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要說孔子，得先知道他是什麼人。

孔子是什麼人？拿這問題問中國人，十有八九會說是「聖人」。孔聖人嘛，誰不知道？孟子就說得更明確，孔子是「聖之時者」（《孟子．萬章下》）。這話什麼意思？魯迅先生說除了翻譯為「摩登聖人」，沒有別的法子（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但照我看來，如果擱到現在，大約也可以叫「文化超男」。

當然「摩登聖人」也好，「文化超男」也罷，都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是「聖人當中最識時務的」。孟子說，聖人，有四種。伯夷，是「聖之清者」，也就是「聖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聖之任者」，也就是「聖人中最負責的」。柳下惠，是「聖之和者」，也就是「聖人中最隨和的」。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聖人中最識時務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孔子善於處世。孟子說，孔夫子的處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什麼意思呢？就是該離開就離開，走得快快的；該待著就待著，待得長長的；該隱居就隱居，決不貪圖名利；該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總而言之，該怎麼著就怎麼著，很知道因時制宜，所以是「聖之時者」。

孟子這話可以討論。孔子的選擇，恐怕沒那麼自如，很多時候是不得已。這一點，讀完本章就會明白。同樣，聖人這個頭銜，孔子也十有八九不會認同。孔子自己說得很清楚，「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只不過去世以後，管不著了，只能由著別人說。但倘若知道孟子稱他「聖之時者」，則多半會懷疑是不是諷刺。

孔子不是聖人，是什麼人？他老人家自己的說法，是普通人。《論語》一書中，孔子兩次說到「吾猶人也」，一次在《述而》，一次在《顏淵》。就是說，我和別人差不多。或者說，我也是個人，與別人沒什麼兩樣。
那麼，孔子是普通人嗎？

是，至少原本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稱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活了七十三歲或者七十四歲（算法不同）。根據眾多學者的研究，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國的貴族。而且追根溯源，還是商湯的後代。後來，孔氏家道中落，又受到權貴威脅，便遷到了魯國，其實是移民。孔子本人，則生於魯國，長於魯國。就是說，他祖籍是宋，國籍是魯。宋為商之後，魯為周之後。孔子身上，有兩種文化的交融。

移民到魯國的孔家，已經沒有了在宋國的風光。孔子的父親叔梁紇（音核），只當過「縣級幹部」（邑宰），而且在孔子三歲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很苦；他的一生，也不順。不過這種苦，這種不順，反倒成全了孔子，使他成為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也就是說，孔子即便是聖人，那也是苦出來、逼出來的聖人。

這樣說，有證據嗎？有。據《論語．子罕》，有一個高官（太宰）曾驚異於孔子的學問，就去問他的一個學生：你們老師只怕是聖人吧（夫子聖者與），怎麼會有這樣多的才能（何其多能也）？這個學生馬上就回應說，當然啦，老天爺原本就要我們先生當聖人，又讓他多才多藝嘛（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孔子的這個學生，就是子貢。子貢，姓端沐，名賜，子貢是他的字。端沐，也有寫成「端木」的；子貢，也有寫成「子贛」的。這些寫法都對。子貢是衛國人，生於公元前五二○年，比孔子小三十一歲。此人的特點，是頭腦靈光，能說會道。無論辦外交，還是做生意，都得心應手。他和顏回、子路一樣，是孔子最重要的學生。子貢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也很多（廿八次），僅次於子路（四十二次），排第二（並列第三的，是顏回和子夏，廿一次）。孔子的許多名言，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就是對子貢說的；孔子學說的一些重要特徵，比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也是子貢總結出來的。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門生，這話就沒資格說。（待續）
子貢與孔子的關係很親密，也很隨便，隨便到孔子常常會調侃他。據《論語．公冶長》，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先生看我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你是個東西，是個器皿（器也）。子貢又問：是什麼器皿？孔子說，瑚璉呀！瑚璉，是宗廟裡的禮器，與簠簋同類，也有人說就是簠簋，總之是用來盛放米飯之類食品的，說白了就是飯桶。但用於宗廟，又很高貴，是既貴重又華美。那麼，孔子說子貢是瑚璉，是什麼意思呢？這就看我們怎麼理解了。錢穆先生取其貴重華美，認為這是贊許子貢為「廊廟之材」（錢穆《論語新解》，下引均見該書，不再注明）。李零先生認為是有分寸的肯定，因為「瑚璉是重器，但不是最重要的器」（李零《喪家狗》，下引均見該書，不再注明）。李澤厚先生認為是有褒有貶，半開玩笑（《論語今讀》，下引均見該書，不再注明），這個我比較贊同。我也認為孔子是半開玩笑。他的意思是：阿賜呀阿賜，你是一個「又貴重又華美的高級飯桶」。

孔子為什麼要這樣說呢？敲打子貢。孔子帶學生，有個特點：因材施教。有的學生要鼓勵，有的學生要敲打。子貢就經常被敲打，因為子貢太聰明。一個人，如果太聰明，就容易自作聰明，也容易耍小聰明。這很危險，當老師的不能不敲打敲打。比方說，據《論語．憲問》，子貢喜歡「方人」。方，有人說是「譏諷」，也有人說是「比較」，其實一回事，就是子貢喜歡拿自己跟別人比。比較的結果，是覺得別人都不如自己，便難免譏諷。這就是賣弄聰明了。於是孔子就說：阿賜呀，你就那麼優秀嗎（賜也賢乎哉）？我就沒那閒工夫（夫我則不暇）！的確，一個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對別人說三道四，品頭論足？

不過敲打歸敲打，欣賞歸欣賞，孔子其實是很喜歡子貢的。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世七天前，子貢去看他。孔子說：阿賜呀，你怎麼來得這樣晚啊！又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誰能繼承我呢？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下來了。

孔子這話，就有點托以後事的意思了。事實上子貢對孔子，也是忠心耿耿，情深誼長。孔子去世後，學生們都守喪三年，唯獨子貢在墓前守了六年。後來，又力排眾議，力挽狂瀾，極力維護孔子的「光輝形象」。當時，社會上刮起了一股貶低否定孔子之風，而且都拿子貢來說事，說子貢比孔子優秀多了。子貢說，這是什麼話！就像蓋房子，我的院牆只有肩膀那麼高，當然一眼就看清楚了。我們老師卻是深宅大院，你們只怕連門都摸不著，哪裡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淺？別人再優秀，也只是丘陵而已；我們老師卻是太陽和月亮，永遠都不可超越（《論語．子張》）！實際上，孔子去世以後，尊奉孔子為聖人的「造聖運動」，就由子貢發起。太宰問他孔夫子為什麼多能，他說「天縱之將聖」，並不奇怪。

然而孔子聽說卻不以為然。他說，太宰這些人能瞭解我嗎（太宰知我乎）？我的童年是很苦的，很卑賤的（吾少也賤），所以會幹許多髒活、累活、苦活、下賤活（故多能鄙事）。一個「君子」，能有這麼多本事嗎？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這話不好懂。什麼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個「多」，是「多才多藝」的多，還是「多能鄙事」的多？太宰問的，顯然是前者（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卻顯然是後者（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是不能算作「多才多藝」的。因此許多學者的解釋，是認為孔子並不欣賞這個「多」。比如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就直接翻譯為「君子需要這麼多的技術嗎？不需要」。

李澤厚先生的翻譯是有依據的，依據就是朱熹的注。朱熹認為，孔子雖然承認自己「多能」，卻又特別說明那不過是一些下賤的技藝而已（所能者鄙事爾），不足為道，與聖不聖的也沒關係（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據此，則孔子的話就可以這麼理解：我因為少年貧賤，多少能幹一些粗活。如果是真正的君子，會有這麼多技術嗎？不會的。

這當然也通。但這樣一來，孔子的話，就不但答非所問（何其多能也），而且連多才多藝和自己是君子，也都否定了。這好像有問題。因此，我更贊成李零先生的解釋：孔子認為「多能」這事，與是不是聖人沒關係，與出身好壞也沒關係。恰恰相反，就他個人而言，反倒正是少年時代的貧賤所造成。實際上，同在《論語．子罕》，就有孔子的一句話：「吾不試，故藝。」試，就是舉用、出仕、做官。因此，孔子這話的意思就是：我不被國家任用，所以才藝特多。多藝既因「不試」，多能豈非因為「貧賤」？（待續）
那麼，「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怎麼解釋？原來這裡說的「君子」，並非道德意義上的，而是階級意義上的，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貴、生活優越的貴族子弟。這也是「君子」一詞的本來意義──「君之子」或「上等人」。這些人，飯來開口，衣來伸手，用不著親自幹活，哪會「多能」？窮人的孩子倒是早當家。因此，孔子的話就可以這樣翻譯：太宰這些人真能瞭解我嗎？我的童年是很苦、很卑賤的，所以會幹許多下賤活。那些養尊處優的上等人（君之子），能有這麼多本事嗎？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的話如果能做這種解釋，那我對他老人家真是要肅然起敬。許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聖人，不知道他小時候是苦孩子。事實上，為了謀生，孔子當過季氏的家臣，看倉庫，餵牲口，做會計，一步一步升上去，有機會就學習，終於自學成才，成為當時頂尖級的大學問家。而且，我認為，孔子做學問能夠融會貫通，古為今用，很大程度上與他懂得民間疾苦，懂得世事艱難，曾經親身實踐有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一貫主張年輕人應該吃一些苦，甚至主張一個高中生考上大學以後，應該保留學籍，先去當一年兵，或者當一年農民。

其實，即便孔子的話不能這樣理解，也很難得。因為當時他已經名滿天下，否則太宰就不會那麼問。然而，盛名之下的孔子，並沒有接受「天縱之將聖」的哄抬和吹捧，反倒將「吾少也賤」的真實情況和盤托出。也就是說，他不但告訴我們他是普通人，還告訴我們他曾經是「賤人」。而且，儘管他瞧不起那些「鄙事」，卻還是承認自己「多能鄙事」。這說明孔子是坦誠的，他願意把真實的自我呈現出來。就憑這一點，我們將永遠敬重他老人家。

孔子不拿自己當聖人，我們也同意。至少，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不過，要說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怕也不通。那麼，他該是什麼人？

學人。
孔子作為學人，有三大特點：好學、博學、活學。他的名言，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孔子說，他十五歲就「志於學」（《論語．為政》）。直到晚年，依然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可謂活到老，學到老。他還說，像他這樣忠厚誠信的人，一個十戶人家的地方就會有，卻都「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可見孔子對「好學」的看重，還在「忠信」之上。這兩個字，他只給過一個學生，那就是顏回。孔子曾兩次對人說，自從顏回去世，就再沒有聽說有好學的人了。這兩次，一次是對魯哀公，一次是對季康子，兩次都說「有顏回者好學」，都說「今也則亡」（《論語．雍也》、《論語．先進》）。好學，太重要了！

孔子好學，學什麼呢？什麼都學，學無常師，多才多藝。據《論語．子張》，有一個衛國人（名叫公孫朝）曾經問子貢，說「仲尼焉學」？這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問仲尼先生的學問，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或者說，你的老師是孔子，孔子的老師又是誰？他這樣問，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質疑。因為一個人如果學問很大，人們就會關心，他是什麼學校畢業，師從何方神聖，幾歲開始讀經典，對這問題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來，他就會懷疑你是文化騙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說，老師的老師是誰，有時是大問題。

然而孔子卻恰恰是個沒有老師，也沒有學歷和文憑，自學成才的。那麼，子貢又怎麼回答呢？子貢說，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遺產（文武之道），並沒有丟失（未墜於地），而是散落在民間（在人）。每個人都能在民間學習，只不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們先生在哪裡不能學習（夫子焉不學），為什麼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師、專門的傳授呢（亦何常師之有）？

好一個子貢，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話說，英雄不問出處。一個人，只要他有真學問，課上得好，你管他學問是從哪裡來的，你又管他的老師是誰。難道一定非得是什麼門什麼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觀點：「學無常師，才叫大師。」因為只有學無常師，才能兼收並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為大師。何以謂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謂之師？可法曰師。因此，堪稱大師的人，一定是博學多才、融會貫通，而且可以學習，可以效法的。（待續）
孔子就是這樣的大師，他這個學人也不是專家型的。《論語．子罕》記載了一件事：有個村民（達巷黨人）評論孔子，說是「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聽說後，就對自己的學生說：那我做什麼人？馬車夫，還是射擊手？還是做馬車夫吧（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這段話，歷來也有兩種解釋。鄭玄、朱熹他們的解釋，是說達巷黨人讚美孔子，說孔子這人太偉大了，六藝都通，沒辦法用一門學科來稱他為專家。孔子自己謙虛，選擇了地位最低的馬車夫。我倒是更贊成楊伯峻、林語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釋。李零先生的解釋見於何書，前面說過了。楊伯峻先生和林語堂先生的解釋，則分別見於《論語譯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後引用這兩位先生的觀點，亦均見於以上兩書，也不再注明）。按照這三位先生的解釋，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或者是嘆息，或者是譏諷。嘆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學是博學，可惜沒有足以樹立名聲的專長（楊伯峻的解釋）。譏諷的意思則是：孔子博學是博學，可惜樣樣都通，件件稀鬆（林語堂的解釋）。李零先生也認為是譏諷，但認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說，孔子是拿馬車夫和射擊手做比方。射擊手是只盯著一個目標，馬車夫是到處跑。孔子選擇馬車夫，就是選擇廣博，不選擇精專，也不在乎能不能當「專家」。看來，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會說學中文的怎麼可以講歷史。

孔子是好學的，也是博學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學問做得很活，不是那種死學問。他認為「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述而》），生活中處處有學問，跟誰學並不重要（亦何常師之有），重要的是活學活用，舉一反三，卓有成效。那麼，怎樣才能把學問做活？兩條：一是悟性，二是貫通。據《論語．公冶長》，有一次孔子問子貢：阿賜呀，你和顏回比，哪個更強些？子貢說，阿賜怎麼敢比阿回？阿回聽到一就能想到十（聞一以知十），阿賜頂多才想到二（聞一以知二）。這裡有個細節請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說到顏回和子貢，都是稱名不稱字（子貢名賜，顏回名回，字子淵）。子貢回答孔子的話，說到自己，說到顏回，也都稱名。這就是「禮」。依禮，與長者、尊者說話，無論提到自己，還是同輩，都是只能稱名的。所以孔子的問話，是「女（汝）與回也孰愈」；子貢的回答，則是「賜也何敢望回」。於是孔子說，是比不上（弗如也）。他還說：「吾與汝，弗如也！」這話什麼意思？一種解釋是：我贊成你的說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種解釋是：我和你，都比不上。兩種解釋，都通。

孔子對顏回的評價，為什麼這麼高呢？就因為顏回有悟性。孔子做學問，最反對四種毛病，叫意、必、固、我（《論語．子罕》）。意，就是憑空想像；必，就是絕對肯定；固，就是固執拘泥；我，就是自以為是。這四種毛病，孔子都沒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沒悟性，一根筋，認死理，畫地為牢，還死不開竅。

當然，光有悟性不夠，還得貫通。據《論語．衛靈公》，有一次，孔子還是問子貢：阿賜呀，你認為我這個人，就是書讀得多，又都記得住嗎（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驚異地說：是啊！難道不是嗎（然，非與）？孔子說，當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個東西來貫通它（予一以貫之）。我認為，這是孔子治學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話。不要以為知識多、記性好，就一定是大學問家，還要看他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東西。這個東西，可以是基本觀點（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邏輯）。但如果沒有，則所謂學問云云，不過一地雞毛。可惜，中國的學術界，多的就是雞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貫之。就連民間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書五經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種寫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詩云，甲乙丙丁，開中藥鋪。這樣的人，能算知識分子嗎？我看只能算字紙簍，或者王朔說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這樣的人，他的學問也不是這樣的學問。這當然因為他少年貧賤，多能鄙事；又學無常師，自學成才。但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學問要有用。用在哪裡？官場，社會。為什麼？因為孔子的學問，主要是關於政治和倫理的。政治的要用於官場，倫理的要用於社會。沒有用，也等於白搭。

那麼，他用上了嗎？（待續）
二　學而優則仕

孔子的學問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條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嗎？想。有多想？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急不可待。據《論語．子罕》，有一次，還是前面說到的那個學生──子貢，忽然問他的老師：如果這裡有一塊美玉（有美玉於斯），咱們是把它藏起來呢（韞櫝而藏諸），還是找個合適的人賣了呢（求善賈而沽諸）？前面說過，子貢這人，很會做生意，是孔門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遊列國，據說就是他贊助的（當然只是據說）。現在時興講儒商，子貢便可算作祖師爺。因為他又有學問又有錢，還有官銜，是儒商中的頂級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貢會有這話。

不過，孔門師生之間的對話，往往不能就事論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據《論語．學而》，有一次，還是子貢，問他老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諂，就是低三下四，討好巴結；驕，就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所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就是說，窮不傍大款，闊不耍大牌，怎麼樣？孔子說，可以。但不如貧窮卻快樂，富有也好禮（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又問：《詩經》上說，要像對待象牙一樣，仔仔細細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對待玉石一樣，仔仔細細地琢磨（如琢如磨）。是這個意思吧（其斯之謂與）？孔子一聽，十分高興地說，阿賜呀阿賜，我可以和你談詩了（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訴你前面的，就知道後面的（告諸往而知來者）。

這話聽得我們一頭霧水，這都是哪跟哪呀？原來，孔子的說法，確實比子貢的境界高。「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只是避免了「不應該」；「貧而樂，富而好禮」，卻是提出了「該怎麼樣」。前者是對別人，後者是對自己。前者易，後者難；前者要求低，後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從前者到後者，是精益求精；從子貢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貢浮想聯翩，舉一反三，悟出了這個道理，所以孔子誇他。

孔門師生之間的對話既然像打啞謎，不能就事論事，則子貢前面說的話，也就不是要做買賣，而是在打比方。子貢的問題很清楚：一個人才，一個士（美玉），是應該隱居呢（韞櫝而藏諸），還是應該從政（求善賈而沽諸）？這個意思，孔子當然懂，便飛快地說：賣了吧，賣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這正等著賣呢（我待賈者也）！

這裡的問題是「賈」。賈，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價，價錢的意思。如果是後者，則孔子的「待賈」，就要讀作「待價」，也就是在等好價錢。事實上「待價而沽」這個成語，就從這裡來。但我更贊成許多學者的觀點，所謂「待賈」，是在等好買主，即子貢說的「善賈」，也就是識貨的人。當然，「善賈」也可以讀如「善價」，即理解為好價錢。不過，寶刀贈烈士，貨賣與識家。對於孔子來說，「識貨」恐怕還是比「價高」重要。這當然也可以討論，但不管怎麼說，孔子一口氣說了兩個「沽之哉」，他急於從政的心情，已是躍然紙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賈」，則後世的讀書人如果「待賈」，也不丟人。說他們「待賈」，也無貶意。認為「待價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實是後世腐儒的看法，虛偽得很。（待續）
孔子的急於從政，還惹得他另一個學生不高興。這個學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於公元前五四二年，卒於公元前四八○年，比孔子小九歲。他是孔門中的老前輩，不但年齡大，而且輩分高。據李零先生考證，孔子三十五歲以前居魯時，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黃埔一期」。他在《論語》一書中出現的次數最多，其次是子貢，再次是顏回和子夏。實際上孔門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這四個人。顏回是「學習標兵」，子夏是「文化傳人」，子貢是「造聖運動」的領袖，但他們的輩分都比子路低。顏回和子貢是「黃埔二期」（孔子自齊返魯後招收的學生），子夏是「黃埔三期」（孔子周遊列國時招收的學生）。子路，實在要算作孔門弟子中的大師兄。

子路追隨孔子時間最長，挨罵也最多。孔子對他，不僅是罵，而且常常是痛罵。倒不是孔子不喜歡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氣太壞。他這個人，用北京話說，叫「渾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膽子大，脾氣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裡火裡不回頭，是頭牛。李零先生說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麼樣的呢？口無遮攔，經常挨罵。子路就是這樣。他心裡想什麼，嘴上就說什麼。老師不老師的，他可不管，非說不可。

現在就來看孔子怎麼惹得子路不高興。據《論語．陽貨》，孔子曾經有過兩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機會，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一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四九○年。但是，這兩次招聘都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呢？招聘者是叛軍。公元前五○一年那一次，是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擾盤踞費邑謀反；公元前四九○年這一次，則是晉國趙簡子的家臣佛肸（音畢西）盤踞中牟反趙。這兩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亂，而孔子居然兩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興了。子路這人直呀！一不高興，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寫在了臉上，《論語》的說法是「子路不說」（說，就是悅）。其實豈止是不悅，子路還有話說，而且話說得很難聽。

子路說什麼呢？第一次，子路說：沒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為什麼一定要去那種人那裡（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話就更不客氣。子路說：過去，仲由曾經聽先生說過（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出爾反爾當叛徒做壞事的人（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裡去的（君子不入也）。現在那傢伙陰謀叛亂（以中牟畔），先生卻要去幫他，請問怎麼解釋（如之何）？

這話問得一針見血，不要說孔子不好回答，就連我們這些旁觀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於是後來那些尊孔的，就來幫孔子打圓場。有人說，孔子哪裡是真想去？不過考驗試探學生罷了。也有人說，孔子答應去，是因為心軟、厚道，打算去了以後幫他們改邪歸正。還有人說，幫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間接地幫助了諸侯，等於以毒攻毒。所以孔子雖然並不想去，卻也不拒絕。子路淺薄，哪裡懂得夫子的深意。

這就是曲意回護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領他們的情，因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實子路的問題，也是我們的問題。前面說過，孔子是一個學人。照現在的理解，一個學人，就該老老實實待在家裡做學問，為什麼要到處亂跑，又為什麼那麼想做官呢？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待續）
第一次，孔子回答說：他們招聘我，難道是白招嗎（夫招我者，而豈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麼個不白招呢？講條件。怎樣講條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張。依了孔子的主張又怎麼樣呢？孔子說，如果他們真的用我，我就把那個地方變成東周（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後面我們還要講到，回到東周，正是孔子為解決當時社會問題做出的設計。可惜，這個設計，一直沒有機會去實施。現在機會來了，能不抓住嗎？

這就是孔子急於做官的第一個原因：實施政治藍圖。

然而孔子的這個說法，好像並沒有說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質疑更加激烈，簡直等於指責孔子言行不一。孔子這回也急眼了。他說：不錯，我是說過「君子不入」這樣的話（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堅固的東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真正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這意思也很清楚：我這回是到壞人那裡去。但是，像我這樣真正的好人，難道就會跟著變壞了嗎？這當然也講得通。不過，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問題，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去。不錯，真正的好人，到了壞人那裡也不會變壞。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壞人並沒有拿著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嚴詞拒絕，至少也能婉言謝絕吧！這就讓子路想不通。於是孔子又進一步解釋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這裡說的「匏瓜」，是一種味道很苦的葫蘆，只能掛著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這話的意思就是說，我難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掛起來做擺設嗎？

妙哉此言，這才是心裡話。原來，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為什麼呢？因為孔子的學問，首先是政治學，其次是倫理學。政治學也好，倫理學也好，都要實踐。不實踐，一點用都沒有，一點價值都沒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學問是對是錯。怎麼實踐？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張，固然要做官；要實現道德理想，同樣得做官。因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風化俗。更何況推行政治主張也好，實現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時間，孔子豈能不急？

這就是孔子急於做官的第二個原因：實踐學術主張。

孔子急於做官，還有第三個原因：實現人生價值。孔子是什麼人？或者說，是什麼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對於庶人的，君子是相對於小人的。士人與庶人、君子與小人，有什麼區別？孔子認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價值，庶人和小人沒有。所以孔子說，一個君子，如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那就「難矣哉」（《論語．陽貨》）。「難矣哉」是什麼意思？李澤厚先生說是「難辦」，李零先生說是「難受」，總之是不行。孔子還說，一個士人，如果貪圖安逸（懷居），那就不配稱作士，謂之「不足以為士矣」（《論語．問》）。為什麼呢？就因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價值，而要實現人生價值，就必須做事。

那麼，士人和君子做什麼事？兩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學問。而且，最好是兩件事都做，即「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這句話雖然是子夏說的，卻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為這就是他的理想──在讀書與做官之間遊刃有餘。過去，人們常常把「學而優則仕」理解為書讀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這是不對的。因為這句話的前面，還有「仕而優則學」。如果「學而優則仕」是「書讀得好就做官」，那「仕而優則學」是什麼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讀書」嗎？顯然不通。其實，這裡的「優」，不是「優秀」，而是「優裕」，即「有餘」或「富餘」。也就是說，做官而有餘力，就治學；治學而有餘力，就做官。一邊做官，一邊做學問，兩邊都不耽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