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

序章

臺灣的後殖民問題：重新閱讀及面對臺灣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節錄）
李承機、李育霖（本書主編）
 
壹、臺灣的後殖民課題
 
約略自1990年代以降，臺灣學界關於臺灣被殖民歷史經驗的重新理解多半被放置在後殖民的框架中，我們將之稱為臺灣的「後殖民計畫」。 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與政治背景，比起世界其他地區的眾多前殖民地，臺灣的後殖民計畫或方案明顯「遲到」（belated）。 所謂「遲到」，不僅意味整個計畫的「延宕」，更意味計畫的「未完成」。更確切地說，由於臺灣社會自身狀況條件與周遭歷史環境的持續變化，一方面產生對後殖民計畫更強烈的期待；但另一方面，這一期待卻也反諷地持續深化該計畫的延宕與未完成狀態。
 
在此種未完成狀態延宕至2010年代的今日，本書認為有必要重新理解此一後殖民計畫的未完成狀態。事實上，臺灣如今必須清楚面對此一未完成的後殖民計畫似乎日漸無法指向一個確切的未來時分，亦即必須對於計畫進入「完結」階段的可能性抱持懷疑的態度。不管歷史的實際發展或後殖民社會的狀況條件使然，本書主張當前的臺灣社會必須透過重新閱讀及面對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來為臺灣的後殖民問題尋求另一個可能的思想出路。
 
一、殖民地經驗與被殖民者的主體性
 
後殖民運動根植於二元的思維風格與意識型態，習慣將殖民與後殖民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對立的兩軸，也因此，殖民與後殖民的種族、社群、歷史與文化等明顯地被區分開來。然而這些區分的背後更關係著「主體性」的建構，這是我們看見臺灣與其他前殖民地國家與地區一樣，在後殖民的運動中熱切地透過共同體的想像，乃至歷史與文化系統的建構等，嘗試建立一個差異於殖民者的「主體」。然而，殖民地的生活經驗經常是混雜與交錯的，種族的劃分、共同體的想像，以及歷史乃至文化系統的構築，都恐有以偏概全之嫌。
 
以殖民地的時間秩序為例，1918年2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中一段關於殖民地臺灣「紀元節」的報導，恰恰提醒我們殖民地經驗既分隔又交錯的側影，以及文化系統構築的複雜層疊。這一年，日本官方制定的紀元節碰巧與在地文化傳統中的舊曆新年節慶重疊，兩種不同的時間秩序（日本／臺灣，官方／民間）並行或交織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並且進一步穿透具體的都市空間。我們可以想像城內、艋舺與大稻埕等不同的區域在這一天充斥著相當不同的氛圍。同時，臺灣島上的群體也經常是分隔卻又不無關聯：日本官員與在臺日本人、臺灣人鄉紳、保正或街庄長也許穿戴整齊參加官方紀元節的拜賀典禮，看似相對於一般臺灣人所歡度的傳統節慶。又或許這些參加官方拜賀的群體也同時走入臺灣人街區，依循著另一種時間秩序，分享著另一種節慶的文化意義。一段乍看平凡無奇的報導，事實上印記了臺灣島上的人民於日本統治時期複雜的日常生活經驗。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一平凡無奇的生活經驗實際上更銘刻了我們習以為常，並經常忽略的殖民地臺灣社會關於日本帝國的特定理解。
 
這些看似分隔卻總是交錯的殖民地經驗經常被刻意忽略，而這一傾向與1980 年代中期以來臺灣興起的本土化或後殖民運動密切相關。況且，一個獨立於殖民者之外的被殖民「主體」是否可能存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之間如何以某種特定關係與形式彼此作用著？這一點正是本書思考的起點。如果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並不限定於「支配vs.被支配」之類的對立關係，且所謂被殖民「主體」也並不獨立存在，那麼思考臺灣的後殖民運動及其局限性即有其必要。同時，面對新的全球化風潮與區域整合，這一思考要求新的歷史理解與新的社群組織以對應新的政治實踐。簡單地說，本書嘗試尋求重新理解臺灣自身歷史與後殖民社會性，以面對當今新的時局。這一關於歷史與文化的質問，刻劃並同時限定本書的動機與目的。
 
二、民族主義與歷史編纂學
 
一般而言，在臺灣後殖民計畫有限的表達中，民族主義的理解與建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雖然民族主義的相關爭辯同樣見諸於其他殖民地的後殖民方案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糾纏著政治、歷史、文化與認同等龐雜的相關議題，不只構成整個後殖民的問題系（the problematics），也構成後殖民計畫中最重要的意識型態與內涵。而且，當意識型態進一步將文化意義嵌鑲在既定的符號指涉中，亦即將歷史推向特定的認知或知識類型中，殖民地的歷史經驗即經常被轉化為民族主義式的政治書寫。從而，以被殖民視點出發的歷史編纂學在臺灣的後殖民運動中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一傾向不僅出現在歷史學門本身的研究上，也同時出現在文學與藝術等文化相關的系統性歷史建構。前者嘗試建立專屬於被殖民者的歷史論述，以試圖恢復既往被殖民者壓抑抹煞的歷史，後者則希望透過文化建構成就一個相異於殖民者的文化主體。不可否認，相關作業在臺灣的後殖民計畫中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然而，在相關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發現，歷史現場的分歧場景容易被歸納化約為具系統性的知識構成，於是殖民地在地交錯的生活經驗被簡化為一系列或總和的被殖民歷史整體，不只那些交錯的生活經驗與複雜交纏的權力布置被忽略，就連文學活動與藝術活動本身的構成條件，也經常成為某些意識型態價值判斷的證據甚至是結果。
 
關於這一點，殖民地時期的超現實主義者詩人楊熾昌便提供一個案例。早在1930年代初期，楊熾昌即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甚至認為殖民地臺灣文學活動中的寫實主義特徵，將無法使臺灣文學脫離殖民主義的緊張恐慌和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今日若僅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待這些發言，甚至是藉此來判定其政治立場，不免落入「支配vs.抵抗」的話語系列之中。然而，如果多加注意到其中也包含尋求突破傳統意識與主流典範的意圖，就會發現透過文字媒介（詩）再現殖民地臺灣的風景和熱帶景觀的楊熾昌，雖然在對視覺的掌握與關照的層面上，確實和殖民政府及其他視覺藝術家（主要在繪畫領域）有一致的感知與興趣，但在描寫及思考臺灣風景和熱帶景觀的方法上，卻又與視覺藝術家們大異其趣、甚至是大相逕庭。更何況，在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過後的1980年代，楊熾昌尚且宣稱提倡超現實主義詩的動機是要避免受到來自殖民政權在新聞檢查上的侵擾與干涉。
 
換言之，即使文學、美術等各種不同的藝術領域之間因為使用的媒介與各自藝術形式的相異，使得各自表現的方法與可能性有所差異，但藝術活動總是擁有某些共通的基盤，也就擁有彼此聯繫呼應的相互關係，因此較不易產生絕對立場所導致的絕對性衝突。利用「支配vs.抵抗」的話語系列來對殖民地歷史現場中的藝術活動進行理解，無非僅止於建立一種過於簡化的圖式。況且一如前述，今日無論全球跨國文化流動的現實處境，抑或後殖民社會的實際政治策略，由於臺灣的後殖民計畫必須重新面對自身的「未完成」狀態，使得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容及形式也必須重新加以理解。有鑑於此，本書必須重新琢磨一套對歷史與文化構成的理解方法。
 
三、反抗的主題
 
無庸置疑地，反抗的精神穿透戰後臺灣後殖民思考的相關活動中，並經常被奉為圭臬。事實上，薩依德（Edward Said）在其廣為人知的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已經標定殖民地與帝國文化交織中的反抗主題，包括歷史整體、抗拒理念、民族主義，這三者相互關聯。 這些主題在臺灣後殖民計畫的表達中也同樣清晰可見。殖民歷史的復振與民族主義的追求息息相關，這一點說明了為什麼在民族主義的擘劃中，歷史經常被想像為一個「整體」，不管是參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歷史社會學式的「印刷資本主義」，將資本、社群與民族文化建構聯繫起來，抑或文學界對歷史小說文類書寫的執著，都印證歷史與民族主義的交織與相互照應。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薩依德所指出的「反抗／抗拒」（resistance）並非僅僅作為帝國主義的「回應」（reaction）而已，更是「認識人類歷史的一個替代方案」。 而此一洞察性的觀點則促使本書重新考察殖民地臺灣歷史現場的知識分子與知識社群其活動，因為具有抵抗意義的政治、社會運動等，總是被認為由知識分子所引領或發起。
 
一般而言，貫穿殖民地時期至今，律師（日治時期稱為辯護士）與醫師相同，在臺灣的社會地位及其專業身分受到相當高度的認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武裝抗爭之外，在進入政治、文化運動興起的1920年代以降，律師更與醫師同時被視為引領臺灣社會邁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旗手。絕大多數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人法律專業者（律師及司法官）當然出自殖民母國日本的法學教育體系，但涉入進行具有抵抗意義的各種運動時，其擁護人權的形象也非常鮮明。利用人權理論與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批判殖民統治時，部分臺灣人律師確實更清楚顯露出與殖民政權進行對決的態勢。
 
但是，這種公開與殖民政權站在對立面的政治位置，並不只有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