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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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深度新聞 × 報導漫畫
★獨立媒體《報導者》× 漫畫家高妍
★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
從地下走入主流的獨立搖滾樂團和創作歌手曾經引領台灣社會變遷，他們的詞曲反映現實，為青年世代譜下心情，也常和社會運動並肩同行。這些歌聲近十年間吹進中國，讓「聽團」躍為台灣與中國年輕人窺探世界的窗。
但隨中國共產黨加強管制藝文產業，緊縮言論自由，透過中國累積資本與經驗的音樂工作者，如何在中國的政治時局下自保？《報導者》採訪數十位出身獨立音樂界的產業人士，記錄被隱形高牆噤聲的樂音。曾被那些自由聲音感動過的我們，面對像是陷入困頓的台灣音樂圈，還有什麼可能？
──編輯室報告──
音樂、極權與我們的感知力
音樂傳達信念，應是自由而熱烈的吶喊。但當音樂必須面對政治與審查，是抗拒、被迫沉默、無意識地唱和，或選擇熱烈跟唱「主旋律」？生在民主的國家，台灣人對極權的控管是否有足夠的區辨能力？《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以專文寫出箇中觀察。
──報導漫畫 Graphic Journalism──
唱進／噤中國
擅長以細緻筆觸描繪內心情感的漫畫家高妍，從自身對音樂的熱愛與了解出發，結合專訪報導與探詢記者心境，以無聲漫畫做為載體，對撞上政治高牆的音樂產業現況拋出響亮問句。
──深度調查 In-Depth Investigation──
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
報導團隊深入探訪音樂產業人士，卻極少見的有高達八成五受訪者要求匿名。當「政治紅線」成為台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中國政權對藝文產業的審查標準步步緊縮，會對音樂圈帶來怎樣的衝擊？
──新聞幕後 Story Behind the Story──
記者許詩愷手記：一場仍在進行中的追問
漫畫家高妍手記：聽見回聲，是因為另一端有人
在這個資訊浪潮無孔不入、衝突與分歧不斷產生的時代，報導團隊立於洪流之中，為自己、也為想求得答案的樂迷們持續追問。
★獨立媒體《報導者》× 漫畫家高妍
★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
從地下走入主流的獨立搖滾樂團和創作歌手曾經引領台灣社會變遷，他們的詞曲反映現實，為青年世代譜下心情，也常和社會運動並肩同行。這些歌聲近十年間吹進中國，讓「聽團」躍為台灣與中國年輕人窺探世界的窗。
但隨中國共產黨加強管制藝文產業，緊縮言論自由，透過中國累積資本與經驗的音樂工作者，如何在中國的政治時局下自保？《報導者》採訪數十位出身獨立音樂界的產業人士，記錄被隱形高牆噤聲的樂音。曾被那些自由聲音感動過的我們，面對像是陷入困頓的台灣音樂圈，還有什麼可能？
──編輯室報告──
音樂、極權與我們的感知力
音樂傳達信念，應是自由而熱烈的吶喊。但當音樂必須面對政治與審查，是抗拒、被迫沉默、無意識地唱和，或選擇熱烈跟唱「主旋律」？生在民主的國家，台灣人對極權的控管是否有足夠的區辨能力？《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以專文寫出箇中觀察。
──報導漫畫 Graphic Journalism──
唱進／噤中國
擅長以細緻筆觸描繪內心情感的漫畫家高妍，從自身對音樂的熱愛與了解出發，結合專訪報導與探詢記者心境，以無聲漫畫做為載體，對撞上政治高牆的音樂產業現況拋出響亮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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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
報導團隊深入探訪音樂產業人士，卻極少見的有高達八成五受訪者要求匿名。當「政治紅線」成為台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中國政權對藝文產業的審查標準步步緊縮，會對音樂圈帶來怎樣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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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資訊浪潮無孔不入、衝突與分歧不斷產生的時代，報導團隊立於洪流之中，為自己、也為想求得答案的樂迷們持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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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雅（音樂人）
劉珞亦（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
謝東霖（漫畫家）
（以上推薦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音樂從來就不是政治上無辜的美學形式，而是一種深度嵌入權力、歷史與社會關係中的美學實踐。台灣樂團文化在冷戰的殘影中萌芽，在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中歷經本土極權的冶煉、迸發、在地化/國際化，與其說受到現實的影響，更如同布萊希特所言，是改變政治現實的重鎚。與中國可以共享語言特色，卻又獨樹一格的台灣樂團，在選擇躬身入局和堅持不染之間，依然正在不斷重塑兩岸的聲音地景。——吳易叡（成功大學不分系教授、獨立音樂工作者）
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更多同志，而非樹立仇敵。應該求同存異，而非不斷檢驗純度。若你感到被曾經的偶像背叛而心碎，那是因為他們給過你無比珍貴的禮贈，那仍是值得珍惜的。但從此刻開始，我們可以不用再把期待寄託在別人身上了，把它拿回來吧。——馬世芳（作家、主持人）
以聽眾的視角，看著熟悉音樂人西進後，那用膚色膠帶或長袖衣物遮掩的刺青，和音樂節目中被替換掉的歌詞字幕，有包含不適、感慨和氣憤的感受等複雜的感受，但更多的是困惑，想瞭解非去不可的原因，而這本書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和更深入的追問，推薦給所有喜歡音樂也關注社會的人。——徐書磊（市民書店創辦人）
台灣音樂人的處境放眼全球絕無僅有。這是極權與民主的戰爭，延伸至個體上的縮影，在對方挾帶著資本與產業優勢的壓迫之下，逼使個體感到錯亂、自責、被迫自我疏離，並發展出什麼樣的生存法則。
選擇不是非A即B，而是接續一連串的行動，選擇像是冰山一角，在冰山底下有多少運籌帷幄與風險承擔，邀請大家一起看看表象背後，我們如何「跨國被形塑」。——楊舒雅（音樂人）
我一次在某個音樂祭中聆聽某位國家來的歌手，他在台上說了一句我永生難忘的一句話：「幹，在台灣舞台上好爽，在我們那邊都不能說髒話。」
自我審查會不會就是創作生命的一種慢性自殺呢？推薦本書，希望文字作為一種抵抗。——劉珞亦（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
房間裡的大象可能就是自己。《報導者》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冷靜、銳利、盡可能做到上帝視角般周全而不帶感情，但這篇台灣音樂人夾在兩岸之間的矛盾報導，透過漫畫家高妍與編輯部「再退一步」的詮釋，讓記者的角色進入其中，不但將報導生動轉譯成圖像，也讓我代入更有人性的採訪觀點，看見房間裡的大象，看見那個同樣在極化環境中，一邊學習理解課題、一邊試著課題分離的自己。——謝東霖（漫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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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從來就不是政治上無辜的美學形式，而是一種深度嵌入權力、歷史與社會關係中的美學實踐。台灣樂團文化在冷戰的殘影中萌芽，在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中歷經本土極權的冶煉、迸發、在地化/國際化，與其說受到現實的影響，更如同布萊希特所言，是改變政治現實的重鎚。與中國可以共享語言特色，卻又獨樹一格的台灣樂團，在選擇躬身入局和堅持不染之間，依然正在不斷重塑兩岸的聲音地景。——吳易叡（成功大學不分系教授、獨立音樂工作者）
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更多同志，而非樹立仇敵。應該求同存異，而非不斷檢驗純度。若你感到被曾經的偶像背叛而心碎，那是因為他們給過你無比珍貴的禮贈，那仍是值得珍惜的。但從此刻開始，我們可以不用再把期待寄託在別人身上了，把它拿回來吧。——馬世芳（作家、主持人）
以聽眾的視角，看著熟悉音樂人西進後，那用膚色膠帶或長袖衣物遮掩的刺青，和音樂節目中被替換掉的歌詞字幕，有包含不適、感慨和氣憤的感受等複雜的感受，但更多的是困惑，想瞭解非去不可的原因，而這本書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和更深入的追問，推薦給所有喜歡音樂也關注社會的人。——徐書磊（市民書店創辦人）
台灣音樂人的處境放眼全球絕無僅有。這是極權與民主的戰爭，延伸至個體上的縮影，在對方挾帶著資本與產業優勢的壓迫之下，逼使個體感到錯亂、自責、被迫自我疏離，並發展出什麼樣的生存法則。
選擇不是非A即B，而是接續一連串的行動，選擇像是冰山一角，在冰山底下有多少運籌帷幄與風險承擔，邀請大家一起看看表象背後，我們如何「跨國被形塑」。——楊舒雅（音樂人）
我一次在某個音樂祭中聆聽某位國家來的歌手，他在台上說了一句我永生難忘的一句話：「幹，在台灣舞台上好爽，在我們那邊都不能說髒話。」
自我審查會不會就是創作生命的一種慢性自殺呢？推薦本書，希望文字作為一種抵抗。——劉珞亦（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
房間裡的大象可能就是自己。《報導者》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冷靜、銳利、盡可能做到上帝視角般周全而不帶感情，但這篇台灣音樂人夾在兩岸之間的矛盾報導，透過漫畫家高妍與編輯部「再退一步」的詮釋，讓記者的角色進入其中，不但將報導生動轉譯成圖像，也讓我代入更有人性的採訪觀點，看見房間裡的大象，看見那個同樣在極化環境中，一邊學習理解課題、一邊試著課題分離的自己。——謝東霖（漫畫家）
序／導讀
編輯室報告
音樂、極權與我們的感知力
文／李雪莉（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
在中國，「音樂歸音樂」似乎是不可能的悖論。
去年（2025）11月，中日外交衝突升高的當下，日本歌手大槻真希在上海的活動，歌曲唱到一半就被強制關燈中斷，她更被工作人員火速「請」下台。眾人不解，不過是一首《航海王》的動畫片尾曲，踩到了什麼紅線？
同時，流行音樂天后濱崎步的上海巡迴演唱會，也在開演前因「不可抗力因素」被閃電取消，但敬業的她仍在搭好的舞台上完成這場被沒收的演出，在滿天彩紙下謝幕，1萬4千個空位的荒謬影像震撼了世人。
這些事件，對民主國家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不正常」。
我曾經以為，從小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人，對於辨識這些「不正常」，應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自由奔放、富創造力與感知力的音樂人，更應當如此。
但是，在製作《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專題報導的過程中，我更意識到，在外在壓力漸進滲透下，從台灣到許多民主國家，已緩緩丟失了對「正常」與「不正常」的區辨能力。
台灣在華語音樂市場裡曾經長期引領風潮，主流音樂人90年代進入中國市場，2010年後，獨立樂團、創作歌手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台灣音樂人在中國以千萬計的廣大樂迷市場中，用作品對話。但隨著COVID-19疫情、中共慶祝建黨10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入無限期連任後，中共的極權治理以更為鋪天蓋地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而這個穿透力也在近年滲入標榜自由和思考精神的創作歌手和獨立音樂人。
《報導者》這系列報導走訪了許多產業內知情人士，有高達八成五的受訪者要求匿名受訪，如此高的比例，是我在採訪現場26年僅見的。匿名並非新聞常態，而是非常情況下的不得不然。
這些必須匿名的消息來源，包括了樂團的歌手、樂手、經紀人、作詞人、硬體工程師。我們多在隱密空間進行訪談，有時採訪團隊僅兩人，為保護消息來源。
即使匿名受訪，受訪者還是得小心謹慎，才能說出這些年在中國演出時遭遇的種種怪現象：表演前必須全員先錄影演出一遍、交付成員背景，有的得提交串場聊天的內容，交付審批；審批如果過了，現場除了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談話，上場五分鐘前，甚至有「文化老師」、警察、或來路不明的「長官」突然要你簽下「承認一個中國」的文件；舞台上，除了「文化老師」坐在旁邊盯著看你是否按表操課，警察和保全人數逐年增加。
更糟的是，舞台上再也不容許國家眼中的「異端」：不能有LGBTQ旗幟等元素、身上的刺青要用長袖或外套覆蓋、不能佩戴有十字架等宗教元素的裝飾，男生不能留長髮，不能有「娘炮」意象，必須加強陽剛形象。
受訪的部分歌手說，他們慢慢學會不再自在說話閒談，只說「上海好」、「重慶好」等制式問候，甚至開始創作沒有歌詞的曲目，輕彈、譜曲、微笑，以安全的方式表演完後順利離開。
更令人悲傷的，不只是覆蓋和遮蔽那些有形的圖騰，而是那個「刪掉自己」的過程：抹消自己的認同、自己的創作、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公民運動。
我們對「不正常」的感知正在被改寫
因為不知道標準和紅線在哪裡，這條線劃得愈密愈深，把自己囚禁在一個最安全、不會引起波瀾的角落。一位知名的創作者說很不喜歡現在的自己，他說：「我很不喜歡去啊，我恨透沒有自由這件事情，超級不合理，我覺得我們在告訴別人要怎麼樣生活、怎麼樣做自己，結果我們自己做不到」，而他說自己漸漸活成了中國共產黨希望他們長成的樣子。
合約在身，多數受訪者在台灣與中國不同系統間人格分裂地運作著，夾雜不安與受怕，煎熬與孤獨。那些曾在90年代或00年後一起聊音樂還曾一起把酒言歡的人，如今會不會成為「舉報」你的人？那些在微博或各種社群媒體裡的發言與被代言，會不會讓你一夕炎上翻車？
親身報導中國十多年來，確實感受政治氛圍日益緊縮。自由與極權體系的價值對比更為鮮明，兩者正從銳實力競爭延伸至軟實力的角力。台灣社會在批評音樂人時，也不能忽略「音樂與高牆」的關係——那一道道加高的牆，就是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廣電總局日益嚴密的審查，以及習近平定於一尊後更深的文化統戰。
面對高牆，有人加入後有意識地沉默，有人毫無意識唱和，有的甚至選擇一起熱烈跟唱主旋律，愈唱愈激昂，有人則是奔向「祖國」懷抱，然後回頭批判台灣。
音樂人的一舉一動牽動歌迷心情。在台灣，有不少人將中國對人權與自由的打壓視為理所當然，正常化種種的「不正常」，熱烈擁抱中共主旋律、放大其聲量；也有不少人對曾鍾愛的歌手憤怒絕望，「不再聽他們的歌，怕再被傷透心」。
但愈是如此汙濁的環境，我們愈不能讓恐懼籠罩，更不能讓渡自己的感知和判斷。
在這系列報導中，因為有勇於把自己經歷過的各種不確定、恐怖、擔憂告訴我們的音樂人，才有機會釋放出音樂圈的沉默聲音。
我們採訪的音樂工作者並非全然沉默或表忠，他們選擇不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轉往台灣或開拓多國發展，也更審慎對待每份合約與貼文、不讓中間人代言，嘗試談判與協商底線。這些微小的堅持，是為認同爭取空間、不讓自己消音，也盡力不辜負樂迷支持。
他們未必能徹底改變荒誕的遊戲規則，但在一個逐漸壓扁創作的環境，這些選擇本身是音樂尚未沉默的證明。
當然，台灣音樂市場必須健康成長。目前各縣市政府放送式的免費音樂祭難以養活樂團，未來政策能否支持Live House、樂迷是否買票支持專場，都影響音樂人能否有機會為自己作主。
我也喜歡馬世芳在訪談中給出實際又理想的思考：「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我們需要爭取更多同志，而不是樹立更多的仇敵，我們應該要求同存異，而不是不斷地檢驗純度。如果因為你喜歡的人讓你感到被背叛而崩潰心碎，是因為他曾經給過你那麼珍貴的禮贈，但你可能也要思考，從此刻開始，是否把一些期待拿回來吧。」
在《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裡，我們團隊與漫畫家高妍，希望以冷靜和溫暖的筆觸處理地緣政治下的時代難題。
理解不等於諒解，但理解房間裡的大象，有助於我們未來在面對壓力時，劃下自己的界線，避免成為時代悖論的一塊磚瓦。
音樂、極權與我們的感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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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流行音樂天后濱崎步的上海巡迴演唱會，也在開演前因「不可抗力因素」被閃電取消，但敬業的她仍在搭好的舞台上完成這場被沒收的演出，在滿天彩紙下謝幕，1萬4千個空位的荒謬影像震撼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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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以為，從小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人，對於辨識這些「不正常」，應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自由奔放、富創造力與感知力的音樂人，更應當如此。
但是，在製作《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專題報導的過程中，我更意識到，在外在壓力漸進滲透下，從台灣到許多民主國家，已緩緩丟失了對「正常」與「不正常」的區辨能力。
台灣在華語音樂市場裡曾經長期引領風潮，主流音樂人90年代進入中國市場，2010年後，獨立樂團、創作歌手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台灣音樂人在中國以千萬計的廣大樂迷市場中，用作品對話。但隨著COVID-19疫情、中共慶祝建黨10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入無限期連任後，中共的極權治理以更為鋪天蓋地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而這個穿透力也在近年滲入標榜自由和思考精神的創作歌手和獨立音樂人。
《報導者》這系列報導走訪了許多產業內知情人士，有高達八成五的受訪者要求匿名受訪，如此高的比例，是我在採訪現場26年僅見的。匿名並非新聞常態，而是非常情況下的不得不然。
這些必須匿名的消息來源，包括了樂團的歌手、樂手、經紀人、作詞人、硬體工程師。我們多在隱密空間進行訪談，有時採訪團隊僅兩人，為保護消息來源。
即使匿名受訪，受訪者還是得小心謹慎，才能說出這些年在中國演出時遭遇的種種怪現象：表演前必須全員先錄影演出一遍、交付成員背景，有的得提交串場聊天的內容，交付審批；審批如果過了，現場除了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談話，上場五分鐘前，甚至有「文化老師」、警察、或來路不明的「長官」突然要你簽下「承認一個中國」的文件；舞台上，除了「文化老師」坐在旁邊盯著看你是否按表操課，警察和保全人數逐年增加。
更糟的是，舞台上再也不容許國家眼中的「異端」：不能有LGBTQ旗幟等元素、身上的刺青要用長袖或外套覆蓋、不能佩戴有十字架等宗教元素的裝飾，男生不能留長髮，不能有「娘炮」意象，必須加強陽剛形象。
受訪的部分歌手說，他們慢慢學會不再自在說話閒談，只說「上海好」、「重慶好」等制式問候，甚至開始創作沒有歌詞的曲目，輕彈、譜曲、微笑，以安全的方式表演完後順利離開。
更令人悲傷的，不只是覆蓋和遮蔽那些有形的圖騰，而是那個「刪掉自己」的過程：抹消自己的認同、自己的創作、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公民運動。
我們對「不正常」的感知正在被改寫
因為不知道標準和紅線在哪裡，這條線劃得愈密愈深，把自己囚禁在一個最安全、不會引起波瀾的角落。一位知名的創作者說很不喜歡現在的自己，他說：「我很不喜歡去啊，我恨透沒有自由這件事情，超級不合理，我覺得我們在告訴別人要怎麼樣生活、怎麼樣做自己，結果我們自己做不到」，而他說自己漸漸活成了中國共產黨希望他們長成的樣子。
合約在身，多數受訪者在台灣與中國不同系統間人格分裂地運作著，夾雜不安與受怕，煎熬與孤獨。那些曾在90年代或00年後一起聊音樂還曾一起把酒言歡的人，如今會不會成為「舉報」你的人？那些在微博或各種社群媒體裡的發言與被代言，會不會讓你一夕炎上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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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牆，有人加入後有意識地沉默，有人毫無意識唱和，有的甚至選擇一起熱烈跟唱主旋律，愈唱愈激昂，有人則是奔向「祖國」懷抱，然後回頭批判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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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愈是如此汙濁的環境，我們愈不能讓恐懼籠罩，更不能讓渡自己的感知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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