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讀下去：監獄裡的閱讀課，開啟了探求公義的文學之旅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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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人活得太費力，我想為大家、包括我自己，找到比較省力、又能活得更舒服的方法。─蔡康永
內容簡介
＊記錄偏鄉教師與學生一同經歷的成長與深厚情誼。真人真事，勵志、誠懇、溫柔、自省的回憶錄。
＊藉由閱讀跨越社會隔閡與限制，展現文學的力量；深度反思「教育」的意涵與作用。
＊深入探討種族歧視、偏鄉教育、社會階級落差、司法正義問題。
這不是你以為的那種書，不是你知道的那個故事。
它溫柔得讓你微笑，它殘酷得令你心痛。
這是美國南方的故事，藏著台灣偏鄉的影子。
這是郭怡慧誠心寫下的故事──
若你胸中有著騷動的良知，這是你想說卻說不出口的那個故事。
這是真實的故事。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曾是富饒的棉花鄉，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誕生地，如今則是全美最窮困的地區。奴隸制度、種族隔離的終結，並未將真平權交付予窮苦的非裔百姓。歧視根深柢固，社會的遊戲規則將他們排擠在外，三角洲工作機會稀少，教育品質拙劣，治安崩壞。在這裡，離開出走非新鮮事，前來久居才叫新奇。
蜜雪兒（郭怡慧）是台灣移民第二代，在密西根州出生長大，順著亞裔典型路線，成為哈佛高材生。她嚮往社會公義，立志犧牲奉獻，於是在畢業後，離經叛道來到三角洲上的小鎮赫勒拿教書。她想藉講述民權運動激盪思維，卻始終無法引起學生的回應；挫敗與嘗試間，蜜雪兒漸漸摸索，透過閱讀與寫作貼近孩子迷茫的心。她渴望深耕，無奈最終挨不過父母施壓，回到哈佛法學院進修。
學成結業之際，蜜雪兒輾轉得知昔日學生派屈克因殺人入獄，不禁自問：如果我未曾離開，事態是否會不一樣？她撇下一切回到赫勒拿，在七個月間重新陪著派屈克讀遍小說、詩詞、傳記，帶領他持續寫作。藉由閱讀、討論、書寫，兩人在黑暗中攜手成長，各自探尋正義、平等、生命與美的答案，緊抓文字走向光明。
《陪你讀下去》不僅引領讀者直視偏鄉教育、階級差距、種族歧視等議題，也展現了文學的力量，提出透過文學跨越社會界限與隔閡的可能。郭怡慧以溫柔懇切的筆觸，坦然梳理自己的迷惘與過錯，這是一本誠實自省的回憶錄，對在公理與正義之路上跌跌撞撞的人而言，更是最溫暖的陪伴。
一座牢籠，七個月，一堂課，
閱讀翻轉的兩段人生。
亞馬遜網路書店 4.7 顆星好評
吳曉樂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
林立青 作家
邱顯智 律師、《我袂放你一個人》作者
金士傑 表演藝術家
胡培菱 外文書書評人
唐光華 台灣青少年哲學運動推動園丁
陳東升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須文蔚 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任
黃益中 高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劉安婷 Teach for Taiwan 創辦人
劉亮雅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系教授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郭怡慧用書籍結成發光的繩索，拉出黑牢中的弱勢學生，再次見證閱讀扭轉殘酷命運的力量。
──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任）
除了種族議題，本書還涉及偏鄉教育、貧富差距。作者不斷反思，真誠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與自我局限，也跨出了台美人的社群。
──劉亮雅（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郭怡慧的《陪你讀下去》跳脫「老師拯救世界」的故事樣板，以細緻手法描繪她與困境中的學生這段情誼……或許有讀者在書店看見這本回憶錄，隨手翻翻又放回架上，暗自心想「我早就聽過這種故事了」。然而所有談論教育、種族、貧窮與司法正義的著作，都無法與《陪你讀下去》比擬。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陪你讀下去》可能成為你今年讀過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書頁之間蘊藏種種起伏情緒：從憤怒到欽佩、從懷疑到深受啟發、從挫敗無助到想起身大聲叫好──快快「讀下去」，好好體驗。
──《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溫柔的回憶錄。
──《歐普拉雜誌》（O: The Oprah Magazine）
每個美國人都該讀這本精采的回憶錄。《陪你讀下去》是本誠實、寬厚、謙虛、睿智的書，堪稱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傑作，也是語言和書籍力量的不朽證明。
──克萊兒‧梅蘇德（Claire Messud，小說家）
這本特別的書來得正是時機。《陪你讀下去》以迷人、溫柔、極為誠實的方式檢視美國種族與特權問題，點出國人議論司法正義與教育時有意無意忽略的要素：年輕人的內心世界與想像力。
──韋斯‧摩爾（Wes Moore，作家）
我很喜歡這本書，短短一個週末就讀完了。《陪你讀下去》是極富意義的著作，將為社會號召更多積極進取、能力優異的教師，一群相信教育不只是傳遞訊息，更是改變生命的人們。
──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知名記者暨評論家）
郭怡慧在《陪你讀下去》中探討種族、特權議題，以及人類社會對其中最弱勢成員的虧欠，筆鋒機敏、激勵人心、坦率自省。這是本美妙、懇切、令人心碎的回憶錄。
──達西‧傅萊（Darcy Frey，作家）
影音介紹
編輯推薦
「我急切地想強調，我的書不是『老師拯救一切』的故事。」──郭怡慧，《RHI Magazine》，2017年3月15日
郭怡慧（Michelle Kuo，蜜雪兒）是台灣移民第二代，在美國密西根州的卡拉馬朱出生、長大。在《陪你讀下去》這本回憶錄中，蜜雪兒記錄了自己如何受黑人平權運動人士啟發，從哈佛畢業後「下鄉」到以非裔人口為主的小鎮教書，又如何離開了小鎮去念法學院，再如何於聽聞學生派屈克殺人入獄後，放下自己正要開展的法律生涯，回到小鎮監獄陪他閱讀、寫作。
在兩人相伴的這七個月間，他們讀遍了奇幻小說、日文俳句、民權運動先驅傳記、英美經典詩作等等，蜜雪兒一步步引導失學已久的派屈克閱讀，拋出問題與他討論，並針對每一份書寫作業細細指導。派屈克的批判性閱讀能力有了莫大發展，原先他帶著自卑讀書，害怕回答問題、發表意見；後來卻能以個人經驗連結讀本，解析詩文、針對非裔族群歷史提出反思。他的寫作能力也有了驚人的進步，原來只寫得出零碎、充滿錯誤的字句；一段時間後，他能在給女兒的信裡描寫夢中場景，敘述兩人如何一同遊溪登山、欣賞水中寶石般的游魚、穿梭蒼翠的樹林。這段過程中，蜜雪兒自己也有了不少成長與醒悟。
這個「故事」乍看之下十分簡單，甚至讓人覺得有點熟悉，感覺是個「老師奮力拯救學生」的故事；但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書評所言，讀者若在書店看見這本回憶錄，隨手翻翻而未細讀，很容易就暗自心想「我早就聽過這種故事了」又放回架上──「然而所有談論教育、種族、貧窮與司法正義的著作，都無法與《陪你讀下去》比擬。」
或許我們可以說，《陪你讀下去》像一顆洋蔥。每閱讀一章，讀者都隨著蜜雪兒的思緒發掘新觀點，像是褪去洋蔥的表層，看見了單一事件的複雜樣貌。
這是本談教育與閱讀的書，但談的又不只教育和閱讀，還展現了教育一事如何與社會脈絡息息相關：身處偏鄉小鎮，蜜雪兒看見她的非裔學生因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被教育和司法體制放棄，明白他們因家境清寒、社區失序要面對各式挑戰，瞭解生活的困頓如何令他們與族群整體的困境脫節、無力尋求改變；身為來自中產階級的亞裔教師，她也一邊摸索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探索自己在美國社會裡的定位；這兩個世界在教育場域的碰撞、激盪，令她思考自己面對自身與他人歷史的態度，也自問是否有跨越不同種族、社會階級等等界限，建立真摯關係的可能。
蜜雪兒的文字極度誠實、誠懇、深入。她不僅記錄外在世界裡自己與學生的掙扎和奮鬥，也描繪出內心世界的猶疑、挫敗、懊悔、自省。我們看見了學生眼中這位深受敬愛的「優良教師」，也見到這位「優良教師」犯下的種種錯誤，看著她自我檢討。我們隨她為派屈克和其他學生的成長興奮，也伴她看著這群孩子在學習路上的顛簸失足，想著「自己辜負了學生」。我們和她一同查覺「喚醒自我感知」遠比「灌輸典範」更能影響學生──往內心深處的小小探索，似乎比滔滔不絕講述種種歷史與楷模更加強大。我們讚嘆那一點點幫助能給學生帶來多大變化，也哀嘆這一點點幫助往往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上，就算到了也未必能長長久久。
《陪你讀下去》丟給讀者一連串問題，探求「教育」、「教師身分」、「師生關係」的意義，讓我們跟著蜜雪兒找尋答案。教師是否應認為自己有改變學生一生的力量？現在失去了技能，是否表示過去的努力都化為烏有？如果教育未能扭轉乾坤，讓學生翻盤得勝，這一切是否就都是徒勞？
蜜雪兒細細梳理下，我們漸漸明瞭：教師畢竟只是凡人，學生亦然，雙方都在路上跌跌撞撞、犯下錯誤、奮鬥前行，無論成果如何，付出的每份心力都有著真貴的意義。或許教育這條路上，我們不該期待教師當英雄或救命恩人來改變一切，也不該期待學生照著楷模典範翻樣成長，而是期許兩個不完美的凡人相互激盪，感受自己與對方的內在的特質和能量，一起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藉由雙方的努力扶持著蛻變。
郭怡慧溫柔的筆鋒刻畫出真實世界的殘酷與美好。
文／網路與書出版編輯 張雅涵
目錄
前言
I
第一章 陽光下的葡萄乾
第二章 自由寫作
第三章 下次將是烈火
II
第四章 伊凡‧伊里奇之死
III
第五章 罪與罰
第六章 獅子‧女巫‧魔衣櫥
第七章 他願有天堂錦衣
第八章 佛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生敘事
第九章 本人已詳閱本文件所有內容（有罪答辯）
第十章 晚春時節致寶拉
IV
第十一章 復活節之晨
後記
誌謝
試閱
我認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台灣移民的女兒，一九八○年代成長於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學，彈鋼琴，癡戀我哥那群死黨。初雪時節，我和哥哥會拿著廉價的塑膠滑雪碟到外頭溜幾圈；暑假期間，父母都得上班，我們則是每天乖乖在家做ＳＡＴ模擬試題，英文、數學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國適應得很好。他們收集麥可．傑克森和瓊．拜亞的唱片，在客廳裡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選舉，他們都會盡責地去投票，一次也沒錯過；偶爾他們也會買桶裝炸雞回家當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對自己身為外來者的地位感到憂煩。他們會用警示口吻告訴我一些亞洲人在美國遭到威嚇、殺害，然後被人遺忘的故事。其中有個人名叫文森．陳（Vincent Chin）──陳果仁，一九八二年，在他預定結婚前一個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陳果仁在汽車業工作，而當時這個產業中瀰漫著仇日情緒。兩名兇手都是白人，他們這樣對他說：「我們丟了飯碗都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鬼子。」（陳果仁並不是日本人，而是華裔美國人。）這兩個殺人犯沒被判處徒刑。「這些人不是我們該送進監牢那種人，」法官後來表示。「我們不該按照罪責去定刑罰，而該按照罪犯的身分去定刑罰。」我父母告訴我的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深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某處的一名十六歲少年身上。這次的受害者是日本人，當時我們只簡單把他稱作「日本交換生」。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受邀參加一場萬聖節派對，模仿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在《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這部電影中的扮相，穿上白色西裝，但是不小心走錯了房子。他按了門鈴，結果遭屋主近距離射殺。開槍者以非預謀殺人罪被起訴。在法庭上，他宣稱少年的動作非常怪異；兇手的律師則告訴陪審團，他只是在保護他的家園，他只是個「尋常百姓」、「你我的鄰居」，一個「吃玉米粥喜歡加糖」的老實人。於是兇手獲判無罪開釋。
「沒有人會跟妳說這些故事，」我父母告訴我。「我們告訴妳，是因為我們要妳小心。 」
要小心──這就是最核心的訊息。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是會擔心害怕的那種人，他們似乎決意提醒我，悲劇可能就在轉角等著發生。只消某個無知漢子拿出一把槍或一根棒球棍就夠了。就實際數字而言，亞裔人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遭人謀殺的機率微乎其微。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我父母告訴我的事確實重要。他們設法讓我知道，在美國人的國家想像中，我們並不存在──完全不存在。的確，在上大學二年級以前，我從不曾在任何課堂上聽任何老師提到亞裔美國人，已逝的、在世的，都沒有。作為一個移民群體，我們一方面方便好用，但另一方面終究是用過即可丟棄。我們表現好時，其他人會稍微把我們拿出來當作美國夢的存在證據，但當我們因為身為亞洲人而被殺害時，媒體並不感興趣。我們的死不會損及任何關於美利堅的神話或理想。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我們的臉孔揭露出這點。
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相信教育既是可以對抗傷害的壁壘，也是通往安全與富足的階梯。尤其是數學特別令我父母感到安心；數學是他們熟悉的科目，無論是在他們的故鄉──小小的島國台灣，或者在美國，數學就是數學。讀數學不需要懂英文，也不需要學習一整套祕密難解的社會規則。只要花些時間，你就能學會怎麼玩數學。哥哥和我上小學時，父親每天晚上都會訓練我們解數學習題。我們答錯時，他會大吼，把我們罵哭；然後母親會帶著罪惡感端茶來給我們喝。我很慢才會說話，而且生性害羞。我的個人興趣都是些獨自進行的事。比方說我會帶著強烈的情感彈鋼琴──有一次彈奏蕭邦的某個華彩樂段時，我在激情澎湃之際，竟然把頭撞上樂譜架。跟我母親一樣，我不喜歡好逸惡勞，而在我就讀那間有一定競爭性的公立中學，這種特質使我有相當好的課業表現。我喜歡取悅父母；六年級那年耶誕節，我把成績單包裝起來，送給他們當禮物。我閱讀大量書籍，儘管現在回顧起來，我並不能說自己在這方面特別拿手。我喜歡絕對的道德原則，對滑稽嘲諷的理解能力則非常有限。讀到《唐吉訶德》的故事時，我單純地認為主角是個英雄。拜讀《米德爾馬契》以後，我很想像朵蘿西亞那樣，嫁給一個滿腹經綸的讀書人。
不過透過其他一些閱讀，我的天真誠摯得到了報償。舉例而言，當我讀到小馬丁．路德．金恩這段文字：「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我們將成為極端主義者，而是我們將成為哪種極端主義者」，我感覺自己受到深深的感召。我讀了麥爾坎．Ｘ的作品，他也來自密西根，他的母親曾被送到我家鄉卡拉馬朱（Kalamazoo）的一所精神病院療養。他警告黑人讀者不要信任白人自由主義者：「我不管某個人對你有多好；你必須永遠記得一件事：他幾乎絕對不可能像看待他自己、看待他的同類那樣看待你。天下太平時，他可能跟你站在同一邊；但局勢一險惡，他就不會挺你了。」我在詹姆斯．鮑德溫的書寫中也看到這種責難，他說自由派人士會買所有正確的書，他們會表現出「所有合宜的態度──但他們沒有真正的信念。當攤牌的時刻來到，你期待他們會兌現你以為他們感受到的東西，結果他們不知怎地卻不見了」。
他們不知怎地不見了。我從字面意義解讀這個指控。那我該把自己擺在哪？在密西根某處郊區的靜謐臥房中，我閱讀這些反種族主義論述中的經典作品，感覺彷彿被施了魔法。這些書寫暗地裡教化了一個原本注定該當個好學生的孩子。我明白，光是學習不夠，光是看書不夠，光是欽佩某位黑人作家也不夠。欽佩不代表什麼。如果你的激情無法化為行動，你就只是在玩角色遊戲，表現出你知道什麼該讚美、什麼該排斥。對我而言，教育所乘載的意義既明確又蘊含精神特質。受教育代表你讀了一些書，心中懷有一些讓你覺得不自在的想法。受教育代表你會對著鏡子自問：我做過什麼我必須付出代價的事？我爭取到什麼說話的權威？我投入過多少心力？受教育代表推翻你原本確定的東西，拆除你的自我防禦工事。你應該感覺自己不受保護，沒有武裝，暴露在被攻擊的可能性之中。
不過這裡面有個問題：鮑德溫、金恩、麥爾坎，他們只談黑人和白人的事，而我兩者都不是。亞裔美國人曾經為了什麼而奮鬥，為了什麼犧牲性命？我們關注過什麼事？歷史教科書和大眾文化沒有告訴我這些。當某個看起來像亞裔的人出現在電視畫面中（這是極少發生的事），我的心跳會變得急促。但浮現在我心中的問題從來不是：這會是個笑話嗎？而是：這會是什麼樣的笑話？假如事實證明我錯了，他不過是像任何其他次要角色一樣，沒有口音，沒有突出的特徵，過目即忘──我居然會覺得滿意，甚至心懷感激。
我在書中找到我的模範。Ｗ．Ｅ．Ｂ． 杜博伊斯、拉爾夫．艾里森、理察．賴特、愛麗絲．華克、瑪雅．安傑羅──這些人的無所畏懼跟亞裔美國人的擔心怕事恰成對比，他們在美國歷史中的重要性，也似乎反襯出我們這個族群的無關緊要。我前往哈佛上大學，在那裡初次遇到社運人士；其中某些人令我特別想要仿效，他們的父母都曾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為爭取人權以及反對越戰而奮鬥。他們參與過「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大遊行，聽過小馬丁．路德．金恩的演說；他們曾經加入黑人權力運動。我在心中描繪那種沉浸在深切交談中的家庭氛圍。我心想：繼承到一個充滿激情與憤慨的歷史，那是什麼感覺？那會讓人更堅強嗎？讓人更大膽？我是不是因為沒有那樣的背景，因此柔弱、可愛、順從？我硬起背脊。我要從頭開始。我要像拔雜草般根絕父母的影響，消除光挑安全選項、不斷往前衝、一味追求安穩的傾向。我要擁抱離經叛道的做法。就讀大學期間，我到一間遊民收容所打工，星期五晚上我會在那裡過夜，每當我有報告要交時，我甚至會刻意額外排班。我放棄醫學院預備班課程，轉而主修社會學科和性別研究。我負責編輯一份探討種族、階級與性別議題的小型刊物。當我碰到其他亞裔美國人──那些準備當顧問、玩對沖基金、賺六位數美金年收的人──我會做出嚴苛的評斷。我會瞇著眼睛，無聲地告訴他們：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而且你並沒有太多事值得我知道。
畢業將至，我還在猶疑自己要做什麼。我考慮投入社會運動，因為我一向特別欽佩社運人士。但我對這方面不在行。我嘗試過在一個非營利女權組織工作，我在那裡的任務是向國會幕僚遊說，結果我發現自己很容易因為覺得侵占到那些人的時間而對他們道歉。更廣泛地說，我認為要改變那些強烈關注自我利益者的心態太過困難。我想做的是直截了當的事，在需要有人幫忙的地方從事立即性的工作。然後我遇到一位「為美國而教」的人才招募員，是一名亞裔美國女性，她告訴我全美最窮困的地區之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學校正苦於嚴重的師資不足。
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聽到有人向我描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現況。這個極度貧窮的棉花鄉曾經是孕育民權運動及黑人權力運動的溫床。博比．甘迺迪在對抗貧窮的作戰過程中，也曾經來到這裡視察。斯托克利．卡麥可在這裡創造了「黑人權力」這個詞彙。在三角洲地區，英雄豪傑因為相信改變而遭宰割、槍擊、逮捕、殺害。金恩本人就在來到三角洲地區最北端的曼菲斯（Memphis）聲援環境衛生工作人員時遇害；詹姆斯．梅瑞迪斯在此展開傳奇的橫跨密西西比州單人步行計畫，但第二天就被一名狙擊手射擊受傷；一位名叫芬妮．露．黑默的佃農則因為組織民眾投票而遭逮捕、毆打。我心想，為什麼我從沒聽說現在三角洲地區的人民是怎麼生活的？是不是因為在當今所謂的進步派人士以及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民眾（相當於當年令鮑德溫大失所望的那群自由派人士）中，很少有人願意造訪那個地區，更遑論在那裡生活？我不禁懷疑，那個地方是不是已經隨著民權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遠去，也從美國的國族意識中消失不見？與白人暴力無關的鄉村黑人窮困處境是否過於庸俗不雅，無法吸引顯赫的領導人物挺身而出，為它發聲？
布朗訴教育局案五十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但是，在不久前的一項針對全國四年級學生所做的閱讀測驗中，只有百分之十三的黑人學童及格，遠低於白人學生的百分之四十五。我開始認真考慮「為美國而教」的工作，心想或許我能盡一份小小心力，延續民權運動的精神。「這是我們的希望，也是我返回南方時所懷抱的信念，」馬丁．路德．金恩曾說。「返回密西西比，返回阿拉巴馬，返回南卡羅萊納，返回喬治亞，返回路易西安那，返回我國北方城市中的貧民窟和少數族裔聚居區；我們知道現有情況可以也必將透過某種方式獲得改變。」
我想要觸及那樣的英雄氣概，或者至少是在它的陰影下工作。我相信詹姆斯．鮑德溫的訓誡：如果我們〔這些意識相對高的白人和意識相對高的黑人〕能「像戀人那般堅持凸顯、乃至創造對方的意識」，我們很可能有辦法「終結種族的噩夢，成就我們的國家，乃至改變世界的歷史」。我覺得我知道鮑德溫在要求我做什麼：用我的全副身體與心神進行補償。「無辜反而構成他們的罪惡，」鮑德溫在一九六三年時用這樣的文句提到白人。「因為這些無辜的人沒有別的希望。事實上，他們仍舊被困在一個他們不理解的歷史中；在他們能夠理解以前，他們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鮑德溫用「無辜」一詞委婉指稱「無知」，但因此譴責意味反而更強烈。是的，我告訴自己：我要證明我不是個「無辜者」。奔赴三角洲核心地帶的偏鄉，到阿肯色州小鎮赫勒拿（Helena）教書，或許這將能幫助我免除鮑德溫的指控。在距離我父母家將近一千英里的地方，我很容易就做出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決定。當我打電話告訴他們時，他們的反應先是不解，然後是生氣。「妳在南部那邊會沒命的，」母親說。
聽到這話，我不禁哈哈大笑。這令我父親嚴厲了起來。
「這不是好玩的事，妹妹，」他用我的小名稱呼我。「南部那邊很危險。」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逐漸將某種特定的歇斯底里心態歸諸於我的父母，我認為他們對美國有種可悲的錯誤認知，而我與他們不同，我是在美國出生的，我屬於這裡。那種感覺一直持續到大學時代。
我開始告訴他們識字率相關統計數字，他們聽出我那義正詞嚴的口吻以後，馬上就打斷我的話。
「妳在那邊領得到錢嗎？」
我回說當地政府會發薪水給我。
「一定不多，」我父親說。「妳是打算把妳的哈佛學位丟掉嗎？」
我覺得很受傷，不過一天後，我已經把他們的不以為然拿出來當笑話跟朋友們說了。
「為美國而教」把我派到一所另類學校，該校的名字取得非常不符實情，叫作「明星學校」，但當地行政機構其實是把所謂的「壞學生」往那裡丟。逃學的、嗑毒的、製造麻煩的、逞兇好鬥的，盡是些被主流學校開除的中輟生。「明星」是這些孩子最後一次留在體制中的機會，要是再待不下去，就會完全被摒棄在公立教育之外。
我就在這裡遇到了派屈克，當時他十五歲，就讀八年級。
派屈克舉止溫和，走路時彎腰駝背多過大搖大擺。在課堂上，他喜歡傾聽，不喜歡發言。派屈克從不霸凌任何人，也不曾對別人飆罵。他似乎在遵守一套自我約束的行為準則：明哲保身，不胡搞瞎搞，避免捲入別人的紛爭。不過他倒願意為了正大光明的理由違反自己的原則：有一次，他猛然介入兩個女孩之間，阻止她們打架，結果在那個過程中被推倒在地。
午餐時間，其他學生會你推我擠，衝到排隊的人群前方。派屈克總是在後頭卻步。他的心思似乎永遠流連在某個其他地方：用功的時候，他不時低聲哼唱，經常要等到旁人戳弄他，他才會回過神來。他的文件不是丟在桌上亂成一團，就是隨便摺摺塞在口袋。他笑的時候總是沒法笑開來，彷彿他曾經努力訓練自己露出完整的笑容，但後來放棄了。更重要的是，派屈克顯得迷失，彷彿他是不小心搭上了校車。果不其然，他才進這所學校一個月，就不再來上課了。
派屈克為什麼不再到學校？這件事並不難想像。或許學校使他心情低落。校內充滿暴戾氣息，學生打架時，校方有時不得不打電話找警察。幾個身上剛被抓傷或有瘀青的學生會在全校師生眾目睽睽下被推進警車，在郡立監獄度過週末──根據一名教師的說法，他們在那裡可以「思考他們的人生方向」。身為老師，我們也變得兇暴：學生只要犯下一些小過失，比如咒罵同學或老師，就會被打屁股。阿肯色州允許體罰，而且這種做法相當普遍。這裡有一種印有「阿肯色州教育局」字樣的新式木拍，上面打了一些洞，目的是讓它揮得更快。我個人不會用木拍體罰學生，不過跟多數教師一樣，我也會把學生送去校長室接受處罰，所以我算是某種共犯。話說回來，我們最常用來教訓學生的方式，是直接叫他滾蛋回家。由於所有學生都有權利享用免費午餐，他們喜歡開玩笑說，如果真的很想胡鬧，最好還是等到下午再說。
無論如何，我的很多學生──包括派屈克在內──對他們的未來仍舊感到樂觀。派屈克說他想把學校念完，然後成為一名技工。他說他想到紐約看看。其他學生想要找到好工作，這樣他們才能照顧爺爺奶奶。我試著發掘這種希望的根源，結果多數學生告訴我，那來自上帝。他們對上帝懷抱信仰，認為由於人類是上帝依自身形象所造，因此必然有著與生俱來的價值；這些觀念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我生活在三角洲地區越久，就越能體會箇中道理。更重要的是，派屈克顯得迷失，彷彿他是不小心搭上了校車。果不其然，他才進這所學校一個月，就不再來上課了。
派屈克為什麼不再到學校？這件事並不難想像。或許學校使他心情低落。校內充滿暴戾氣息，學生打架時，校方有時不得不打電話找警察。幾個身上剛被抓傷或有瘀青的學生會在全校師生眾目睽睽下被推進警車，在郡立監獄度過週末──根據一名教師的說法，他們在那裡可以「思考他們的人生方向」。身為老師，我們也變得兇暴：學生只要犯下一些小過失，比如咒罵同學或老師，就會被打屁股。阿肯色州允許體罰，而且這種做法相當普遍。這裡有一種印有「阿肯色州教育局」字樣的新式木拍，上面打了一些洞，目的是讓它揮得更快。我個人不會用木拍體罰學生，不過跟多數教師一樣，我也會把學生送去校長室接受處罰，所以我算是某種共犯。話說回來，我們最常用來教訓學生的方式，是直接叫他滾蛋回家。由於所有學生都有權利享用免費午餐，他們喜歡開玩笑說，如果真的很想胡鬧，最好還是等到下午再說。
無論如何，我的很多學生──包括派屈克在內──對他們的未來仍舊感到樂觀。派屈克說他想把學校念完，然後成為一名技工。他說他想到紐約看看。其他學生想要找到好工作，這樣他們才能照顧爺爺奶奶。我試著發掘這種希望的根源，結果多數學生告訴我，那來自上帝。他們對上帝懷抱信仰，認為由於人類是上帝依自身形象所造，因此必然有著與生俱來的價值；這些觀念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我生活在三角洲地區越久，就越能體會箇中道理。我時常想起鮑德溫寫給他侄兒的一段話：「這個『無辜』的國家把你安頓在一個少數族裔聚居區，事實上，它是打算讓你死在那裡。」只不過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所謂聚居區並不是城市中的某個角落，而是美國境內的一整個地區。這個聚居區是我的學生所知的一切，而我發現，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你無法離開的地方，如果你在那裡買不起車就無法旅行或工作，如果那裡的大地遼闊無邊，但你卻無權享有，如果那裡的人會放火燒掉自己的房子，只因為保險金額高於房屋售價，如果那裡的房屋門戶緊閉，庭院成為路人丟垃圾的地方，如果那裡的水可能遭到某家肥料公司的污染，但肇事公司早已逃之夭夭──如果你被迫面對這一切，你會想要相信你跟你所見的一切全然不同。你會想要相信，家鄉的破敗無法反映你的光明前景，它的污穢不能玷污你的內在世界，它的空洞不會牴觸你的雄心壯志。你會告訴自己，你生而與美麗緊密連結，跟浴火重生的喜悅力量息息相關。
雖然我花很多時間設法了解我那些學生的基本想法，不過最讓我傷腦筋的，還是我所面對的各種教學任務。我該怎麼讓他們願意學習讀書、寫字和發言？該怎麼鼓勵像派屈克那樣的孩子乖乖上學？通常我試著不去操心他們在結束學業之後將面臨到什麼磨難和危險。我對他們必須對抗的各種處境缺乏完整認知。換句話說，即使天神派使者來敲我的門，告訴我未來派屈克會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會相信他。我只會把門關上。而或許我這樣做並沒有錯：有些孩子就是會讓你禁不住將所有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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