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序幕〉(節錄)
我正在地下室吃著最後一頓午餐,裝在餐盤裡端來的不是內部食堂的飯食,而是看起來像是從附近飯館裡叫來的雪濃湯。坐著等我吃完飯的調查組長,把厚厚幾疊要移交給檢察機構的調查文件分裝在幾個文件袋裡。組長與我閒聊說:
「你走了以後,大家就可以準時下班了。不管怎樣,彼此都辛苦了!」
站在旁邊的調查員說:
「不過,先生,您認為自己會被判幾年呢?」
我像事不關己一樣沒多想就回答:
「這個嘛,大概三年吧?」
組長瞪大眼睛說:
「喔唷,才那樣呀?」
「從犯向來比主犯判得輕,不是嗎?」
我一定是想起了比我早入獄,在獄中過了三年就被赦免出獄的文益煥牧師,才會開那種玩笑吧。
「您跑到北韓和金日成見了好幾次面,最少也要在獄中過個七、八年吧!」
我這次也像在說別人的事情似地回應組長的話:
「唉唷,這下要吃苦頭了。」
「少來了!對作家先生您來說,這些東西不都是能當成寫作素材的家常便飯嗎?」
組長才說完,調查員又跟著追加一句:
「您絕對一出去就會把這些事情都寫出來……」
「你們這些人還真是軟硬兼施呀!」
我毫不在意地開著玩笑,這是我在這裡接受調查期間自然而然學會的事情,但這也是因為我已經養成了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表面上都要保持沉著鎮定的習慣,以免在氣勢上落了下風。到最後的三、四天期間,我已經習慣成自然,幾乎以為自己不是被拘留,而是和他們一起在這裡上班。國家安全企劃部二十天來的調查終於結束,現在,我只不過是通過了第一道地獄門,等我被重新移交給檢察機關後,還得通過第二道地獄門。
我沒有受到什麼嚴刑拷問。雖然在一九七〇年代維新獨裁時期我曾數度被逮捕和短期拘留,也曾在朴正熙總統死亡後因違反新軍部的戒嚴令被關進軍隊禁閉室裡,但一次也沒有被打過耳光,不知道是因為我運氣好,還是我的行為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所以一些作家朋友還無情地開著玩笑說,黃某人再這麼下去,總有一天會惹出大麻煩來!現在想想,這或許該說是我運氣好。不過,我從年輕時期開始就是一個擁有廣大讀者群的知名小說家,這似乎也發揮了一些作用。《張吉山》這部長篇小說在日報上每天連載長達十年之久,所以我算是沾了讀者的光。
當我第一次在機場被逮捕、被蒙上眼睛帶到這間地下室時,國家安全企劃部的對共調查部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先發制人,把我逼到牆角,幾十個人圍著我展開審問攻勢。其中一個眼睛狹長、眼神銳利的男人不僅對我破口大罵,還揮舞著拳頭。我反正已經有了覺悟,便低頭閃避,並且一把推開他,然後把上衣一脫丟在一邊。
「依法處理不就好了?好呀,你敢拷問我看看,我奉陪到底!」
站在周圍的調查員拉住他,還說室長您什麼什麼的。透過他們的話語,我大致可以判斷出那男人的職位。當時他壓下怒火、臨走前留下的話,令我印象深刻。
「你這混蛋,八成想著時代變了,進來的時候還以為我們會敷衍了事把你給放了吧?赤色分子王八蛋,從現在開始你就等著好好被剝一層皮吧!」
畫家洪成潭因為給北韓的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送了一幅壁畫被逮捕送進來時,曾遭到殘酷的嚴刑拷打。他被釋放以後,就畫下拷問者的長相刊登在日報上,而那張臉就長在這個男人臉上。不管怎樣,每當有調查員在審訊過程中對我發怒,想如往常一樣使用暴力時,旁邊總有其他調查員會勸阻說:
「你敢動這個人,後患無窮喔!」
我進安企部的第一天,在開始審訊之前,他們就叫我脫掉衣服。我搞不清楚狀況,看了看調查員就脫掉外套和襯衫等著他們的下一步。
「難道要我幫你脫嗎?脫光!」
聽到調查員不耐煩的聲音,我心裡暗自緊張,以為拷問就要開始了。在我慢吞吞地脫掉長褲,只穿著一條內褲弓著腰站在那裡時,站在我身後的另一名調查員把一套軍服搭在椅背上,然後一件件拾起我的外衣走了出去。負責的調查員看了一眼咬緊牙關、佯裝挺直腰桿站立的我,冷漠地說:
「你的便衣被收走保管了,換上那身衣服。」
我換上寬大的舊軍服,然後在第一天的審訊過程中被叫了出去,在走廊上拿著一塊印有我身分證字號的牌子,舉在胸前拍照。還有醫生下樓到審訊室來,為我做了簡單的健康檢查。之後,又叫我在文件上蓋了好幾次指印,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是自願的,且願負全責。當然,在審訊過程中免不了有咒罵和侮辱的事情發生,但比這些更令人難以忍受的,就是不讓我睡覺。他們派了數十名調查員分成三、四人一組輪番上陣,最初幾天因為每天每小時見到的面孔都不相同,讓我感到很慌亂,而且只要調查員一換班,問話又會從頭開始。審訊室的牆面和天花板都是穿孔隔音板,房間裡有一張桌子和四張椅子,角落擺了一張軍用彈簧床,還附帶一間廁所。隨著時間過去,我才發現在審訊室外也有人盯著審訊過程看。因為只要陳述出現前言不對後語的地方,課長或組長就會毫不遲疑地衝進來追究和指責。審訊室天花板上吊著幾盞日光燈,因為是地下室,就算有通風口,但因為沒有窗戶,所以也分不清究竟是白天還是夜晚。當然,也根本找不到時鐘這種東西。我只能從輪番上陣的調查員們的表情來推測現在大概是幾點鐘,然後在心裡大致估算出日期。有時,當我進了廁所坐在馬桶上打瞌睡時,等在外面的調查員就會把我拖出來,又把我按回椅子上。
有人用雙手抓著我的肩膀猛晃說:「這珍貴的身體可要溫柔對待,否則一個不小心就弄壞了!」然後像對待骨灰罈一樣做出溫柔撫摸的姿態,馬上又換上一副凶狠的表情揮舞著拳頭,彷彿打我一下他心裡就很痛快似的。有一次,大概是在大家都下班後的深夜裡,有人腳步蹣跚地走進審訊室,可能是值大夜班的人吧。看起來年紀比其他調查員來得大,應該是喝醉了吧,一身的酒味撲鼻而來。他發著牢騷說:
「幹嘛還陪著這傢伙調查呀,要是以前的話,叫年輕小子對準頭給他一槍不就得了。」
審問我的調查員似乎很尷尬,對他說:
「您上樓去睡覺吧,沒事何必下來這裡?」
「把那些傢伙澆上水泥,丟到東海裡去,說不定還能長出海帶來呢!」
他踉踉蹌蹌地走出審訊室,但他說的話卻比任何暴力更讓我毛骨悚然。調查員低聲說:
「這些糟老頭子真讓人頭痛,那個人再過幾個月就要退休了。」
我馬上知道那個人說的話是真的,因為我想起了載著金大中到玄界灘海上的那艘快艇,不知道有多少生命就那樣在冷戰的分界線上消失無蹤。
從我決定訪北以來,我就決心要貫徹一項原則,那就是公開我的一切言行。我堅信,唯有將我的每句話和每個行動都詳細公開,才不至於遭到扭曲或作偽,也才有可能產生客觀的正當性。我早就知道回國以後會被立刻逮捕,並且會受到嚴酷的審訊。因此,不只是公開的活動或會面,就連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事情,我也會盡可能透過採訪或寫作的方式來公開。也因此,他們得以獲取大量資料,一開始的調查作業就是從確認那些東西的真偽開始的。不,最早他們叫我做的殘酷勞動,是一次又一次地寫「自白書」。一而再、再而三地寫自白書的過程中,有的人會出現失誤或吐露新的事實,甚至陷入自相矛盾的情況,但我從一開始就對事件本身充滿自信,就算要我重複寫個幾十次,我基於事實的記憶也不會出現相左的地方。調查員根據我的自白書,又將其細細地拆解,按小時為單位重新確認。碎片化的審訊紀錄進一步化為無數個情節,在反覆的審問之下,又被更精巧地重新排列組合。如果沒有問出更進一步的事情,或嫌犯的記憶力和陳述似乎全數耗盡時,「折磨」就開始了。調查員每隔幾個小時輪流進來,針對自己負責的部分不斷重複審問,高強度審訊的壓力會在那時達到巔峰。由於我從一開始就公開了一切,所以覺得自己問心無愧。但因為我沒想到他們會扭曲和操弄事實,所以不能說我在接受調查時平安無事。也是,誰會想到呢?這個被編造成只朝著一個方向展開的劇本,原作者不是我,而是他們。隨著時間過去,我的存在逐漸成為他們劇本裡一個明知結局卻停不下來的小丑。
人們總有著「眼見為實」的錯覺,因此我沒有預料到事實往往會成為扭曲真相的危險線索。回首過往,我也只不過是一個不諳世事、缺乏閱歷的天真讀書人罷了。調查就像一場鑄造過程,而《國家保安法》就是鑄造的模具。在我訪北後不回國反而到處跑的四年期間,他們一直磨刀霍霍就等著要如何料理我,真的到了即使把我剝一層皮下來也不見得多痛快的地步。然而,我安慰自己,在不失作為作家尊嚴的水準上,算是已經受到很寬大的調查了。後來我才驚覺到,我在自己比他們高出一籌的錯覺中,乖乖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就像一隻養成習慣的寵物狗一樣,主人說「腳」就交出腳、說「手」就交出手。
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前提是,我這個人在理念上並不贊成北韓式的社會體制,只不過是盼望分斷成南和北的韓半島能和平統一。不僅是我,當時支持我們訪北的民間社會團體成員們也是如此,還有與我同行的文益煥牧師和鄭敬謨先生也一樣。更具體一點來說,我們相信只要南韓成為真正的民主社會,我們就可以憑藉著這股力量改變北韓,而這個信念到現在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如今與其說是統一論者,更像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因為統一這個主題早已褪色,成為一種觀念或政治行銷。
《國家保安法》是分斷體制打造出來的殘忍刑具,如同一張「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把不符合床的長度和寬度的人身體截短或拉長。這部法是以日據時期制定的《治安維持法》為基礎,隨著一九四八年分斷體制正式開始,南北兩邊各自的政府成立,由南韓執政黨單方面制定的。《國家保安法》從一開始的前提就是將北韓視為叛亂團體,而非一個國家。雖然這樣的命題在一九九一年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以及南北韓政府當局數次會談和高峰會談等,早就算是失效了。但因為在國內法上並沒有作廢,所以依然有效。
…………
當我被蒙著眼睛,小心翼翼地踩著臺階走下去,在地下室的黑暗中睜開眼睛時,我就切實感受到自己即將被迫躺在如同怪物一樣的《國家保安法》床上,承受四肢被蹂躪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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