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自序

歷史不會忘記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動員民主黨派成員和各界人士大鳴大放，進行開門整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動員，讓無數知識份子心情激蕩，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憧憬和希望。當時，甘肅省和全國一樣，通過廣播、報紙、壁報等各種新聞媒體，大肆宣揚、積極動員人們大鳴、大放、大辯論，並反覆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切切實實地幫助共產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並召開座談會請來知識界、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宗教界各種人士暢所欲言。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甘肅日報》登出社論《大膽地「放」，大膽地「鳴」》；而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甘肅日報》的頭版頭條還專門登了《鼓勵鳴放，支持鳴放―張仲良同志和工程師親切交談》的文章。可是，就在人們不知不覺進入大鳴大放圈套的時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甘肅日報》和全國各大報紙上也同日登出《這是為什麼？》。而就在反右號角吹響的這一天，《甘肅日報》上仍然登出《想什麼，說什麼，有什麼，談什麼》的文章，將省委統戰部繼續召開座談會的每個與會者的會議發言斷章取義截選登出。現在反觀當時的歷史，我們對當時的情況越來越有了清晰的認識。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搞了反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搞得國內政治環境緊張，冤假錯案輩出。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掀起了非史達林化運動，對堅持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毛澤東有了沉重的壓力。但是，毛澤東對肅反擴大化卻拒不認錯，只是採用在政治上稍作寬鬆的方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來舒解矛盾。於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天，在知識界形成了短暫的「春天氣候」。這時，毛澤東又提出了整風運動，號召人們給執政黨提意見，並發展成為「大鳴大放」的局面，但毛澤東始料不及的是知識份子對民主的渴望和對封建專制的抵制超過了他個人的預想，他被其後的「大鳴大放」嚇破了膽，於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提出「事情正在起變化」，接著開始搞起了反右運動。在全國知識界中一口氣劃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一說三百一十七萬），造成了中共執政後第一個最大冤案。反右運動堪稱毛澤東的傑作，他讓整人者和被整者當時都認為整得非常及時，連送到夾邊溝的很多人，由於認為自己犯了錯誤而思想壓力相當沉重，臨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憲法賦予自己的權利，而違法的恰恰是那些紅口白牙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對他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作法，自鳴得意地宣稱是「引蛇出洞」和「陽謀」。

　　我們翻開一九五七年九月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印刷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彙編》，就可看到當年涉及批判所謂甘肅右派的文章，這些從《甘肅日報》等報刊選出來的批判楊子恒、王治歧、蔣雲臺、水梓、鄭立齋、朱鏡堂、李化方、陳時偉、左宗杞、唐得源、黃席群、趙煥之、馬馥庭、廖廷雄、「車轟社」（王烈駿、葉萌、朱金慶、李仰先等）、洛濱、楊紹謙、張瓚、江彥山、楊鶴齡、張雨沛、沈其東、滕鴻濤、於裡等的文章，今天看來被批判的觀點裡確實閃爍著知識精英們的思想火花，這些觀點是在兩千年的封建集權的統治下又一次民主和專制的較量，有很多真知灼見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借鑒價值，有些就是今天改革開放以後的所作所為。我想假若統治者當時採納了這些右派們的意見，我們的國家將會少走多少彎路，我們的民族將會少受多少災難。

可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極左勢力在沒有約束制衡的權利下一時得逞了。今天看來不論當時是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準備、有方略的圍剿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還是其後對知識份子的突然變臉，總之，它是違反憲法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張徹底轉變為封建獨裁專制的倒行逆施，是幾千年來的文字獄變為文字和言論獄的進一步發展。這個事件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但反右運動給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各個方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長久的，反右運動仍然讓當今的人們心有餘悸，不敢說實話，談右變色。

　　反右運動不僅給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讓其淪為奴隸，而且對說了實話的一般歷史問題的人也給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且將鳴放中說了真話的工人和解放軍戰士也統統給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帽子，以至延續將一些對虛報浮誇進行抵制的幹部也被打成了反黨分子。另外，通過「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把一些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一些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都作為「資產階級白旗」加以批判、鬥爭、處分。這裡有政治迫害、有公報私仇、有栽贓陷害、有落井下石，最可怕的是挑起右派分子對右派分子的告密和揭發、右派分子對右派分子的打罵和誣陷，人性的光輝和中華五千年的文明道德被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車輪戰徹底摧毀了。

　　總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清除了黨內黨外阻礙他實現瘋狂冒進的諸多絆腳石。可是，中國共產黨內始終有一些不畏強暴堅持真理的勇士，彭德懷廬山會議的萬言書為民請命，但是，由於我們體制上的弊病，軍隊和輿論工具都被毛澤東把持，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衡毛澤東的專橫跋扈。如果說，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毛澤東的失誤，那麼一九五九年農民的兒子彭德懷看到農民挨餓受饑，上了萬言書以後毛澤東更加的瘋狂就是將億萬人民的生命看作兒戲，因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將挨餓受饑的中國人民完全推到了死亡的邊緣。那個時候，多少人在報紙廣播謊言、假話下，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就連跑出去要飯逃命都要被民兵抓回一無所有的茅屋裡。無怪乎，三年人禍天天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卻有我中華大地餓殍遍野、易子相食，使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餘同胞被活活餓死。再退一步，假若毛澤東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和三百八十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打擊還可以諒解，那麼，對實事求是、搶救人民、恢復生產、改善經濟，而且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評定歷史的劉少奇，最後被毛澤東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活活致於死地，以至牽連死了兩千萬整了一億人，那就是完全喪失了起碼的人性和無法無天的犯罪。

　　對於關押甘肅各界民主黨派和知識精英的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我曾於二○○二年七月在小說《風雪夾邊溝》中已有所反映，可是，我一直在想必須有一個由夾邊溝倖存者自己談、自己回憶的，比較全面、客觀、準確、真實地記錄這段歷史的一個文本，讓人們對這段歷史有更為清醒的認識，於是，我將一九八五年起準備揭露這段血腥歷史、瞭解採訪的夾邊溝倖存者訪談錄整理、補充出來，讓人們對這段歷史進行更深刻的瞭解。在我的採訪中，我經常與倖存者一起哭，我聽到他們給我講，早上有些人還在埋別人，下午另外的人又去埋這些人。因為那時的右派們已經都挖不動坑穴了，所以能夠動的人掙扎起來給自己挖好了坑穴，對一起的難友進行了囑託，自己死了希望他們能夠埋到自己挖好的坑穴裡。我本來想是不是各個倖存者的經歷都大同小異，可是，經過瞭解發現，每一個倖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然而，夾邊溝慘案僅僅是整個反右運動的一個縮影，反右運動使知識份子遭受嚴酷整肅，使國家的科教文化事業蒙受沉重損失；反右運動使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又重新跪了下去，將一個偉大英雄的民族蹂躪成了只會對權勢者叩頭膜拜的奴才。反右鬥爭持續達二十年之久，後果嚴重，影響深遠。不僅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滿清的文字獄遠較遜色，在中外人類歷史上也屬絕無僅有。而這一點從夾邊溝農場勞教人員奴隸般的經歷中就會有一個比較全面清醒的認識。

　　我經常想，是什麼讓夾邊溝農場的勞教人員遭受人類歷史上最為殘酷的折磨和死亡呢？主要的罪魁禍首應該是《這是為什麼？》，應該是《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應該是雪上加霜的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應該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應該是沒有監督制衡的政治體制，是冰霜般的政治環境讓這些國家的棟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被發配到甘肅河西走廊讓他們受盡打罵、凌辱、饑餓、寒冷，拋屍戈壁荒漠。現在看來二十世紀中國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災難，都是源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邪說，這個謬論邪說給中國帶來了累累白骨，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了歷朝歷代，使中華民族歷經了人類最黑暗的年代，並走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有人說，毛澤東文章和詩寫得好，是千古難得的偉人；我對此不願做進一步的評論。但我認為，好的體制，它可以使快速狂奔的列車在運行的軌道上高歌猛進；沒有監督約束的體制，則像沒有了方向盤和軌道的列車、如脫了韁的瘋馬，必然釀成無可挽回的慘劇。我在採訪中看到很多女性頂住別人的歧視和政治環境逼迫其離婚的壓力，奮不顧身去解救自己心愛的男人。這裡有周惠南的女人高桂芳，一個弱小的女人，從嘴裡節食拼死救了自己的丈夫和小叔子周指南；還有吳毓恭的女人王映蘭頂著讓她與丈夫離婚的壓力，辭職在家硬是把心愛的人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還有王國森的女人張桂賢，一個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女性將自己一米八五大個子的男人硬是從明水洞穴裡架出來，拉到幾里地外的明水火車站給救了出來；還有王志的女人王箴、孫紹斌的女人張瑞萍、李景沆的女人趙立珍、楊光荃的女人吳鑰英等等，她們都在精神和物質上給了自己心愛的人最大的幫助，她們寧可自己受盡各種侮辱、摧殘，也不放棄愛人的性命，正因為有這樣一些偉大的女性，才有了今天我採訪的這些倖存者，她們的行動為中華民族燦爛的愛情增添了可歌可泣的偉大篇章。正如夾邊溝倖存者王志所說，「她們就是『頑固不化』地不能和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