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圖書館的創新思維

序

從1960年代的「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到2000年代的「網際網路全球數位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走過人人求知求學必備的輝煌盛況，而今面臨資訊隨手可及、使用者逐步流失，再加上多年的擴張累積，造成投資與營運成本高居不下，而服務效益卻逐漸遞減的落差。大學圖書館的反思與突破，功能與角色的重新定位，勢在必行。

政治大學圖書館及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組成的大學圖書館體系，擁有兩座獨立館舍建築及四個設於學院大樓中的圖書分館，整體藏書量超過兩百萬冊，編制館員及計畫性專職助理人力超過九十人，規模為國內僅次於臺大圖書館。筆者於2005年8月起至2014年11月止，擔任館長兼中心主任，以資訊科學系教師的學術專業，帶領館務發展，啟動各種階段性轉型與改造計畫，累積一些寶貴經驗與心得，乃將之化諸文字傳承，希望能對大學圖書館的永續發展有所助益。本書的撰寫計畫原先預計於2016年6月完成，不料期待中的工作減量未能如願，撰寫進度嚴重落後，經常因學術行政與計畫性工作之負荷而多所中斷、進展緩慢。但基於對大學圖書館發展的責任、理念與關懷，仍堅持目標，轉為慢思緩筆，並加強近期數位發展概念，終於2019 年6 月完稿，也許少了情感的羈絆，留下沉澱之後的去蕪存菁。本書設定的讀者群，包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及專業人員、圖書資訊系所師生及所有關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士，希望以兼具圖書館實務經驗與資訊科技視野的觀點，提供圖書資訊專業領域成長及圖書館轉型進化的參照，藉由案例、觀點與想像的探討，凝聚圖書館社群創新發展的能量，共同邁向數位時代圖書館的華麗轉身。

從理工學科訓練的背景與學術工作，到管理經營以人文底蘊為核心的大學圖書館，尤其是多年的浸潤、融會與共創，是個人生命中的幸運機緣與美好經驗，不僅開展個人的視野與足跡，更帶來豐富的精神饗宴。這段奇幻旅程要感謝許多包容指導的師長與共同努力的夥伴，包括政大吳思華校長、鄭瑞城校長的提攜及對館務發展政策的支持、臺大圖書館前館長項潔教授亦師亦友的鼓勵與帶領、臺師大圖書館館長柯皓仁教授及臺大圖書館館長陳光華教授溫暖互動的同儕情誼、政大圖書館前副館長廖文宏教授及政大社資中心研發組前組長劉昭麟教授的專業貢獻，無私捐贈珍貴史料的陳芳明教授、余光中教授、尉天驄教授、羅久芳與羅久華教授等，另外，也感謝政大創新與創造力講座吳靜吉教授對創意創新所帶來的啟發。最後，要特別感謝政大圖書館一群部門主管與館員的同心攜手前行，以專業與敬業回應時代的挑戰與共同設定的館務發展目標，讓政大圖書館的發展經驗也許有機會成為討論大學圖書館如何定位的參照案例。本書如仍有謬誤或疏失之處，乃是筆者自身學識與思慮之不足。最後，謹將本書獻給陪伴與支持的家人。

 
2019年7月29日於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圖書館是現代社會大部分人都知道的功能性場所，每一個人在接受國民教育、追求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使用過圖書館。圖書館代表著知識涵養的殿堂，利用圖書館的行為是受到鼓勵與讚許的，父母從來不會拒絕小孩提出要到圖書館看書的請求；大學生 / 研究生在圖書館的守護下度過青春年華的成長蛻變，而對圖書館保有美好回憶；社會人士將閒暇時間花在圖書館，則是追求學識與心靈的自我成長。圖書館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溫暖而良善的印記，圖書館是一個開放的、接納的、孕育的、修練的、陪伴的場域，一直安靜的就在不遠之處，隨時關照人們的知性需求，默默的耕耘知識與文化的土壤，忠誠的執行被賦予、被期待的任務。因此，圖書館是一個無差別造福眾生的社會機構，具有備受肯定、高度認同的社會評價。

圖書館的存在是現代社會進步的象徵，一個已開發的國家、富裕的社會通常都是廣設各種類型的圖書館，從各層級的學校圖書館、研發機構的專業圖書館、城鄉各地的公共圖書館到崇高地位的國家圖書館，都是教育文化資源的重要基礎設施。圖書館的品質也反映著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從館舍建築、內裝陳設、館藏內容到營運服務等，越是高度發展的地區，如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越可以看到精品等級的圖書館， 或是以歷史悠久、莊嚴堂皇的建築及數百年珍貴館藏，成為民族的重要文化資產；或是精心設計、明亮透通的現代建築，打造生活美學、追求人文與科技結合的現代社會公共投資。臺灣走過從小康社會到成為世界經濟體系重要成員的發展過程，也見證了整體圖書館從稀少簡陋到普及精緻的進步與提升。

圖書館的本質是人類知識傳承與再造的一種儲備中介輔助機制，圖書館（或古代的藏書樓、藏經閣等）蒐集各種書寫紀錄、長期保存累積， 再由求知者的閱讀領會，完成知識的傳遞擴散與深化再造，而提升文明演化的速度。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能建立圖書館機制的民族，是一個能傳承記憶、群體學習的民族，不僅能強健其遭遇天災人禍下的生存機會與復興能力，更能持續累積進化其文明發展。到了全民教育體制化的現代社會，圖書館機制一方面普及發展，廣泛設置；一方面則專業分工，開始區隔不同的服務對象與功能任務。除了蒐集知識產出、媒介學習擴散的本質不變之外，圖書館更多了空間場所的公共資源角色，從學生到公民，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的前往一個屬於大家的地方，進入一個心靈的桃花源，享受典雅沉靜的氛圍，得到思緒的沉澱，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怡然悠遊。圖書館是蘊含寧靜沉穩氣質的園地，是現代社會普世人民的精神幸福樂土。

人類文明不斷向前推演，大學的設立與發展是近代社會人民知識程度與生活水準普遍提升的重要推手，也是科學突破與人文創新的發動引擎。因此，大學圖書館相較於其他各類圖書館，在知識創造與知識傳承的輔助機制上，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大學圖書館在大學校園中，以館舍空間及館藏資料，支持師生的教學與研究，尤其在網路化與數位化之前的二十世紀，大學圖書館是學生在校園中、課堂教室以外最重要的學習場所，不論是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的學術領域參考資料，或是學生自主學習專業知識的大量經典書籍，都必須依賴圖書館的存在與服務。因此，大學圖書館經常是座無虛席，館藏資料則是無可取代的知識媒介，1960年代的圖書館界更以「大學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來總結其在大學校園中的核心地位。

隨著全球各地大學的蓬勃發展，大學圖書館走過數十年的成長擴充期，從館舍的新建、館藏量的成長、人員編制的擴大到經費投資的增加，圖書館做為人類知識傳承與再造的一種儲備中介輔助機制，在大學圖書館身上得到最佳的展現，人類文明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出一段高速成長的時期。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人類知識更快速的傳承、擴散與創新，整體生活福祉也持續大幅進步。然而，全球各地的大學圖書館開始發現過去的榮景似乎開始轉變，短短一、二十年間的全球網路化與數位化，讓資訊的產生、流動與消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改變了人類生活與工作的樣貌與內涵。這種新型態的資訊運行系統與基礎設施讓人類知識傳承與再造的需求，不再完全依賴傳統的圖書館機制，大量的資料與資訊以數位形式存在，分散儲存於各地的電腦伺服器，可以在彈指之間搜尋、檢索、呈現。大學社群成員開始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取用教學研究參考資料，迅速成長的全球共建共享網路資源也開啟了隨時隨地的需求導向自主學習，大學圖書館則普遍觀察到逐年下降的到館使用人次，圖書館空間及館藏的投資成本與利用率之間的衡平成為一個開始受到討論的議題。另一方面，傳統圖書館機制的運作需要不斷擴充的規模，隨著館藏量的增加，儲存空間與管理人員都需要相對的因應，大學圖書館的館藏量從數十萬冊、上百萬冊到五百萬冊以上，圖書館逐年增加的經費需求，包括館藏訂閱、新購、維運人力、電力、空間設備維修增設等，開始對許多大學的財務造成沉重負擔，而漸漸無力再支撐傳統的圖書館機制。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圖書館應該以何種功能角色重新定位，讓知識傳承與知識再造的本質在數位新時代中，得到創新內涵的進展，並展現出更好的投資效益，是一個值得關注與思考的議題。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圖書館也許存在兩種理想的典型，一種是以文化歷史資產的保存及古典書香氛圍的形塑為內在核心，而以建築藝術館舍為外在形貌的少數精品圖書館，其重心在於對人類千年紙質知識媒介的傳承；另一種則是以大量數位設施與跨域專業能力，成為大學校園中的數位實驗室，提供實體與虛擬互動融合的創新實驗場域，協助師生在教學與研究情境需求中，從資料流動、資訊加值到知識轉化，創新資料組織、資訊呈現與知識發現，甚至創意設計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大數據分析的各種應用，而以數位時代的資料企業、數位創意實驗室與人工智慧實驗室為核心發展目標。

本書以大學圖書館的管理與發展實務經驗為本，探討新時代大學圖書館的可能定位，檢視兩個發展面向―文化知識資產與數位轉型開創的發展過程與具體案例，省思創新未來的策略方案。內容分為三篇八章：第一篇主張大學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包括第一章的館舍空間，討論知識底蘊與文化涵養的場域概念，並記述空間改造的案例；及第二章的特殊館藏，聚焦特殊珍貴材料的蒐集與保存及其學術發展，以善盡傳承知識與守護文化資產的社會責任，並以政府官職資料庫、孫中山紀念圖書館及羅家倫文庫為代表性案例。第二篇彰顯大學圖書館的創新突破，包括第三章的轉型再造，記錄政大社資中心的階段性轉型發展，創造研究圖書館的新生命力；第四章的視覺化與數位展演，介紹大型視覺化設施的打造，並融合數位內容設計與專業開發，呈現多人即時互動的新形態資訊展演體驗；及第五章的讀者觀點與省思，整理受訪者對於圖書館現況與創新行動的回饋意見，並反思圖書館的後續努力方向。第三篇探索大學圖書館的數位未來，包括第六章的數位人文，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研究典範，做為圖書館服務學術研究的新利基；第七章的計算思維，導入數位世界運作的認知模型與思考技能，提供人腦與電腦互動共創的基礎；及第八章的數位創新，轉譯創新的內涵與數位創新的本質，並建議大學圖書館的創新行動方案。最後的結語，則提出大學圖書館的創新發展策略，期許圖書館未來的新樣貌與新榮景，而能再次協助寫下人類文明的新篇章。

大學的知識心臟
 
值此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與數位內容的蓬勃發展，大學圖書館也戮力引進各類型電子資源（如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導致讀者的資訊需求很容易就透過網路滿足，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在培養民眾閱讀習慣方面的成效不彰，使得大學圖書館的借閱率、入館率逐年降低，也讓許多人開始對「圖書館是大學的知識心臟」這句話產生懷疑。另一方面，現代化的圖書館需要導入許多資訊科技，以及高教經費短絀，許多大學因此將圖書館和資訊中心整併為圖書資訊處，而未考量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更讓大學圖書館的處境雪上加霜。

有鑑於此，本書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價值。首先，作者以資訊科學的學術背景擔任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多年，在撰寫本書時從館舍空間和特殊館藏兩項圖書館核心價值切入，彰顯了任何一位館長都應該體察、發揮圖書館的核心價值，無論其學科背景為何。再者，作者以政治大學圖書館與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的實際案例，論述空間改造、特藏徵集典藏與展示、視覺化與數位展演、數位人文對圖書館創新的價值和意義，並鼓勵圖書館導入計算思維，以及對圖書館提出數位創新的建議，讓圖書館館員不用憑空想像就能夠以實際案例為鑑進行數位創新的規劃，對館員深具啟發性。三者，作者以校內不同領域學者的回饋，構築新世代大學圖書館的發展方向，提醒了大學圖書館務必走入學術社群、發展符合學術社群需求的服務。

本人身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深覺本書的出版值得許多類型的讀者閱讀。首先是各大學的校長、館長以及學者們，從本書可以發現大學圖書館的無限潛力，大學圖書館長久以來累積的學術資源、連結性、中立性、服務性讓它能夠提供深化、前瞻的學術社群服務，而不僅僅只是個行政單位；對圖書館館員而言，閱讀本書可以跳脫傳統徵集、典藏、閱覽、推廣的窠臼，擴大視野，擁抱圖書館的新興任務；對於圖書資訊系所與學生而言，更是一份優秀的個案探討教材，並提供了課程規劃的參考。

本人身為大學圖書館館長多年，雖如作者積極推動各項創新，但偶有力不從心之感，因為對外必須讓校長與校內各單位、學者與同學們珍視圖書館的意義與價值，對內必須說服與帶領館內同仁在既有基礎上擴展新的服務。有了本書，不僅讓我回歸初心，思考大學圖書館創新的必要性，也讓我更有信心持續對內外倡議與創新館務，讓圖書館持續做為大學的知識心臟。是為序。

 
柯皓仁 　2019年8月26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

打造「圖」、「書」合一的現代圖書館
 
好友劉吉軒教授完成了期待已久的書稿，命我寫序，欣然從命。

吉軒和我背景相似，我們都是在上個世紀進入計算機科學領域，又因緣際會在二十一世紀初分別擔任任職學校的圖書館館長，因此對於彼此的想法和處境，亦能感同身受。以往我們這兩所大學的館長，多由圖書資訊相關系所教師擔任，做為資訊科技出身的館長，一方面要面對外行領導內行的質疑；另一方面更深切體會到身處資訊革命時代，圖書館其實面臨巨大的衝擊和轉型壓力，必須要有所作為。這本頗具分量的專書，便是吉軒面對這一挑戰，多年來心力和思考的結晶。

在一般讀者的印象中，圖書館就是收藏很多很多書的地方。長久以來，我們似乎都忘記在「書」的前面，其實還有個「圖」字。中國古代一直有藏書的傳統，每個朝代、各個地方都有足以傲世的藏書樓，但卻沒有「圖書館」這個名稱。在西方，圖書館的英文是library，源自拉丁文的libraria，也就是「書店」（libre是書，所以在法文裡，librairie是書店的意思）；而法文則是bibliothéque，來自希臘文，biblio（βιβλίου）是書，teke（τήκη）則是放東西的架子或屋子，似乎也沒有把圖和書合在一起的說法。

追溯起來，與很多近代名詞一樣，中文「圖書館」之稱其實是十九世紀從日本舶來的。日本在剛接觸西方文化的時候，用來翻譯library 的名稱其實也不是圖書館，而是書籍館。三浦太郎在〈「書籍館」の誕生〉一文中指出，書籍館最早出現在1860 年日本使節森田岡太郎的《亜行日記》中，用以描述紐約那時才興建不久的Astor Library，其中強調所見到的四層鐵製書架及豐富的館藏量，在日本沒有見過。1872 年，文部省「東京書籍館」在湯島聖堂（就是東京孔廟）設立，「書籍館」一詞被正式用於機構名稱。然而1862 年，日本使節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那時還沒有大英圖書館，後者是1973 年才從大英博物館中分出）， 關於藏書的部分，除了提到書籍典藏和借覽的功能外，更特別指出地圖以及圖畫類藏品的陳列和開放閱覽。所以在明治初期，書籍館及圖書館兩種稱呼並存，然而圖書館的名稱漸漸普及，大部分公立libraries 都採用圖書館的用法，甚至「東京書籍館」都於明治13 年（1880）改名為「東京圖書館」。

近代西方的圖書館概念，經由日本為媒介引入中國，同樣經歷了兩種名稱並用、最後統一化的過程。根據政大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早在1879年王韜所著的《扶桑遊記》中，便提到在日本看到的書籍館；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創刊號中，提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館、曰書籍館」。（而在同年9月第六期的〈古巴島略述〉一文，他則用了圖書館。）然而在1902年，清廷頒行「學堂章程」，其中正式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設圖書館經營官」，由此以降，圖書館遂一統江山，而書籍館做為圖書館同義詞的用法在中國則銷聲匿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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