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古今中外，不少政權都是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展示其威望及權力，包括宏偉的新首都、強大的軍力、壯觀的遊行、廣闊的大道、巨型的建築物和嚴肅的紀念碑。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正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
《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所指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
這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著作，嘗試用空間的概念來研究。現在的歷史研究，已不能只囿於傳統的文字資料，而是需要透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事物，包括空間、圖像、動作表演，加上當事人的訪問稿及回憶錄等去探索。本書展示了城市設計和建築物等空間與歷史、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所指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
這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著作，嘗試用空間的概念來研究。現在的歷史研究，已不能只囿於傳統的文字資料，而是需要透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事物，包括空間、圖像、動作表演，加上當事人的訪問稿及回憶錄等去探索。本書展示了城市設計和建築物等空間與歷史、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目錄
序：空間的政治 xi
1 天安門廣場：民族主義的新政治舞台 1
2 十大建築：樹立政治威信 56
3 中國革命博物館：紅線的束縛 94
4 民族文化宮：民族融和？ 126
5 勞動人民文化宮：政治公園的作用 160
6 人民英雄紀念碑：刻在石上的黨史 193
7 國慶遊行與北京奧運：中國的慶典政治 224
後 記 259
中文人名及重要名詞索引 263
外文人名及重要名詞索引 271
1 天安門廣場：民族主義的新政治舞台 1
2 十大建築：樹立政治威信 56
3 中國革命博物館：紅線的束縛 94
4 民族文化宮：民族融和？ 126
5 勞動人民文化宮：政治公園的作用 160
6 人民英雄紀念碑：刻在石上的黨史 193
7 國慶遊行與北京奧運：中國的慶典政治 224
後 記 259
中文人名及重要名詞索引 263
外文人名及重要名詞索引 271
序／導讀
序
空間的政治
一九四九年初，中國內戰的形勢急變，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失利。一月三十一日，被共軍圍困了兩個月的北平國民黨守軍投降，平津戰役結束，共產黨隨即宣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駐這座北方名城。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為建設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奮鬥〉為題，如此寫道：「北平解放了！……從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北平永遠成為人民的北平了。」二月三日，解放軍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陸續進城。同年十月一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回復一九二八年前的舊稱），定都於此。
古今中外，不少政權都是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展示其威望及權力，包括宏偉的新首都、強大的軍力、壯觀的遊行、廣闊的大道、巨型的建築物和嚴肅的紀念碑。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在巴黎等地重新規劃城市空間，大建開放式的廣場來取締座位有高低的圓形露天劇場（amphitheater），以人人平等的觀念代替昔日劃分等級的貴族特權。新國民公會關閉教堂，使政教分離，把其中一些教堂改建為無宗教色彩的先賢祠，如巴黎聖吉納維夫大教堂（Abbey of Sainte-Genevieve） 改為偉人祠（Pantheon）便是一例。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於一九一八年把首都從沙皇時代的聖彼得堡遷回舊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也立刻變成了蘇聯共產黨的新權力中心。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紅旗插遍這個古宮，塔樓之端也安裝了紅星標誌，並以此處為中心點設計全城環路，創造了新的政治空間，象徵社會主義的光輝將會從這裡照耀到全國各地。蘇共同時掃除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徽號和旗幟，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廣立對共產主義革命有功的偉人雕像，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以宣佈新時代的來臨。中共建國之後，也是大興土木，改建新首都來穩定其統治地位。這本書就是研究政權與地標之間的關係，主題是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在北京開闢了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來樹立其威信及宣揚其政策。
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新政權並非單純為翻新這座文化古都而大興土木，而是以共產黨的理念來規劃新首都，拆除封建皇朝的舊城牆、老建築，為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新地標，來宣揚中共的政策及展示其政治實力。
本書的副題是「空間政治」(politics of space），需要有一個簡短的解釋。「政治」一詞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實施、運作和影響。這些政策，要透過黨與政府的不同渠道，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國務院文化部等機關來實施，利用公文、宣言、指令，加上官方控制的媒體、群眾運動、印刷品和教科書等方式來傳遞訊息和大肆宣傳。換言之，此處所指的「政治」，是政府透過制度、機關和宣傳工具來實施的政策。
「空間政治」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要花多一點筆墨來說明。中國傳統史學相當注重「空間」的概念，主要見於地理學的討論。傳統史家很早就認為地理是一個舞台，一切歷史事件都是在某個特定的空間裡上演。傳統中國地理學比較注重沿革地理和郡國制度的研究，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範。另外，古代的建築理念也不乏政治空間的概念，例如《周禮．考工記》中的「左祖右社」已經清楚規定重要建築物的坐向問題，皇帝坐北朝南，祖廟建在左方，社稷壇就放在右方，左右對稱，顯出天子的威嚴，也展示國君治國的宏大理念。明清帝王更把祖廟和社稷壇建在皇城正門──天安門──左右兩旁，突顯王者之尊。
本書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佈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空間政治」一詞，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第一，實物；第二，理論；第三，具體的政治環境。實物指的是北京一批重要的地標，包括大型建築物、廣場、主要幹道、紀念碑、文化宮、博物館和公園這些公共場所與設施；它們大部分是位於市中心，也是市民經常聚集的熱門地點。當然這「空間」的概念並不單指室外的地點（例如天安門廣場） 或建築，還包括室內的佈局、設計及構思（例如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故此「空間」包括了建築物內外的地方。
理論方面，「空間政治」的概念又再分五點涵義：中心位置、主次、大小、包容與排斥、符號意義。第一，「空間政治」強調中心位置，代表國家最重要的權力核心點。在現代政治學與地理學上，中心位置指的既是「中央」，也是指「中央」與「邊陲」之間的關係。首都是中心，地方則是從屬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產生一種政治學上所說的「地理上的高低地位」(a geographical hierarchy）。前面提及，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下令定都於莫斯科，這座古城立刻成為蘇聯中央的權力及地理中心，地方政府要聽命於克里姆林宮。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的權力核心從河北的西柏坡移進中南海（昔日宮殿的一部分），象徵這個政治中心的是天安門廣場。中央位置這個概念，自然也展示在國家的標誌與符號中。例如五星紅旗成了新國旗，旗面是紅色，象徵革命；旗幟圖案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國共產黨，而環繞這顆大星呈半環形的是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即意指全國人民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所以在政治空間上，五星紅旗既代表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的核心位置，同時也代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第二，主次之別。斯大林掌權後，於一九三○年代開始在莫斯科大興土木，例如建造龐大的地鐵系統和高聳的外交部大樓，力圖把首都塑造成國際大都會及象徵社會主義的勝利。十年代初建成的外交部大樓高二十七層、一百七十二米，是市中心絕無僅有的高樓大廈，也代表了蘇共的絕對權威。中共亦步亦趨，一九五九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官方在首都修建了包括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築」(見第二章）。這十座大型建築物代表不同性質，同時也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以高踞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及廣場東邊的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最為重要；一左一右，相輔相成，增加了廣場的神聖地位。再相比之下，人民大會堂是官方所稱的「重中之重」，故是主角，而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則佔配角的位置。
第三，大小不同。中共實施一黨專政，在政治空間上也明顯表現如此佈局。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禮堂，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廳；現在每五年一次的黨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舉世矚目。比較之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禮堂便相形見絀。政協名義上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由一些小黨派例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等組成。自己有一個專門的會議廳，位於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的全國政協禮堂。此禮堂建於一九五五年，建築面積是一萬二千平方米，比起建築面積達十七萬一千八百平方米的人民大會堂來說，是小巫見大巫。哪個比較重要，從兩個禮堂的大小自然不言而喻。
第四，包容與排斥。北京的「空間政治」，既明確肯定中共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也肯定共產黨是受到政協名單上友好政黨的熱烈擁護。與此同時，它也毫不猶疑地排斥敵對勢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八塊浮雕，是共產黨刻在石頭上的中國近代革命史（見第六章）。浮雕上正面描繪了中共在中國近代鬥爭的光榮歷程，但同時把國民黨、帝國主義這類「反動派」排斥在這些浮雕之外。八塊浮雕中沒有國民黨、帝國主義者的臉孔，有的只是人民英雄的抗爭形象。同樣，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自鴉片戰爭至中共建國的革命文物中，也把「反動派」的物品摒除在外。這種控制博物館空間的措施，是中共書寫歷史的慣常手法。「空間政治」中的「包容與排斥」的概念，也表現在其他方面。建國初年流行扭秧歌，尤其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北秧歌。中共取得政權後，把農村的秧歌也帶進城市，既代表喜聞樂見的民間傳統得到重視，也代表共產黨與人民團結在一起。一九五一年的春節期間，天安門前有秧歌表演，根據報導：「秧歌隊角色中有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學生、商人，還有反動集團的代表杜魯門、蔣介、李承晚、吉田 [茂] 等」，結果表演挨批。官方同意一位觀眾看後的抨擊：「我們甚麼時候看到過杜魯門、蔣介石、李承晚、吉田等反動分子和勞動人民一起生活，載歌載舞呢？」
第五，符號意義。「空間政治」最大的影響力往往是在於它所代表的價值以及象徵意義。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 中央，放置一座巨大的林肯總統像。這裡既是美國首都一處讓群眾可以向一位傑出領袖致敬的殿堂，也代表了林肯在十九世紀美國內戰時為避免國家分裂而作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它象徵美國追求種族平等的理想。北京碩大的天安門廣場，不只是中國最大的廣場，也是「人民廣場」，象徵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五十、六十年代在這裡舉行的國慶和五一勞動節的群眾遊行，不單顯示了國家的成就和社會欣欣向榮的景象，也代表黨與全國人民一條心，「來歡慶自己的偉大節日」。
最後，要瞭解「空間政治」這個概念，必須從中國五十年代的歷史、政治的特定環境去分析。建國最初的十年是中共最關鍵的時刻。一個新政權建立的首要任務是穩定政局及提出合
空間的政治
一九四九年初，中國內戰的形勢急變，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失利。一月三十一日，被共軍圍困了兩個月的北平國民黨守軍投降，平津戰役結束，共產黨隨即宣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駐這座北方名城。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為建設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奮鬥〉為題，如此寫道：「北平解放了！……從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北平永遠成為人民的北平了。」二月三日，解放軍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陸續進城。同年十月一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回復一九二八年前的舊稱），定都於此。
古今中外，不少政權都是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展示其威望及權力，包括宏偉的新首都、強大的軍力、壯觀的遊行、廣闊的大道、巨型的建築物和嚴肅的紀念碑。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在巴黎等地重新規劃城市空間，大建開放式的廣場來取締座位有高低的圓形露天劇場（amphitheater），以人人平等的觀念代替昔日劃分等級的貴族特權。新國民公會關閉教堂，使政教分離，把其中一些教堂改建為無宗教色彩的先賢祠，如巴黎聖吉納維夫大教堂（Abbey of Sainte-Genevieve） 改為偉人祠（Pantheon）便是一例。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於一九一八年把首都從沙皇時代的聖彼得堡遷回舊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也立刻變成了蘇聯共產黨的新權力中心。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紅旗插遍這個古宮，塔樓之端也安裝了紅星標誌，並以此處為中心點設計全城環路，創造了新的政治空間，象徵社會主義的光輝將會從這裡照耀到全國各地。蘇共同時掃除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徽號和旗幟，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廣立對共產主義革命有功的偉人雕像，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以宣佈新時代的來臨。中共建國之後，也是大興土木，改建新首都來穩定其統治地位。這本書就是研究政權與地標之間的關係，主題是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在北京開闢了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來樹立其威信及宣揚其政策。
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新政權並非單純為翻新這座文化古都而大興土木，而是以共產黨的理念來規劃新首都，拆除封建皇朝的舊城牆、老建築，為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新地標，來宣揚中共的政策及展示其政治實力。
本書的副題是「空間政治」(politics of space），需要有一個簡短的解釋。「政治」一詞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實施、運作和影響。這些政策，要透過黨與政府的不同渠道，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國務院文化部等機關來實施，利用公文、宣言、指令，加上官方控制的媒體、群眾運動、印刷品和教科書等方式來傳遞訊息和大肆宣傳。換言之，此處所指的「政治」，是政府透過制度、機關和宣傳工具來實施的政策。
「空間政治」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要花多一點筆墨來說明。中國傳統史學相當注重「空間」的概念，主要見於地理學的討論。傳統史家很早就認為地理是一個舞台，一切歷史事件都是在某個特定的空間裡上演。傳統中國地理學比較注重沿革地理和郡國制度的研究，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範。另外，古代的建築理念也不乏政治空間的概念，例如《周禮．考工記》中的「左祖右社」已經清楚規定重要建築物的坐向問題，皇帝坐北朝南，祖廟建在左方，社稷壇就放在右方，左右對稱，顯出天子的威嚴，也展示國君治國的宏大理念。明清帝王更把祖廟和社稷壇建在皇城正門──天安門──左右兩旁，突顯王者之尊。
本書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佈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空間政治」一詞，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第一，實物；第二，理論；第三，具體的政治環境。實物指的是北京一批重要的地標，包括大型建築物、廣場、主要幹道、紀念碑、文化宮、博物館和公園這些公共場所與設施；它們大部分是位於市中心，也是市民經常聚集的熱門地點。當然這「空間」的概念並不單指室外的地點（例如天安門廣場） 或建築，還包括室內的佈局、設計及構思（例如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故此「空間」包括了建築物內外的地方。
理論方面，「空間政治」的概念又再分五點涵義：中心位置、主次、大小、包容與排斥、符號意義。第一，「空間政治」強調中心位置，代表國家最重要的權力核心點。在現代政治學與地理學上，中心位置指的既是「中央」，也是指「中央」與「邊陲」之間的關係。首都是中心，地方則是從屬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產生一種政治學上所說的「地理上的高低地位」(a geographical hierarchy）。前面提及，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下令定都於莫斯科，這座古城立刻成為蘇聯中央的權力及地理中心，地方政府要聽命於克里姆林宮。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的權力核心從河北的西柏坡移進中南海（昔日宮殿的一部分），象徵這個政治中心的是天安門廣場。中央位置這個概念，自然也展示在國家的標誌與符號中。例如五星紅旗成了新國旗，旗面是紅色，象徵革命；旗幟圖案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國共產黨，而環繞這顆大星呈半環形的是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即意指全國人民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所以在政治空間上，五星紅旗既代表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的核心位置，同時也代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第二，主次之別。斯大林掌權後，於一九三○年代開始在莫斯科大興土木，例如建造龐大的地鐵系統和高聳的外交部大樓，力圖把首都塑造成國際大都會及象徵社會主義的勝利。十年代初建成的外交部大樓高二十七層、一百七十二米，是市中心絕無僅有的高樓大廈，也代表了蘇共的絕對權威。中共亦步亦趨，一九五九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官方在首都修建了包括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築」(見第二章）。這十座大型建築物代表不同性質，同時也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以高踞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及廣場東邊的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最為重要；一左一右，相輔相成，增加了廣場的神聖地位。再相比之下，人民大會堂是官方所稱的「重中之重」，故是主角，而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則佔配角的位置。
第三，大小不同。中共實施一黨專政，在政治空間上也明顯表現如此佈局。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禮堂，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廳；現在每五年一次的黨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舉世矚目。比較之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禮堂便相形見絀。政協名義上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由一些小黨派例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等組成。自己有一個專門的會議廳，位於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的全國政協禮堂。此禮堂建於一九五五年，建築面積是一萬二千平方米，比起建築面積達十七萬一千八百平方米的人民大會堂來說，是小巫見大巫。哪個比較重要，從兩個禮堂的大小自然不言而喻。
第四，包容與排斥。北京的「空間政治」，既明確肯定中共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也肯定共產黨是受到政協名單上友好政黨的熱烈擁護。與此同時，它也毫不猶疑地排斥敵對勢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八塊浮雕，是共產黨刻在石頭上的中國近代革命史（見第六章）。浮雕上正面描繪了中共在中國近代鬥爭的光榮歷程，但同時把國民黨、帝國主義這類「反動派」排斥在這些浮雕之外。八塊浮雕中沒有國民黨、帝國主義者的臉孔，有的只是人民英雄的抗爭形象。同樣，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自鴉片戰爭至中共建國的革命文物中，也把「反動派」的物品摒除在外。這種控制博物館空間的措施，是中共書寫歷史的慣常手法。「空間政治」中的「包容與排斥」的概念，也表現在其他方面。建國初年流行扭秧歌，尤其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北秧歌。中共取得政權後，把農村的秧歌也帶進城市，既代表喜聞樂見的民間傳統得到重視，也代表共產黨與人民團結在一起。一九五一年的春節期間，天安門前有秧歌表演，根據報導：「秧歌隊角色中有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學生、商人，還有反動集團的代表杜魯門、蔣介、李承晚、吉田 [茂] 等」，結果表演挨批。官方同意一位觀眾看後的抨擊：「我們甚麼時候看到過杜魯門、蔣介石、李承晚、吉田等反動分子和勞動人民一起生活，載歌載舞呢？」
第五，符號意義。「空間政治」最大的影響力往往是在於它所代表的價值以及象徵意義。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 中央，放置一座巨大的林肯總統像。這裡既是美國首都一處讓群眾可以向一位傑出領袖致敬的殿堂，也代表了林肯在十九世紀美國內戰時為避免國家分裂而作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它象徵美國追求種族平等的理想。北京碩大的天安門廣場，不只是中國最大的廣場，也是「人民廣場」，象徵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五十、六十年代在這裡舉行的國慶和五一勞動節的群眾遊行，不單顯示了國家的成就和社會欣欣向榮的景象，也代表黨與全國人民一條心，「來歡慶自己的偉大節日」。
最後，要瞭解「空間政治」這個概念，必須從中國五十年代的歷史、政治的特定環境去分析。建國最初的十年是中共最關鍵的時刻。一個新政權建立的首要任務是穩定政局及提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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