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臺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NewGuinea）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臺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臺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Futuru（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二○一一年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中國及其民眾正投入一場激烈的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戰」──對抗日本帝國。與此同時，臺灣及其民眾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臣民，被動員投入「大東亞戰爭」。雖然中國與臺灣的民眾同時參與了同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分屬敵對陣營。
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臺灣被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人民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一夕之間，過往的敵人變成了「同胞」。在戰後臺灣，中日戰爭從與盟軍並肩作戰者的經驗出發，毫無疑問地被塑造成一場勝利的戰爭。然而，同一場戰爭從那些與日本並肩作戰的臺灣人的經驗來看，則被視為一場戰敗，這與中國國族主義對這場戰爭的敘述有本質上的不同。
臺灣人在戰爭中與日本一同作戰的經驗，顯然為戰後中國的集體記憶帶來了難題。那麼，歷史書寫的行動者是如何記憶──以及遺忘──戰後臺灣這些彼此衝突的戰爭經驗？
而從戰爭記憶研究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學者們認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與德國而言）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而言）這類「不名譽戰爭」，為歷史教科書編寫者與學校教師帶來了艱鉅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道德正當性」，戰後以「苦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為基礎的歷史敘事，又是如何面對、處理類似的艱難課題，也就是那些具有爭議、甚至不名譽的臺灣人戰爭經驗？同時，為了追求政治團結，戰後臺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歷史書寫者是否找到調和這些衝突觀點的方法？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在任何戰後的歷史敘事中，軍人（以及後來的退伍軍人）都無疑是重要的焦點。軍人們的故事是戰後敘事的重要主題，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於（戰後）國家與國族認同的建構而言，軍人的故事尤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軍人在戰場上展現的勇敢、忠誠與自我犧牲──代表國家──常被視為愛國精神的最高體現，並在（戰時及）戰後的敘事中被反覆呈現，有時甚至被推崇至神話般的地位。換言之，軍人被塑造成國家的建設者、防衛者與具體的化身，並被視為國家危難時所有公民應當效法的模範。
然而，在臺灣戰後的二戰敘事中，與日本並肩作戰、也就是與中國為敵的超過二十萬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幾乎難以見諸於臺灣戰後的歷史書寫。與此同時，從戰爭中倖存的臺籍老兵則幾乎未見於戰後的退伍軍人敘事中。
隨著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數萬臺灣人被徵召進入日本軍隊，擔任各種職務。有些人擔任軍伕，有些人則擔任軍屬。有不少臺灣原住民被徵召，並以高砂義勇隊的身分被派往東南亞參與作戰。這些被徵召的臺灣人的職務各有不同，多數人起初被分派從事非軍事性質的勤務，但有學者指出，「當戰況激烈時，他們無從選擇，只能『被迫』拿起槍，從那一刻起成為『軍人』」。此外，戰爭期間還有臺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擔任軍醫、看護婦，以及技師。這些臺灣人後來被統稱為「臺籍日本兵」，泛指這些在日本軍隊中服勤或與日本軍人並肩作戰的臺灣人。
在戰爭期間，隨著日本的軍隊在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推進，這些臺灣人也被派往橫跨亞洲與太平洋陌生且遙遠的土地，從事各種勞動與戰鬥。其中主要的海外地點包括海南島、菲律賓、新幾內亞，以及拉寶爾（位於今天的巴布亞紐幾內亞）。戰爭結束時，根據中國及盟軍當局的統計，約有一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在中國，另有超過六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分布於亞洲各地及日本本土（這還不包括在臺灣本島服勤與服役的臺灣人）。不過，戰後日本厚生省彙編的統計資料顯示出更高的人數：戰時共有超過八萬名臺灣人軍人，以及超過十二萬六千名臺灣人軍屬被日本殖民當局或軍方徵召或動員。其中，陣亡人數超過三萬人。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合理推斷，到戰爭結束時，參與戰爭的臺灣人總數超過二十萬。
但是，戰後的戰爭敘事卻長期由中國人退伍軍人的經驗與觀點壟斷；而在公共空間中，退伍軍人的代表形象也幾乎完全都是中國人退伍軍人。事實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人退伍軍人是關於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唯一獲得政治認可的「退伍軍人」，不論是國家政策與行政措施，或是戰爭的主流歷史書寫皆是如此。舉例來說，在制度上，隸屬行政院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臺灣負責退伍軍人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該委員會名稱中的「國軍」一詞，明確界定了退伍軍人的身分，即指曾在國民黨領導的國軍中服役的退伍軍人。因此，這個委員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照顧曾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中國人退伍軍人，以及僅限於一九四九年後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臺籍老兵的福利。根據該會的管理體系，二戰時期的臺籍老兵完全被排除在外。
還有另一個跟退伍軍人有關的國家級機構──忠烈祠，在象徵層面上對國家形塑國族認同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對於誰能夠「入祀」忠烈祠並成為紀念對象，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根據國防部發布的管理辦法，位於首都臺北的國家級忠烈祠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民革命」犧牲的人，包括在「抗戰」期間以及一九四九年後反共大業中捐軀的烈士。總計約有三十九萬名「烈士」入祀忠烈祠。後來，國民黨政府將一些死於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以「烈士」身分入祀。然而，那些以日本軍人身分作戰並在戰爭中犧牲的臺灣人軍人則未被入祀。同樣地，在象徵層面上，由臺灣總統主持的「秋祭國殤」儀式每年於九月三日（臺灣的軍人節）在臺北忠烈祠舉行。顯然，在這種最高層級紀念陣亡將士的國家儀式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退伍軍人構成了「烈士」的主體。
相較之下，二戰的臺籍老兵在戰後未獲得任何國家承認或退伍軍人福利，他們也明顯被排除在戰後退伍軍人的敘事之外。官方從未為這些臺籍日本兵設立任何紀念碑或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在歷史書寫上，臺籍老兵同樣也在幾乎所有戰後關於戰爭的歷史敘述中缺席。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代中這段時間，除了極少數的零星媒體報導關於一些臺籍老兵和政治人物（不成功地）試圖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以及在少數電影中曾簡短提到臺灣人在戰爭中戰鬥外，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以及軍人／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大多被遺忘。因此，戰時臺灣人對抗中國軍隊和盟軍的歷史，在戰後臺灣幾乎鮮有人知。
正如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文學系學者荊子馨（LeoT.S.Ching）的論述，國民黨政府在戰後臺灣「對那些被他們聲稱為國民的人們採取了新殖民政策。」關於戰爭，被記得的更多是關於統治者，而非人民。因此，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一種經由積極政治建構的戰爭公共記憶──以及一種官方強制的失憶──透過「遺忘」戰後臺灣的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而形成。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當其開始處理戰後臺灣的戰時／殖民遺緒時，官方的遺忘恰好符合其需求。官方的失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兩階段的遺忘，第一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寬恕」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對抗中國）；第二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從戰爭中贖回（redeem）臺灣人軍人，並在反共大業中重新接納臺灣人為「中國人」。
那些與日本人並肩作戰、對抗中國「抗戰」的臺籍日本兵的經歷，對戰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言是個難題。這樣的戰時遺緒導致嚴重的法律和政治後果：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以漢奸（叛徒）和／或戰犯的罪名起訴了許多臺灣人，罪名是他們據稱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在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同樣的，通敵／背叛與抵抗／忠誠的議題確實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學術界的關注。然而，通敵的現象往往被過度簡化為道德敗壞的產物。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Brook）指出，與法國人（在他們對戰時經驗的研究中）相比，「中國人在面對並接受他們被占領的歷史上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同意卜正民的見解，並指出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完整探討過戰時漢奸的課題」。卜正民提醒歷史學家應「探究通敵行為背後的道德主體是如何形成，而不是事後對這些行為進行道德評判。」
臺籍日本兵的案例遠比那些中國通敵的案例更為複雜。關鍵的問題在於，如羅久蓉所指出，「臺灣人是否該為他們的戰時行為承擔責任？」羅久蓉進一步解釋，「因為臺灣人的戰時活動和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經驗無可分割，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要如何定義漢奸或戰犯成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這樣的爭議存在於國民黨的政府官員之間，也存在於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本地人之間。因此，在國民黨政府「急需與本地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刻，卻同時試圖對臺灣人在戰爭期間及殖民統治下的行為進行審判，這引發「臺灣人強烈且負面的反應」。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努力重獲民眾支持的目標更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
為了達到其目標，國民黨迫切需要尋求臺灣人的合作與支持。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官方遺忘臺灣人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成為一種有效解決未解問題的方法。透過遺忘臺灣人對中國人及盟軍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有效──不論其是否有意為之──對在日本軍隊中服務的臺灣人軍人以及其他在戰爭期間與日本「通敵」的臺灣人實施政治上的「赦免」（amnesty）。這種透過遺忘的「赦免」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中止對臺灣人戰爭罪刑的起訴，並防止對臺灣人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隨後，國民黨政府將能夠與本地人建立其急需的「良好關係」。
在戰後臺灣，這種藉由遺忘的「赦免」有助於減少（甚至抹消）來台中國人與新納入中國的臺灣人之間的敵意，讓國民黨政府得以打造和維持其在臺灣急需的政治團結。法國史學家史蒂芬．加孔（StéphaneGacon）認為，「公民給予其他公民赦免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未被內部衝突破壞的國家團結。」透過「官方遺忘」臺籍日本兵及其「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防止戰後臺灣的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國內衝突。與此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戰後臺灣，遺忘臺灣人軍人戰時的行為不只讓國民黨政府得以「預防」跟「撤銷」針對臺灣人的法律程序，同時也更進一步抹除任何臺灣人戰時（對中國人）罪行「本身的記憶」。隨著臺灣人的戰時責任這個問題被「抹消」，國民黨政府也不用再對此負起任何責任。
其實，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於臺灣站穩腳步後，只能憑藉臺灣可用的物質跟人力資源，以試圖強化其軍事力量並對中國共產黨重新發起攻擊。在這樣的情境下，國民黨政府變得高度依賴臺灣人，也根本無法承擔將所有曾在如今已倒台且官方譴責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工作或與之有牽連的」臺灣人「驅逐出境，更不用說將他們繩之以法」。藉由寬恕臺灣人軍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做過的事（例如曾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犯下的「戰爭犯罪」），國民黨政府得以讓臺灣人從不可逆行動的後果中獲得贖回，這些不可逆行動的後果包括中國人戰時的苦難或臺灣人參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藉由遺忘以及進而寬恕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能夠讓臺灣人顯得比他們的「行為」更有「價值」，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將臺灣人轉變為國民黨亟需的反共力量。
為了反共大業，國民黨政府採取行動去贖回一些臺籍老兵。例如，在一九五七年，一群在戰後被審判為戰犯、而後獲釋並被遣返日本的臺灣人，請求國民黨政府允許他們志願加入中華民國軍隊。外交部接手了這個案件，並認為這樣的請求「值得嘉許」。考量到這群「臺灣青年」的「反共」立場及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外交部多次建議其駐日領事館及主管僑務機構配合這些前戰犯的請求。橫濱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於是協助這群臺灣人在東京的國民黨分部設立辦公室，使這些被釋放的戰犯能夠「積極參與反共活動」，並「成為反共大業中的重要力量」。多年後，這群臺灣人中的簡茂松回憶，幾位居住在日本的臺籍日本兵（包括他本人）於一九七一年前往臺灣，在臺北會見了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在會談中，蔣介石親自請這些臺籍老兵組織「義勇軍」，以便在時機成熟時協助國民黨「計畫中的」反共大業。上述這些例子顯示，國民黨政府為了反共大業，選擇贖回臺籍日本兵，使他們成為「光復大陸」的力量，不論這些臺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了什麼。
在戰後臺灣，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透過語言、教育與文化等新政策，對臺灣人實施了激烈且全面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措施。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書寫顯示，國民黨政府贖回並重新接納一些臺籍老兵的前提是，臺籍日本兵的歷史──就像日本殖民統治遺緒──需要被「連根拔起」。上述分析揭示，在國民黨政權下，臺籍日本兵若要獲得寬恕以及／或贖回，通常必須在公共領域中被政治性地遺忘。如魏斐德所說，對於那些被懷疑逾越「中國性」界限的個案，「漢人」身分可以讓你重新被接納，過去的紀錄也可能被一筆勾銷。對臺籍日本兵而言，被一筆勾銷的是他們的戰時經歷以及他們對於戰爭的記憶；在戰後臺灣「重新接納」入「中國性」的代價就是被遺忘。
「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臺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NewGuinea）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臺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臺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Futuru（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二○一一年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中國及其民眾正投入一場激烈的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戰」──對抗日本帝國。與此同時，臺灣及其民眾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臣民，被動員投入「大東亞戰爭」。雖然中國與臺灣的民眾同時參與了同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分屬敵對陣營。
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臺灣被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人民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一夕之間，過往的敵人變成了「同胞」。在戰後臺灣，中日戰爭從與盟軍並肩作戰者的經驗出發，毫無疑問地被塑造成一場勝利的戰爭。然而，同一場戰爭從那些與日本並肩作戰的臺灣人的經驗來看，則被視為一場戰敗，這與中國國族主義對這場戰爭的敘述有本質上的不同。
臺灣人在戰爭中與日本一同作戰的經驗，顯然為戰後中國的集體記憶帶來了難題。那麼，歷史書寫的行動者是如何記憶──以及遺忘──戰後臺灣這些彼此衝突的戰爭經驗？
而從戰爭記憶研究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學者們認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與德國而言）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而言）這類「不名譽戰爭」，為歷史教科書編寫者與學校教師帶來了艱鉅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道德正當性」，戰後以「苦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為基礎的歷史敘事，又是如何面對、處理類似的艱難課題，也就是那些具有爭議、甚至不名譽的臺灣人戰爭經驗？同時，為了追求政治團結，戰後臺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歷史書寫者是否找到調和這些衝突觀點的方法？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在任何戰後的歷史敘事中，軍人（以及後來的退伍軍人）都無疑是重要的焦點。軍人們的故事是戰後敘事的重要主題，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於（戰後）國家與國族認同的建構而言，軍人的故事尤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軍人在戰場上展現的勇敢、忠誠與自我犧牲──代表國家──常被視為愛國精神的最高體現，並在（戰時及）戰後的敘事中被反覆呈現，有時甚至被推崇至神話般的地位。換言之，軍人被塑造成國家的建設者、防衛者與具體的化身，並被視為國家危難時所有公民應當效法的模範。
然而，在臺灣戰後的二戰敘事中，與日本並肩作戰、也就是與中國為敵的超過二十萬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幾乎難以見諸於臺灣戰後的歷史書寫。與此同時，從戰爭中倖存的臺籍老兵則幾乎未見於戰後的退伍軍人敘事中。
隨著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數萬臺灣人被徵召進入日本軍隊，擔任各種職務。有些人擔任軍伕，有些人則擔任軍屬。有不少臺灣原住民被徵召，並以高砂義勇隊的身分被派往東南亞參與作戰。這些被徵召的臺灣人的職務各有不同，多數人起初被分派從事非軍事性質的勤務，但有學者指出，「當戰況激烈時，他們無從選擇，只能『被迫』拿起槍，從那一刻起成為『軍人』」。此外，戰爭期間還有臺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擔任軍醫、看護婦，以及技師。這些臺灣人後來被統稱為「臺籍日本兵」，泛指這些在日本軍隊中服勤或與日本軍人並肩作戰的臺灣人。
在戰爭期間，隨著日本的軍隊在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推進，這些臺灣人也被派往橫跨亞洲與太平洋陌生且遙遠的土地，從事各種勞動與戰鬥。其中主要的海外地點包括海南島、菲律賓、新幾內亞，以及拉寶爾（位於今天的巴布亞紐幾內亞）。戰爭結束時，根據中國及盟軍當局的統計，約有一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在中國，另有超過六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分布於亞洲各地及日本本土（這還不包括在臺灣本島服勤與服役的臺灣人）。不過，戰後日本厚生省彙編的統計資料顯示出更高的人數：戰時共有超過八萬名臺灣人軍人，以及超過十二萬六千名臺灣人軍屬被日本殖民當局或軍方徵召或動員。其中，陣亡人數超過三萬人。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合理推斷，到戰爭結束時，參與戰爭的臺灣人總數超過二十萬。
但是，戰後的戰爭敘事卻長期由中國人退伍軍人的經驗與觀點壟斷；而在公共空間中，退伍軍人的代表形象也幾乎完全都是中國人退伍軍人。事實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人退伍軍人是關於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唯一獲得政治認可的「退伍軍人」，不論是國家政策與行政措施，或是戰爭的主流歷史書寫皆是如此。舉例來說，在制度上，隸屬行政院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臺灣負責退伍軍人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該委員會名稱中的「國軍」一詞，明確界定了退伍軍人的身分，即指曾在國民黨領導的國軍中服役的退伍軍人。因此，這個委員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照顧曾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中國人退伍軍人，以及僅限於一九四九年後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臺籍老兵的福利。根據該會的管理體系，二戰時期的臺籍老兵完全被排除在外。
還有另一個跟退伍軍人有關的國家級機構──忠烈祠，在象徵層面上對國家形塑國族認同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對於誰能夠「入祀」忠烈祠並成為紀念對象，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根據國防部發布的管理辦法，位於首都臺北的國家級忠烈祠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民革命」犧牲的人，包括在「抗戰」期間以及一九四九年後反共大業中捐軀的烈士。總計約有三十九萬名「烈士」入祀忠烈祠。後來，國民黨政府將一些死於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以「烈士」身分入祀。然而，那些以日本軍人身分作戰並在戰爭中犧牲的臺灣人軍人則未被入祀。同樣地，在象徵層面上，由臺灣總統主持的「秋祭國殤」儀式每年於九月三日（臺灣的軍人節）在臺北忠烈祠舉行。顯然，在這種最高層級紀念陣亡將士的國家儀式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退伍軍人構成了「烈士」的主體。
相較之下，二戰的臺籍老兵在戰後未獲得任何國家承認或退伍軍人福利，他們也明顯被排除在戰後退伍軍人的敘事之外。官方從未為這些臺籍日本兵設立任何紀念碑或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在歷史書寫上，臺籍老兵同樣也在幾乎所有戰後關於戰爭的歷史敘述中缺席。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代中這段時間，除了極少數的零星媒體報導關於一些臺籍老兵和政治人物（不成功地）試圖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以及在少數電影中曾簡短提到臺灣人在戰爭中戰鬥外，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以及軍人／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大多被遺忘。因此，戰時臺灣人對抗中國軍隊和盟軍的歷史，在戰後臺灣幾乎鮮有人知。
正如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文學系學者荊子馨（LeoT.S.Ching）的論述，國民黨政府在戰後臺灣「對那些被他們聲稱為國民的人們採取了新殖民政策。」關於戰爭，被記得的更多是關於統治者，而非人民。因此，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一種經由積極政治建構的戰爭公共記憶──以及一種官方強制的失憶──透過「遺忘」戰後臺灣的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而形成。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當其開始處理戰後臺灣的戰時／殖民遺緒時，官方的遺忘恰好符合其需求。官方的失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兩階段的遺忘，第一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寬恕」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對抗中國）；第二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從戰爭中贖回（redeem）臺灣人軍人，並在反共大業中重新接納臺灣人為「中國人」。
那些與日本人並肩作戰、對抗中國「抗戰」的臺籍日本兵的經歷，對戰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言是個難題。這樣的戰時遺緒導致嚴重的法律和政治後果：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以漢奸（叛徒）和／或戰犯的罪名起訴了許多臺灣人，罪名是他們據稱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在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同樣的，通敵／背叛與抵抗／忠誠的議題確實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學術界的關注。然而，通敵的現象往往被過度簡化為道德敗壞的產物。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Brook）指出，與法國人（在他們對戰時經驗的研究中）相比，「中國人在面對並接受他們被占領的歷史上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同意卜正民的見解，並指出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完整探討過戰時漢奸的課題」。卜正民提醒歷史學家應「探究通敵行為背後的道德主體是如何形成，而不是事後對這些行為進行道德評判。」
臺籍日本兵的案例遠比那些中國通敵的案例更為複雜。關鍵的問題在於，如羅久蓉所指出，「臺灣人是否該為他們的戰時行為承擔責任？」羅久蓉進一步解釋，「因為臺灣人的戰時活動和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經驗無可分割，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要如何定義漢奸或戰犯成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這樣的爭議存在於國民黨的政府官員之間，也存在於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本地人之間。因此，在國民黨政府「急需與本地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刻，卻同時試圖對臺灣人在戰爭期間及殖民統治下的行為進行審判，這引發「臺灣人強烈且負面的反應」。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努力重獲民眾支持的目標更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
為了達到其目標，國民黨迫切需要尋求臺灣人的合作與支持。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官方遺忘臺灣人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成為一種有效解決未解問題的方法。透過遺忘臺灣人對中國人及盟軍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有效──不論其是否有意為之──對在日本軍隊中服務的臺灣人軍人以及其他在戰爭期間與日本「通敵」的臺灣人實施政治上的「赦免」（amnesty）。這種透過遺忘的「赦免」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中止對臺灣人戰爭罪刑的起訴，並防止對臺灣人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隨後，國民黨政府將能夠與本地人建立其急需的「良好關係」。
在戰後臺灣，這種藉由遺忘的「赦免」有助於減少（甚至抹消）來台中國人與新納入中國的臺灣人之間的敵意，讓國民黨政府得以打造和維持其在臺灣急需的政治團結。法國史學家史蒂芬．加孔（StéphaneGacon）認為，「公民給予其他公民赦免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未被內部衝突破壞的國家團結。」透過「官方遺忘」臺籍日本兵及其「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防止戰後臺灣的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國內衝突。與此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戰後臺灣，遺忘臺灣人軍人戰時的行為不只讓國民黨政府得以「預防」跟「撤銷」針對臺灣人的法律程序，同時也更進一步抹除任何臺灣人戰時（對中國人）罪行「本身的記憶」。隨著臺灣人的戰時責任這個問題被「抹消」，國民黨政府也不用再對此負起任何責任。
其實，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於臺灣站穩腳步後，只能憑藉臺灣可用的物質跟人力資源，以試圖強化其軍事力量並對中國共產黨重新發起攻擊。在這樣的情境下，國民黨政府變得高度依賴臺灣人，也根本無法承擔將所有曾在如今已倒台且官方譴責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工作或與之有牽連的」臺灣人「驅逐出境，更不用說將他們繩之以法」。藉由寬恕臺灣人軍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做過的事（例如曾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犯下的「戰爭犯罪」），國民黨政府得以讓臺灣人從不可逆行動的後果中獲得贖回，這些不可逆行動的後果包括中國人戰時的苦難或臺灣人參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藉由遺忘以及進而寬恕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能夠讓臺灣人顯得比他們的「行為」更有「價值」，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將臺灣人轉變為國民黨亟需的反共力量。
為了反共大業，國民黨政府採取行動去贖回一些臺籍老兵。例如，在一九五七年，一群在戰後被審判為戰犯、而後獲釋並被遣返日本的臺灣人，請求國民黨政府允許他們志願加入中華民國軍隊。外交部接手了這個案件，並認為這樣的請求「值得嘉許」。考量到這群「臺灣青年」的「反共」立場及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外交部多次建議其駐日領事館及主管僑務機構配合這些前戰犯的請求。橫濱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於是協助這群臺灣人在東京的國民黨分部設立辦公室，使這些被釋放的戰犯能夠「積極參與反共活動」，並「成為反共大業中的重要力量」。多年後，這群臺灣人中的簡茂松回憶，幾位居住在日本的臺籍日本兵（包括他本人）於一九七一年前往臺灣，在臺北會見了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在會談中，蔣介石親自請這些臺籍老兵組織「義勇軍」，以便在時機成熟時協助國民黨「計畫中的」反共大業。上述這些例子顯示，國民黨政府為了反共大業，選擇贖回臺籍日本兵，使他們成為「光復大陸」的力量，不論這些臺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了什麼。
在戰後臺灣，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透過語言、教育與文化等新政策，對臺灣人實施了激烈且全面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措施。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書寫顯示，國民黨政府贖回並重新接納一些臺籍老兵的前提是，臺籍日本兵的歷史──就像日本殖民統治遺緒──需要被「連根拔起」。上述分析揭示，在國民黨政權下，臺籍日本兵若要獲得寬恕以及／或贖回，通常必須在公共領域中被政治性地遺忘。如魏斐德所說，對於那些被懷疑逾越「中國性」界限的個案，「漢人」身分可以讓你重新被接納，過去的紀錄也可能被一筆勾銷。對臺籍日本兵而言，被一筆勾銷的是他們的戰時經歷以及他們對於戰爭的記憶；在戰後臺灣「重新接納」入「中國性」的代價就是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