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和百年西藏：安多強巴畫集

緣（代序）

此刻剛過二○○二年五月十五日的午夜十二點。四十九天前的三月二十八日，安多強巴先生圓寂了。
我相信安多強巴先生一生修持早已做好了肉身飛離紅塵的準備，雖然他曾非常眷戀塵世中的一切。在我的心中，無論他怎樣地遊戲人生，總是覺得他仍是一個喇嘛，就好像他從未脫去過袈裟一樣。每一天，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經常在打坐中冥思，手中不停地撚動著佛珠，口裡喃喃地默誦著經文，彷彿這才是他的常態，而當他睜看眼睛，露出調皮的神情時，只不過是偶爾走神而已。
我相信藏傳佛教對於中陰期的解釋——人死後七七四十九天之內，靈魂仍能感知世間的一切，我們對於死者所表現出來的哀傷只會徒增亡靈的煩惱。而對於一位像安多強巴這樣的智者，或許還會引起他的嘲笑：「瞧這傢伙多可憐！故做小兒女情態。」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四十九天之中數度動筆，尚不能落稿的原因。
他在世的時候是如此的快活，恐怕沒有哪一個結識他的男人不在心底暗羨，我很慶幸在他此生中的最後五年與他結下了殊勝的緣分。我們一同嘻皮笑臉，笑對西藏的百年滄桑，笑對人生的悲歡離合，笑對不盡的美景佳人。可以說自從認識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開始，他便成為我在聖地拉薩的一處快樂之源。甚至今天我依然不認為這快樂的泉眼已經乾枯，在記憶中，在影像裡，在我思念的筆端，老頭兒那狡黠的目光還在閃動。

安多強巴先生的名字在廣大的藏區享有廣泛的聲譽，就如同在中國內地提起齊白石、張大千，在西方提到畢卡索一樣，西藏的僧俗百姓大都也會為這位藏族的繪畫大師感到驕傲。
安多強巴不是一位多產的畫家，但是僅僅因為五○年代作於羅布林卡（昔日達賴喇嘛的夏宮）宮內的兩幅傳世壁畫，便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一百年來最偉大的藏族畫師了。他獨步古今的畫風還體現在真實歷史人物的肖像唐卡方面，其中兩幅班禪大師的肖像一直被大量印刷，廣為流布，使得大多數無緣直面大師真跡的人們也瞭解了他。
此外，這位藝術大師旺盛的生命力和浪漫的傳奇故事也令人驚歎不已，如今他最小的兒子羅丹年紀只有九歲。
安多強巴就住在布達拉宮內院大牆腳下的一座小二樓中，來自各地的仰慕者，自然會把這位世紀老人與這座雄奇的建築聯繫在一起。
這座與紅山融為一體的宮殿閱盡了千年冰雪。而老人的目光也同樣穿透了歷史時空，並用他那枝神奇的畫筆將這裡發生過的故事留駐於畫布和牆壁之上。
由於安多強巴做過達賴喇嘛畫師這一歷史背景，所以在很長的時間裡，他的名字是被有意無意地封存起來了，傳媒中從未看到有關他的介紹，他只是在民間保持著口頭流傳的影響。我是在九○年代初的時候，開始斷斷續續地從藏族朋友的口中聽到有關他的傳奇故事，最初我真的驚訝於這位在羅布林卡留下傳世名作的大師仍然健在，因為他的畫筆飄浮著一種來自久遠歷史記憶的氣息，那是沒有年代沒有時間的永恆魅力。
巧合的是，我在拍攝西藏紀錄片的時候，結識了兩位來自安多地區的朋友，一位是巴依老爺，一位是多吉，他們為我做藏語的翻譯工作。在我們閒談時提起了安多強巴，想不到我的朋友與安多強巴都是來自青海黃南洲，他們在拉薩早已認了老鄉，關係十分親密。
就這樣，大約在九○年代中，我們前往布達拉宮拜望了老畫師，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應該為老人做點什麼。時機在一九九七年的春夏之交來到了，當時我在中央電視臺剛剛創立了一檔藝術節目《美術星空》，我馬上把安多強巴列入選題，拍攝了一部三十分鐘的紀錄片。這部影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畢竟是老畫師第一次在覆蓋全國的電視媒體中露面，就是在拉薩和整個藏區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後來我們一道去下密院尋找他的一幅作品時，下密院的堪布喇嘛（住持和尚）就笑嘻嘻地對安多強巴說：「有一天我突然在電視裡看到了你，可把我給嚇壞了，我一直以為你這個老傢伙早就玩完了呢，沒想到還活得那麼壯實，竟然還生下那麼小的孩子！」後來送走安多強巴之後，老喇嘛還把我的翻譯拉到一旁悄悄地詢問，那兩個小東西確實是安多強巴自己的嗎？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老喇嘛目送著遠去的安多強巴和小兒子羅丹的背影，口裡喃喃地唸叨了一句，這都是孽緣呀。
一九九七年，老人已是八十三歲，當時小羅丹也只有四周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講述過一件有關影片的趣事：
九七年我給中央電視臺《美術星空》拍了一部關於安多強巴的紀錄片，紀錄老畫家的藝術和人生。
片子做好送審時，中心主任和節目部主任都來了。
片子放完後半天沒聲音，我心裡七上八下，每回送審都提心吊膽，生怕過不了關。編輯部主任突然說了一句：「好傢伙，精子存活率挺高啊！」
片子順利通過，老人旺盛的生命力把他們震住了。這個片子還獲得了全國電視「星光杯」，我估計這跟老爺子生殖力有一定關係。

老人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對生活和陽光的至愛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內心，從那時起，布達拉宮下的小白房子就成為我們在拉薩的又一處聖地。每一年的西藏之行，那裡都是必去朝拜的地方，每一次都有新的發現、新的體驗，不盡的生動故事慢慢地從老人的腦海中湧現出來，又透過他那活潑有趣、肆無忌憚的語言灌入到我的腦袋裡，這就猶如西藏人民常說的活佛灌頂吧。這位大師以他特有的心智，口耳相傳，讓我更深刻地領悟了生活的妙趣。
我不敢說已得真傳，更不敢奢望像他老人家一樣終成正果，但至少可以說我比從前更明白了什麼是快樂、什麼是解脫。
我們一同遊山玩水，一同吃喝玩樂，甚至一同泡妞兒。說實話，從他眼睛中射出來的光芒在許多時候是要比我年輕得多的。
有人把老人喜歡拉住年輕姑娘的手不放鬆戲稱為老年癡呆症的標記，這簡直是不懂癡呆之樂，人生難得發癡，只有癡才有追求，只有癡才享得極樂。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倒是很願意從現在起就假裝得了老年癡呆症呢。

二○○○年的初夏，安多強巴與夫人阿佳桑吉，還有翻譯卓嘎來到北京，住在我的家中。
我家佛堂的正中高懸起一幅金碧輝煌的唐卡，端坐於蓮花寶座之上的是四臂觀音，菩薩低眉垂目，面帶慈祥的微笑，寶冠纓絡，華貴無比。環繞著真金勾勒的背光四周遍敷奇花異木，珍禽異獸，雪山草地，祥雲流瀑。這尊菩薩豐滿立體，栩栩如生，面容和身軀是以寫實的手法描繪的，但同時又與背景中傳統的平面裝飾風格有機地融為一體。畫面的左下方蓋著一枚藏漢兩種文字的朱印「安多強巴」。其實明眼人不必看印章，一端詳便知是他的風格。
這位八十多歲的藏族繪畫大師長久地站在唐卡的面前仔細端詳著，他的表情是嚴肅的，那種靜默的時刻讓人無法承受卻又找不到任何安慰的話語。因為我們知道，老人的視力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只有期待那唐卡中的度母能夠再度顯現，哪怕那影像是出自老人的心中。
這次安多強巴從拉薩來到北京，是專門來治眼睛的。近兩年來，他的視力逐漸下降，拉薩的初步診斷為老年性白內障。曾在藏工作多年的老友吳雨初、于梅夫婦安排他來北京同仁醫院就診。診斷的結果更不容樂觀，老人的眼底已出現黃斑，影響到毛細血管的微循環，這不單單是摘除了白內障所能解決的問題了。但手術仍然要做，畢竟大家都渴望著奇蹟。我們想像著也許老人的眼中只不過蒙上了一層灰霧而已，輕輕拂拭之後，就會重見窗外明亮的風光。
漫長的檢查會診終告結束，久已等待的手術也順利完成，老人戴著眼罩回到我們家中。終於又熬到了可以打開紗布的時刻，一層層的白霧在老人的眼前剝去，老人看見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手術的成功給老人帶來了極大的歡樂，這歡樂感染了身邊的每一個人。老畫家又開始高興地設想未來，特別是他尚未完成的傑作，那幅已經祕密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歷史長卷。畫家期待著功德圓滿之日，突然將這幅傳世的唐卡展示在世人面前。
每天閑著沒事的時候，我都會陪著老人聊天曬太陽，聽他講過去的故事。那些從遙遠的喇嘛王國飄來的畫面，讓我感受到強烈的震撼，我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我面前的這位老人是如此的不凡，他幾乎見證了百年西藏所有重要的歷史時刻，而且用他一生的創作編織了一幅西藏歷史的長卷。這幅畫卷到底有多長呢，簡單地概括一下，一百年來西藏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人物都進入了他的畫面，以此上溯到一千多年，吐蕃王朝以來西藏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差不多也都被他精心描繪，甚至再往前數，釋迦牟尼誕生以來的整個佛教世界也盡在他的視野之中。用這種紀念碑題記似的語言來套用他的創作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遺憾的是，老人至今還沒有一本個人的畫集，這點太說不過去了，這與老人的藝術地位毫不相稱。老人一生所創作的大多為宗教題材的繪畫，而歷史上藏族畫家是從不在作品上留下自己名字和年代的，即便有成千上萬的人曾在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中他的畫作面前表示驚歎，卻沒有幾人追問過作者是誰，在那早已與歷史和牆壁融於一處的傳世傑作面前，甚至大多數人想都不會想到畫家是一位仍然健在的當代人。當然，大量散落民間的唐卡早已使他名聞整個藏區，但是大多數人也是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由於作品的難以蒐集和宗教題材的限制，使得多年以來很少見於宣傳，因此別說國外，就是國內都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西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藝術大師的存在。
於是，在安多強巴的請求之下，在周圍幾位朋友的鼓動中，我決定著手為他編著一本畫傳。
二○○○年的夏季，我如約來到了拉薩，與老人一道開始了他這一生的回溯之旅。拉薩的作家二毛、翻譯索婭，協助我做了大量艱辛的工作，我弟弟溫普慶也同時用攝影機記錄下尋訪作品的過程。
二○○一年的元月，海南的朋友文哲和劉雲盛情邀請安多強巴一家和我去海南遊玩，半月的行程，從海口到博鰲再到三亞，朋友們給予老人一家以所能給予的最高級招待。
在博鰲的沙灘上，這位從雪山之巔走下的八十七歲老人平生第一次見到了大海。安多強巴做出了一個擁抱的姿勢，對我說，和想像中的一樣廣闊。而我卻看得出，大海一定沒有超出老人腦海中的幻象。但是老人還是興奮得很，因為他畢竟親證了大海的存在，用他的手和腳親密地接觸了海。就在這海灘之上，老人進一步向我敞開心扉，系統地回顧了一生的道路，以及道路之旁的豔麗風光。在平和的濤聲中，我彷彿親見了百年西藏歷史的激浪。老人就像大海中的頑石，任爾閃電霹靂，處亂不驚，從從容容，千帆盡過，日月升騰，好一派閒適的景象！若無超常的定力，豁達的胸襟，豈不早已玉石俱焚。我想這與老人幼年出家，青年求法，終生修煉有著直接的關係，是藏傳佛教的精神境界鑄造了他的靈魂。若以老人講述的全部錄音和錄影作為資料，整理出來的東西將遠遠超出一個畫師的個人故事，那將是一部生動鮮活的百年西藏史話。但是，由於涉及到的人物事件過於龐雜，也遠遠超出了我目前所具有的知識準備和個人能力，所以我只能退回到原點，除去與老人藝術創作和個人主要經歷有關的內容，其他的一切都只好暫時封存，就如同岸上觀海，只能看到一個大致的輪廓。
二○○一年的夏季，七、八、九三個月我們又再回到拉薩，這是我與安多強巴共同度過的最後一段時光，我們又補拍了一批畫作，也記錄了老人在拉薩諸多聖蹟處的最後身影，那時他還同樣地健康、活躍。面對出版畫冊的諸多難題，我們也有許多煩惱和憂慮，而在一起爭論和探討的時候，我竟然完全忘記了他已是一位快九十的老人，因為在我的心中，他仍是那麼富有活力，彷彿他永遠都不會老朽，也沒有一絲半點的對他生命的擔心。
後來在漫長的等待國內出版版號和印製經費的期間，我也同時談好了在台灣出版另外一個版本，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老人的創作。只是，在等待的過程，我的心頭開始了緊張，因為原定藏曆年前國內版印刷完畢，無償贈送給老人一千本畫冊的約定日期已日漸臨近。拉薩傳來的消息也不好，老人冬天一直在生病。無奈，我只有將踐約的日期後拖，我轉告老人，無論怎樣，薩噶達瓦節（藏曆四月十五日，慶祝釋迦牟尼誕生、圓寂與成化的節日）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完成。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我登上了發往上海的列車，前去落實國內版的印刷經費，並預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即能赴藏，當面告知老人這一消息。沒想到二十八號下午我便開始發燒，在車上昏沉了一夜，到了上海就高燒不退了。一天一夜之後，星期六的上午，我的朋友告訴我，在我昏睡的時候，我太太從北京打來電話，她已接到朋友通知，安多強巴先生已於二十八號去世。老人當天下午正要飛往上海療養看病，已經登上飛機後突感不適，緊急抬下救護，結果就在回往拉薩的途中去世了。
我想老人的選擇是對的，他不應該在異地他鄉輪迴，他用盡生命的最後一點感知完成了對聖地拉薩的最後一次朝聖，他的靈魂終於在前往聖地的途中飛逝了。
對於依然活著的我，情況就不大妙了。首先我想到的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為什麼有諸多的無奈和遺憾。為什麼我沒能完成老人的夙願，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不論台灣版還是大陸版畫冊的正式出版。為什麼老人不能多堅持數日，也許我們在上海的會面能給他一些多在人間過一段的理由。如果他不來上海，也許就不會突然離去，星期一我也可以見到他最後一面。
總而言之，都是生者的悲哀，死者已遠去，作為一個修行的喇嘛，他一定不會再糾纏人間的虛幻了。
老人的葬禮定在四月一日，星期一，是天葬，地點為娘熱溝中的帕邦卡天葬台。
我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放棄了前往拉薩參加葬禮的念頭。一個生命的離去，是難以直面的，那會讓我終生留下無助的記憶，你彷彿使出渾身的解數也無法將漸漸沉入泥潭中的同伴拉起。那將是痛苦時分。
而拉開了距離，想像力會撫慰我傷感的心靈，滿天的蒼鷹會托起死者的亡靈，讓老人一生的榮耀隨著鷹背蒼茫而去吧。
如果有緣，我們來生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