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

民主已到了渾沌期！

南方朔

在一九六○年代求學時，我們都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制度，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把政治學大師、德國維也納大學暨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艾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所寫的那本《今日的主義》（Today’s isms）當作主要教科書。該書就教導人們自由民主可貴的價值。那本書也是台灣當時學生反共爭民主的主要時代指南。對自由民主有嚮往和憧憬，也使得台灣由威權社會一路走來，直到如今。

但自由民主是個發展的過程，近年來像以前那樣歌頌民主的著作已愈來愈少。相反的，則是對自由民主提出質疑的著作愈來愈多。比較敏銳的學者最先察覺到民主已形成新的問題，所以他們在理論上對自由民主提出質疑。這種理論上的質疑主要都是歐洲的思想家，例如德國思想家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最早就察覺由於時代改變，民主政治必須向人民更加開放，擺脫代議士及官僚的獨佔；德國思想家奧菲（Claus Offe）很早就警覺到由於國家權力無能，只會讓國家日益無法統治；英國思想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很早就發現由於資本累積的速度不對等，階級衝突必將再起。上述這些理論上的反省，簡而言之，就是他們認為自由民主已造成了許多新問題，使得自由民主必將超載，最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民主超載論」早已成了新主流。

但是上述理論家的批判反省，他們的影響力只在學術界，對現實界並沒有作用。於是自由民主的問題遂愈積愈深。二○一一年美國所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個新起點。二○一五年的英國脫歐，以及二○一六年歐美的新民粹主義同步快速崛起，則是大爆發。傳統的自由民主已到了一個難以繼續的階段，自由民主如何走下去，已成了當代世界最新的難題。

研究當代歐美政治的學者早就延續理論家的說法，認為當代民主社會在現象上已出現許多重大的新問題，歸納而言，它有如下幾點：

（一）「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造成的政府無能。以前的民主理論相信社會多元，但政府卻可以有權力調和各種人群的矛盾，解決問題，形成效率與能力。但一九八○年代初期，英美許多學者都警覺到由於民主深化，人人有話想說，人人有話要說。在參與爆炸下，已到了眾聲喧嘩、諸神交戰的新時代。許多問題一發生，各種集會及遊行示威就會出現。面對這種分歧，政府的調和及決策能力已告技窮，政府做了任何決定，不是得罪這邊，就會得罪另一邊，於是對許多公眾問題只好以拖待變，這是人們無懼於說出和別人不同見解的新異議文化，它已形成「決策癱瘓」的新現象。今天的臺灣為了一個休假問題就搞得烏煙瘴氣，可說就是「過多元主義」所造成的問題。

（二）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國家主權凋謝。以前的政治是國家歸國家，國際歸國際，國家的治理都有主權作為憑證。國家最重要的乃是集稅權和財政權。但二十一世紀發展迄今，由大國資本集團所發動的經濟全球化已成了最有強制力的新權力主體，資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動，許多境外銀行可以包庇各國的富人，也可使外國大公司任意移動，也可任意在境外世界逃漏稅，於是各國的集稅權遂告崩壞，各國政府只要想向富人課稅，富人及其公司就向境外移動，只要想課遺產稅，他們就向境外移轉。富人及大公司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已成了最新的游牧民族。第二次大戰後，民主國家都相信福利國家這種制度，也相信財產稅的累進制，這些原則在全球化時代已全被放棄。世界的資本主義體制經過十九世紀的革命，走向強調平等的階段，但繞了一大圈，到了二十一世紀又重回資本主義的新野蠻時代。自由民主又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新封建主義。

（三）除了全球化的市場主義掛帥侵蝕了民主國家的主權外，民主制度的反噬，也侵害了民主的原始精神。

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認知，都相信「人人一票，票票等值」這句口頭禪，但民主的運作並不是這麼簡單，民主涉及各種個人及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也涉及暗中的運作，以及公職人員和政黨的運作。

就以美國為例，不久前重要的評論家羅斯可夫（David Rothkopf）就寫了一本暢銷書《權力大公司：大企業和政府的時代性敵對以及即將到來的報應》。該書即指出近年來政府的權力就被大公司的影響力幾乎全部壟斷，支持大公司利益的政客、民意代表、學者及公務員已全部左右了美國政府的運作。至於權力極大的歐盟總部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官員，他們都非選舉產生，卻擁有超國家權力。所以遂使得今日美國亂象日增，全世界的民主遊戲規則更亂。美國人的反政府和反超級富人始於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但在十餘年前歐洲人就有多次在世銀年會及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反對全球化，以及包圍設於比利時的歐盟總部。美國重要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D. Sachs）也在近作中指出，美國的參眾議員及政府官員有很高比率都在下台後改任大公司及特殊利益團體的遊說客。美國及全世界變得日益再封建化。事實上世界及各國早已有了一個新封建上層結構。

綜合上面所述，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世界，自由民主早已走岔了道路。二○一五到二○一六年就是對自由民主發出嚴重警告的時間到了。

（A）以前的人們相信自由民主是整合差異的理性力量，但由英國的脫歐、英國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再加上主張脫歐的新政黨，如英國的獨立黨、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黨、法國的國家陣線，它們都是親俄政黨，這已顯示出歐洲的新運動著重的已不是整合，而是自己國家人民的福祉。以前的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對立的左右翼劃分已成為過去。在二戰以後，世人談自由民主都以美國的冷戰自由民主為模式，強調自由民主的擴張性，而疏忽了自由民主應該是保護人民福祉的「保護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的功能。英國政治學家黑爾德（David Held）在一九八○年代末歐洲思想家討論近代「危機理論」時，他即寫了一本重要的民主理論著作《民主的各種模式》，該書就已經預見了今天的某些亂象。如何收束大公司的民主？如何強化民主的保護功能？如何擴大民主的參與？這都是當代民主的重大課題。

（B）二○一六起，乃是世界新民粹主義大爆發的時刻，對於這種新民粹主義，我們不要視之為洪水猛獸，而要把它看成是民主受害者的心聲，進而從他們的心聲裡找到當今的問題，例如當今的貧富不均該如何解決？今天的難民潮湧往歐洲是何以致之？這些問題不去面對，歐洲危機即不可能解決。民主發生問題，乃是對人類所做的另一挑戰。世人如何做出反應，乃是對當代人最大的考驗。

（C）根據民主發展的過去經驗，當民主發生問題時，通常也是政治冒險家最可能將危機向外導向，進行冒險活動的時刻。最近新民粹主義大爆發，世界變化的不穩定性因而大增。最近的《經濟學人》雜誌都以「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做封面或以「民粹主義大爆發」（Populism explosion）做專題，由此可見這個民主異形的確已受到人們的關注。我長期就對民主的理論及其發展至為注意，現在在這個民主大轉變的時刻，對各國民主問題以及最新的「軍事民主」可能已需要格外注意。

近年來日本「朝日新聞社」動員了四十人組成大型採訪組，訪問了三十個國家，對當今的民主實踐及其問題專題討論，他們在發表後將其集結成書，就是這本《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該書內容涵蓋面甚廣，討論也深，乃是本對民主問題進行反思的重要著作。由於我對民主的哲學理論及其實踐曾長期注意，於是遂利用這個機會對民主近年來若干理論上的反省簡要的敘述如上，一則做為向本書致敬，二則或許可以做為此書的理論性導讀。今天的全世界民主已到了麻煩時刻，願我們大家一齊來注意這個問題！

明明努力至此，卻仍不順利。

不論是政治、經濟，甚至是我們的生活，產生這種感覺的機會似乎變多了。莫非民主政治、市場及選舉制度並未確實發揮各自的機能嗎？

我們之所以在《朝日新聞》報紙上開始連載「混沌的深淵」系列，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些問題。本書以該連載專欄為基礎，進行修改、增寫及重新整合，最後完成本著作。

民主政治是否變得無法反映民意？市場是否已經無法將我們「想賺錢」的欲望轉換成具建設性的能量？使人感受到混沌的地方不僅限於日本，亞洲、美國、歐洲及非洲也擁有相同的煩憂。國家現有的結構已經無法跟上因全球化而共衰共榮的經濟。

「混沌的深淵」專欄並未將日本與世界各國拆分討論，例如大阪市長橋下徹及前法國總統薩科齊、鹿兒島縣阿久根市與芬蘭的城市庫奧皮奧，皆被共同提出並探討。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策畫者於本書中登場，而本書同時也收錄前田敦子的訪談，她過去是AKB48中不可動搖的中心人物，這次她在訪談中談論「被選上」這件事。

然而，本書的目標並不是提供「這樣做就沒問題了」這般的答案。若真知道答案，眾人就無須如此辛苦。未解之事依舊未解，因此，本書提出並「確立問題」，期望作為讀者思考的墊腳石。

住家附近的蜂巢該由政府行政單位負責驅除，還是必須自行處理？本書也有這樣的主題，希望能與讀者一同思考。

不論是大學生或在文化中心進修的社會人士，又或是與朋友、熟人共開學習會的人，本書都期望成為讀者相互討論時所使用的教材，因此於每一大章的開頭設置「問題」，而接續於問題後的文章內容則作為讀者思考時的參考資料。同時，本書也附上讀者可能不熟悉的用語之解說及情勢變化等說明。章節最後則加入引導讀者進入下一章節的「總結＆下一個問題」。

「混沌的深淵」專欄從二○一一年十二月開始至二○一三年二月為止，以約兩個月一次的節奏刊載。書中登場人物的年齡及職位稱號，基本上以專欄連載當時的資訊為主。

若本書能成為思考現有混沌狀態的墊腳石，將令我感到萬分欣喜。

二○一四年三月

岸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