉投資的房子居然讓租戶霸占,拒不搬遷,最後做律師的她必須動用黑道力量才能擺平。在這些情節裡格非所運用的筆調完全是現實主義路數,甚至有了辭氣浮露的痕跡。比起《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距離格非早期那種如夢似幻的,神祕而且抒情的風格更遙遠了。這本小說給我們最大的震撼是讀來「不像」是格非了。當烏托邦與現實開始對號入座,烏托邦作為隱喻的力量消失。而烏托邦的失落莫非也正是一種詩意的失落?
這讓我們再一次思考小說題目《春盡江南》的反諷意義。「江南」在格非的心目中當然有特殊意義,這是桃花島花家舍的所在,也是世外桃源的延伸。作為地域、文化、甚至意識形態的坐標,「江南」在五胡亂華、北方世族南下後開始浮出歷史地表,千百年來明媚豐饒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而相對中原所代表的密不透風的正統,江南的風流天成尤其是詩詞歌賦詠嘆的對象。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格非卻要寫《春盡江南》了。舉目所見,他的江南空氣污染,建築醜陋,各種華洋事物雜亂無章。傳說中的江南才子佳人早已無從得見,有的是跳樑群丑,或像譚端午這樣無所事事的廢人。
對照《人面桃花》、《山河入夢》裡的革命情節,我們理解江南更有一層政治含義。從元代以來江南就是遺民聚散之地,明清之際更是孤臣孽子盤桓的淵藪,以致在清初帝王眼中,江南「不僅是各種反清運動的頻發地,亦是悖逆言辭生產的策源地。」3果如此,格非想象現代烏托邦試驗發源於此,也就不足為怪。然而春盡矣。如今的江南偽士當道,市儈橫行,還談什麼革命理想,批判精神?江南不再是烏托邦,而是「荒原」。
2
譚端午不僅是《春盡江南》的主人翁,也是格非構想中承載當代歷史精神的主體。如果與歷史宿命對抗的「烏托邦衝動」必須有詩意作為後盾,譚端午以詩人的面貌在小說中出現,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反諷的是,《春盡江南》不是烏托邦小說,而是為烏托邦預作悼亡的小說。這使譚端午的角色變得曖昧起來。
譚端午出現在小說開始時,很能代表格非想像的八○年代末的文人姿態。他醉心文藝,倜儻不羈;他可能並沒有太多才氣,但在小城的情境裡已經足夠使喚。他輕易就勾引了女青年李秀蓉上床。但要不了多久,譚端午就開始見識到現實的壓力。他的工作無趣,人際關係貧乏,他與「變臉」之後的秀蓉或女律師家玉的婚姻也乏善可陳。比起周遭人物,譚端午其實明白自己的困境,也偶有掙扎改變現狀的心思。然而他既無動力,也無能力。他每天抱著《新五代史》消遣時光,彷彿自己也就是那個混沌不明的時代的傳人。
論者已經指出,譚端午的塑造延續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多餘者」。4他們夾處歷史裂變中,有理想卻沒有能量,最後只能為時代所遺棄。即使如此,我以為這個角色還可以更複雜飽滿一些。對格非而言,詩人的無所作為代表了烏托邦向當代歷史的臣服。想想「烏托邦三部曲」前兩部裡的人物,辛亥之際的陸秀米或是五、六○年代的譚功達雖然未必完成他們的理想,但他們以肉身之軀挺向革命狂潮,見證了時代的巨變。陸秀米和譚功達不是詩人,但他們的抉擇與成敗卻透露詩意。此無他,他們的「烏托邦衝動」成就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勇氣。但格非眼裡的九○年代後的中國不再提供這樣的條件。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