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歷史：中日韓台三千年

自序

拙著《另眼看歷史》於二○一○年在台灣出版，獲得許多讀者的喜愛；二○一一年又獲得台北國際書展非 小說類大獎，給我極大的鼓勵。

這本書主要是敘述從遠古到一九四五年的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目標讀者當然不 是只有台灣的讀者，還希望能分享上述幾個國家裡更多的讀者。因此我很高興去年也與北京理想國合作以《東亞大歷史》為書名在大陸出簡體版。 本書出版後，也有部分熱心讀者指出書中部分錯漏之處，我至為感謝。後來出簡體版時，又依據理想國的 編輯提出的寶貴意見，對書的內容做了部分修改。另外，有兩位日本友人十分喜愛這書，不辭勞煩逐章逐句與 我討論其內容，並提出一些與日本歷史有關的不同意見。我也欣然把其中部分納入簡體版修改的參考。

關於東亞近現代史，這幾年出現了許多解密檔案，或新史料，使得許多學者對一些關鍵事件產生與以往不 同的解讀。舉一個例：二○○七年起，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接受 蔣介石的後人委託，展出他以毛筆從一九一五年寫到一九七二年的日記，造成史學界極大的震撼。各國學者紛 紛前往史丹佛借閱，發現其中部分記載大大地顛覆了他們對這五十幾年歷史的看法，以及對蔣介石本人的觀 感。例如，過去史家大多認為一九三七年發生的「盧溝橋事變」是由日本人挑起，從而擴大成為全面戰爭；現 在有許多學者的認知卻是當時衝突只是一個意外，而雙方駐軍高層都同意要避免事態擴大。蔣介石卻派四個中央軍北上，企圖以戰求和，打破他極為不滿的《何梅協定》，日軍也增兵華北，戰爭擴大於是無法避免。

由於以上多重原因，我決定重新出修訂版。同時，我也決定把這本書的結構做一些改變。《另眼看歷史》 初版包括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敘述東亞各國在前後數千年中的多角互動歷史，共二十五章；第二部分闡述各種思想、宗教及價值觀的起源、發展、演變及相互影響，共六章；第三部分是我自己對某些歷史事件、人物、 思想及價值觀的評論，共九章。我考慮再三之後，決定修訂版只保留原書敘述歷史的第一部分。原書其餘兩部分性質相近，也預定在不久後另行出修訂版。如此分拆，各自主題明確，也便於讀者分別自由選購及閱讀。

必須說明，我並不是專業學歷史，只是在業餘喜好研究歷史。許多讀者十分好奇我到了六十歲時才突然跨界來寫歷史書，我也很樂意分享這樣的經驗和心路歷程，所以請容我在此重複一部分我在初版自序裡寫的文字。

在我成長的年代裡，台灣大部分學生上大學都是優先選擇理、工科系，我也不例外。但我很早就對歷史感興趣。在我小學時，台灣大部分的家庭都還沒有電視，但我們家幸而有一台收音機。當時中廣電台裡有一位姓林的老先生每天晚上講《三國演義》，我也每晚睡覺前打開收音機，和弟弟、妹妹們各自窩在棉被裡，聚精會神，聽得津津有味。我們家在一個小鎮上，每逢節慶就有戲班在幾個廟前演出，有攤販、藝人從四處來。也有 「說書人」擺攤子說故事，連續好幾天，內容有「水滸傳」、「火燒少林寺」等。說書人身穿一襲長袍，道具只有一張桌子、一塊驚堂木、一把折扇，但腔調抑揚頓挫，加上誇張的表情、手勢，真正是引人入勝。說到重要關節處，說書人就拿著帽子請圍在四周的聽眾一一丟錢進去，等收完後才又繼續開講。在這期間，我總是每天抱著一張矮凳前往，坐在前面，聽得流連忘返。
我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並沒有因為讀理、工科系而減少。今日有許多理工出身的人士對歷史也抱有同樣的興趣，我猜想可能也是從小培養出來的。

我後來從事的工作，大多和企業經營有關，因而很自然地開始研究歷史朝代的興亡，對於亂世的研究尤其情有獨鍾。以我個人的看法，比較現代企業的起落和歷史朝代的興衰，其間實在沒有很大的差異。回顧過去三十幾年，我看見許許多多的企業不斷地在重複同樣的錯誤和失敗，而這些錯誤在過去的歷史人物身上也都不斷地發生過。因而，歷史讓我在工作及生活上得到許多啟發，也帶給我無窮的樂趣。我總想有一天要回饋，把自己對歷史的見解也貢獻給別人，因此就大膽地寫了這本書。不過我並不打算寫成一本教科書，或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要寫成給一般大眾看的「史普」書，希望像我喜愛的一些「科普」書一樣，易讀而有趣。

我想寫的，是一本客觀簡要的通史，把東亞地區各國家或民族的起源、朝代興衰，以及歷史上的互動關係都包括在裡面。我之所以希望寫這樣一部歷史，是因為我發現我所讀過的單一國別史大部分都流 於主觀。如果寫某一國的歷史，這個國家就是主角，別的國家都是配角，而有意無意地把別國與本國有關的大事略過，甚至歪曲了。我在想，如果能把幾個不同國家的歷史寫在一本書中，並且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出 發來敘述，或許就能寫得比較客觀。我認為，「區域史」可以補「國別史」的不足。

英國的「科幻小說之父」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曾經寫過一本通史，書名《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實際上是偏重於歐洲地區的歷史。威爾斯寫這本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戰爭顯然使得他心中有許多感受。威爾斯認為，當時的歐洲人在學生時期從學校裡學到的都是偏狹的歷史，「他們是被蒙上民族主義的眼罩來學歷史的，除了自己的國家以外，一切國家都視而不見。」我讀了這段話，心有戚戚焉，因為我認為威爾斯所描述的情形也適用於今日的亞洲。

一個人如果只讀自己國家的歷史，而對別國的歷史所知有限，通常不會知道一個發生在本國的歷史事件究竟會對另一個國家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很少人會聯想到，本國人民所歌頌的豐功偉業，常常是由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付出代價。

總之，我寫《另眼看歷史》的目的之一是提倡研究「區域史」。二○一六年五月，我出版了另一本新書《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一九四五年後的東亞史》，也是同樣的目的。我希望今後有更多人加入研究東亞區域史，同時有更多讀者明白區域史的重要。

《另眼看歷史》於二○一○年初版時，承蒙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和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史欽泰兩位先生高誼，為此書寫序；藉此機會，我要再次謝謝兩位先生，並在修訂版中保留他們所寫的原序。去年大陸簡 體版《東亞大歷史》發行時，我很榮幸獲得史學大師許倬雲教授答允寫序，使這本書增色不少。承蒙許教授首肯，又同意把此一序文也放在繁體修訂版上，我在此特別要對他表示由衷的感謝。

當年發行初版時，很榮幸有許多學者專家前來大力協助，其中包括張藝曦、童長義、蔡宗憲、王超然、楊俊峰、裴英姬(韓國籍)等教授，及以研究游牧部族享譽國際的王明珂教授，我至今銘感，也要在此重新申謝。但若不是王汎森先生請張藝曦教授邀請上述各不同領域的學者來指導我訂正疏漏及錯誤，恐怕這本書將會錯誤百出，讓我羞愧不已。因此，我必須再一次謝謝王先生大度的支持及鼓勵。

我也要謝謝我的外甥女楊景涵。這本書裡所有的插圖都是她參考一些現有的地圖(部分是中國的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此特別要向已故的譚先生致敬)，與我討論，然後重新修改而成的。

關於這次修訂，我也必須謝謝遠流公司發行人王榮文先生，以及出版事業總監林馨琴女士的支持。初版的編輯游奇惠女士雖然已經退休，卻仍接受邀請而來為修訂版努力，與遠流出版五部的責任編輯楊伊琳合作，為此我也要感謝她們兩位。

是為序。

呂正理 二○一六年八月，寫於挪威旅途中

他序

以鄰為鑒 可以自知

收到《另眼看歷史》，展讀之下，頗多感慨：一則看見，有個歷史專業以外的知識份子，願意花費精力，寫出這麼一部書，討論歷史的問題，這是令人欣喜的。由這本書的出現，足以反映，歷史這個學術項目，有其學術圈以外的生命。有眼光的人，還是會從歷史變化中，尋求智慧，尋求安頓自己心靈的地方。另一方面，當然，也不無感嘆：今天學術分工細緻，使得任何行業的專家，都只能專注於非常專精的題目，作深入的分析；專家們卻又往往忽略宏觀的大格局，難以將自己的專題，在大環境中，取得定位。這一部書的出現，對我史學界的同仁，應當也是刺激，也是鞭策，使他們警覺到，還有許多應做的事情，等待我們的努力。

作者呂正理先生，如本書自序所說，希望在討論中國歷史的時候，也能考察到中國圈以外的其它國家歷史，才使得對自己有更清楚的瞭解。從瞭解別人，使自己反省，也許可以說「以鄰為鑒，可以自知」。

從本書論列，舉例言之：討論到唐朝的歷史時，吐蕃歷史中，呈現的對唐關係，和中國官方歷史中唐蕃的關係，截然不同。吐蕃是當時相當強大的帝國，橫跨山地、草原和高原，其盛衰和唐朝幾乎同步，絕不是唐朝旁邊的藩屬。唐朝與吐蕃會盟的碑文，呈現的是兩個國家的平等條約，並不是一個藩屬向天可汗屈服的情況。這個強大的國家，絕對是一個當時世界歷史上很重要的強權。吐蕃接受印度文化的成分，遠高於接受中國文化。文成公主和親，在吐蕃歷史上，恐怕只是一個邊緣事件而已。不拿吐蕃歷史和唐朝歷史平行陳述，我們許多人還是會以為中國的天可汗是君臨整個東亞的。

另一個例子，從日本歷史陳述，才能理解到儒家政治的性質，也能理解到明治維新以後，軍人專政的傳統。也必須瞭解這一特殊的傳統，我們才能理解到軍閥、財閥、官僚集團的三合一，如何在軍人的暴力脅持之下，把日本帶向侵略戰爭，帶向敗亡。這段日本史發展過程之中，中國當然是受害人。但是若不瞭解日本本身歷史的發展，我們很難瞭解它只有中國十分之一人口，居然挑戰龐大的中國，而且還同時挑戰美國這麼龐大的海上強權。只有在讀了日本歷史，才瞭解到日本人本身的近代發展過程之中，不幸出現的盲點。

呂先生這本書的敘述，基本上是將幾個不同地區歷史分成幾個不同時代平行陳述，並明確指出其間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互動。假如其它有志者要做同樣的工作，其間還有更廣大的天地可以開拓。呂先生也注意到佛教及儒家思想在各處傳播的現象。其實任何國家，跟它四周鄰居之間思想、價值觀的流通，是無可抵擋的。在東亞地區，佛教及儒家思想經傳播之後，在各地產生不同的改變和轉換。此外，近代西力東漸，西方思想傳播的，就是基督教和現代文明。近代西化的過程，在東亞各國，經過迴旋曲折的途徑，彼此互相激蕩、影響。凡此種種都是許多有志者可以著墨的空間。

本書中包括的臺灣歷史部分，對於三四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蹟，有相當扼要的陳述。固然這幾章還不能單獨成書，卻已夠清楚的勾勒了大綱，而且立場相當中肯。臺灣歷史書籍，坊間不多，有本書的這幾章，一般讀者已可對臺灣經歷的種種曲折而心酸的歷史，及目前臺灣人民的許多取捨抉擇，可有基本的瞭解。這也是一件學術功德，可欽可佩。

我與呂先生並非素識，承蒙他寄下這一部好書，並且希望我為本書作序，我展讀之下，先將這意見，送奉作為短序。

◎許倬雲

導言

《另眼看歷史》的撰寫，主要是想為「區域史」盡一份心力。「國別史」當然非常重要，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讓人引以為傲的歷史，希望能不斷地傳承。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如果只侷限於自己的國家或民族，很容 易失之偏狹，因而各國人民就無法停止各說各話，對同一歷史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解讀。誠如H.G.威爾斯所說：「如果沒有共同的歷史認知，絕不會有共同的和平與繁榮。」

「我者」與「他者」

史學家許倬雲先生曾經寫了一本大作《我者與他者》，說中國自古以來有「我者」與「他者」的區分乃是常事，而「他者」通常被認為是非我族類。

當代美國最重要的電影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phen Spielberg)二○一六年五月受邀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演講，也提到由於本能，或是基因使然，人們都將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並問要如何才能找到共 同的「我們」？他自己提出的見解，是需要更多的人性、同理心，以及彼此相互的聯繫。史匹柏的電影有兩類，一類充滿了想像力，深受觀眾喜愛；不過我更喜愛他的另一類作品，通常以某一歷史事件為主題，而採取極嚴謹的態度探求其中的史實及其代表的意義，常能震撼人心。做為歷史的愛好者，我十分欽佩史匹柏，對於 他的見解也深深贊同。

歷史所探討的，其實就是彼此相互的聯繫，並須以人性和同理心為基礎。所謂的「同理心」，就是能學習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而不僅是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在這本書裡，我特別花了許多功夫在兩件事上。一件是探討東亞各國在歷史源流發展上有何相通之處；換句話說，就是探討「我們」中是否有「他們」？「他們」中是否也有「我們」？另一件，是探討各國在歷史上有什麼互動？如何互動？不過東亞各國的歷史互動已有數千 年，不可能在一篇導言裡全部涵蓋，所以我只能舉例說明，其餘還是要請讀者們自行閱讀本書。

中、日、韓三角互動

首先舉中、日、韓三國早期的歷史互動關係為例。

韓國的土地自古以來與中國的東北連接，因而受中國的影響極大，並與中國的朝代興衰息息相關。例如，古代的箕子朝鮮是中國的商朝滅亡後，其遺族在現今的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建立的。千年之後，漢高祖劉邦與呂后在建立皇朝後殘殺功臣，其中有一位燕王盧綰害怕，決定投奔匈奴。但盧綰有一個部將衛滿卻在半路上率領部屬投奔朝鮮。衛滿後來推翻箕子王朝，建立了衛氏朝鮮，但傳到他的孫子時卻被漢武帝派兵滅掉，改為設置郡縣，採行直接統治。

西漢晚期，在衛氏朝鮮舊址上有高句麗漸漸崛起。台灣前些年曾經流行一齣韓國的古裝電視劇《朱蒙》， 演高句麗的開國之祖朱蒙的故事。事實上，朱蒙是十二世紀高麗時代的學者金富軾奉命撰寫韓國第一部史書 《三國史記》時，參考中國的史書如《三國志》、《魏書》裡相關的神話故事，又加油添醋而塑造出來的人物。比高句麗稍晚，朝鮮半島南部也有所謂的「三韓」部族，包括馬韓、辰韓、弁辰。馬韓(或稱慕韓)在西，是由原住民部落組成；辰韓(或稱秦韓)在東，相傳是古時候為了躲避秦朝暴政的中國人逃亡到此而建立的部落國。弁辰的位置在馬韓和辰韓之間，是倭人(古代日本人的稱謂)跨海移民而建立的部落國。

讀者不妨想像，當時朝鮮半島就好比後來十六、十七世紀的美洲新大陸，有從中國和倭國的移民來到，紛紛建立殖民地，不但互相打仗，也與當地的原住民爭地盤。在初期高句麗勢力較強，南方三個部落國都對其臣服，接受保護。《三國史記》記載的，就是高句麗與南方後來發展出來的百濟國及新羅國的歷史。百濟和新羅 是從馬韓和辰韓中的小部落分別衍生的。有趣的是，中國歷史上也有一段三國時代，而朝鮮半島三國的命運與 中國三國時代華北的曹魏勢力有極深的關聯。

本書在第四章敘述，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叡於西元二四四年派司馬懿率領大軍滅掉稱雄於遼東的公孫家族，結果等於為高句麗除去周邊頭號大敵。高句麗因而強盛，竟敢挑釁曹魏勢力，曹魏幽州刺史毌丘儉於是奉命率兵前往，高句麗王戰敗逃亡。毌丘儉又派部將擊潰半島南方三韓部落組成的聯軍。我個人的推論是，朝鮮半島的各股勢力因為此一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重新洗牌，高句麗受到的打擊尤其沈重，所以新羅、百濟等小部落 才有機會冒出頭來。

倭人移民在朝鮮半島的挫敗

事實上，西元三世紀後倭人移民的勢力比新羅、百濟還強，甚至可以和高句麗分庭抗禮。關於這一點，有 足夠的歷史記載及考古發現做為證據。

例如，清朝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中國吉林省集安市出土一個「好太王碑」，碑上刻有一千七百多字， 其中敘述高句麗好太王在西元四百年前後征扶餘、伐百濟，攻取六十四座城，一千多個村子；又出兵救援新羅，打敗入侵的百濟和倭兵聯軍。這座碑是由好太王的兒子長壽王所立的，歷史家公認其中的敘述相當可靠。 這時的百濟是倭人的同盟國，也可說是附庸國。

又如，中國有一本記載南北朝時期劉宋皇朝的史書、稱為《宋書》，其中收錄一封倭王珍(據推斷是第十九代允恭天皇)派使者攜帶國書給劉宋文帝(四二四–四五三年在位)，在國書中自稱是「都督倭、百濟、新 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劉宋王朝當然不承認，但倭人對朝鮮半島的強烈 企圖心，由此明白可見。倭王所稱的「任那」，就是弁辰的一部分。日本的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稱之為 「任那日本府」，意思更是明顯。

不過倭人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後來逐漸下滑，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