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在加薩,一個守著書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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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給各國讀者的一封信

我撰寫這本書,並非以阿拉伯人的身分,只是單純作為一個深受現實震撼的人。至於我兼具法國與摩洛哥的雙重身分,而非巴勒斯坦人,在這項迫切任務面前,其實無關緊要,那就是:見證我們共同的處境。因為納比勒的舉動──即便炸彈從天而降,他的書店還是每天早上照常開張;房屋坍毀時,依然讀著莎士比亞;送書給人,而不是用賣的──如此決絕,令人無比震撼。在求生存理應成為唯一要務的世界裡,持續閱讀,就是行使一種絕對的精神主權。那就是在宣告,即使剩餘的一切都被占據,精神依舊自由。沒錯,這本書是政治性的,但不是黨派意義上的那種政治。任何試圖為那些被媒體與主流論述化約為統計數字或口號的事物重新賦予人性面孔的努力,皆屬政治性的,本書亦然。拒絕被抹除,是政治;相信「為事物命名」便已是在抵抗其消逝,也是政治。

我之所以選擇文學,正因唯有文學容許這種迂迴而富於同理的取徑,讓我們得以講述不可言說之事,卻不妄稱能夠將其全然掌握。如同我在小說卷首所引用的西蒙.韋伊之言:「唯有承受著命運的人,才有能力對另一個人提問:『折磨你的究竟是什麼?』」必須穿越我們自身的暗夜之後,這種能力才會浮現。虛構讓我們既能走入那片暗夜,又不將之據為己有;既能探問他人之苦,又不妄稱能夠徹底理解。納比勒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他的這種陪伴與存在,足以療癒他人痛苦,卻不直接給出答案,而是送書──當人們喘不過氣時,書籍成了令人得以呼吸喘息的空間。

我是一名政治學者、伊斯蘭研究者,也從事教學與研究。我十五歲起便投身宗教間的對話,始終致力於在不同世界之間搭橋:我曾分別與克里斯蒂安.德洛姆神父、自由派猶太拉比戴兒芬.奧爾維耶合撰書籍,拒絕將自己框限於單一視角。更重要的是,我曾與猶太社群、拿撒勒的埃米勒.舒法尼神父以及巴勒斯坦人萊拉.沙希德共同籌辦一趟奧許維茨參訪,讓信仰各異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與法國人一同參與。這項行動催生了《面對奧許維茨的一個阿拉伯人》一書;光是書名,便已道盡跨越不可能之疆界、開拓彼此承認之空間的那份決心。我深信,理解他人,並非背叛自身的歷史,反而是其最深刻的完成。正是這種相遇相知的倫理觀,催生了我們的故事主角──書店老闆納比勒。他同樣拒絕一切排他的歸屬方式。

面對加薩,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視共同的無能為力。國際法搖搖欲墜,理想典範紛紛崩塌,我們的憤怒也可能讓彼此漸行漸遠。這場衝突與每個人都切身相關:它使全球南方必須重新面對殖民的殘酷經驗,也逼歐洲重新面對猶太大屠殺的罪疚,並讓兩種苦難相互對峙。西方對此束手無策,儘管他們正是根源。真正在我心中縈迴不去的,與其說是政治問題,不如說是更根本的問題:「戰爭期間,怎麼樣算得上是好人?」「當一切都企圖抹除人的存在時,我們該如何保有人性?」我的故事主角納比勒,讓我得以探索這項問題,卻不必真正解決問題,使其在種種來往衝撞的信念之間,依舊保持鮮活。

文學並非挪用,而是一種建立連結的嘗試。書寫一名加薩的書店老闆,我無意代替巴勒斯坦人發言,而是希望開闢一處人人都能從中認識自身的空間。我相信美的力量,尤其是文字的力量:它能讓我們暫時停下腳步,帶領我們重返內心深處,滋養那股內在的抵抗精神──它可能在我們正當的憤怒中迅速窒息。我之所以書寫加薩,是因為這場衝突揭示了我們共同人性中最脆弱、也最珍貴的部分:在一切崩塌之刻,我們依然具備的說故事能力。如同納比勒送書、而非賣書,我也奉上這些書頁,它們不是最終解答,而是一處空間,即使身在廢墟,人之尊嚴依舊能昂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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