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略說
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於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唯周秦諸子，推跡古初，承受師法，各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唯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
或曰：黨同門而妒道真者，劉子駿之所惡，以此相責，得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唯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蹟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唯為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唯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為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所謂御者，謂為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灑掃進退為職，而後車從者，才比於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為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宦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於子夏。子夏為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亦猶行古之道也。唯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曆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為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為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為徵藏史，道家固出於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曆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唯其各為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裡一體，互為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於孟氏，而墨子亦謂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謂調和者之戒矣。
今略論各家如下：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名。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為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寧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為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為功，經師以求是為職。雖今文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唯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於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捭汙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見〈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當時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於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為少愈，以其淡於榮利云爾。
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唯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唯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為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為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仕事（見〈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必求得讎，而後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
〈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不知譁眾取寵，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偽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微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家之真可見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遊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縱橫者。（見下。）其自為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絀則絀，時伸而伸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唯在趨時，其行義從事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烹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其詐偽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
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於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唯周秦諸子，推跡古初，承受師法，各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唯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
或曰：黨同門而妒道真者，劉子駿之所惡，以此相責，得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唯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蹟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唯為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唯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為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所謂御者，謂為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灑掃進退為職，而後車從者，才比於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為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宦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於子夏。子夏為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亦猶行古之道也。唯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曆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為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為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為徵藏史，道家固出於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曆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唯其各為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裡一體，互為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於孟氏，而墨子亦謂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謂調和者之戒矣。
今略論各家如下：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名。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為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寧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為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為功，經師以求是為職。雖今文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唯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於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捭汙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見〈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當時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於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為少愈，以其淡於榮利云爾。
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唯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唯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為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為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仕事（見〈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必求得讎，而後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
〈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不知譁眾取寵，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偽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微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家之真可見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遊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縱橫者。（見下。）其自為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絀則絀，時伸而伸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唯在趨時，其行義從事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烹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其詐偽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