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星島崛起：新加坡的立國智慧

自序
　　

資訊技術的發展，讓人類步入了溝通無極限的開放時代，世界隨之變成了“地球村”，它帶來了開闊的視野、活躍的思維、多元的文化……。在這個“村落中”，人類只有消弭障礙、溝通對話，並且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才能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贏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是永遠值得中國歷史大書特書的一章，當我們回顧那些曾經為我們帶來啟示與靈感的國家時，新加坡赫然在列。這是一個充滿傳奇的島國，國土面積714.3平方公里，遠低於中國的任何一個行政省，總人口531萬，僅相當於中國中等城市人口規模，然而建國不到50年的新加坡，人均GDP卻是中國的10倍。從一個貧窮落後的“海城”變成一個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國家，新加坡像一顆明珠閃爍在東南亞南端，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讚歎不已。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在中國有更多留守的文人學士，也就是說中國的華人能力更強。而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從廣東、福建來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後代。沒有可能新加坡能夠做到，中國人不能做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李光耀的話，深深觸動了鄧小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時說：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並且要超過它！

時光飛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國力昌盛相伴隨的，是國民心態的日益自信與豁達。然而，某種已然成為“大國”的心態，一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言論，以及面對突發事件時一觸即發的亢奮心理一再提醒我們，在看到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這些外在表像的同時，如何以一種自信從容、開放平和的國民心態，關注這些現象背後的內在價值，在現階段仍有重提的必要。

2011年，我有幸參與了“連瀛洲紀念獎學金”專案，赴新加坡學習考察。在三個月的時間內，我體會到觀念碰撞的激情與火花，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更是耐人尋味。新加坡之所以可以作為中國發展的參照系，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它獨特的歷史文化及發展模式。從歷史文化看，新加坡華人占總人口的75%，儒家文化是其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容易獲得中國人的理解與認同；從發展模式的選擇看，新加坡是“威權主義”政治模式下取得廉潔與高效發展的範例，融合了中西方制度的優勢，政治生態上更接近中國。因此，新加坡成為中國政府派出官員與學者考察學習最頻繁的國家之一，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於新加坡發展經驗的書籍、文獻已不鮮見，但這些作品或因作者的學者身份而偏重於學術探討，或因作者的經歷局限而缺乏更開闊的視野，或是時過境遷，缺乏現實觀照。如何錯開前人的體驗與思考成果，帶給讀者“十足有用”且“視覺不同”的資訊，是我在新加坡訪問學習時考慮最多的問題。作為長期在媒體工作的筆者，我更習慣帶著中國的現實問題，去體驗和品味這個溝通東西方的國家。時至今日，我個人認為我們對新加坡的解讀和學習仍然沒有到位：一方面，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於它的威權主義，不在於它的嚴刑峻法，而在於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嫺熟的法治手段以及真正的“為民服務”理念；另一方面，我們不僅要學習新加坡的具體做法，更重要的是學習新加坡的銳意進取精神。
　　

當下，中國正處於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上， 結構調整放緩，“增長”和“轉型”的矛盾仍很突出；政治上，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諸多壓力；外交上，“和平崛起”的意願尚沒有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和接受；社會上，貧富差距日益加大， 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諸多民生問題亟待解決；文化上，“價值迷失”已經引發普遍的社會焦慮，“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也迫在眉睫；環境資源上，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發展的可持續性遭遇巨大挑戰。

中國與新加坡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方面，也表現在社會管理、國民素質等精神文明層面。一個“脆弱”島國所產生的巨大能量，實際上是文化的作用；繁榮的背後，是新加坡人對東西方文化理解、包容和融匯的智慧、胸襟。總之，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新加坡人的文化。

誠然，中國和新加坡的國情有明顯差異，中國的問題不可能在新加坡一一找到答案，但探索本身，至少表明一種態度。作為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一個法制化的後威權體制，新加坡對中國有著更多的借鑒意義。鄧小平曾說，“新加坡能，中國應當也能”，現在我們可以說，“新加坡能，中國更能”。
魯迅先生在論述“拿來主義”時這樣說：“我們要運用腦髓， 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這次新加坡之行，我試圖立足中國國情，“為我所用地拿，不亢不卑地拿”。在新加坡，呼吸著海風的味道，我一次又一次陷入沉思：中國夢，需要海納百川的膽識和智慧。

這姑且算是我“拿來”的心得。是為序。

匡導球

2012年12月16日于金陵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