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圖圖書館與永續發展：從國際目標到治理實踐
緒 論
面對氣候變遷、社會不正義與數位落差等全球挑戰，聯合國於2015年發布《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提出涵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與169項子目標之整合性政策框架，成為各國公共治理與文化機構參與永續發展的核心依據。圖書館作為知識中介與文化治理平臺，其角色已逐漸由靜態資訊儲存者轉化為永續行動的中介者。Lee（2025）進一步提出「雙軸轉型」（Twin Transformation）理論，指出圖書館須同時面對數位化（digitalization）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兩大結構性轉變。基於此，本文引介「數位韌性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從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層架構中，解析圖書館如何發展制度能耐、網絡能耐、互動能耐、調適能耐與多樣性能耐，進而對應SDG 4（優質教育）、SDG 9（創新與基礎建設）、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SDG 17（夥伴關係）等指標。
本專書透過系統性文獻分析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建構本書的理論架構，梳理圖書館在永續發展脈絡下之治理實踐，強調綠色圖書館、資訊平權與文化包容等實作策略。最終，本研究指出圖書館若欲有效回應永續發展挑戰，須從組織制度、空間設計與數位治理三方面整合推進，形塑具備知識中介、行動倡議與治理協作能力之混合型文化機構，為未來社會提供轉型韌性與公共價值的堅實支撐。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治理邏輯與全球趨勢
面對氣候變遷、環境破壞、社會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擴大等當代全球性挑戰，聯合國於2015年正式提出「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17項宏觀目標與169項具體指標，作為全球邁向公平、綠色與包容未來的行動藍圖。該目標系統接續前一階段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不僅涵蓋貧窮與健康等傳統發展議題，更納入性別平等、氣候行動、教育永續、文化權利與數位落差等新興治理挑戰（Sachs, 2012）。截至目前，共有193個國家共同承諾推動SDGs，體現國際社會對於建立「不遺落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之未來秩序的共識。
永續發展不僅強調社會、環境與經濟三大支柱的均衡發展，也標誌著公共機構治理模式的深層轉變。根據Lee（2025）之觀察研究，SDGs不僅為各國政府提供政策指引，亦對圖書館等文化與教育機構提出制度回應的行動責任。在此轉型過程中，圖書館逐漸由靜態的知識儲存場域，轉化為橫跨政策、社群與技術的「永續知識治理平臺」。
二、雙軸轉型下的圖書館韌性治理：數位化與永續性的協同架構
在全球公共治理與文化機構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圖書館正面臨兩項根本性的轉型驅力：一方面是數位技術快速滲透所引發的組織與服務重構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永續發展政策框架與倫理責任的系統性挑戰。Lee（2025）所提出之「雙軸轉型」（Twin Transformation）理論，即針對此雙重轉型動力提出系統性的解析架構，主張圖書館的未來治理需在「數位化」與「永續發展」兩條交織軸線上同步推進，方能實現長期穩定與社會回應力兼具的轉型韌性。
第一軸線為「數位化」（Digitalization）。此軸線指涉圖書館在資訊基礎建設、館藏資源管理、服務設計與使用者互動等面向全面導入數位技術與資料導向機制。涵蓋智慧平臺建置、遠距服務拓展、人工智慧推薦系統、使用者行為分析與數位閱讀應用等面向，其核心目的在於提升圖書館的運作效率、服務可近性與創新能動性。這不僅代表圖書館技術資本的累積，也涉及組織文化與專業角色的重塑。
第二軸線為「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此軸線則強調圖書館在推動社會公平、文化多樣性與環境責任上的制度功能。包括氣候變遷教育倡議、性別平權與少數族群知識保存、地方文化的策展與共創、資訊素養與數位平權教育等面向。此轉型軸線突顯圖書館作為公共價值實踐場域的制度角色，要求其超越資訊資源的管理與服務機構，轉型為推動社會韌性與文化永續的公共行動者。
Lee（2025）進一步指出，唯有數位化與永續性兩軸協同進行，圖書館方能實現「制度韌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與「社會回應力」（responsive capacity）兼具的治理模式。此協同架構使圖書館得以在高度變動的風險社會中，發揮其作為公共知識基礎建設與地方文化韌性中介平臺的角色。換言之，雙軸轉型不僅是一種發展策略，更是圖書館在面對全球性危機與地方性挑戰時，建立長期價值與服務永續性的關鍵路徑。
三、「五能力×三層治理」數位韌性模型：從理論邏輯到實證驗證
為回應雙軸轉型架構中對數位化與永續性協同推進的發展需求，Lee（2025）提出「數位韌性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Five Capabilities × Three Layers of Governance Model），此理論架構旨在揭示圖書館如何藉由多層次治理機制與能力重構，實現永續轉型與服務創新的雙重韌性目標。該模型透過系統性分類與跨層次連結，建立出數位時代圖書館發展韌性能力的行動路徑與制度基礎，具備高度理論解釋力與實證適用性。
本模型包含五項核心能力，作為數位韌性之功能向度：
（一）制度能耐（Institutional Capability）
此能力強調圖書館須具備規劃與執行支持性政策的制度結構，包括資源配置機制、長期願景與法規設計。制度能耐是圖書館在公共服務體系中建立合法性與穩定性之關鍵，回應Norris等人（2008）與 Renschler等人（2010）對「制度韌性」的理論主張。
（二）網絡能耐（Network Capability）
指圖書館能夠建立跨館際、跨部門、跨國界的合作網絡，以促進知識、技術與資源的共享與流通。此能耐不僅提升圖書館在知識治理場域中的行動規模與彈性，也體現出Berkes與Ross（2013）強調之社區韌性需仰賴「社會資本」與「跨界協力」的實踐基礎。
（三）互動能耐（Interaction Capability）
強調圖書館如何透過數位平臺、社群工具與參與式介面，深化使用者參與、強化知識共創機制，並創造讀者為本的數位互動場域。此能力回應Lee（2024）對公共圖書館應轉型為知識治理平臺之觀點，並進一步體現資訊民主與社群導向的韌性策略。
（四）調適能耐（Adaptation Capability）
聚焦於圖書館在面對危機（如COVID-19）、科技演進與政策變動時的回應與調整能力。此能力體現Maclean等人（2014）所稱之「適應性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強調系統的彈性規劃、資源重組與快速應變能力，確保圖書館可持續運作並維持服務不中斷。
（五）多樣性能耐（Diversity Capability）
此能力關注圖書館如何透過多語言、多族群、多文化與多世代的服務設計與資源提供，實踐資訊正義與文化公平。多樣性能耐不僅對應SDG 10（減少不平等）與SDG 16（促進包容性制度），亦展現圖書館在促進社會包容與文化多元中的組織能耐。
「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不僅為圖書館韌性發展提供具體理論架構，也為未來評估圖書館數位治理能力、服務彈性與社會影響力提供實證研究之基礎。透過此模型，圖書館可系統性地審視其制度設計與行動部署，進而提升其於全球變局中的永續價值與治理能力。
四、三層治理架構：圖書館數位韌性轉型的結構性基礎
為因應當代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雙重驅動下的治理挑戰，奠基於Lee（2025），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三層治理架構」（Three-layer Governance Structure），此架構強調圖書館的數位韌性發展須建立於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個層次之間的整合協作與動態耦合，不僅回應Berkes與Ross（2013）對社區韌性跨層級、多構面治理的理論主張，更提供公共圖書館推動政策設計與行動實踐之具體分析視角。
（一）制度層（Institutional Layer）：建構圖書館治理的政策與結構基礎
制度層為整體治理體系的核心支柱，涵蓋圖書館所處之法律體系、政策任務定位、組織運作架構與治理機制，強調制度穩定性與政策導向性如何成為圖書館韌性行動的起點。此層可進一步拆解為以下構成要素：
．法規制度面：包括《圖書館法》、《文化基本法》與地方自治條例等法律制度，提供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正當性、職權範圍與行動規範，確立其作為知識平權與文化存續機制之政策基礎（Lee, 2025）。
．政策任務面：指中央部會（如教育部、文化部）交付之專案型與常態型任務，例如推動視障與多語族群閱讀服務、建立數位學習資源平臺、典藏與推廣本土文化內容等，將圖書館明確置於國家知識治理與文化轉譯體系中（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2022）。
．組織結構面：涉及圖書館內部的治理機制、職能分工與人力配置，從科層架構（如館長辦公室、資訊服務組、多元文化資源中心）到協作機制（如跨部門小組、專案小組），制度化組織設計有助於強化執行力與回應力。
．治理模式面：從行政法人制與官僚體系內嵌，到參與式治理形式（如參與式預算、讀者協商平臺、民間諮詢委員會），展現圖書館治理在回應社群需求與政策轉變過程中所需之彈性與開放性（Renschler et al., 2010）。
制度層的穩固性不僅提供圖書館穩健運作的基礎，更是實現數位韌性與永續發展目標的先決條件。透過制度層的結構性保障，圖書館得以長期履行其在公共服務、知識正義與文化民主中的核心責任。此層亦呼應Norris等人（2008）對制度韌性作為社會系統抗震力之根基的理論觀點。
（二）空間層（Spatial Layer）：形塑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場所的實體場域
空間層主要聚焦於圖書館之建築形式、場域功能與空間社會實踐，強調圖書館不僅是資訊與服務的物理載體，更是文化治理、公共參與及社區韌性建構的關鍵場域。空間不只是靜態資源的容器，而是凝聚社群情感與激發文化創新的動態平臺。此層次之實踐可具體區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建築環境與空間可近性：涵蓋館舍選址、動線設計、可達性與可用性規劃。如導入綠建築理念與LEED標準（Hauke, 2015），進行無障礙空間配置與高齡友善設施設計，提升不同年齡與身心狀況使用者之使用平等性與舒適性。
．多樣化學習場域配置：透過自習空間、多功能學習區、青少年創客區與樂齡專區等配置，回應不同年齡、文化與學習偏好的使用者需求，實踐「包容性教育」與終身學習環境（Lee, 2025）。
．文化展示與策展功能：設置展覽廊道、主題書展、地方文史展與多語文化活動，發揮圖書館作為知識中介與文化詮釋者的功能，並透過策展實踐強化地方感與文化認同（Fabbricatti et al., 2020）。
．社群聚會與公共交流平臺：規劃開放型會議室、閱讀座談空間、多語活動教室與公共講堂，提供居民參與式對話與集體學習的空間載體。此配置模式實踐Oldenburg（1999）所主張的「第三空間」（Third Place）理念，強化圖書館作為日常生活場域的社會互動功能。
空間層構成圖書館數位韌性發展中的關鍵文化基礎，不僅體現其在災後重建與社區心理支持中的社會角色，更實踐圖書館作為「社區韌性節點」（resilience node）的關鍵意涵。藉由空間再造與功能深化，圖書館得以實現從資訊供應者到公共文化行動者的角色轉型，進一步強化其面對風險社會與變動環境的整體適應力與回應能力（Lee, 2025; Berkes & Ross, 2013）。
（三）數位層（Digital Layer）：驅動知識治理與服務創新的核心動能
數位層係圖書館韌性治理中的關鍵基礎，主要關注其資訊基礎設施建構、數位服務拓展與資料治理能力的發展。該層不僅關係到圖書館是否能有效維持知識的可近性與資源可得性，更決定其在資訊社會與數位治理體系中的功能再定位（Lee, 2025）。具體而言，數位層實踐包含以下四大面向：
．數位館藏建置：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影音資源、地方知識典藏與文化資產數位化等多元型態之內容整合。例如「臺灣學數位圖書館」即結合知識策展與本土文化保存，強化圖書館作為文化記憶與社會知識的轉譯平臺（國立臺灣圖書館，2019）。
．智慧資訊平臺發展：涵蓋iLib智慧圖書館系統、一證通查詢機制、行動圖書館應用程式與自助借還機制，實現使用者端之跨設備存取、遠距借閱與即時互動，提高圖書館服務之可近性與擴展性。
．無障礙使用者介面設計（UX/UI）：強化資訊檢索與資源介接的直覺性與易用性，導入語音導覽、螢幕閱讀器相容設計與介面調節功能，確保視障者、年長者與語言多樣性使用者皆能平等參與數位資源使用（Lee, 2025）。
．數據分析與智慧應用：發展後台使用行為分析、借閱偏好預測模型、個人化推薦系統與館藏資源配置最佳化機制。透過資料治理與數據導向決策（data-informed governance），提升圖書館在動態需求環境下之即時反應與資源配置效能。
如Maclean等人（2014）所述，數位化不應僅視為技術升級工程，更應被理解為知識治理體系重構的重要契機。數位層的成熟度與適應力，將決定圖書館是否能在未來數位社會中持續扮演資訊中介者、教育推動者與文化創新者的三重角色。
總結而言，「制度－空間－數位」三層治理架構不僅是一套靜態的功能分工模型，更是一種系統性韌性邏輯下的整合治理結構。透過層層互補與協同運作，此架構強調圖書館在資源有限、挑戰多元的情境中，透過多層治理協作與服務創新實踐，展現出高度的自我調適力、社會回應力與公共價值延展性（Berkes & Ross, 2013; Lee, 2025）。這也說明，圖書館的數位轉型並非單一技術選項，而是一場制度性、文化性與治理性的深層重構歷程。
五、三層交織的韌性治理：協同互補的結構設計
在當代公共圖書館面對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雙重挑戰的背景下，制度層、空間層與數位層構成一套可操作、可評估的「三層韌性治理架構」。此三層結構不僅為圖書館發展策略提供清晰邏輯，更體現出其作為社區知識平臺之行動治理能量（Lee, 2025; Berkes & Ross, 2013）。
．制度層（Institutional Layer）提供圖書館行動的政策基礎與組織支持。具備法規依據、穩定的資源配置、明確的任務導向與跨部門合作機制，使圖書館能在變局中維持方向感與組織韌性（Norris et al., 2008）。制度層亦關乎圖書館在公共治理架構中之合法性與長期穩定性，是知識平權與文化正義實踐的重要保障。
．空間層（Spatial Layer）為圖書館治理實踐的具體場域。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空間，不僅提供知識獲取的物理基礎，更承載文化展演、社群互動與公共參與的功能（Fabbricatti et al., 2020）。其設計須考慮可近性、多樣性與包容性，使館舍成為回應人口老化、多元文化與社會融合需求的文化基礎設施。
．數位層（Digital Layer）則為驅動圖書館創新與擴散效益的核心動能。數位技術的應用不僅提升服務效率，更拓展知識服務的時間與空間邊界，包括遠距學習、行動圖書館、自助借閱系統、無障礙平臺與數據治理等（Maclean et al., 2014）。數位層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新任務，更代表圖書館作為資料驅動、使用者導向之智慧知識機構的轉型基礎。
這三層構面之間形成高度互補與協同的韌性治理系統：
．制度層提供治理規則與行動正當性。
．空間層承載服務實踐與社區連結。
．數位層則擴展知識治理的範圍與服務效能。
透過此三層交織，圖書館可由傳統靜態知識管理者，進化為動態的社會創新節點（Lee, 2025），在風險社會與資訊不平等情境中，持續強化其作為「韌性中介平臺」的功能。此架構亦可作為評估圖書館治理成熟度與數位韌性水準的參照架構。具體而言，可透過以下三項指標進行衡量：
．制度成熟性：是否制定長期發展藍圖與永續發展策略，具備多層級治理與資源調度能力。
．空間多樣性：是否營造具包容性之學習與文化空間，回應多元使用者需求並強化社區凝聚。
．數位應變性：是否能發展跨平臺、跨機構之數位共創與服務創新機制，提升資料使用權與科技可及性。
總結而言，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層交織的治理模式不僅提供圖書館行動的結構性支持，更有助於其在多元挑戰下展現制度韌性、行動彈性與社會價值。此整合治理思維，正是圖書館邁向永續轉型與數位創新的核心治理邏輯（Lee, 2025）。
緒 論
面對氣候變遷、社會不正義與數位落差等全球挑戰，聯合國於2015年發布《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提出涵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與169項子目標之整合性政策框架，成為各國公共治理與文化機構參與永續發展的核心依據。圖書館作為知識中介與文化治理平臺，其角色已逐漸由靜態資訊儲存者轉化為永續行動的中介者。Lee（2025）進一步提出「雙軸轉型」（Twin Transformation）理論，指出圖書館須同時面對數位化（digitalization）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兩大結構性轉變。基於此，本文引介「數位韌性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從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層架構中，解析圖書館如何發展制度能耐、網絡能耐、互動能耐、調適能耐與多樣性能耐，進而對應SDG 4（優質教育）、SDG 9（創新與基礎建設）、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SDG 17（夥伴關係）等指標。
本專書透過系統性文獻分析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建構本書的理論架構，梳理圖書館在永續發展脈絡下之治理實踐，強調綠色圖書館、資訊平權與文化包容等實作策略。最終，本研究指出圖書館若欲有效回應永續發展挑戰，須從組織制度、空間設計與數位治理三方面整合推進，形塑具備知識中介、行動倡議與治理協作能力之混合型文化機構，為未來社會提供轉型韌性與公共價值的堅實支撐。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治理邏輯與全球趨勢
面對氣候變遷、環境破壞、社會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擴大等當代全球性挑戰，聯合國於2015年正式提出「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17項宏觀目標與169項具體指標，作為全球邁向公平、綠色與包容未來的行動藍圖。該目標系統接續前一階段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不僅涵蓋貧窮與健康等傳統發展議題，更納入性別平等、氣候行動、教育永續、文化權利與數位落差等新興治理挑戰（Sachs, 2012）。截至目前，共有193個國家共同承諾推動SDGs，體現國際社會對於建立「不遺落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之未來秩序的共識。
永續發展不僅強調社會、環境與經濟三大支柱的均衡發展，也標誌著公共機構治理模式的深層轉變。根據Lee（2025）之觀察研究，SDGs不僅為各國政府提供政策指引，亦對圖書館等文化與教育機構提出制度回應的行動責任。在此轉型過程中，圖書館逐漸由靜態的知識儲存場域，轉化為橫跨政策、社群與技術的「永續知識治理平臺」。
二、雙軸轉型下的圖書館韌性治理：數位化與永續性的協同架構
在全球公共治理與文化機構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圖書館正面臨兩項根本性的轉型驅力：一方面是數位技術快速滲透所引發的組織與服務重構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永續發展政策框架與倫理責任的系統性挑戰。Lee（2025）所提出之「雙軸轉型」（Twin Transformation）理論，即針對此雙重轉型動力提出系統性的解析架構，主張圖書館的未來治理需在「數位化」與「永續發展」兩條交織軸線上同步推進，方能實現長期穩定與社會回應力兼具的轉型韌性。
第一軸線為「數位化」（Digitalization）。此軸線指涉圖書館在資訊基礎建設、館藏資源管理、服務設計與使用者互動等面向全面導入數位技術與資料導向機制。涵蓋智慧平臺建置、遠距服務拓展、人工智慧推薦系統、使用者行為分析與數位閱讀應用等面向，其核心目的在於提升圖書館的運作效率、服務可近性與創新能動性。這不僅代表圖書館技術資本的累積，也涉及組織文化與專業角色的重塑。
第二軸線為「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此軸線則強調圖書館在推動社會公平、文化多樣性與環境責任上的制度功能。包括氣候變遷教育倡議、性別平權與少數族群知識保存、地方文化的策展與共創、資訊素養與數位平權教育等面向。此轉型軸線突顯圖書館作為公共價值實踐場域的制度角色，要求其超越資訊資源的管理與服務機構，轉型為推動社會韌性與文化永續的公共行動者。
Lee（2025）進一步指出，唯有數位化與永續性兩軸協同進行，圖書館方能實現「制度韌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與「社會回應力」（responsive capacity）兼具的治理模式。此協同架構使圖書館得以在高度變動的風險社會中，發揮其作為公共知識基礎建設與地方文化韌性中介平臺的角色。換言之，雙軸轉型不僅是一種發展策略，更是圖書館在面對全球性危機與地方性挑戰時，建立長期價值與服務永續性的關鍵路徑。
三、「五能力×三層治理」數位韌性模型：從理論邏輯到實證驗證
為回應雙軸轉型架構中對數位化與永續性協同推進的發展需求，Lee（2025）提出「數位韌性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Five Capabilities × Three Layers of Governance Model），此理論架構旨在揭示圖書館如何藉由多層次治理機制與能力重構，實現永續轉型與服務創新的雙重韌性目標。該模型透過系統性分類與跨層次連結，建立出數位時代圖書館發展韌性能力的行動路徑與制度基礎，具備高度理論解釋力與實證適用性。
本模型包含五項核心能力，作為數位韌性之功能向度：
（一）制度能耐（Institutional Capability）
此能力強調圖書館須具備規劃與執行支持性政策的制度結構，包括資源配置機制、長期願景與法規設計。制度能耐是圖書館在公共服務體系中建立合法性與穩定性之關鍵，回應Norris等人（2008）與 Renschler等人（2010）對「制度韌性」的理論主張。
（二）網絡能耐（Network Capability）
指圖書館能夠建立跨館際、跨部門、跨國界的合作網絡，以促進知識、技術與資源的共享與流通。此能耐不僅提升圖書館在知識治理場域中的行動規模與彈性，也體現出Berkes與Ross（2013）強調之社區韌性需仰賴「社會資本」與「跨界協力」的實踐基礎。
（三）互動能耐（Interaction Capability）
強調圖書館如何透過數位平臺、社群工具與參與式介面，深化使用者參與、強化知識共創機制，並創造讀者為本的數位互動場域。此能力回應Lee（2024）對公共圖書館應轉型為知識治理平臺之觀點，並進一步體現資訊民主與社群導向的韌性策略。
（四）調適能耐（Adaptation Capability）
聚焦於圖書館在面對危機（如COVID-19）、科技演進與政策變動時的回應與調整能力。此能力體現Maclean等人（2014）所稱之「適應性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強調系統的彈性規劃、資源重組與快速應變能力，確保圖書館可持續運作並維持服務不中斷。
（五）多樣性能耐（Diversity Capability）
此能力關注圖書館如何透過多語言、多族群、多文化與多世代的服務設計與資源提供，實踐資訊正義與文化公平。多樣性能耐不僅對應SDG 10（減少不平等）與SDG 16（促進包容性制度），亦展現圖書館在促進社會包容與文化多元中的組織能耐。
「五能力×三層治理」模型不僅為圖書館韌性發展提供具體理論架構，也為未來評估圖書館數位治理能力、服務彈性與社會影響力提供實證研究之基礎。透過此模型，圖書館可系統性地審視其制度設計與行動部署，進而提升其於全球變局中的永續價值與治理能力。
四、三層治理架構：圖書館數位韌性轉型的結構性基礎
為因應當代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雙重驅動下的治理挑戰，奠基於Lee（2025），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三層治理架構」（Three-layer Governance Structure），此架構強調圖書館的數位韌性發展須建立於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個層次之間的整合協作與動態耦合，不僅回應Berkes與Ross（2013）對社區韌性跨層級、多構面治理的理論主張，更提供公共圖書館推動政策設計與行動實踐之具體分析視角。
（一）制度層（Institutional Layer）：建構圖書館治理的政策與結構基礎
制度層為整體治理體系的核心支柱，涵蓋圖書館所處之法律體系、政策任務定位、組織運作架構與治理機制，強調制度穩定性與政策導向性如何成為圖書館韌性行動的起點。此層可進一步拆解為以下構成要素：
．法規制度面：包括《圖書館法》、《文化基本法》與地方自治條例等法律制度，提供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正當性、職權範圍與行動規範，確立其作為知識平權與文化存續機制之政策基礎（Lee, 2025）。
．政策任務面：指中央部會（如教育部、文化部）交付之專案型與常態型任務，例如推動視障與多語族群閱讀服務、建立數位學習資源平臺、典藏與推廣本土文化內容等，將圖書館明確置於國家知識治理與文化轉譯體系中（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2022）。
．組織結構面：涉及圖書館內部的治理機制、職能分工與人力配置，從科層架構（如館長辦公室、資訊服務組、多元文化資源中心）到協作機制（如跨部門小組、專案小組），制度化組織設計有助於強化執行力與回應力。
．治理模式面：從行政法人制與官僚體系內嵌，到參與式治理形式（如參與式預算、讀者協商平臺、民間諮詢委員會），展現圖書館治理在回應社群需求與政策轉變過程中所需之彈性與開放性（Renschler et al., 2010）。
制度層的穩固性不僅提供圖書館穩健運作的基礎，更是實現數位韌性與永續發展目標的先決條件。透過制度層的結構性保障，圖書館得以長期履行其在公共服務、知識正義與文化民主中的核心責任。此層亦呼應Norris等人（2008）對制度韌性作為社會系統抗震力之根基的理論觀點。
（二）空間層（Spatial Layer）：形塑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場所的實體場域
空間層主要聚焦於圖書館之建築形式、場域功能與空間社會實踐，強調圖書館不僅是資訊與服務的物理載體，更是文化治理、公共參與及社區韌性建構的關鍵場域。空間不只是靜態資源的容器，而是凝聚社群情感與激發文化創新的動態平臺。此層次之實踐可具體區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建築環境與空間可近性：涵蓋館舍選址、動線設計、可達性與可用性規劃。如導入綠建築理念與LEED標準（Hauke, 2015），進行無障礙空間配置與高齡友善設施設計，提升不同年齡與身心狀況使用者之使用平等性與舒適性。
．多樣化學習場域配置：透過自習空間、多功能學習區、青少年創客區與樂齡專區等配置，回應不同年齡、文化與學習偏好的使用者需求，實踐「包容性教育」與終身學習環境（Lee, 2025）。
．文化展示與策展功能：設置展覽廊道、主題書展、地方文史展與多語文化活動，發揮圖書館作為知識中介與文化詮釋者的功能，並透過策展實踐強化地方感與文化認同（Fabbricatti et al., 2020）。
．社群聚會與公共交流平臺：規劃開放型會議室、閱讀座談空間、多語活動教室與公共講堂，提供居民參與式對話與集體學習的空間載體。此配置模式實踐Oldenburg（1999）所主張的「第三空間」（Third Place）理念，強化圖書館作為日常生活場域的社會互動功能。
空間層構成圖書館數位韌性發展中的關鍵文化基礎，不僅體現其在災後重建與社區心理支持中的社會角色，更實踐圖書館作為「社區韌性節點」（resilience node）的關鍵意涵。藉由空間再造與功能深化，圖書館得以實現從資訊供應者到公共文化行動者的角色轉型，進一步強化其面對風險社會與變動環境的整體適應力與回應能力（Lee, 2025; Berkes & Ross, 2013）。
（三）數位層（Digital Layer）：驅動知識治理與服務創新的核心動能
數位層係圖書館韌性治理中的關鍵基礎，主要關注其資訊基礎設施建構、數位服務拓展與資料治理能力的發展。該層不僅關係到圖書館是否能有效維持知識的可近性與資源可得性，更決定其在資訊社會與數位治理體系中的功能再定位（Lee, 2025）。具體而言，數位層實踐包含以下四大面向：
．數位館藏建置：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影音資源、地方知識典藏與文化資產數位化等多元型態之內容整合。例如「臺灣學數位圖書館」即結合知識策展與本土文化保存，強化圖書館作為文化記憶與社會知識的轉譯平臺（國立臺灣圖書館，2019）。
．智慧資訊平臺發展：涵蓋iLib智慧圖書館系統、一證通查詢機制、行動圖書館應用程式與自助借還機制，實現使用者端之跨設備存取、遠距借閱與即時互動，提高圖書館服務之可近性與擴展性。
．無障礙使用者介面設計（UX/UI）：強化資訊檢索與資源介接的直覺性與易用性，導入語音導覽、螢幕閱讀器相容設計與介面調節功能，確保視障者、年長者與語言多樣性使用者皆能平等參與數位資源使用（Lee, 2025）。
．數據分析與智慧應用：發展後台使用行為分析、借閱偏好預測模型、個人化推薦系統與館藏資源配置最佳化機制。透過資料治理與數據導向決策（data-informed governance），提升圖書館在動態需求環境下之即時反應與資源配置效能。
如Maclean等人（2014）所述，數位化不應僅視為技術升級工程，更應被理解為知識治理體系重構的重要契機。數位層的成熟度與適應力，將決定圖書館是否能在未來數位社會中持續扮演資訊中介者、教育推動者與文化創新者的三重角色。
總結而言，「制度－空間－數位」三層治理架構不僅是一套靜態的功能分工模型，更是一種系統性韌性邏輯下的整合治理結構。透過層層互補與協同運作，此架構強調圖書館在資源有限、挑戰多元的情境中，透過多層治理協作與服務創新實踐，展現出高度的自我調適力、社會回應力與公共價值延展性（Berkes & Ross, 2013; Lee, 2025）。這也說明，圖書館的數位轉型並非單一技術選項，而是一場制度性、文化性與治理性的深層重構歷程。
五、三層交織的韌性治理：協同互補的結構設計
在當代公共圖書館面對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雙重挑戰的背景下，制度層、空間層與數位層構成一套可操作、可評估的「三層韌性治理架構」。此三層結構不僅為圖書館發展策略提供清晰邏輯，更體現出其作為社區知識平臺之行動治理能量（Lee, 2025; Berkes & Ross, 2013）。
．制度層（Institutional Layer）提供圖書館行動的政策基礎與組織支持。具備法規依據、穩定的資源配置、明確的任務導向與跨部門合作機制，使圖書館能在變局中維持方向感與組織韌性（Norris et al., 2008）。制度層亦關乎圖書館在公共治理架構中之合法性與長期穩定性，是知識平權與文化正義實踐的重要保障。
．空間層（Spatial Layer）為圖書館治理實踐的具體場域。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空間，不僅提供知識獲取的物理基礎，更承載文化展演、社群互動與公共參與的功能（Fabbricatti et al., 2020）。其設計須考慮可近性、多樣性與包容性，使館舍成為回應人口老化、多元文化與社會融合需求的文化基礎設施。
．數位層（Digital Layer）則為驅動圖書館創新與擴散效益的核心動能。數位技術的應用不僅提升服務效率，更拓展知識服務的時間與空間邊界，包括遠距學習、行動圖書館、自助借閱系統、無障礙平臺與數據治理等（Maclean et al., 2014）。數位層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新任務，更代表圖書館作為資料驅動、使用者導向之智慧知識機構的轉型基礎。
這三層構面之間形成高度互補與協同的韌性治理系統：
．制度層提供治理規則與行動正當性。
．空間層承載服務實踐與社區連結。
．數位層則擴展知識治理的範圍與服務效能。
透過此三層交織，圖書館可由傳統靜態知識管理者，進化為動態的社會創新節點（Lee, 2025），在風險社會與資訊不平等情境中，持續強化其作為「韌性中介平臺」的功能。此架構亦可作為評估圖書館治理成熟度與數位韌性水準的參照架構。具體而言，可透過以下三項指標進行衡量：
．制度成熟性：是否制定長期發展藍圖與永續發展策略，具備多層級治理與資源調度能力。
．空間多樣性：是否營造具包容性之學習與文化空間，回應多元使用者需求並強化社區凝聚。
．數位應變性：是否能發展跨平臺、跨機構之數位共創與服務創新機制，提升資料使用權與科技可及性。
總結而言，制度、空間與數位三層交織的治理模式不僅提供圖書館行動的結構性支持，更有助於其在多元挑戰下展現制度韌性、行動彈性與社會價值。此整合治理思維，正是圖書館邁向永續轉型與數位創新的核心治理邏輯（Lee,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