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從神經犯罪學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慎思以治療取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

今天是二○一二年七月十九日，費城熱得像地獄的鍋爐架似的，辦公室的冷氣機卻正好壞掉，無可奈何，我只好回家裡樓上的書房寫這篇序。下午本來應該和芝加哥來的攝影團隊錄一段有關犯罪的紀錄片，但一早他們就發現攝影設備被偷了，所以錄影也只好作罷。在隨時都有人犯罪的費城，這不令人驚奇，昨天我就因為家裡遭小偷和兩位警探─賴登（Lydon）和波以耳（Boyle）─談過話。從香港飛過半個地球才在半夜返達家門，卻發現被小偷闖空門，幸好我的資料都隨身帶著，也是為什麼我還敢住在費城西區的原因之一。

環顧書房，牆上擺滿了各種犯罪和暴力的第一版書或絕版書，幸好小偷不要這些珍貴的書，我想他大概對犯罪的原因沒有我那麼感興趣。不過這些不是我的書，而是我搬進來之前的七十五年間，歷任屋主的收藏；大部分是世界著名的犯罪學家伍夫岡（Marvin Wolfgang）的手筆，他從一九六九年起就在這書房中寫他的書。在他之前的三十年，則是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犯罪學家、也是伍夫岡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西林（Thorsten Sellin），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七個星期前買下了這棟房子。我現在就在他的書桌寫這篇序。這四分之三個世紀之間，兩位學術界的巨人─教授和導師─在賓州大學中重新定義了犯罪學，而我現在正在賓州大學教書。

因為坐在這麼有歷史的房間裡，我的心思自然轉到這本書的主要問題上：犯罪的原因有生物學上的關係嗎？有辦法治癒嗎？過去有人探索過這個問題嗎？其實，早在一百五十年前，義大利的一位醫生朗布羅索（Cesare Lombroso）就打破了學術傳統，用嶄新的、實證的方法研究過犯罪，而且想說服全世界犯罪是有大腦的原因的；但是，當二十世紀的腳步毫不停歇地向前走時，過去這個創新的想法很快就淡出，被社會學的觀點佔去了舞台。在那段期間裡，任何想保有飯碗的犯罪學家都不敢碰暴力的大腦原因或惡行的生物機制。

除了現在書房壁爐上面掛的朗布羅索肖像，伍夫岡還詳細登錄了朗布羅索的犯罪歷史分析。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像朗布羅索那樣同時被稱頌又被貶斥；伍夫岡既清楚朗布羅索如何被敵視犯罪的生物理論的人當作假想敵，也知道朗布羅索的研究有其極限，卻同時也看到這位義大利人的偉大貢獻。

在他事業末期時，伍夫岡深信犯罪的確有大腦裡的關係；他的指導教授西林也認同朗布羅索的生物看法，所以把焦點放在犯罪者身上而不是犯罪本身。這種看法既前所未有也影響深遠，我住在他們住過的房子裡，用他們用過的書房，實在很難不認同他們。

然而，犯罪學領域中的大多數人是不贊同他們的。在我當學生的一九七○和八○年代，沒人看得起生物學的暴力研究，像我這種夾在敵對兩方之間的研究者，說得好聽是生物決定論者，故意忽略社會的作用，說得不好聽，就是種族主義的優生學家。

或許是我血液中有反叛和固執的成分，這些負面的觀點從來沒有阻止我在我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專注在犯罪的生物基礎上。然而，因為我不是在重刑犯監獄、就是在大學的象牙塔中工作，其實沒有接觸到很多可能跟我一樣，對生物學可以幫助犯罪的看法深感興奮的廣大群眾，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決定以寫這本書分享這些新知的理由。

所以我非常感謝凱勒曼（Jonathan Kellerman）鼓勵我寫這本適合大眾閱讀的科普書，推介我的犯罪研究心得。凱勒曼是世界頂尖的犯罪小說作家，也曾寫過一本非常有啟發性的科普書《野蠻產物》（Savage Spawn），討論學生帶槍到學校殘酷掃射、濫殺無辜的犯罪原因。

大約十五年前，有一天我們一起吃午飯，因為凱勒曼是臨床心理學博士，所以讀過我所發表的論文，認為我有一些重要的知識可以和普羅大眾分享，便介紹我他自己的經紀人；但當我寫了書的大綱給這名經紀人後，卻有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不論我如何努力，都沒有任何出版社想出我的書。

但也就在這十五年間，形勢改變了。因為人類基因體解碼，世界各國都不再局限於醫學、開始注意基因和生理因素對個人行為的重要性，幸運女神也開始眷顧我。我的賓州大學校友、威廉莫理斯娛樂媒體（William Morris Entertainment）的藝文經紀人陸浦芬（Eric Lupfer），有天在賓州大學的校刊上讀到學校記者針對我的研究的問答專訪，也感到大眾會對暴力犯罪的生物原因感興趣；我不可能有比他更好、更支持我的經紀人了，要是沒有他的幫忙和遠見，現在的我大概不會在這間充滿歷史的房間內為本書寫序。我也由衷感謝萬神殿出版公司（Pantheon）的亞歷山大（Jeff Alexander）對書稿的修飾、改正和指引，和他在一起的時光就像變魔術一樣驚奇迭起。萬神殿公司的卡爾斯（Josie Kals）和米勒（Jocelyn Miller）也提供了無價的支持與幫忙，我尤其感謝本書的執行編輯諾里斯（Kate Norris），她對初稿的潤飾和精準無誤的校對，使得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另外，我也感謝企鵝出版社（Penguin）的康福（Helen Conford）在漫長的撰寫過程中對我的大力支持與鼓勵。陸浦芬、亞歷山大和康福的共同努力使這本書得以問世，我對他們致上我最真誠的感謝。

這股改變的風潮也吹進了校園。世界頂尖的犯罪學家們發現跨領域研究能量可觀，現在也開始追隨伍夫岡和西林的腳步。在這股風潮下，世界最頂尖的社會學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也都開始刊登暴力和犯罪上的分子生物學、基因在研究了。十五年前這是不可思議之事，現在則是新的神經犯罪學次領域有如雨後春筍，帶領著我們向前走。

劍橋大學犯罪研究所所長魯瑟（Friedrich Lsel）讓我在他的研究所中安靜地寫完這本書，在那裡我有幸能與波騰（Anthony Bottom）爵士、艾士納（Manuel Eisner）、法林頓（David Farrington）、威克斯璁（Per-Olof Wikstrm）和魯瑟本人討論細節，受益良多。賓州大學的勞佛（Bill Laufer），幫助我更加了解我的大腦造影研究和他的專長白領階級犯罪之間的關係；法拉（Martha Farah）讓我更關心神經倫理學，摩斯（Stephen Morse）則耐心教我神經法律學（neurolaw）；能夠和這些一流學者共事，是我莫大的榮耀。我也很感謝培利（Richard Perry）的捐贈給了我這個講座教授的職缺，謝謝顧特曼（Amy Gutmann）對我的信任，把我納入她的「賓州知識整合提案」（Penn Integrates Knowledge Initiative）之中。

熱中犯罪的生物機制的也不僅是學術圈，還包括各大媒體。威廉莫理斯的康勞埃（Erin Conroy）把《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介紹給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高登（Howard Gordon）和加薩（Alex Gansa），建議拍成影片，我們也已簽訂協議草約。謝謝你，康勞埃，也謝謝你，高登，能在這本書中找到吸引你們的地方，把它變成影集，這對我真是意義非凡。（編按：CBS的同名影集Anatomy of Violence已經在二○一三年播出。）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有許多合作的研究夥伴、同事和學術界的朋友都幫助我、鼓勵我、激勵我；這些人裡，我尤其感恩（名單下略），他們這麼多年來的友誼、支持和激勵對我意義重大。我在賓州大學的學生帶給我教學真誠的快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誠然一樂也。在這些學生中，我特別要謝謝「四人幫」（Gang of Four）高瑜、格倫（Andrea Glenn）、舒格（Robert Schug）和楊雅玲；他們既是很有生產力的研究團隊，我也從這些很有天分的學生身上學到很多。

我們從很多不同的地方找到靈感，我特別感謝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約克大學的范納保（Peter Venables）教授─過去三十五年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我在監獄工作的那四年。在那段期間，我有七個月不但不掛意、根本就放棄了博士論文，但他始終沒放棄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派興漢（Dick Passingham）在我還是牛津大學大學部學生時，就比任何人都更願意指導我，教我如何清楚有效地思考問題。五年前，謝爾門（Larry Sherman）引領我進入賓州大學犯罪學系，對他的恩情，我謝也謝不完；他堅信神經犯罪學是未來的趨勢，對我們後進小輩來說真是一盞明燈。賽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寫這本書上幫助我很多，尤其是最後一章對未來場景的描述。

我從與利索（Julia Lisle）、洛克（Ed Lock）和馬克仕（John Marcus）及西姆斯（Sally Sims）的討論上學到很多，成果呈現在最後一章的社會和法律議題上。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家人─菲利浦（Philip）、安得魯（Andrew）和江紅（Jianghong）─對我的耐心和諒解，不以我最近只有這麼少的時間可以陪他們為意。他們帶給我歡樂、支持和愛，使我走過寫書的辛苦時光，完成了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