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之風──日治時代的啟蒙運動家
看電影、看電視，對現代人來說是稀鬆平常，但是在一百年前，一般人即使連靜態的相片（當時的台灣人使用日語「寫真」一詞）都不常見，甚至一生難得拍幾張相片，在那樣的環境下，忽然看到影像裡的人物竟然會動起來，那是很令人驚訝而好奇的，這就是當時日語所稱的「活動寫真」，也就是電影。
一百年前，台灣除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幾個城市裡面有少數一兩家電影院之外，一般民間鄉下沒有電影院，很多人沒看過電影，或者沒有太多機會看電影。
一九二六年（日本大正十五年）中，有一個叫做「活動寫真班」（後來稱「美台團」）的社運組織，在台灣的中南部鄉下巡迴放映電影，轟動鄉間的村落。原來，這個「活動寫真班」（「美台團」）的組織，是隸屬於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下面的一個組織。他們以放映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影片，在台灣的鄉間從事文化啟蒙工作，希望透過電影，提高台灣同胞的知識水準。
參與這個組織的人，都是一些知識青年，他們以三人為一組，一人操作放映機，兩人擔任「辯士」（解說員）。因為當時的電影是默片，需要有人從旁解說。辯士透過解說電影內容，來傳播新知識，同時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活動寫真班」（「美台團」）的辯士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林秋梧，在巡迴放映電影時，很受民眾的歡迎。他就是後來致力於台灣宗教改革的「證峰法師」。
然而這位青年，只活了三十二歲！但他短暫的人生，卻是跌宕生姿，在台灣社會曾經激起風聲水響。
一九○三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八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一位水果小販。由於家境清寒，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他的父親勉強讓他讀完公學校（日治時代台灣人就讀的國民小學）之後，本不想讓他繼續升學，後來經由學校老師親自到家裡說服父親，林秋梧才得以繼續升學。一九一八年，林秋梧考入當時少年學子人人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所學校在隔年改名叫做「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北師」和簡稱「北醫」的台北醫學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是當時台灣的兩所最高學府，是台灣優秀學生薈萃之地。甚至有人稱當時的「北師」和「北醫」，是「台灣的劍橋與牛津」。
進入台北師範學校的林秋梧，恰逢台灣史上「公民覺醒」的時代。
一九一九年底，蔡惠如、林獻堂糾集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成「新民會」，創辦《台灣青年》雜誌，同時掀起長達十四年的議會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也在一九二一年糾集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以往台灣歷史上的反抗運動，自荷蘭時代起，歷經西班牙、鄭氏東寧政權、滿清，到日本殖民的前二十年，所有的反抗運動都屬傳統官逼民反的民變，屬「前近代」（pre-modern），不具有現代公民意識。一九二○年代從新民會、議會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到緊接著的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這一連串橫跨一九二○年代的運動，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公民覺醒」的時代。
林秋梧匆匆的一生，與這個公民覺醒的時代，緊密結合，為這個時代添增了幾筆絢爛的色彩。
進入台北師範之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不平現象，暗中響應林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在校園傳閱《台灣青年》。並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他與蔣渭水互稱「同志」。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必須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義不容辭加入。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的台灣首次學潮，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之一，在林秋梧只剩一個月即將畢業的前夕，將他勒令退學。
在政治不合理的環境中，退學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像蕭伯納、胡適都曾經被退過學。從品學兼優的林秋梧被退學一事來看，正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充滿正義感與抗爭精神的知識青年。
輟學後，林秋梧潛入中國大陸，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林秋梧也於此時接觸更多的佛學理論。
不幸，一九二五年，因為在台南故鄉的母親病逝，林秋梧又輟學回到台南丁憂。此時，正發生過「治警事件」，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趨於熱烈，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辦完母親的後事，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奔走於城鄉之間。
這一年（一九二五年）秋天，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美台團」），是一種放映電影的巡迴隊。林秋梧應邀擔任電影巡迴隊的辯士，巡迴於中南部的許多鄉鎮，很受民眾歡迎。
一九二七年（日本昭和二年），台灣文化協會因內部運動路線不同而分裂，「活動寫真班」暫停，林秋梧的生命史也有了新的發展。他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離開「活動寫真班」之後，林秋梧經常與台南的佛教古剎開元寺的住持「得圓和尚」談經論道，並高談佛教改革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深獲得圓和尚的激賞，終於結緣於開元寺，林秋梧決定剃度出家，法號「證峰」，世人稱「證峰和尚」或「證峰法師」。他以一首七言絕句，寫下他的澈悟：
儒衣脫卻換僧衣，怪底親朋說是非。
三教原本同一轍，雄心早已識禪機。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間，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的佛教大學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飯，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台南新報》……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一九三○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度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一九三○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為了破除迷信， 林秋梧在一九三○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度運動」。同年十月，並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卻遭日本當局查禁。於此可見證峰法師的入世思想。
和許多「看破紅塵」的出家和尚不同，林秋梧從大乘佛教的立場出發，表現出一種解放的宗教觀，他以下這首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鬪強權！
「弱少」指的是什麼？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又是何指？即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這種「願同弱少鬪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大乘佛教」的普度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
「省識時勢，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一九三三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正值三十二歲的黃金年華，然而這一年的秋風，卻吹得異常蕭瑟，挺拔的梧桐，竟飄滿了一地的落葉。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林秋梧過世的三年前，他的亦師亦友同志蔣渭水也已過世。台灣的各項社會運動也在日本侵華腳步日漸逼近而面臨高壓，逐漸式微。
二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接管台灣，一九四九年底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一切體制與思維皆以中國大陸為座標，在「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台灣的歷史連「邊緣化」的機會都沒有，不要說一般人民連日治時代領導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領袖蔣渭水、林獻堂都不曾聽聞，更遑論較為後輩的林秋梧的事蹟與思想會被提起。
林秋梧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孤寂了四十六年之後，筆者以一個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開始查找林秋梧的史料，寫下林秋梧傳記的初稿，於一九八○年出版《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一書（八十年代出版社）。
再歷十年後，隨著林秋梧新史料的不斷出土，我又重新改寫，再版為《台灣革命僧──林秋梧》（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一年）。此書的寫作動機，與其說是不甘心「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毋寧說是為了「發潛德之幽光」。
林秋梧的傳記問世後，前輩作家柏楊看了，說：「林秋梧因李筱峰而復活！」（家妹李翠眉與柏楊有書信往來，這句話是柏楊給李翠眉的信上說的）。
前述的書籍出版後，讓林秋梧的思想、志事與平生，才開始被文化界、學術界、宗教界重新發現。
青壯學者毛紹周在〈李筱峰對臺灣佛教（學）研究的影響及發展〉一文中指出：
「一九七九年，李筱峰著《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的林氏個人簡傳出版後，臺灣宗教界與史學界，逐漸對佛教與佛學投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日治時期的佛教發展，在此時也得到了較多的討論空間。一九九一年李教授再繼續擴大蒐集與整理林秋梧氏史料，並以傳記史學的書寫方式，重新編撰《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出版。至此，吸引了更多的學者陸續投入以臺灣佛學或佛教史為主要對象的研究領域，並開始以各種視角關注臺灣佛教的研究論述，臺灣佛教史與佛學發展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進入了百家爭鳴的新時代。」
因此毛紹周從我的林秋梧傳記促成後繼之研究，進行初步的蒐集、整理，觀察，計有學術論文約三、四十篇。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楊惠南的〈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一佛」思想略探〉、江燦騰的〈從大陸到臺灣：近代佛教社會運動的兩大先驅──張宗載和林秋梧〉等文。這些與林秋梧直接或間接相關研究的出現，是因為我的林秋梧研究產生的拋磚引玉的結果。
深研台灣佛教史的學者江燦騰指出：
「在戰前的臺灣本土佛教禪學知識精英社群史中，長期來乎只有林秋梧一人，較為當代臺灣學界所知。這是因為首先發掘林秋梧生平事跡的李筱峰教授，曾先後寫了兩本專書：第一本是《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臺北：八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二本是《臺灣革命僧──林秋梧》（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一年），因此引起當代臺灣學界相當大的注意，並影響深遠。再者，由於作者李筱峰教授早期，即從事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又是學院科班出身的臺灣史研究專家，再加上林秋梧為他的親人之一，因此他對林秋梧的探討，不但主題新穎、題目聳動、內容豐富，書中更洋溢著他對臺灣文化運動乃至佛教現代化的深切關懷之情，所以林秋梧的大名，可以說在李書一問世，即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研究哲學的學者廖仁義，在〈台灣哲學的歷史構造〉一文中，也曾提到：
「⋯⋯一九二七年台南開元寺也曾派遣被後世史家稱為『革命和尚』的林秋梧，前往日本駒澤大學投入禪學泰斗忽滑谷快天的門下。林秋梧熟悉馬克思主義，擅長以歷史唯物論詮釋佛理，並抨擊當時日益資本主義官僚化的佛教勢力，可以說是日治時期台灣解放佛學的典型人物之一；而他經常發表作品的《南瀛佛教》，則是當時激進神學的重要刊物。」
宗教刊物《福報》周報，也於第一百二十七期（一九九○年三月十二日出版）中，以林秋梧為該期的主題人物而加以介紹。
釋昭慧法師的著作《願同弱少抗強權》，其書名係來自林秋梧詩句「願同弱少鬪強權」的靈感。甚至連台南市議員選舉時，邱莉莉的競選文宣也標榜繼承林秋梧的「願同弱少鬭強權」的精神。
擅寫台灣歷史小說的陳耀昌醫師，也將林秋梧的事蹟寫入他的小說《島之曦》，並占有不少的篇幅。陳醫師在臉書上公諸此事，更引來一位臉友李重志（Lee Chung-chih Camake）的迴響：
「我從學生時代反抗體制，努力至今的啟蒙書不是孟子，不是馬克思，不是史懷哲，而正是高二讀了李筱峰老師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當時我雖然皈依在南懷瑾老師的十方禪林座下，正在成為佛弟子，但日日常唸的卻是這首偈，我還記得：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鬪強權！
這是林秋梧的證道歌，是我的座右銘，我一輩子都會謝謝李筱峰老師。」
「願同弱少鬪強權」的證峰法師林秋梧，顯然有其劃時代的佛學觀，而且也顯然是當時活躍的左翼青年。誠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榮偉傑在〈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的會通：評林秋梧的「革命佛學」〉一文中所指出的「二十世紀二○年代的『臺灣革命僧』林秋梧，將佛教與馬克思主義會通，打造出獨具特色的『革命佛學』。」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我們回看一百多年前的左翼青年林秋梧和他的「革命佛學」，不必以今日之是非，物議前人，但求前人在歷史的脈絡中，顯示其意義，有以啟示於今人。
愛爾蘭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說得好：「凡是天才年輕時多左傾， 但到中年還信共產主義，一定是白癡。」林秋梧出生於廿世紀初，活躍於一九二○年代，那正是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發展的時代，台灣也在那個時代掀起左翼浪潮。林秋梧顯然在時代的潮流中崛起，被蕭伯納說中了「凡是天才年輕時多左傾」；蕭伯納在一九五○年去世前，揚棄社會主義，但是林秋梧在一九三○年代就過世了，社會主義的思潮還在發酵中，我們無法預知林秋梧若能活到中年，是否會如蕭伯納說的「還相信共產主義」的「白癡」？
不過回去一九二○、一九三○年代，左翼青年林秋梧的言行，雖然提倡社會主義，但是他明白闡明不贊成馬列的暴力「階級鬥爭」。
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他的詩學老師楊宜綠參加左派的新文協，林秋梧卻是參加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隸屬於該黨「弔唁部」成員）。
但是，他又和農民組合的簡吉、黃信國等人頗有交情。作家楊逵曾親口形容林秋梧「是一個很有鬥志的人」。
簡吉後來參加台共，在中國國民黨來台後遭槍決！林秋梧沒有直接參加農民組合，也非台共分子，他如果活到戰後，是否也會成為白色恐怖的槍下亡魂？
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事例來思考：林秋梧有一位同樣由開元寺派往駒澤大學留學的摯友高執德（證光法師）。本來開元寺住持得圓和尚準備交棒給證峰法師林秋梧，但因林秋梧早逝，乃由證光法師高執德接任住持，卻種下高執德的厄運。高執德於戰後因為接待來自中國的和尚，於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遭蔣介石槍決！如果林秋梧未早死而接任開元寺住持，高執德身上這一槍應該是打在林秋梧身上吧？
已經過去的歷史不能做假設，但假設可以幫助我們在解釋歷史時的參考。總之，匆匆三十二歲的人生，林秋梧提供我們很多思考。
我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於二○○一年十月因自立晚報停業，而暫告絕版。後來幸蒙林衡哲醫師邀約將此書轉由「望春風」出版社再版，但售罄之後也未再發行。今蒙「明白文化」奇伯兄的雅意與慧眼，不忍讓林秋梧再淪入歷史的荒地中，因此決定要讓台灣的社運界、文化界、佛教界、學術界，以及青年學子有機會再回顧林秋梧這個人，並與他對話。
看電影、看電視，對現代人來說是稀鬆平常，但是在一百年前，一般人即使連靜態的相片（當時的台灣人使用日語「寫真」一詞）都不常見，甚至一生難得拍幾張相片，在那樣的環境下，忽然看到影像裡的人物竟然會動起來，那是很令人驚訝而好奇的，這就是當時日語所稱的「活動寫真」，也就是電影。
一百年前，台灣除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幾個城市裡面有少數一兩家電影院之外，一般民間鄉下沒有電影院，很多人沒看過電影，或者沒有太多機會看電影。
一九二六年（日本大正十五年）中，有一個叫做「活動寫真班」（後來稱「美台團」）的社運組織，在台灣的中南部鄉下巡迴放映電影，轟動鄉間的村落。原來，這個「活動寫真班」（「美台團」）的組織，是隸屬於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下面的一個組織。他們以放映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影片，在台灣的鄉間從事文化啟蒙工作，希望透過電影，提高台灣同胞的知識水準。
參與這個組織的人，都是一些知識青年，他們以三人為一組，一人操作放映機，兩人擔任「辯士」（解說員）。因為當時的電影是默片，需要有人從旁解說。辯士透過解說電影內容，來傳播新知識，同時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活動寫真班」（「美台團」）的辯士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林秋梧，在巡迴放映電影時，很受民眾的歡迎。他就是後來致力於台灣宗教改革的「證峰法師」。
然而這位青年，只活了三十二歲！但他短暫的人生，卻是跌宕生姿，在台灣社會曾經激起風聲水響。
一九○三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八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一位水果小販。由於家境清寒，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他的父親勉強讓他讀完公學校（日治時代台灣人就讀的國民小學）之後，本不想讓他繼續升學，後來經由學校老師親自到家裡說服父親，林秋梧才得以繼續升學。一九一八年，林秋梧考入當時少年學子人人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所學校在隔年改名叫做「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北師」和簡稱「北醫」的台北醫學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是當時台灣的兩所最高學府，是台灣優秀學生薈萃之地。甚至有人稱當時的「北師」和「北醫」，是「台灣的劍橋與牛津」。
進入台北師範學校的林秋梧，恰逢台灣史上「公民覺醒」的時代。
一九一九年底，蔡惠如、林獻堂糾集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成「新民會」，創辦《台灣青年》雜誌，同時掀起長達十四年的議會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也在一九二一年糾集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以往台灣歷史上的反抗運動，自荷蘭時代起，歷經西班牙、鄭氏東寧政權、滿清，到日本殖民的前二十年，所有的反抗運動都屬傳統官逼民反的民變，屬「前近代」（pre-modern），不具有現代公民意識。一九二○年代從新民會、議會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到緊接著的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這一連串橫跨一九二○年代的運動，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公民覺醒」的時代。
林秋梧匆匆的一生，與這個公民覺醒的時代，緊密結合，為這個時代添增了幾筆絢爛的色彩。
進入台北師範之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不平現象，暗中響應林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在校園傳閱《台灣青年》。並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他與蔣渭水互稱「同志」。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必須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義不容辭加入。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的台灣首次學潮，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之一，在林秋梧只剩一個月即將畢業的前夕，將他勒令退學。
在政治不合理的環境中，退學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像蕭伯納、胡適都曾經被退過學。從品學兼優的林秋梧被退學一事來看，正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充滿正義感與抗爭精神的知識青年。
輟學後，林秋梧潛入中國大陸，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林秋梧也於此時接觸更多的佛學理論。
不幸，一九二五年，因為在台南故鄉的母親病逝，林秋梧又輟學回到台南丁憂。此時，正發生過「治警事件」，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趨於熱烈，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辦完母親的後事，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奔走於城鄉之間。
這一年（一九二五年）秋天，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美台團」），是一種放映電影的巡迴隊。林秋梧應邀擔任電影巡迴隊的辯士，巡迴於中南部的許多鄉鎮，很受民眾歡迎。
一九二七年（日本昭和二年），台灣文化協會因內部運動路線不同而分裂，「活動寫真班」暫停，林秋梧的生命史也有了新的發展。他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離開「活動寫真班」之後，林秋梧經常與台南的佛教古剎開元寺的住持「得圓和尚」談經論道，並高談佛教改革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深獲得圓和尚的激賞，終於結緣於開元寺，林秋梧決定剃度出家，法號「證峰」，世人稱「證峰和尚」或「證峰法師」。他以一首七言絕句，寫下他的澈悟：
儒衣脫卻換僧衣，怪底親朋說是非。
三教原本同一轍，雄心早已識禪機。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間，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的佛教大學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飯，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台南新報》……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一九三○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度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一九三○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為了破除迷信， 林秋梧在一九三○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度運動」。同年十月，並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卻遭日本當局查禁。於此可見證峰法師的入世思想。
和許多「看破紅塵」的出家和尚不同，林秋梧從大乘佛教的立場出發，表現出一種解放的宗教觀，他以下這首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鬪強權！
「弱少」指的是什麼？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又是何指？即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這種「願同弱少鬪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大乘佛教」的普度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
「省識時勢，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一九三三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正值三十二歲的黃金年華，然而這一年的秋風，卻吹得異常蕭瑟，挺拔的梧桐，竟飄滿了一地的落葉。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林秋梧過世的三年前，他的亦師亦友同志蔣渭水也已過世。台灣的各項社會運動也在日本侵華腳步日漸逼近而面臨高壓，逐漸式微。
二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接管台灣，一九四九年底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一切體制與思維皆以中國大陸為座標，在「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台灣的歷史連「邊緣化」的機會都沒有，不要說一般人民連日治時代領導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領袖蔣渭水、林獻堂都不曾聽聞，更遑論較為後輩的林秋梧的事蹟與思想會被提起。
林秋梧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孤寂了四十六年之後，筆者以一個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開始查找林秋梧的史料，寫下林秋梧傳記的初稿，於一九八○年出版《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一書（八十年代出版社）。
再歷十年後，隨著林秋梧新史料的不斷出土，我又重新改寫，再版為《台灣革命僧──林秋梧》（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一年）。此書的寫作動機，與其說是不甘心「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毋寧說是為了「發潛德之幽光」。
林秋梧的傳記問世後，前輩作家柏楊看了，說：「林秋梧因李筱峰而復活！」（家妹李翠眉與柏楊有書信往來，這句話是柏楊給李翠眉的信上說的）。
前述的書籍出版後，讓林秋梧的思想、志事與平生，才開始被文化界、學術界、宗教界重新發現。
青壯學者毛紹周在〈李筱峰對臺灣佛教（學）研究的影響及發展〉一文中指出：
「一九七九年，李筱峰著《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的林氏個人簡傳出版後，臺灣宗教界與史學界，逐漸對佛教與佛學投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日治時期的佛教發展，在此時也得到了較多的討論空間。一九九一年李教授再繼續擴大蒐集與整理林秋梧氏史料，並以傳記史學的書寫方式，重新編撰《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出版。至此，吸引了更多的學者陸續投入以臺灣佛學或佛教史為主要對象的研究領域，並開始以各種視角關注臺灣佛教的研究論述，臺灣佛教史與佛學發展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進入了百家爭鳴的新時代。」
因此毛紹周從我的林秋梧傳記促成後繼之研究，進行初步的蒐集、整理，觀察，計有學術論文約三、四十篇。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楊惠南的〈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一佛」思想略探〉、江燦騰的〈從大陸到臺灣：近代佛教社會運動的兩大先驅──張宗載和林秋梧〉等文。這些與林秋梧直接或間接相關研究的出現，是因為我的林秋梧研究產生的拋磚引玉的結果。
深研台灣佛教史的學者江燦騰指出：
「在戰前的臺灣本土佛教禪學知識精英社群史中，長期來乎只有林秋梧一人，較為當代臺灣學界所知。這是因為首先發掘林秋梧生平事跡的李筱峰教授，曾先後寫了兩本專書：第一本是《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臺北：八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二本是《臺灣革命僧──林秋梧》（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一年），因此引起當代臺灣學界相當大的注意，並影響深遠。再者，由於作者李筱峰教授早期，即從事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又是學院科班出身的臺灣史研究專家，再加上林秋梧為他的親人之一，因此他對林秋梧的探討，不但主題新穎、題目聳動、內容豐富，書中更洋溢著他對臺灣文化運動乃至佛教現代化的深切關懷之情，所以林秋梧的大名，可以說在李書一問世，即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研究哲學的學者廖仁義，在〈台灣哲學的歷史構造〉一文中，也曾提到：
「⋯⋯一九二七年台南開元寺也曾派遣被後世史家稱為『革命和尚』的林秋梧，前往日本駒澤大學投入禪學泰斗忽滑谷快天的門下。林秋梧熟悉馬克思主義，擅長以歷史唯物論詮釋佛理，並抨擊當時日益資本主義官僚化的佛教勢力，可以說是日治時期台灣解放佛學的典型人物之一；而他經常發表作品的《南瀛佛教》，則是當時激進神學的重要刊物。」
宗教刊物《福報》周報，也於第一百二十七期（一九九○年三月十二日出版）中，以林秋梧為該期的主題人物而加以介紹。
釋昭慧法師的著作《願同弱少抗強權》，其書名係來自林秋梧詩句「願同弱少鬪強權」的靈感。甚至連台南市議員選舉時，邱莉莉的競選文宣也標榜繼承林秋梧的「願同弱少鬭強權」的精神。
擅寫台灣歷史小說的陳耀昌醫師，也將林秋梧的事蹟寫入他的小說《島之曦》，並占有不少的篇幅。陳醫師在臉書上公諸此事，更引來一位臉友李重志（Lee Chung-chih Camake）的迴響：
「我從學生時代反抗體制，努力至今的啟蒙書不是孟子，不是馬克思，不是史懷哲，而正是高二讀了李筱峰老師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當時我雖然皈依在南懷瑾老師的十方禪林座下，正在成為佛弟子，但日日常唸的卻是這首偈，我還記得：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鬪強權！
這是林秋梧的證道歌，是我的座右銘，我一輩子都會謝謝李筱峰老師。」
「願同弱少鬪強權」的證峰法師林秋梧，顯然有其劃時代的佛學觀，而且也顯然是當時活躍的左翼青年。誠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榮偉傑在〈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的會通：評林秋梧的「革命佛學」〉一文中所指出的「二十世紀二○年代的『臺灣革命僧』林秋梧，將佛教與馬克思主義會通，打造出獨具特色的『革命佛學』。」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我們回看一百多年前的左翼青年林秋梧和他的「革命佛學」，不必以今日之是非，物議前人，但求前人在歷史的脈絡中，顯示其意義，有以啟示於今人。
愛爾蘭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說得好：「凡是天才年輕時多左傾， 但到中年還信共產主義，一定是白癡。」林秋梧出生於廿世紀初，活躍於一九二○年代，那正是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發展的時代，台灣也在那個時代掀起左翼浪潮。林秋梧顯然在時代的潮流中崛起，被蕭伯納說中了「凡是天才年輕時多左傾」；蕭伯納在一九五○年去世前，揚棄社會主義，但是林秋梧在一九三○年代就過世了，社會主義的思潮還在發酵中，我們無法預知林秋梧若能活到中年，是否會如蕭伯納說的「還相信共產主義」的「白癡」？
不過回去一九二○、一九三○年代，左翼青年林秋梧的言行，雖然提倡社會主義，但是他明白闡明不贊成馬列的暴力「階級鬥爭」。
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他的詩學老師楊宜綠參加左派的新文協，林秋梧卻是參加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隸屬於該黨「弔唁部」成員）。
但是，他又和農民組合的簡吉、黃信國等人頗有交情。作家楊逵曾親口形容林秋梧「是一個很有鬥志的人」。
簡吉後來參加台共，在中國國民黨來台後遭槍決！林秋梧沒有直接參加農民組合，也非台共分子，他如果活到戰後，是否也會成為白色恐怖的槍下亡魂？
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事例來思考：林秋梧有一位同樣由開元寺派往駒澤大學留學的摯友高執德（證光法師）。本來開元寺住持得圓和尚準備交棒給證峰法師林秋梧，但因林秋梧早逝，乃由證光法師高執德接任住持，卻種下高執德的厄運。高執德於戰後因為接待來自中國的和尚，於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遭蔣介石槍決！如果林秋梧未早死而接任開元寺住持，高執德身上這一槍應該是打在林秋梧身上吧？
已經過去的歷史不能做假設，但假設可以幫助我們在解釋歷史時的參考。總之，匆匆三十二歲的人生，林秋梧提供我們很多思考。
我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於二○○一年十月因自立晚報停業，而暫告絕版。後來幸蒙林衡哲醫師邀約將此書轉由「望春風」出版社再版，但售罄之後也未再發行。今蒙「明白文化」奇伯兄的雅意與慧眼，不忍讓林秋梧再淪入歷史的荒地中，因此決定要讓台灣的社運界、文化界、佛教界、學術界，以及青年學子有機會再回顧林秋梧這個人，並與他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