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學說當代新詮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總有人會想要叩問：為什麼世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別種模樣？其理由何在？這種類型的問題，往往予人以「大而無當」的印象，但卻也是我們能夠超越既定框架，更深一層認識世界的契機。我一直相信，韋伯對於資本主義、宗教文化、支配機制……所提出的無數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把視野格局放大，納進各種貫時性的發展脈絡，以及共時性的泛文化比較，真正勾勒出現代文明波瀾壯闊、浩浩蕩蕩的「理性化」進程。

當然，韋伯有他的知識侷限，又常被貼上「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籤。只是將心比心，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脫離不了某個特定的「文化中心主義」？或如詮釋學所示，每個人認識外界事物，總少不了從自己的「前判斷」（Vor-urteil）出發，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而韋伯曾經特別強調「價值自由」，提醒研究者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判斷」可能會扭曲「事實判斷」，因此時時要把持住學術倫理的底線，不能放任過於主觀的價值立場損害到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就此來說，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當代學者有把握比韋伯更服膺於「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更認真追求事實與真相嗎？

或許這正是韋伯的思想學說，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不僅僅提供了後世學者源源不絕的問題意識，還在諸多人類社會現象的考察上，奠下了厚實的基礎，成為社會科學不斷超越前進的重要後盾。由於韋伯學說具有「經典性」、「當代性」，以及「現實性」，在出版《韋伯學說新探》一書的整整二十年後，我決定再一次以不同的版本，呈現個人研究韋伯的心得予讀者。

本書主要增加了作者一九九九年後發表的論文，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之間有關韋伯的研究成果，另收錄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顧忠華，1999）一書中，包括〈資本主義與中國文化：韋伯觀點的再評估〉、〈儒家文化與經濟倫理〉、〈孔恩、韋伯與社會科學的典範問題：從經濟學史的「方法論戰」談起〉、〈巫術、宗教與科學的世界圖像：一個宗教社會學的考察〉，以及〈自由主義與德國的命運〉等，讀者可自行參閱。本書與原版本《韋伯學說新探》不同的地方，是刪除了兩篇書評，另外加上了六篇新的論述，並在〈《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文後，附上截至二○一二年底最新的出版訊息，其餘篇章皆未作大幅更動。

如前所述，韋伯十分在意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我個人過去從俗使用「價值中立」來翻譯Wertfreiheit，但愈來愈覺得不妥，因為「中立」意謂「不表態」，這其實不算是一種「自由」，反而相當嬌柔做作。至於有些翻譯譯成「價值無涉」、「價值冷漠」，更是完全偏離韋伯認為研究者也是「文化人」，不可能不受價值影響的主張。他是太清楚價值的「滲透力」，才會像「唐吉訶德」般，要挑戰「價值」與「事實」徹底切割此一不可能的任務。但他絕不會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對他來說，正因為價值太複雜了，必須好好討論，所以反對研究者過分天真地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去衡量經驗事實，如此方能確保知識不會淪於為政治、經濟、宗教或任何「非科學的價值」服務。為了正本清源，我在本書中收錄了兩篇討論「價值問題」的論文，並將以前使用的「價值中立」一詞，全部改為「價值自由」，這是比較大的變動。

另外一篇〈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韋伯學說的當代意義〉，則是因應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探討「資本主義」在中國能否真正發展的長篇文章。我們都觀察到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制度，大幅度地累積了財富，但是，這代表資本主義已經成功地在中國生根了嗎？表面上看來，中國引進的各種市場機制，已然取代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列舉出來的「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素」，加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異於鏟除了根深蒂固的「傳統主義」根基，如氏族、鄉紳、地主及習俗迷信……等，為貫徹經濟改革措施鋪平了道路。

只不過，涉及到韋伯最重視的「精神」要素時，我們可以說，中國幾乎看不到努力與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等文明準則接軌的徵兆。現代中國只是由「家天下」統治形態轉換為「黨天下」，對於如何建立民主政治、獨立法治，以及公民社會，始終仍是拒斥多、配套少，以致於經濟繁榮製造出嚴重的官僚貪腐問題，同時也在權力不受制衡的失衡狀態下，「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統治階層只能以超過國防預算的「維穩」成本，勉強維繫政治支配與社會控制。如果用韋伯的概念，這樣的經濟體制不能稱之為「現代、西方、理性」的資本主義，頂多是「內政剝削式資本主義」的新形態，或如西方觀察家冠上的「權貴資本主義」稱號。

中國是否能夠有所突破，朝向一個更長治久安，而非領導者自己承認不肅清貪腐，勢必「亡黨亡國」的境界前進呢？我在這篇論文中，仍是寄希望於「公民意識」的覺醒，因為唯有多數人民體認到，自己的權利應該自己來維護，伸張作為「主權者」的集體力量，才能真正塑造一個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公民社會」，而這樣的「精神氣質」（ethos）也才能夠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以及正當運作的民主政治。

其實這亦曾是韋伯關懷的焦點，回顧韋伯的背景，他出生於一八六四年，當時的德國屬於工業化的「後進」國家，而韋伯一九○四年發表的成名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主要在分析資本主義如何型塑了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與發展邏輯。在他看來，德國雖然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走向了「帝國崛起」，但是也因為俾斯麥的獨斷獨行，使得德國的中產階級缺乏了「政治成熟」，無法像英國或漢撒同盟城市中的市民階級般，發展出一種具有公民意識的自治模式。換言之，韋伯認為德國中產階級無法承擔起應有的政治責任，原因不在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恰恰相反，是它還不夠資本主義化！（引自Bendix著，劉北成譯，1998:38）

所謂「還不夠資本主義化」，我們不妨解釋成：雖然韋伯明白指出，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套「銅牆鐵壁」式的經濟體系，其運作不需要再依靠早期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光是「利潤」本身就足以燃起無窮動力。但是資本主義作為決定現代生活方式的一整套機轉，其中的社會成員──尤其是中產階級──仍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志業倫理」或「工作倫理」，資本主義方可能保持創新的活力。在此同時，這些「公民們」更不能忽略了在「法制型支配」下的政治參與，展現民主的成熟度，並要求政治領袖力行「責任倫理」。韋伯一向強調，現代人應該具備獨立自主的「人格」，而不是卑躬屈膝地向權威臣服，或完全受制於官僚機構的繁文褥節，甘於做個小螺絲釘似的「秩序人」。

因此，在韋伯的心目中，現代資本主義釋放出來的自由，是鼓勵個人發展個性，進行全方位的社會參與，包括積極行使公民權利，共同創造公共福祉。假使中產階級缺乏政治承擔，政治領袖爭功諉過，企業家則是毫無節制地攫取暴利，那麼，就如韋伯描繪的「末日景象」：「沒有精神的專家」和「沒有情感的享樂者」盤據了所有資源，一切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乃至於暴露出人類最貪婪的醜惡嘴臉。

這種「去精神化」、「無血無淚」的資本主義，可說駛離了原先充滿意義感的歷史航道，變得面目可憎，也是韋伯非常真實的一種預言，因為它不正反映了我們這時代親身經歷的夢魘嗎？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打得原本自認為登上「全球化」頂峰的資本主義踉踉蹌蹌，差點滅頂。許多商學院也才承認「企業倫理」或「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再一味歌頌不擇手段的獲利策略。

所以，資本主義似乎走過一個循環，需要重新探尋真正能永續經營的「經濟倫理」，而非任由掠奪式的金錢遊戲不斷擴大貧富差距、毀壞了社會連帶。在這樣的氛圍下，「佔領華爾街運動」像是點燃星星之火，誰能保證未來不會形成燎原之勢？放眼全球人類的未來，不只是中國必須改弦更張，歐美國家在重重危機下，除非公民社會能孕育出新的「精神氣質」，壓抑住急功近利、需索無度的營利欲望，否則資本主義無從找到浴火重生的正確路徑。

最後，本書的出版，要再一次感謝內人陳惠馨教授，她致力於學術論述，給了我不少啟發和激勵。另外也感謝開學文化的同仁，特別是執行編輯施榮華。希望不管是新文或舊文，都還能讓讀者一窺韋伯學說的堂奧，並繼續追索我們這個世代又為人類歷史創造了何種文化意義！

作者謹識于思湧齋
2013年1月

原序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幾年來關於韋伯研究的主要論文、書評以及演講紀錄，雖然表達的形式不一，但這些文章共同的焦點都集中在對韋伯學說理論的評介與闡述上，因此以《韋伯學說新探》總其名。韋伯的思想體系可用「博大精深」來形容而當之無愧，不過他的觀點見解除了會受到自己所處時代的約制之外，後世出現的每一種「韋伯詮釋」同樣也烙印著當時流行心態的刻痕。本書論文部分的〈韋伯詮釋的典範轉移與韋伯學研究〉和〈現代性的社會學分析─從韋伯到哈伯馬斯〉，便嘗試運用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探索「文本」和「詮釋者」之間對話主題的遞嬗，同時希望能夠釐清韋伯學說在各階段中所起的啟發作用。至於這個「文本」的全貌以及其間「作品史」（Werkgeschichte）的關聯，在德文《韋伯全集》的編纂計劃下逐漸浮現完整的輪廓，〈《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報導了此一計劃的基本構想和特色，或可供作理解韋伯之學術貢獻時的參考。

另一方面，韋伯以「西方文明之子」的身份對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較研究，迭引起學者們反覆討論的興趣。本書〈韋伯《儒教與道教》一文的方法論基礎〉和〈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從《儒教與道教》談起〉，分別就韋伯宗教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