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出版市場上少有的完整古巴革命紀錄，也是切．格瓦拉一生的革命戰鬥! 藍博洲著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 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 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大陸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 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 年10 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 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歷史並沒有終結。現實告訴我們，在叢林裡的遊擊戰犧牲的格瓦拉的英魂早已勝利化為各種理想主義追求進步的精神。儘管我們不知道，當人間這本易名為《格拉瑪號的遠征》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時，切曾經參與創建的紅色古巴是否能夠在美帝霸權窒息下續存，但我們相信，格瓦拉的革命精神不死。一如以往，從一個反抗走向另一個反抗的古巴人民仍將不斷譜寫與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反抗的史詩。對人類文明依然懷抱信心，不分國度的理想主義的青年，也會學習格瓦拉的精神，到「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鬥爭吧。謹以此書祝福命懸一線的古巴萬歲！
麥浪、麥浪、麥成浪,救苦、救難、救飢荒。1949年2月,楊逵在台中歡迎台大麥浪歌詠隊的茶話會上即興朗誦了這首詩,以表達他個人在經歷了一場「228」的民族悲劇後,對麥浪歌詠隊巡迴演出團及青年一代的熱烈期望。可這個期望卻在不久後的4月6日破滅了。因為先前發表的«和平宣言»及其支持麥浪歌詠隊的行動,楊逵先生與包括許多麥浪歌詠隊成員在內的無數青年學生都被捕繫獄。麥浪歌詠隊是怎樣的一個學生社團?它又作了哪些「大逆不道」的「不法」之事?並且起到了怎麼樣的作用?以致於會遭到當局的整肅！1987年,藍博洲開始調查研究有關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同時,也陸續聽聞了許多有關麥浪的「傳奇」。基於對台灣近現代史認識與理解的必要,他開始在被湮滅的歷史現場尋訪當年台大麥浪歌詠隊隊員的腳蹤,以及他們的青春之歌。愛台灣的青年朋友們，讓我們一起聆聽麥浪的青春戰鬥曲吧！
一九八七年，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反共戒嚴令解除之前，我在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開始進行關於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調查採訪與寫作。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一九九○年春天，我專程到北京尋訪那些因為參與二二八鬥爭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一九九一年二月，這群被故鄉遺忘的流亡者的第一手證言，再加上《人民導報》三君子――王添灯、宋斐如與陳文彬的傳略，以《沉屍‧流亡‧二二八》為名出版。反響熱烈。此後，我又隨著政治氣候的相對寬鬆，與這些歷史見證者進行了無以數計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 時光飛逝。當年收錄於書中的歷史見證人也都陸續辭世了。當年出世的嬰兒如今也已過了而立之年。但二二八的病變顯然並沒有隨著當局的種種「平反」與補償措施而成為翻篇的一頁歷史，它仍然是一些無良政客們每年定期的悲情提款機。因為這樣，這些出生於日據殖民統治時代的前輩們一而再再而三追憶的往事，就為我們見證了臺灣走過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與滄桑，從而提供後來者鑑往知來的一面銅鏡。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在三十四年之後增訂《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的內容，割捨已經另出單行本的王添灯與宋斐如，以及非臺灣本籍的臺大麥浪歌詠領隊方生，共三篇，另外增加了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與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的證言，以「流亡二二八」為書名重新出版，從而更加全面呈現二二八前後的臺灣面貌，廓清猶然未散的歷史迷霧，指引我們一條前行的路。――藍博洲
希特勒上台執政的一九三三年，「二十世紀最大間諜之一」的左爾格以記者身分掩護，領導「拉姆扎」小組，與近衛文麿首相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尾崎秀實配合，像一把銳利的匕首插入德國駐日本大使館和日本政府高層，獵取大量絕密情報，同時大大推遲了德日結盟將侵略矛頭指向蘇聯的決策。蘇聯也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對付西線的納粹德國，從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里哈爾德‧左爾格是蘇聯諜報人員、經濟學家、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被西方稱為「二十世紀最大間諜之一」。一九三三年九月，為反對德日法西斯，為反對侵略戰爭、維護和平，他被派往東京，以德國《法蘭克福報》《柏林信使報》駐日記者身分為掩護，領導在上海任職時的舊友、日本記者尾崎秀實，法國哈瓦斯通訊社記者勃蘭科‧武凱利奇，報務員馬克斯‧克勞森以及畫家宮城四德、日本姑娘石井花子等人的間諜小組「拉姆扎」，並肩戰鬥。當時，希特勒上台執政，大搞法西斯統治，叫囂要向東方尋求「生存空間」；日本軍閥則積極策畫侵華戰爭，妄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並覬覦蘇聯。蘇聯受到來自東西兩方面的軍事威脅，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或推遲德日結盟，以免腹背受敵，並且必須搞清它們的侵略計畫，以便決策。這便是左爾格赴日所肩負的使命。本書內容豐富，情節驚險跌宕起伏，生動敘述國際間諜小組「拉姆扎」在東京日本上層人物中長期進行艱苦卓絕的秘密戰鬥的故事。它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深刻描寫分析當時日、德、蘇三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外交關係和德、日兩國上層的矛盾鬥爭，以及美、英、法等國對該時期國際局勢的不同態度，同時也繪聲繪色描寫無限忠於社會主義祖國、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左爾格的成長過程和「拉姆扎」間諜小組的諜報活動，以及絢麗多彩的日本風土人情，可讀性很強。
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024年2月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雅爾達的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三巨頭」三次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這次會議的爭執和達成的協議，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以致於世界上很多學者和政治家，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四十多年的世界格局稱為「雅爾達體制」。 ‧雅爾達體制與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談判桌上對世界事務所作安排的產物，影響著戰後世界的發展進程，經常是各種危機和衝突發生的源頭。‧本書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同盟大國對戰後世界作了怎樣的安排，它們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安排，它們是怎樣作安排的？然後，我們才會知道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國際背景。‧如果你真愛台灣，務請購讀本書，張開眼睛，看看台灣在全球政局中的位置，從而找到未來的出路。
基於台灣民眾曾經飽嚐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受難歷史而有的杞憂，值此中國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八十週年紀念的光輝時刻，人間謹從《林書揚文集》當中選編了去殖民的相關文論，出版這本《日本軍國主義豈是孤魂野鬼》，作為鑑往知來的節日獻禮，希望愛台灣的台灣青年可以靜下心來認真研讀，進而找到未來的光明大道。――藍博洲 日本新軍國主義的亡靈，在日本戰前的戰爭勢力與美國全球戰略的指導下，穩定地走出敗戰的墳場，對日本和亞洲人民投下巨大的戰爭陰影。揭發和批評日本新的戰爭擴張主義，不只是愛好自由的日本人民的責任，也應該聯合廣大的、在二次戰中受害於日本侵略戰爭的亞洲人民，共同追究和制止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復甦。一世紀以來惡鄰相逼，慘痛的記憶促使我們永遠保持警惕。日本國家的不祥性格，一在於其獨佔資本的自然擴張傾向。因而軍國主義何嘗是制度外遺物的「孤魂野鬼」，它是獨佔資本體系不斷予以更新的國家暴力的組織和行使方式。歷史的教訓雖然不能任其固定化為一種僵硬公式，但淡忘教訓更有陷入悲劇性樂觀心態的危險。但願這是受難世紀人們的、深淺不一的杞憂。
本書收錄的李應章、伍金地、許月里、廖清纏與陳其昌等五位反殖民左翼鬥士的抗爭史實，是作者幾十年來在荒湮漠土中挖掘留存的幾頁臺灣史的殘跡，希望能夠對延續臺灣人的正派氣概起到一點作用。謹此作為紀念臺灣光復八十週年的獻禮。 在一個階級支配的社會，對於社會上不平、不公、不正的現象及關係，自然會有被支配、被壓迫的人們，起而反抗支配及壓迫者。如果這種反抗只是針對政治領域的抗爭，那麼這種運動的目標也只是針對政治情況做部分改善的一種改良運動。往往，在殖民地社會，會有如地主及殖民地新起的本土工商資本家這些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這就變成了殖民地運動中的右翼。他們在運動上的要求往往僅限於政治關係的改良。而所謂的左翼運動，就是把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被支配關係的根上溯至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部分，也就是階級結構中最基本的部分，有意從此部分來加以改造。這種運動的目標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反抗運動。換句話說，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列為首要的攻擊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左翼運動。――林書揚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從香港到台北，《憤怒的台灣》所走過的曲折歷程，恰恰反映了台灣．中國近代史中的悲劇性，只是這樣的歷史悲劇似乎又到了另一個轉折的關鍵年代！然而，悲劇的歷史顯然沒有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從而讓人們有智慧地處理歷史遺留的台灣問題。三十三年之後，在帝國主義與野心政客的刻意操弄下，兩岸關係又瀕臨兵凶戰危的悲劇邊緣，戰火一觸即發，人民的身家性命朝不保夕。歷史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九年的關鍵節點，當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到了不得不面對解決的時刻。 今年恰逢台灣建省一百四十年，馬關割台一百三十年，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八十週年。值此具有重大意義的光榮年代，人間出版社取得蘇新滯留大陸後出生的兒子蘇宏先生的授權，重新出版已經絕版多年的《憤怒的台灣》，同時收錄了曾健民醫師生前從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光明報》第二卷第十二期挖掘出來的蘇新遺作〈談台灣解放問題〉，以及林書揚與陳映真先生閱讀後的感懷回應，作為節日的紀念與人間再出發的獻禮。
現代中國伊斯蘭的命運如何？其發生了怎樣的歷史變遷？她如何表述與被表述？本書由文藝視角出發，兼及文藝深刻勾連的思想和歷史視野，通過查閱大量現代中國各族知識分子的相關實踐文本，以此鉤稽、深描和重思現代中國伊斯蘭及穆斯林人群的革變、再造和流動，及其在多種文藝形式中的表述史，呈現他們被遮隱的另一重面影與心靈，為跨體系社會的中國及其現實與未來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參照。
‧日皇領導東南亞「獨立」？ ‧蔣介石是天皇的救星嗎？ ‧台獨是從日本「分家」的嗎？ ‧日本掠奪糧食與二二八事變有關嗎？ ‧歐洲擴張史與美國如何稱霸世界？ ‧中國崛起史如何引起中美貿易戰？ ‧「日台一家」的淵源終結了嗎？ ‧台灣如何「維持現狀」呢？
盛江除了和同世代的知青一樣上山下鄉務農之外，他還當過礦工，下過礦坑，盡心盡力的當了好幾年的煤礦工人，因此被選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江西師範學院讀書。這樣，他才有機會讀上來，最後成為著名的學者。 中國人具有極佳的“品格”，在困難的時候非常能夠吃苦，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只要客觀條件有了改變，他們就能夠把握時機，迅速往前發展。盛江生長於貧困的農家，又經過十年文革的波折，最後成為全國知名的教授，寫出兩本引人矚目的學術大作，所憑藉的就是這種中國人所具有的優秀的品格。
蕭（道應）先生出身屏東佳冬第一戶大地主，但他不但放棄私利，參加抗日戰爭，後來又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蕭先生的思想堅決，沒有變，但他冒「變節」的罪名，與敵人鬥爭，暗中救獄內的朋友，忍辱負重，作「雙面人」，「苟且偷生」。他的一生是苦命的人生！他說，他是悲劇時代出生的悲劇演員。他的偉大就是至死都不說出他和張志忠之間的工作關係。他不但是我共患難的同志，也是我至死不渝的戰友。我將永遠懷念他。－－石聰金（蕭道應在地下黨的工作同志） 父親愛國立場的堅定，有時候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到日本開會及旅遊時，每次上廁所都要到日本神社，父親一定拒絕下車。我很好奇，父親怎麼可以一整天不小便。－－蕭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