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家的現代化別裁：第一種新文化運動
一、前言：新文化運動光譜再議
五四運動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五四運動如何定義？它的內涵為何？卻不是沒有爭議的。正如許多研究已說過的，我們現在所說的五四運動的內涵有二，一是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那場遊行示威運動，這場因山東問題引致的愛國運動誠然是可以紀念的，因為它確實引發了學生、商人等罷課、罷市的行動，喚起了相當規模的全國性的響應，五四可能是第一次具有現代社會性質的市民社會運動。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累積了八十年的國族存亡意識與民族羞辱感，在此運動中得到了暫時性的紓解。這個政治意義的運動往往和「愛國」、「民族主義」的概念連結在一起。在風雲動盪的年代，五四愛國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共產黨爾後的發展之關連相當密切，它的形象也就相當突顯。
但「五四運動」這個詞語更重要的意義應當不只是愛國性質的，它另一個涵義指向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間要提早，主流的論述是從更早的《新青年》創刊（一九一五，原名為《青年雜誌》）開始算起，它後來借著各種歷史機緣，五四愛國運動是其中爆發力極強的因素，向外擴展。《新青年》加上五四愛國運動，引發了各種新興的思潮。這波新思潮的規模宏大，內涵複雜，它的內涵和五四愛國運動的內容原本性質不同，但就歷史影響而言，卻又犬牙交錯，難以切割，因此，也被冠上了「五四」這個頭銜，由此而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稱。但它的下限要斷至何代，所謂的新文化的性質為何，似乎很難有一致的共識。事實上，它的起源要從何時開始算起，也還可討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如果由《新青年》創刊算起，那麼，它發展的軌道可說是由文學運動發展成遍及各領域的新文化運動，它的光譜甚廣，顯然不能局限於狹義的文學或政治的議題，但由於五四運動發生於近代中國極動盪的時期，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連串的歷史創傷所凝聚成的尋求出路的意識極濃，因此，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是此運動核心的一環。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後來雖然在文學、戲劇、美術、音樂、法律諸領域分途發展，但由於二十世紀中國始終處於動盪的漩渦，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構成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議題。這種政治關懷因為中國近代兩個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也都是具有濃烈的集權主義的剛性政黨，也都受惠於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群眾運動的力量，因此，更使得新文化運動承載了極重的政治內容。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共產黨成立—北伐—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遷臺，這一連串的事件層層相扣。百年來，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甚至一九四九之後兩岸分治的民國與共和國之爭，都不能不追溯至新文化運動的開展。
五四運動雖源於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談時，談判山東問題的失敗所致，但它承《新青年》開啟的批判之風，後續發展所關連的議題顯然複雜而多元，絕不是一兩個題目所能限制。在「革命」、「打倒」的口號層出不窮的年代，五四運動之所以長期成為運動的典範，沒被後起的一連串運動事件所取代，正因它的內涵的豐富。其中「民主」、「科學」的口號更被視為具有主導性的目標，作為「民主」、「科學」代稱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甚至成了一時的流行語。這兩個詞語的流行絕非無故，它們無疑是「救亡圖存」此一迫切的時代命運下的產物，而這個產物的發生是有極深的歷史源頭的，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病痛的癥結被歸結到科學的不昌明與政治制度的不良，對「物」與「政治」的反省成了聚焦的意識。「科學」連結到對「物」的處置，「民主」連結到對「政治」的安頓，人的存在基本上是在「物」（或器物）與「人」所環繞的生活世界展開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因此既回應了時代的需求，也與人的具體處境息息相關。
「德先生」、「賽先生」兩詞語的流行預設了東西文明交流、衝突、融合的劇情，這兩個詞語所代表的文化長期被視為是舶來品，是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步步地開放自己，一步步地向國外借鏡的結果。此開放的步驟先見於器物層面，接著是制度層面，最後是更宏觀且更精緻的文化層面。中國一步步地退讓，同時也就一步步地捲進西方現代性的大浪潮中。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八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可以視為近代歐美自由主義衝撞中國的產物，中華民國此符號後面有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的革命的印記。至於在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兩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則是伴隨蘇聯革命—五四運動這條歷史線索更徹底的發展。至少從中國共產主義哲學家的觀點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運動的寧馨兒，是新文化運動必然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在摸索歷史前途的過程中，經由對中國的封建主義文明與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的雙重揚棄所尋得的正確南針，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共產主義理念的具體化。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是以既反傳統也反西方的另類西方意識型態被引進中國的，我們探討當代中國思潮時，這是條不可能跨過不論的線索。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文學革命發展到各領域的文化運動時，尤其文學革命本身異化為革命文學的主張時，人的概念或個體的概念或主體的概念，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可稱作人觀或主體性的變化。人觀或主體性的問題所以會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課題，當然和意義是人文的核心範疇，而新文化運動面臨價值結構的解體有關。意義解體的心理需求帶來了人生意義、文化走向的相關問題，這種人觀（主體性）改變引致的議題其實也貫穿了五四的行程。大體說來，在文學革命時期，自由主義的個體性的人性觀是指導力量；一入革命文學的階段後，共產主義的階級人性觀則成了主流。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所以在文學革命時期的名聲那麼響亮，被視為新文化時期到來的鳴槍一響，原因即是此文提出了主體性質的人觀的問題。廣義的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國民性問題、人生觀問題、東西文化性質的問題等種種的爭辯，可以說都是人觀議題的亞型。五四運動所以會發生這麼重要的影響，我們很難想像沒有人的概念的轉變或深化作為前提。
本文說的五四運動有時指發生於一九一九年的狹義的愛國運動，有時則指廣義的新文化運動，這兩種意識的五四運動可因文章脈絡而自然呈現，不再特意分別，但主軸將是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新文學運動可以視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一環。新文學運動所牽涉到的人觀的改變，也可以說是主體性觀點的改變，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議題。如果我們以民主、科學、人觀（主體性）三者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議題，其他重要的議題視為這三個核心議題的子議題，或是繞著此核心展現出的相關議題，這樣的敘述或許距離真實的圖像不會太遠。
民主、科學、人觀這樣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出現，它不可能沒有帶上那個時代的印記，也就是它不可能沒有特定的歷史內容。但我們現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了解往往受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及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的影響，「新文化」的內涵因而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印記。然而，論及「新文化」一詞，它總是對應著「舊文化」或「傳統文化」而起的，這個詞語預設了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從本書的關懷來看，則是預設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也就是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工作乃因十九世紀海運東來、中西嚴重衝突所引起的，我們很難不考慮承載衝擊力量的中國文明對這些新興因素的回應是否具有路線的意義。
本文認為這樣的路線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發生的時間要早，根源要深。所謂根源深，如下文將指出的華夏文明是前詮釋的先行構造，它具有詮釋的優先性。文化傳統主義這條路線如果沒有更重要，至少沒有理由被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線所掩蓋。本文稱呼建立在中國本土上對新興歐美文化的回應之新文化運動模式為文化傳統主義模式或儒家模式。換言之，儒家的價值體系是複雜的組合，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環節，它既有被新文化運動批判的成分，但也有批判其他模式的新文化運動的成分。
一、前言：新文化運動光譜再議
五四運動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五四運動如何定義？它的內涵為何？卻不是沒有爭議的。正如許多研究已說過的，我們現在所說的五四運動的內涵有二，一是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那場遊行示威運動，這場因山東問題引致的愛國運動誠然是可以紀念的，因為它確實引發了學生、商人等罷課、罷市的行動，喚起了相當規模的全國性的響應，五四可能是第一次具有現代社會性質的市民社會運動。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累積了八十年的國族存亡意識與民族羞辱感，在此運動中得到了暫時性的紓解。這個政治意義的運動往往和「愛國」、「民族主義」的概念連結在一起。在風雲動盪的年代，五四愛國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共產黨爾後的發展之關連相當密切，它的形象也就相當突顯。
但「五四運動」這個詞語更重要的意義應當不只是愛國性質的，它另一個涵義指向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間要提早，主流的論述是從更早的《新青年》創刊（一九一五，原名為《青年雜誌》）開始算起，它後來借著各種歷史機緣，五四愛國運動是其中爆發力極強的因素，向外擴展。《新青年》加上五四愛國運動，引發了各種新興的思潮。這波新思潮的規模宏大，內涵複雜，它的內涵和五四愛國運動的內容原本性質不同，但就歷史影響而言，卻又犬牙交錯，難以切割，因此，也被冠上了「五四」這個頭銜，由此而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稱。但它的下限要斷至何代，所謂的新文化的性質為何，似乎很難有一致的共識。事實上，它的起源要從何時開始算起，也還可討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如果由《新青年》創刊算起，那麼，它發展的軌道可說是由文學運動發展成遍及各領域的新文化運動，它的光譜甚廣，顯然不能局限於狹義的文學或政治的議題，但由於五四運動發生於近代中國極動盪的時期，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連串的歷史創傷所凝聚成的尋求出路的意識極濃，因此，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是此運動核心的一環。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後來雖然在文學、戲劇、美術、音樂、法律諸領域分途發展，但由於二十世紀中國始終處於動盪的漩渦，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構成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議題。這種政治關懷因為中國近代兩個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也都是具有濃烈的集權主義的剛性政黨，也都受惠於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群眾運動的力量，因此，更使得新文化運動承載了極重的政治內容。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共產黨成立—北伐—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遷臺，這一連串的事件層層相扣。百年來，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甚至一九四九之後兩岸分治的民國與共和國之爭，都不能不追溯至新文化運動的開展。
五四運動雖源於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談時，談判山東問題的失敗所致，但它承《新青年》開啟的批判之風，後續發展所關連的議題顯然複雜而多元，絕不是一兩個題目所能限制。在「革命」、「打倒」的口號層出不窮的年代，五四運動之所以長期成為運動的典範，沒被後起的一連串運動事件所取代，正因它的內涵的豐富。其中「民主」、「科學」的口號更被視為具有主導性的目標，作為「民主」、「科學」代稱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甚至成了一時的流行語。這兩個詞語的流行絕非無故，它們無疑是「救亡圖存」此一迫切的時代命運下的產物，而這個產物的發生是有極深的歷史源頭的，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病痛的癥結被歸結到科學的不昌明與政治制度的不良，對「物」與「政治」的反省成了聚焦的意識。「科學」連結到對「物」的處置，「民主」連結到對「政治」的安頓，人的存在基本上是在「物」（或器物）與「人」所環繞的生活世界展開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因此既回應了時代的需求，也與人的具體處境息息相關。
「德先生」、「賽先生」兩詞語的流行預設了東西文明交流、衝突、融合的劇情，這兩個詞語所代表的文化長期被視為是舶來品，是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步步地開放自己，一步步地向國外借鏡的結果。此開放的步驟先見於器物層面，接著是制度層面，最後是更宏觀且更精緻的文化層面。中國一步步地退讓，同時也就一步步地捲進西方現代性的大浪潮中。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八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可以視為近代歐美自由主義衝撞中國的產物，中華民國此符號後面有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的革命的印記。至於在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兩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則是伴隨蘇聯革命—五四運動這條歷史線索更徹底的發展。至少從中國共產主義哲學家的觀點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運動的寧馨兒，是新文化運動必然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在摸索歷史前途的過程中，經由對中國的封建主義文明與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的雙重揚棄所尋得的正確南針，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共產主義理念的具體化。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是以既反傳統也反西方的另類西方意識型態被引進中國的，我們探討當代中國思潮時，這是條不可能跨過不論的線索。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文學革命發展到各領域的文化運動時，尤其文學革命本身異化為革命文學的主張時，人的概念或個體的概念或主體的概念，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可稱作人觀或主體性的變化。人觀或主體性的問題所以會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課題，當然和意義是人文的核心範疇，而新文化運動面臨價值結構的解體有關。意義解體的心理需求帶來了人生意義、文化走向的相關問題，這種人觀（主體性）改變引致的議題其實也貫穿了五四的行程。大體說來，在文學革命時期，自由主義的個體性的人性觀是指導力量；一入革命文學的階段後，共產主義的階級人性觀則成了主流。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所以在文學革命時期的名聲那麼響亮，被視為新文化時期到來的鳴槍一響，原因即是此文提出了主體性質的人觀的問題。廣義的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國民性問題、人生觀問題、東西文化性質的問題等種種的爭辯，可以說都是人觀議題的亞型。五四運動所以會發生這麼重要的影響，我們很難想像沒有人的概念的轉變或深化作為前提。
本文說的五四運動有時指發生於一九一九年的狹義的愛國運動，有時則指廣義的新文化運動，這兩種意識的五四運動可因文章脈絡而自然呈現，不再特意分別，但主軸將是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新文學運動可以視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一環。新文學運動所牽涉到的人觀的改變，也可以說是主體性觀點的改變，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議題。如果我們以民主、科學、人觀（主體性）三者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議題，其他重要的議題視為這三個核心議題的子議題，或是繞著此核心展現出的相關議題，這樣的敘述或許距離真實的圖像不會太遠。
民主、科學、人觀這樣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出現，它不可能沒有帶上那個時代的印記，也就是它不可能沒有特定的歷史內容。但我們現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了解往往受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及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的影響，「新文化」的內涵因而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印記。然而，論及「新文化」一詞，它總是對應著「舊文化」或「傳統文化」而起的，這個詞語預設了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從本書的關懷來看，則是預設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也就是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工作乃因十九世紀海運東來、中西嚴重衝突所引起的，我們很難不考慮承載衝擊力量的中國文明對這些新興因素的回應是否具有路線的意義。
本文認為這樣的路線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發生的時間要早，根源要深。所謂根源深，如下文將指出的華夏文明是前詮釋的先行構造，它具有詮釋的優先性。文化傳統主義這條路線如果沒有更重要，至少沒有理由被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線所掩蓋。本文稱呼建立在中國本土上對新興歐美文化的回應之新文化運動模式為文化傳統主義模式或儒家模式。換言之，儒家的價值體系是複雜的組合，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環節，它既有被新文化運動批判的成分，但也有批判其他模式的新文化運動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