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玲：祖籍安徽桐城，出生於浙江杭州。其祖上是清代名臣張英、張廷玉，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稱為「相府」。祖父張傳縉曾捐過候補知府，祖母黃玉檀是浙江布政使黃祖絡的女兒。抗戰爆發後，父母帶著她從杭州輾轉回到桐城老家。
1952年，張先玲畢業於華東郵電學校（現為南京郵電學院），分配到北京電信局五分局工作。後調到清華大學電話總機房任技術員，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調至清華大學木工廠做小工。1973年，申請調至北京第二分析儀器廠，從事儀表製作研究和工廠管理工作。1983年調航天部標準化學研究所，從事電話機房維護及總機系統管理。
1970年，張先玲生下小兒子王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發學運。王楠是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熱衷於照相，常常到天安門照相。剛開始，他說聽不懂大學生們在講什麼。後來，去多了，就回來對張先玲說：「媽，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應該支持他們，他們是為了國家好。」
張先玲告訴兒子：「你不要去。學生運動早晚是要被鎮壓的，或是被利用。」王楠卻說：「學生運動會被利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王楠認為媽媽太膽小了。張先玲又說：「你還是趕快讀書的好，明年就要高考了。」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她都經歷過，知道共產黨整人的厲害，不願孩子參與學運。但王楠還是被大學生的熱情感動，積極參與其中。在五一七大遊行時，王楠與同學在學校組織了支持大學生的活動。
6月3日晚，母子倆最後有一次交談。王楠問：「媽媽，你說會開槍嗎？」張先玲回答：「不會吧，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今天會開槍嗎？」她再三叮囑兒子：「晚上千萬不要出去。四五運動時有人拿大棒子打人，打到頭上也會有生命危險。」王楠說：「我不會出去，媽媽放心吧。」兒子平常比較聽話，張先玲就放心了。當時，王楠自己住在旁邊一棟樓的一間公寓。這番交談後，王楠就回公寓去溫習功課了。
張先玲真的以為兒子沒有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六點起來到兒子的房間去看，卻發現床上看起來不像睡過，兒子留了一張紙條說去找同學。她趕緊打電話詢問兒子的同學，對方說，王楠在前一天晚上 11 時 20 分左右出門前打過一個電話，告訴同學，他要出去記錄歷史的真實情況，有人說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他要去看看到底是開槍還是不開槍。他走時，還將朋友留在其住處的頭盔戴在頭上（大概是因為他聽媽媽說警察有可能拿棍棒打人，要保護頭部，卻沒有想到軍人會開槍，頭盔抵擋不了子彈），騎著自行車、帶著照相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張先玲和丈夫心急如焚，四處尋找兒子，一無所獲。一直到6月12日，學校開學了，學校來通知說，有小孩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院，說是公安局送過來的。起先他們以為是戒嚴部隊戰士，戒嚴部隊來看了幾次都說不是。當時王楠穿了一身軍訓時發的軍服，繫了一根新發的武裝帶，還有編號，他們以為是軍隊士兵。因為幾所學校報中學生失蹤，西城分局就找到學校，學校就通知張先玲去辨認屍體。
於是，一個學生陪張先玲去醫院。一開始，這個學生死活不讓張先玲去看屍體，他去看了之後告訴張先玲說，確認是王楠。張先玲聞訊，痛不欲生。
醫院的一位姓張的醫生告知，這個學生是從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口挖出來的。一個坑埋了三個人。這個孩子是其中一個，挖出來的都是無名屍，身上沒有證件，證件都被戒嚴部隊收走。因為別的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沒有地方了，他們這個醫院還有個冰凍的格子，就把屍體放在裡面。
張先玲整天痛哭。但她還是比大部分父母冷靜和理性，慢慢恢復了一些。隨即，她發現，兒子屍體的頭上包著繃帶，繃帶還有血跡，就追問：「他怎麼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啊，那怎麼人不在醫院，怎麼又埋起來了呢？」她開始追尋兒子遇難的真相。
經過多方查證，張先玲得知，屍體是由戒嚴部隊跟警察一起埋的，上面有命令，6月4日7點以前必須把長安街上的屍體全部處理掉，就是打掃戰場的意思。還說7點鐘有西方衛星開動，如果不把屍體隱蔽起來，就會被衛星拍到。中共當局謊稱雋水沒開槍，沒死一個人。於是，很多屍體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等三人的屍體被埋在二十八中門口的草地下。但過了幾天，下雨後，就有味道了。學校12日要開學，8日派人去挖出來，然後送到醫院。
張先玲後來接受外媒訪問說：「除了我的兒子，那兩具無名屍體恐怕到現在家屬都沒有找到。我們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兩百多個遇難者中，有十幾個都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是多麼殘酷，人被打死了，還不讓被抬到醫院，不讓家屬來認，還把人埋掉。我認為還不止二十八中外面，可能在人民大會堂外面也埋了人。」
張先玲聽說，兒子學校傳達室的一位老先生接到過一個電話，是一位聲稱在現場救治過王楠的名叫吳先的醫生打來的。她找了很多線索，才打聽吳先畢業分到北大工作，就給對方寫了一封信。
1989年12月，四名醫學院學生來到張先玲家，告知當時的詳情。其中一個女學生是吳先的女友，三位男學生都在現場救助過王楠。他們是北大醫學院的學生，分配在協和醫院或北大醫院實習，臨時在西單組織起來參與救護工作，自稱「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跟在戒嚴部隊後面，從西單一直跟到南長安街南口，一路救了不少人。他們發現南長街有三位中彈者，其中一個就是王楠，王楠當時還有體溫。他們聽到旁邊的群眾說，王楠是一點多左右，部隊開槍過來，他去照相，被打中的。打中以後，老百姓湧過去把他拉到牆後。戒嚴部隊拿槍對著老百姓說，你們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們要是想拉他，我們就槍斃你們。老百姓只好縮回去了。
這時，南長街北口開過來救護車，救護車想要到長安街救人，戒嚴部隊不准過去。之後，有大夫下車說：「你不讓車過去，我們人過去，把受傷的人抬回來，可以吧？」但那也不行，不准大夫過去。張先玲感嘆說：「這種行為是很卑鄙的。兩國打仗，傷者也該救啊，共產黨都不讓救。」
於是，這幾位醫學生只好在現場幫王楠包紮。然後，他們準備將王楠還有另外兩個受傷的孩子抬走，因為他們還有體溫。來了一個上校軍官，有一些同情的樣子，但還是說不能抬走，只能就地搶救。他們幫王楠包紮以後，人工呼吸也沒用，到三點鐘，人就死亡了。他們又要求把遺體抬走：「我們把遺體抬出去送到醫院，家人可以找。」軍人仍然不准。這時，又來了一個年輕的少尉軍官，很凶狠地說：「你們馬上離開，不走就把你們抓起來。」這幾位醫學生只好離開。
離開前，這幾位醫學生拿到王楠口袋裡的證件，就在一張紙上寫下死亡年齡、身分、什麼時候中彈、什麼時候死亡、中彈部位在哪兒等，寫得很清楚，然後將這張紙放在孩子的口袋中。但後來護國寺中醫院的醫生再挖出屍體以後，王楠口袋裡沒有這個證明，說明埋屍體的戒嚴部隊或警察把證明拿走了。
在找王楠的過程中，張先玲瞭解到不少人家裡出了類似的事。後來，她將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並且在走道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照片。她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留了一張小紙條，說自己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張先玲聯繫。後來，張先玲、尤維潔、丁子霖三位難屬最先連結到一起。然後，又找到六四罹難者楊燕生的妻子黃金平。就這樣，天安門母親群體慢慢形成。在最初階段，張先玲和丁子霖在尋找難屬上出力最多。
孩子遇難後，張先玲從單位病休，直至1992年正式從單位退休。作為天安門母親核心成員，張先玲夫婦成為中共重點維穩對象。每到所謂「敏感日子」前夕，有三路人馬便出現在她家門口：一路是國保，一路是派出所，一路是社區。他們一般是兩人一組二十四小時值守，樓下有一個警員和一輛警車。她雖然出去是自由的，但警察的的車或人在後面寸步不離地跟著，有特殊情況如外國重要人物來訪，還強迫她坐警察的車出門，除司機外還有一人同行。警察禁止她去天安門等敏感的地方，也攔截前來訪問的外國記者。在她家門口值班的警方人員會仔細查驗來客的身分證。警察明確告知：「我們來你門前設崗，就是因為你見記者。如果你答應不見記者，我們就不設崗位。」張先玲說：「那我不可能答應你。我的底線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媒體、任何人，他只要來採訪，我肯定接受，我說的就是六四的事。」警察就說：「那不行，那我們只好設崗。」
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是一位音樂家，此前很少關心政治。身為六四難屬，仍處處被當局針對。2013年5月底，王範地受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香港擔任一場琵琶比賽的專家顧問。他預計28日抵達香港，6月1日返回北京。張先玲則因為需要照顧患有心臟病的丈夫，而陪伴同行。兩人本來就沒有計畫出席香港舉行的悼念六四活動，卻遭到北京當局多番阻撓因而被迫取消行程。
張先玲當時告訴《蘋果日報》，中共曾力阻她陪伴丈夫來港，「大概一週前，警察來找我，說六四快到啦，你能不能不去香港，香港很緊張，很多人籌備活動」。張先玲說，丈夫有心臟病，身體不好，要有人照顧，「還未到六四，我們6月1日就回來啦，我去就是去照顧王老師的身體，你們不必如此恐慌」。但警方沒有接受她的解釋，強行阻止他們夫婦赴香港，還說即便他們到了機場，也會被攔下。王範地與張先玲對事件表示憤怒，「一個文化交流活動，完全沒任何政治色彩，人家精心準備這麼長時間，卻被粗暴取消」。
2017年12月8日，王範地去世。那時，張先玲精神、身體都很不好，警方卻仍然在門口設崗，強迫前來探望的友人出示身分證，使張先玲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受到嚴重傷害。張先玲說，兒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時候死不瞑目：「他非常遺憾，他走前跟我說，我的擔子就交給你了，以後你要保重好身體，爭取看到兒子昭雪那一天。」張先玲說，作為殺人凶手，政府現在還不承認，你還怎麼說你要社會和諧、要人們有幸福感呢？幸福感從何而來？這麼大一個殺人慘案，你都不敢面對，那誰還能相信你們呢？中國政府堅持不道歉不改變，這說明他們內心的怯懦和恐懼，就是一種殺人犯的心態：「哪個殺了人的人，心裡不害怕？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考慮到，這麼大的一個慘案你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別人才能相信你。」
每年六四這一天，張先玲都會與多名親人骨灰放置在萬安公墓的難屬，到萬安公墓舉辦一場公祭，並發布一份聲明。張先玲表示：「六四是一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國家犯的屠殺的刑事案件，因為是政府調動正規軍，荷槍實彈的用真槍實彈來殺害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平民。這是國家犯罪。殺了人怎麼能夠這麼多年都不追查呢？」
天安門母親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真相。什麼是真相？你殺人了沒有？為什麼要殺人？你殺了多少人？這就是真相。當局必須將真相說清楚。
其次，是賠償。天安門母親要求政府通過立法，來做出道歉、積極賠償。
第三，是追責。交通肇事還要追查責任。政府軍公開的開槍殺人，這麼大一個刑事案件，不可能遮掩過去。必須追究責任者的刑事責任。誰指示的、誰決定的、誰動用軍隊來殺老百姓。張先玲表示：「三十年來我們一直為這件事情抗議。要求政府與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話。這是我們一貫的要求，我們主張和平的、理性的抗爭。我們主張在法律的道路上解決問題。」
張先玲有兩位地位顯赫的近親，他們對六四屠殺態度迥異，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一位近親是丁關根—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所謂「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丁關根靠陪同鄧小平打橋牌而在中共黨內平步青雲，擔任中宣部部長時，嚴厲控制傳媒，被民間人士譏諷為「盯緊」、「關緊」、「跟緊」。丁關根的妻子是張先玲的親妹妹。張先玲家有三姊妹，張先玲是老大，其中一個妹妹就是丁關根的妻子，還有一個妹妹在南方工作。據傳，王楠死訊傳出，丁關根眼中噙滿淚水，這個侄兒是他從小看著長大的。但時間一長，尤其是張先玲參與「天安門母親」，成為黨國眼中的「敵對分子」，丁關根夫婦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絕了與張先玲一家的來往。大家都住在北京，但形同陌路。可見，中共這個政黨完全是邪教，一旦加入中共，就泯滅人性、六親不認。
張先玲的另一位近親是其大表哥余英時。余英時在1993年9月7、8日的《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一位母親的來信〉的長文，詳細披露了這段淵源：「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1945至1946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1978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1992年初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託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註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信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台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瞭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著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天安門前已乾的血和我的體內尚在流動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這個十九歲的高中生為了『伸張正義』，為了『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獻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將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個悲痛記憶。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我必須『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裡，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裡。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
余英時去世後，張先玲於2021年11月10日寫了一篇名為〈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憶英時表哥二、三事〉的悼念文章，談到1940年代中期與「面黃體瘦」表哥的交往，再次見面已是1978年，「表哥到北京之後，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王楊、王楠去北京飯店與他見面」。然後就是六四屠殺發生，余英時奮筆疾書，寫下〈一位母親的來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難的事實，譴責中共的暴行。「對於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事，他十分理解，並囑咐我注意安全。1990年代後期，他曾將一筆稿費捐贈給群體中困難的老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府，2000年11月，張先玲隨王範地到美國參加一個藝術活動，兩對夫婦得以在華府會面，「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他們還相約，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到那時請他們來北京包餃子」。可惜，他們未能在北京重逢。
1952年，張先玲畢業於華東郵電學校（現為南京郵電學院），分配到北京電信局五分局工作。後調到清華大學電話總機房任技術員，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調至清華大學木工廠做小工。1973年，申請調至北京第二分析儀器廠，從事儀表製作研究和工廠管理工作。1983年調航天部標準化學研究所，從事電話機房維護及總機系統管理。
1970年，張先玲生下小兒子王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發學運。王楠是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熱衷於照相，常常到天安門照相。剛開始，他說聽不懂大學生們在講什麼。後來，去多了，就回來對張先玲說：「媽，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應該支持他們，他們是為了國家好。」
張先玲告訴兒子：「你不要去。學生運動早晚是要被鎮壓的，或是被利用。」王楠卻說：「學生運動會被利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王楠認為媽媽太膽小了。張先玲又說：「你還是趕快讀書的好，明年就要高考了。」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她都經歷過，知道共產黨整人的厲害，不願孩子參與學運。但王楠還是被大學生的熱情感動，積極參與其中。在五一七大遊行時，王楠與同學在學校組織了支持大學生的活動。
6月3日晚，母子倆最後有一次交談。王楠問：「媽媽，你說會開槍嗎？」張先玲回答：「不會吧，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今天會開槍嗎？」她再三叮囑兒子：「晚上千萬不要出去。四五運動時有人拿大棒子打人，打到頭上也會有生命危險。」王楠說：「我不會出去，媽媽放心吧。」兒子平常比較聽話，張先玲就放心了。當時，王楠自己住在旁邊一棟樓的一間公寓。這番交談後，王楠就回公寓去溫習功課了。
張先玲真的以為兒子沒有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六點起來到兒子的房間去看，卻發現床上看起來不像睡過，兒子留了一張紙條說去找同學。她趕緊打電話詢問兒子的同學，對方說，王楠在前一天晚上 11 時 20 分左右出門前打過一個電話，告訴同學，他要出去記錄歷史的真實情況，有人說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他要去看看到底是開槍還是不開槍。他走時，還將朋友留在其住處的頭盔戴在頭上（大概是因為他聽媽媽說警察有可能拿棍棒打人，要保護頭部，卻沒有想到軍人會開槍，頭盔抵擋不了子彈），騎著自行車、帶著照相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張先玲和丈夫心急如焚，四處尋找兒子，一無所獲。一直到6月12日，學校開學了，學校來通知說，有小孩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院，說是公安局送過來的。起先他們以為是戒嚴部隊戰士，戒嚴部隊來看了幾次都說不是。當時王楠穿了一身軍訓時發的軍服，繫了一根新發的武裝帶，還有編號，他們以為是軍隊士兵。因為幾所學校報中學生失蹤，西城分局就找到學校，學校就通知張先玲去辨認屍體。
於是，一個學生陪張先玲去醫院。一開始，這個學生死活不讓張先玲去看屍體，他去看了之後告訴張先玲說，確認是王楠。張先玲聞訊，痛不欲生。
醫院的一位姓張的醫生告知，這個學生是從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口挖出來的。一個坑埋了三個人。這個孩子是其中一個，挖出來的都是無名屍，身上沒有證件，證件都被戒嚴部隊收走。因為別的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沒有地方了，他們這個醫院還有個冰凍的格子，就把屍體放在裡面。
張先玲整天痛哭。但她還是比大部分父母冷靜和理性，慢慢恢復了一些。隨即，她發現，兒子屍體的頭上包著繃帶，繃帶還有血跡，就追問：「他怎麼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啊，那怎麼人不在醫院，怎麼又埋起來了呢？」她開始追尋兒子遇難的真相。
經過多方查證，張先玲得知，屍體是由戒嚴部隊跟警察一起埋的，上面有命令，6月4日7點以前必須把長安街上的屍體全部處理掉，就是打掃戰場的意思。還說7點鐘有西方衛星開動，如果不把屍體隱蔽起來，就會被衛星拍到。中共當局謊稱雋水沒開槍，沒死一個人。於是，很多屍體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等三人的屍體被埋在二十八中門口的草地下。但過了幾天，下雨後，就有味道了。學校12日要開學，8日派人去挖出來，然後送到醫院。
張先玲後來接受外媒訪問說：「除了我的兒子，那兩具無名屍體恐怕到現在家屬都沒有找到。我們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兩百多個遇難者中，有十幾個都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是多麼殘酷，人被打死了，還不讓被抬到醫院，不讓家屬來認，還把人埋掉。我認為還不止二十八中外面，可能在人民大會堂外面也埋了人。」
張先玲聽說，兒子學校傳達室的一位老先生接到過一個電話，是一位聲稱在現場救治過王楠的名叫吳先的醫生打來的。她找了很多線索，才打聽吳先畢業分到北大工作，就給對方寫了一封信。
1989年12月，四名醫學院學生來到張先玲家，告知當時的詳情。其中一個女學生是吳先的女友，三位男學生都在現場救助過王楠。他們是北大醫學院的學生，分配在協和醫院或北大醫院實習，臨時在西單組織起來參與救護工作，自稱「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跟在戒嚴部隊後面，從西單一直跟到南長安街南口，一路救了不少人。他們發現南長街有三位中彈者，其中一個就是王楠，王楠當時還有體溫。他們聽到旁邊的群眾說，王楠是一點多左右，部隊開槍過來，他去照相，被打中的。打中以後，老百姓湧過去把他拉到牆後。戒嚴部隊拿槍對著老百姓說，你們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們要是想拉他，我們就槍斃你們。老百姓只好縮回去了。
這時，南長街北口開過來救護車，救護車想要到長安街救人，戒嚴部隊不准過去。之後，有大夫下車說：「你不讓車過去，我們人過去，把受傷的人抬回來，可以吧？」但那也不行，不准大夫過去。張先玲感嘆說：「這種行為是很卑鄙的。兩國打仗，傷者也該救啊，共產黨都不讓救。」
於是，這幾位醫學生只好在現場幫王楠包紮。然後，他們準備將王楠還有另外兩個受傷的孩子抬走，因為他們還有體溫。來了一個上校軍官，有一些同情的樣子，但還是說不能抬走，只能就地搶救。他們幫王楠包紮以後，人工呼吸也沒用，到三點鐘，人就死亡了。他們又要求把遺體抬走：「我們把遺體抬出去送到醫院，家人可以找。」軍人仍然不准。這時，又來了一個年輕的少尉軍官，很凶狠地說：「你們馬上離開，不走就把你們抓起來。」這幾位醫學生只好離開。
離開前，這幾位醫學生拿到王楠口袋裡的證件，就在一張紙上寫下死亡年齡、身分、什麼時候中彈、什麼時候死亡、中彈部位在哪兒等，寫得很清楚，然後將這張紙放在孩子的口袋中。但後來護國寺中醫院的醫生再挖出屍體以後，王楠口袋裡沒有這個證明，說明埋屍體的戒嚴部隊或警察把證明拿走了。
在找王楠的過程中，張先玲瞭解到不少人家裡出了類似的事。後來，她將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並且在走道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照片。她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留了一張小紙條，說自己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張先玲聯繫。後來，張先玲、尤維潔、丁子霖三位難屬最先連結到一起。然後，又找到六四罹難者楊燕生的妻子黃金平。就這樣，天安門母親群體慢慢形成。在最初階段，張先玲和丁子霖在尋找難屬上出力最多。
孩子遇難後，張先玲從單位病休，直至1992年正式從單位退休。作為天安門母親核心成員，張先玲夫婦成為中共重點維穩對象。每到所謂「敏感日子」前夕，有三路人馬便出現在她家門口：一路是國保，一路是派出所，一路是社區。他們一般是兩人一組二十四小時值守，樓下有一個警員和一輛警車。她雖然出去是自由的，但警察的的車或人在後面寸步不離地跟著，有特殊情況如外國重要人物來訪，還強迫她坐警察的車出門，除司機外還有一人同行。警察禁止她去天安門等敏感的地方，也攔截前來訪問的外國記者。在她家門口值班的警方人員會仔細查驗來客的身分證。警察明確告知：「我們來你門前設崗，就是因為你見記者。如果你答應不見記者，我們就不設崗位。」張先玲說：「那我不可能答應你。我的底線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媒體、任何人，他只要來採訪，我肯定接受，我說的就是六四的事。」警察就說：「那不行，那我們只好設崗。」
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是一位音樂家，此前很少關心政治。身為六四難屬，仍處處被當局針對。2013年5月底，王範地受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香港擔任一場琵琶比賽的專家顧問。他預計28日抵達香港，6月1日返回北京。張先玲則因為需要照顧患有心臟病的丈夫，而陪伴同行。兩人本來就沒有計畫出席香港舉行的悼念六四活動，卻遭到北京當局多番阻撓因而被迫取消行程。
張先玲當時告訴《蘋果日報》，中共曾力阻她陪伴丈夫來港，「大概一週前，警察來找我，說六四快到啦，你能不能不去香港，香港很緊張，很多人籌備活動」。張先玲說，丈夫有心臟病，身體不好，要有人照顧，「還未到六四，我們6月1日就回來啦，我去就是去照顧王老師的身體，你們不必如此恐慌」。但警方沒有接受她的解釋，強行阻止他們夫婦赴香港，還說即便他們到了機場，也會被攔下。王範地與張先玲對事件表示憤怒，「一個文化交流活動，完全沒任何政治色彩，人家精心準備這麼長時間，卻被粗暴取消」。
2017年12月8日，王範地去世。那時，張先玲精神、身體都很不好，警方卻仍然在門口設崗，強迫前來探望的友人出示身分證，使張先玲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受到嚴重傷害。張先玲說，兒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時候死不瞑目：「他非常遺憾，他走前跟我說，我的擔子就交給你了，以後你要保重好身體，爭取看到兒子昭雪那一天。」張先玲說，作為殺人凶手，政府現在還不承認，你還怎麼說你要社會和諧、要人們有幸福感呢？幸福感從何而來？這麼大一個殺人慘案，你都不敢面對，那誰還能相信你們呢？中國政府堅持不道歉不改變，這說明他們內心的怯懦和恐懼，就是一種殺人犯的心態：「哪個殺了人的人，心裡不害怕？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考慮到，這麼大的一個慘案你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別人才能相信你。」
每年六四這一天，張先玲都會與多名親人骨灰放置在萬安公墓的難屬，到萬安公墓舉辦一場公祭，並發布一份聲明。張先玲表示：「六四是一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國家犯的屠殺的刑事案件，因為是政府調動正規軍，荷槍實彈的用真槍實彈來殺害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平民。這是國家犯罪。殺了人怎麼能夠這麼多年都不追查呢？」
天安門母親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真相。什麼是真相？你殺人了沒有？為什麼要殺人？你殺了多少人？這就是真相。當局必須將真相說清楚。
其次，是賠償。天安門母親要求政府通過立法，來做出道歉、積極賠償。
第三，是追責。交通肇事還要追查責任。政府軍公開的開槍殺人，這麼大一個刑事案件，不可能遮掩過去。必須追究責任者的刑事責任。誰指示的、誰決定的、誰動用軍隊來殺老百姓。張先玲表示：「三十年來我們一直為這件事情抗議。要求政府與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話。這是我們一貫的要求，我們主張和平的、理性的抗爭。我們主張在法律的道路上解決問題。」
張先玲有兩位地位顯赫的近親，他們對六四屠殺態度迥異，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一位近親是丁關根—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所謂「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丁關根靠陪同鄧小平打橋牌而在中共黨內平步青雲，擔任中宣部部長時，嚴厲控制傳媒，被民間人士譏諷為「盯緊」、「關緊」、「跟緊」。丁關根的妻子是張先玲的親妹妹。張先玲家有三姊妹，張先玲是老大，其中一個妹妹就是丁關根的妻子，還有一個妹妹在南方工作。據傳，王楠死訊傳出，丁關根眼中噙滿淚水，這個侄兒是他從小看著長大的。但時間一長，尤其是張先玲參與「天安門母親」，成為黨國眼中的「敵對分子」，丁關根夫婦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絕了與張先玲一家的來往。大家都住在北京，但形同陌路。可見，中共這個政黨完全是邪教，一旦加入中共，就泯滅人性、六親不認。
張先玲的另一位近親是其大表哥余英時。余英時在1993年9月7、8日的《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一位母親的來信〉的長文，詳細披露了這段淵源：「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1945至1946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1978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1992年初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託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註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信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台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瞭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著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天安門前已乾的血和我的體內尚在流動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這個十九歲的高中生為了『伸張正義』，為了『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獻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將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個悲痛記憶。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我必須『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裡，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裡。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
余英時去世後，張先玲於2021年11月10日寫了一篇名為〈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憶英時表哥二、三事〉的悼念文章，談到1940年代中期與「面黃體瘦」表哥的交往，再次見面已是1978年，「表哥到北京之後，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王楊、王楠去北京飯店與他見面」。然後就是六四屠殺發生，余英時奮筆疾書，寫下〈一位母親的來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難的事實，譴責中共的暴行。「對於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事，他十分理解，並囑咐我注意安全。1990年代後期，他曾將一筆稿費捐贈給群體中困難的老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府，2000年11月，張先玲隨王範地到美國參加一個藝術活動，兩對夫婦得以在華府會面，「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他們還相約，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到那時請他們來北京包餃子」。可惜，他們未能在北京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