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導讀
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部分摘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個非常光輝的學術領域，梁啟超、胡適、錢穆都曾圍繞這個主題，做了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研究。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畫〈新天使〉（Angelus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歷史的研究即帶有這個特色，故每一代人「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對於所講的過去，選材敘述並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慶年間形成的《儒林傳稿》，其中所選的人物與近百年學者所關注的就有許多不同，在當時的標準中被認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高愈、謝文洊、應撝謙、嚴衍、潘天成、曹本榮、薛鳳祚、陳厚耀、沈彤、朱鶴齡、劉源淥、范鎬鼎、徐文靖、李光波、孔興爕等。但這些學者大多不再出現在後來的學術史中，或是不再被當成那麼重要的學術人物。

晚清思潮動盪甚大，外國思想資源湧入、內在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變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臉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變化。特別是經過晚清的變法、革命思潮洗禮之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及人物，每每與先前有所不同，而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學域的形成是有密切關係的。以《國粹學報》、《國粹叢書》為例，當時至少有幾種現實關懷深刻地影響到「國粹運動」的參與者對近三百年思想學術的取捨。他們重視的是：一、與「君學」相反的「民學」，重視「細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專制制度，以及與它關係密切的「利祿之學」。三、強調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精神的「客觀徵實」之學。四、重視任何能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傳統思想質素，其中有些是帶有創新性、異端性、解放性的。五、帶有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意味的思想家。六、關注經世致用議題者。

在這些新標準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戴震、章學誠、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書籍時，背後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關懷。譬如鄧實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本的跋語中說：「其解理字也，以為理出於欲，情得其平，是為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劉師培跋包世臣《說儲》云：「其說多出于崑山顧氏，行之于今，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鄧實也認為《湖隱外史》一書實可稱為「民史」，「世每謂中國無民史，此非其一邪。」又認為宋代鄧牧的《伯牙琴》：「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為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說，在形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系譜時，晚清以來的時局與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了很多篩選，使得他們筆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與地位大幅改變了。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的形成

對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領域有過影響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劉師培等都是，但就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論，起比較直接影響作用的是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分期刊於《新民叢報》，他認為清儒饒有科學的精神。在這個階段，胡適顯然受到梁啟超啟發，故跟著主張清儒體現科學精神。但是即使在這個階段，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啟超一方面說清儒「饒有科學精神」，同時也說「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

這與梁氏的學術傾向有關。梁啟超早年對於學術的態度比較傾向其師康有為，強調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尤其是王陽明這一脈。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學方法，但同時也痛罵清代二百年來之學問「皆牛鬼蛇神」。可是在新文化運動後，因胡適提倡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並得到四方景從，梁氏也隨即跟上。胡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日記評論《清代學術概論》說：「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枚一節全刪，姚際恆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胡適在日記中又認為梁啟超在一九二○年出版《清代學術概論》是受其影響，他說：「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他在〈論私德〉篇中，痛詆漢學，有云：『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任公編集時，不刪此文，而獨刪去《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章。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也就是說胡適先受到梁啟超的啟發，後來梁啟超這一個本來視清代考證學為「牛鬼蛇神」的人，反過來受胡適的影響，寫成《清代學術概論》，並開課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在五四運動之後，「以科學整理國故」之風大暢，「歷史的天使」身體到了五四，但他面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樣的場景。此時一批不同的學術人物登上舞台，從胡適與梁啟超的書中便能看出這一點。梁啟超強調經世致用，現實的、實踐的，所以顏元、李塨出現在他的視野之內；他強調與西方民主自由比較相近的價值，所以黃宗羲等人也在內。又因為強調科學精神，故講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比較重視客觀精神考證文獻的胡渭、閻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講〈清代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梁啟超與錢穆

民國二十年，錢穆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依錢先生回憶，他所開授的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是由學校所指定的必修課，另一門選修課由他自定，決定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誌上讀之，任公卒後，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准書肆發行。」後來他終於在北京的東安市場的非正式管道中買到一部，「余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新開此課程，自編講義。」錢穆對梁啟超書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重點並不同意：第一點是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清學是客觀徵實之學，近於科學。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所以，錢穆的這本書雖然承繼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題目，但它的宗旨其實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錢穆在動手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便已將「體」或「框架」確立下來。在「體」確認下來之後，錢穆所選取的人物與思想潮流便與梁啟超有所不同。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第一部份是對明末清初大儒的闡發：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來是史學：萬斯同、全祖望；程朱學派：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王懋竑；實踐主義：顏元、李塨；科學之曙光：王錫闡、梅文鼎。這些安排有兩個重點，即清學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梁任公書的第個二主體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十三—十六章），這個部分應該是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故以科學的客觀精神為主體，一方面說清代學術為科學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從目前梁書的樣子看，錢穆云：「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實。方諸於《清代學術概論》，後者主旨明確，線索貫串、一氣呵成，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顯然並未完全定稿。

與梁書相比，錢書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書中的安排、取材、所選人物雖與梁啟超有所重疊，但是重點卻有不同。他的整個主脈是清學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不可切斷的，它對宋明理學有修正、有反動，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錢穆自己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故錢穆反對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開始的標題「反動與先驅」。用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所說的，「反動論」好像認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學術史來。另外，錢穆對梁氏所說的清儒「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也並不完全同意。這裡的「主觀冥想」顯然是指宋明理學，而他認為如果說「厭倦」宋明理學是啟動清學最主要的動力，顯然不合乎史實。梁啟超認為，清學與宋學不大有關係，錢穆則注意到在，即使在考證學最盛時，清代理學仍有其活力，應當正面陳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學的流衍及復興發揮很大的現實作用。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是這樣說的：「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

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接著他從唐宋一路講下來，講清學開山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後在講清代中晚期思想時，也指理學在當時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雖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時時可見其色彩。此外，在處理清代的樸學時，錢穆認為他們不只是在「整理」舊學，還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為上述的傾向，所以錢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在有意無意之間也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的書雖以「學術史」為名，但多講思想，且對若干清代考據學大家像王念孫之流竟而完全未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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