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
王汎森
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Wade-Giles拼音，和英文footnote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發表了“OSoul,Come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David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KingJames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
最近余老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剛在哈佛作博士生時，交給費正清的第一篇報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錯了（用費的話說是「Yourpronunciationsareallwrong」），這也是我剛到普大時的窘境。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Wade-Giles拼音系統，在申請學校填寫我的英文名字時，還頗為此苦惱一陣子，後來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書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將引文處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來。到了普大不久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失誤：「森」應該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時，系秘書還問我，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究竟應該怎麼拼？
還記得第一次交學期報告時，連梁啟超的名字都拼錯了。同學問我「梁ㄐㄧˋㄐㄧˇㄠ」是誰？原來我少打了兩撇，「梁啟超」讀起來變成了「梁ㄐㄧˋ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記憶中余老師除了上課時間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週四下午是他的officehour，學生可以在這個時間任意推門而入，向他請教問題，所以我也常在這個時候進去見余先生。余先生當時的辦公室在Palmer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間，這個辦公室原本屬於系主任MarionLevy教授。Levy教授是T.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並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有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要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辦公室有前後兩間，外面一間滿貯書籍，同時也有一張大的木桌供上課之用，裡間除了書本之外，則是一張優美辦公桌及沙發。我們一群學生常常在上課前便圍在大桌前閒扯，這時余老師往往在裡間奮筆疾書，簽字或填各種表格。余老師的英文工整秀麗，寫在黃色的英文稿紙上，優美異常。
在大木桌旁有一張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臺舊式打字機，那是愛因斯坦以前的書桌，據說因為數理學者不需要「獺祭」般攤開許多書，所以書桌不必大。同時因為他們不需要多少書，故書架甚少。杜希德（DenisTwitchett）教授的辦公室是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四壁書架就非常少。我從未見過余先生坐在這張放著打字機的橡木桌前，直到有一天，研究生院突然通知我要指導教授出具證明，才可以繼續註冊。我向余先生提及此事，余先生便坐在這張書桌前用老式打字機打出一封優美的信，其中錯了一個字母，還用修正液點了一下。全信片刻立就、渾然天成。去年，我回母校客座半年，余老師當年的研究室已經改成影印間及語言老師的辦公室了。我訝然地問了系秘書，「那張橡木桌呢？」她對此突然一問頗為訝異，我說：「那是愛因斯坦的書桌。」一個機構究竟如何保存他的回憶，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我求學的系裡，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似乎沒有人記得這張桌子的歷史了。
在普大留學的歲月裡，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法文。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整個暑假，我都在與法文的語尾變化掙扎，遂請教余老師當年在哈佛如何通過法文考試。他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後，湯恩比到哈佛演講，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談之後，自願教他法文，就這樣透過家教傳授而通過。唐末武將高駢有一首聯詩：「子晉不知緣何事，才學吹簫便成仙」，可以用來形容余先生學東西時，從入門到入手之間距離之短。
余老師研究生的討論課，不是以灌輸為主，而是以誘導、擴充為主。我記得有一次偶然看到大學生的校報，有一個學生說余老師教學生時，是把牛牽到井邊，但並不硬把你的頭壓下去喝水。所以他是盡量鼓勵學生形成論點，並盡量擴大心思或拔高思考的層次。如果我的記憶沒錯，余老師曾經計畫開設一個新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這個新課的構想與設計，我無從瞭解，但是從字面看來，這是一個教導學生如何發展思考的深度與高度的課。
余老師最常見的表情是皺眉支頤，因為這是他用力思考、一層又一層地梳理的時候。見此情景，最常浮現在我腦海的是管子書中的「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一語。
我好像在別的地方說過了，余老師上課時幾乎從不帶一張紙，即使是筆，也很少抽出。每學期的前幾週，是他綜覽全局，對該課程作宏大敘述時，這個時候通常也沒有筆記或摘要，只是從腹稿中源源不斷汲引而出。在普大上各式各樣的課時，我隨手記了六本筆記。怪的是歲月匆匆而過，在回國二十六、七年間，我居然從未打開過這些筆記。直到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才把它們找出來，隨意一翻，見到夾在第二冊的幾張紙，大概是余先生有一次講明清學術史料，我謹選擇一些抄錄在這裡（內容也許與余先生當時的口說有出入）。譬如講到王陽明時，余先生說：「也不能說他的東西皆從無中來。」講晚明思想，余先生認為：「晚明思想的解放被過度誇張」、「個人主義只是來自幾個小團體，社會大眾仍保守」。余先生說《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成員不能以黃宗羲的方式做分類，讀《明儒學案》時，要謹慎，譬如李贄近於王畿過於王艮，在這一點上，《明儒學案》有點誤導作用。余先生提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後三本較次」；徐世昌的《清儒學案》「沒有中心」；錢大昕「也有他的社會關懷」。講到戴震時：「戴震的數學是反西方的，傳統中國式的。」從方以智著作中，「並不覺得被（西學）威脅」、「哥白尼革命對晚明中國人並不構成衝擊」。「邵雍的歷史觀可能受到希臘的影響」提到毛奇齡，因為變節、不忠於明，故當時人惡之。陸世儀主要講農田水利實學，回到胡安定教學辦法。清初滿洲人等於是一個黨，而漢人是二級的黨。而且這次講課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講到的王國維的〈國朝戴阮二家學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講到近人哲學史著作，余先生說梁啟超將中國學術分為七個時期，這個分法很不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分法則不太恰當，少了現代這一段。講到梁啟超早年follow王陽明，後來重考證。如果梁啟超死前重寫《清代學術概論》，「可能不會把考證學的功用說得如此大」，而會多講理學。梁氏在五四以後follow胡適多，「表面關係好，但tension很大」。
余先生思考事情往往是從四面八方，好像整個時代是連動的。譬如在這裡，我便記到：余先生提到劉子健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明末清初岳飛信仰甚高，有戲曲誇張岳飛敗金兵，徽欽二帝無面目見人而自殺。余先生說這大概是雍正時期人們將希望放在岳鍾琪的緣故。
我在普大讀書初期，是個人電腦已興但尚未非常普及的時候，所以經常到學校的計算機中心打論文報告。有一次，文學史博士生劉翔飛坐在我隔壁，打字到半夜一兩點（她有時請校警載她回宿舍），突然在半夜兩三點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你剛才看到我（把打的部分）存檔嗎？」我說：「實在沒注意到。」可見作研究生的緊張的心情。
由於我寫論文的習慣不好，不是一面讀材料一面在電腦上打幾段，而是一旦動筆，便要寫完，所以一直到第四年開始，都沒有任何博士論文成稿在手。有一天傍晚，我在普城運河附近散步，赫然看到有人先是開車而過，不久卻又當街迴轉向我開來，定睛一看，居然是余先生。他很委婉的說，系裡有新規定，要先看論文的兩章，我已答稱見過你的兩章草稿，而且另外幾章將源源不斷而來，語言溫和而懇切。從那天起，我便開始苦寫，足足用鋼筆寫了將近一千張稿紙，但是真正要命的是要將這一大落草稿再改一遍。我一向不喜歡重讀自己寫成的文章，所以當時面臨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一度還想到附近風景區Lambertville租一個小房間奮力一搏……。在束裝回國那一天，本想把這九百多張稿紙帶回臺灣作紀念的，但考慮再三後，決定把它扔在普城的一個垃圾桶裡，結束我的留學歲月。
在這將近一千張稿紙繕打成近四、五百頁的論文清樣時，余先生曾經窮兩、三日夜之力細讀一過，到現在我仍珍藏著這份草稿，那上面余老師的紅筆批語清楚優美、意見精到。我尤其記得論文中提到「一二九事件」時，由於我當時對中共黨史的生疏，居然誤譯成「一月二十九日」，余老師大筆一改是「十二月九日」，免了我一個大笑話。
王汎森
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Wade-Giles拼音，和英文footnote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發表了“OSoul,Come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David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KingJames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
最近余老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剛在哈佛作博士生時，交給費正清的第一篇報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錯了（用費的話說是「Yourpronunciationsareallwrong」），這也是我剛到普大時的窘境。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Wade-Giles拼音系統，在申請學校填寫我的英文名字時，還頗為此苦惱一陣子，後來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書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將引文處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來。到了普大不久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失誤：「森」應該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時，系秘書還問我，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究竟應該怎麼拼？
還記得第一次交學期報告時，連梁啟超的名字都拼錯了。同學問我「梁ㄐㄧˋㄐㄧˇㄠ」是誰？原來我少打了兩撇，「梁啟超」讀起來變成了「梁ㄐㄧˋ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記憶中余老師除了上課時間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週四下午是他的officehour，學生可以在這個時間任意推門而入，向他請教問題，所以我也常在這個時候進去見余先生。余先生當時的辦公室在Palmer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間，這個辦公室原本屬於系主任MarionLevy教授。Levy教授是T.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並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有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要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辦公室有前後兩間，外面一間滿貯書籍，同時也有一張大的木桌供上課之用，裡間除了書本之外，則是一張優美辦公桌及沙發。我們一群學生常常在上課前便圍在大桌前閒扯，這時余老師往往在裡間奮筆疾書，簽字或填各種表格。余老師的英文工整秀麗，寫在黃色的英文稿紙上，優美異常。
在大木桌旁有一張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臺舊式打字機，那是愛因斯坦以前的書桌，據說因為數理學者不需要「獺祭」般攤開許多書，所以書桌不必大。同時因為他們不需要多少書，故書架甚少。杜希德（DenisTwitchett）教授的辦公室是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四壁書架就非常少。我從未見過余先生坐在這張放著打字機的橡木桌前，直到有一天，研究生院突然通知我要指導教授出具證明，才可以繼續註冊。我向余先生提及此事，余先生便坐在這張書桌前用老式打字機打出一封優美的信，其中錯了一個字母，還用修正液點了一下。全信片刻立就、渾然天成。去年，我回母校客座半年，余老師當年的研究室已經改成影印間及語言老師的辦公室了。我訝然地問了系秘書，「那張橡木桌呢？」她對此突然一問頗為訝異，我說：「那是愛因斯坦的書桌。」一個機構究竟如何保存他的回憶，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我求學的系裡，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似乎沒有人記得這張桌子的歷史了。
在普大留學的歲月裡，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法文。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整個暑假，我都在與法文的語尾變化掙扎，遂請教余老師當年在哈佛如何通過法文考試。他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後，湯恩比到哈佛演講，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談之後，自願教他法文，就這樣透過家教傳授而通過。唐末武將高駢有一首聯詩：「子晉不知緣何事，才學吹簫便成仙」，可以用來形容余先生學東西時，從入門到入手之間距離之短。
余老師研究生的討論課，不是以灌輸為主，而是以誘導、擴充為主。我記得有一次偶然看到大學生的校報，有一個學生說余老師教學生時，是把牛牽到井邊，但並不硬把你的頭壓下去喝水。所以他是盡量鼓勵學生形成論點，並盡量擴大心思或拔高思考的層次。如果我的記憶沒錯，余老師曾經計畫開設一個新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這個新課的構想與設計，我無從瞭解，但是從字面看來，這是一個教導學生如何發展思考的深度與高度的課。
余老師最常見的表情是皺眉支頤，因為這是他用力思考、一層又一層地梳理的時候。見此情景，最常浮現在我腦海的是管子書中的「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一語。
我好像在別的地方說過了，余老師上課時幾乎從不帶一張紙，即使是筆，也很少抽出。每學期的前幾週，是他綜覽全局，對該課程作宏大敘述時，這個時候通常也沒有筆記或摘要，只是從腹稿中源源不斷汲引而出。在普大上各式各樣的課時，我隨手記了六本筆記。怪的是歲月匆匆而過，在回國二十六、七年間，我居然從未打開過這些筆記。直到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才把它們找出來，隨意一翻，見到夾在第二冊的幾張紙，大概是余先生有一次講明清學術史料，我謹選擇一些抄錄在這裡（內容也許與余先生當時的口說有出入）。譬如講到王陽明時，余先生說：「也不能說他的東西皆從無中來。」講晚明思想，余先生認為：「晚明思想的解放被過度誇張」、「個人主義只是來自幾個小團體，社會大眾仍保守」。余先生說《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成員不能以黃宗羲的方式做分類，讀《明儒學案》時，要謹慎，譬如李贄近於王畿過於王艮，在這一點上，《明儒學案》有點誤導作用。余先生提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後三本較次」；徐世昌的《清儒學案》「沒有中心」；錢大昕「也有他的社會關懷」。講到戴震時：「戴震的數學是反西方的，傳統中國式的。」從方以智著作中，「並不覺得被（西學）威脅」、「哥白尼革命對晚明中國人並不構成衝擊」。「邵雍的歷史觀可能受到希臘的影響」提到毛奇齡，因為變節、不忠於明，故當時人惡之。陸世儀主要講農田水利實學，回到胡安定教學辦法。清初滿洲人等於是一個黨，而漢人是二級的黨。而且這次講課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講到的王國維的〈國朝戴阮二家學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講到近人哲學史著作，余先生說梁啟超將中國學術分為七個時期，這個分法很不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分法則不太恰當，少了現代這一段。講到梁啟超早年follow王陽明，後來重考證。如果梁啟超死前重寫《清代學術概論》，「可能不會把考證學的功用說得如此大」，而會多講理學。梁氏在五四以後follow胡適多，「表面關係好，但tension很大」。
余先生思考事情往往是從四面八方，好像整個時代是連動的。譬如在這裡，我便記到：余先生提到劉子健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明末清初岳飛信仰甚高，有戲曲誇張岳飛敗金兵，徽欽二帝無面目見人而自殺。余先生說這大概是雍正時期人們將希望放在岳鍾琪的緣故。
我在普大讀書初期，是個人電腦已興但尚未非常普及的時候，所以經常到學校的計算機中心打論文報告。有一次，文學史博士生劉翔飛坐在我隔壁，打字到半夜一兩點（她有時請校警載她回宿舍），突然在半夜兩三點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你剛才看到我（把打的部分）存檔嗎？」我說：「實在沒注意到。」可見作研究生的緊張的心情。
由於我寫論文的習慣不好，不是一面讀材料一面在電腦上打幾段，而是一旦動筆，便要寫完，所以一直到第四年開始，都沒有任何博士論文成稿在手。有一天傍晚，我在普城運河附近散步，赫然看到有人先是開車而過，不久卻又當街迴轉向我開來，定睛一看，居然是余先生。他很委婉的說，系裡有新規定，要先看論文的兩章，我已答稱見過你的兩章草稿，而且另外幾章將源源不斷而來，語言溫和而懇切。從那天起，我便開始苦寫，足足用鋼筆寫了將近一千張稿紙，但是真正要命的是要將這一大落草稿再改一遍。我一向不喜歡重讀自己寫成的文章，所以當時面臨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一度還想到附近風景區Lambertville租一個小房間奮力一搏……。在束裝回國那一天，本想把這九百多張稿紙帶回臺灣作紀念的，但考慮再三後，決定把它扔在普城的一個垃圾桶裡，結束我的留學歲月。
在這將近一千張稿紙繕打成近四、五百頁的論文清樣時，余先生曾經窮兩、三日夜之力細讀一過，到現在我仍珍藏著這份草稿，那上面余老師的紅筆批語清楚優美、意見精到。我尤其記得論文中提到「一二九事件」時，由於我當時對中共黨史的生疏，居然誤譯成「一月二十九日」，余老師大筆一改是「十二月九日」，免了我一個大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