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何講陽明學？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講題是「陽明學十講」，陽明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陽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為什麼要講他？還有，如果要講思想家，中國自孔子以來，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講別的，只講王陽明，是什麼緣故？
當然，中國兩三千年來有許多了不起的思想與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會有人講的，我只能講我比較熟悉的部分。我認真的讀過不少有關王陽明的書，對他的想法與作為，有點體會，有點看法。簡單說，我自己覺得對王陽明的了解比對別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紹中國思想家裡面，我選擇了王陽明，這是個人的緣故。
其次是歷史的原因，陽明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會讀《明儒學案》這本書，《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黃宗羲寫的。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算起來他是王陽明的小同鄉。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學者，他除了《明儒學案》之外還有《宋元學案》，這兩部書是後代研究宋、元、明學術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學案》他沒寫完，是由他後學全祖望等人續成）。他還有《明夷待訪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領軍，在他學生後輩如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同鄉後代全祖望（1705-1755）等人努力之下，在清代學術史上開啟了「浙東史學」一派，對後世史學與學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開拓作用與影響。
提到黃宗羲也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這名詞，依晚清後的學人看，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亭林，1613-1682）、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三人，但顧與王在清初的時候名尚未顯，知道他們的人不多，而且顧、王的學術，是偏向反王學一方。當時也有「三大儒」之稱，不過所指的是黃宗羲、孫奇逢（夏峰，1584-1675）與李顒（二曲，1627-1705）三人。孫奇逢是河北人，李顒是陜西人，這兩人都都是北方人，加上黃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學為宗，但對王學也都有修正，可見明末的學術，仍是王學的天下。不論清末認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黃宗羲包括在內，因此他在清代學術界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要想知道黃宗羲的學術貢獻，全祖望在《鮚埼亭集》中有篇〈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面說：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首3次3）
雖然是推崇之語，但大體上也說得很恰當，可見黃宗羲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本文不是談黃宗羲的，我們得回歸談陽明學術的主要線條上。談起陽明必須先從黃宗羲的著作談起，而談起黃宗羲，又必須從黃的老師談起。黃梨洲的老師叫劉宗周（蕺山，1578-1645），是浙江山陰人。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春秋時叫作會稽，是當時越國的首都，這地方出了許多歷史的名人，晉代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遷居到此處，有名的〈蘭亭集序〉就寫在此，蘭亭就在紹興，王陽明雖是餘姚人，但少年時就隨父王華遷居紹興，以後在此長住，在此講學，所以山陰也算陽明的故鄉，餘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陰、餘姚兩地其實不遠，陽明死後也葬在山陰。
劉宗周算是一個奇人，他與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白安，1584-1626）一樣，都是與明末有名的「東林書院」有關的人物。東林在今江蘇無錫，原是宋朝大儒楊時（龜山，1053-1135）歸隱講學之處，到明朝成了個有名的書院。東林書院的人物講學，十分注重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也就是後世說的「學問為濟世之本」，是主張求學問是要用來服務社會的，東林書院的學者都比較主張用學術干預實際政治，學問不是空談心性就夠了，說穿了，就是傳統儒家講的「內聖外王」之學，所謂內聖外王，講的就是自己修養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的，必求兼善天下。《明儒學案》形容東林師友的特色，說：「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冷風指社會的反應不見得好，熱血指自己仍不死心，雖經挫折，仍充滿了拯救時代的願力。黃宗羲又稱道東林的作用，說：「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流風于韻也。」可見東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東林派學者基本上都是陽明學派，但他們對晚明有一派的陽明學者很不滿，認為他們太猖狂又不學無術，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讀書，又主張讀書要能變化氣質，還有他們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在講玄虛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積極服務社會，當時不叫服務社會，而是叫「經世」。今天我們到無錫的東林書院，還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對聯高懸在大廳，對聯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領導人顧憲成（涇陽1550-1612）寫的，可見他們東林學者的胸襟。
劉宗周治學嚴謹，一生標舉「慎獨」兩字，要求學生哪怕一個人獨處，也得小心謹慎，絲毫不茍。劉宗周無疑是明代陽明學的殿軍，他承襲了陽明的良知學說裡面最嚴謹的部分，他對良知說所達的幽微處境也深有所契，而他對當時陽明學的「末流」也嚴詞批判。到了劉宗周，明朝就亡國了。有一點非常值得說的是，劉宗周雖也科舉出身，但在明亡時並未擔任要職，他聽到明思宗自縊煤山的消息後悲痛不已，後來眼看清兵南下，杭州即將淪陷，竟然採絕食的方式殉國了。絕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極堅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劉的絕食而死，對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王毓蓍（-1645）與祝淵（1614-1645）也都先後自殺，還有一些學生如陳確（乾初，1604-1677）與黃宗羲等雖未死，卻以氣節自勵，終生不肯降清，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據、參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來看《明儒學案》這本書，王陽明與他後學所形成的學派佔有多少篇幅？《明儒學案》從第一卷〈崇仁學案〉開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學案〉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陽明前的諸儒學案，包括〈崇仁學案〉四卷，〈白沙學案〉二卷，〈河東學案〉二卷，〈三原學案〉一卷，從第十卷〈姚江學案〉（就是寫陽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後，其中在〈泰州學案〉之前有〈止修學案〉一卷，〈泰州學案〉有〈甘泉學案〉佔有六卷，之後〈諸儒學案〉共分上中下共十五卷，〈諸儒學案〉之後就是〈東林學案〉與〈蕺山學案〉了，這兩學案中的人物對陽明學雖有批判，但也算是陽明學的一支，所以我們統計全書，寫陽明與陽明後學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數言，正好占了《明儒學案》的一半，就內容言，當然更不只於此，因為陽明後的「諸儒」，就算其學宗旨不標榜陽明學，但所討論的，也絕大多是與陽明學有關的事。
我認為陽明學的重要，在於它改變了傳統儒學的態勢，也就是說陽明學比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這是以往所有儒學家比較忽視的問題。
傳統的儒家比較注意禮，比較講道德，禮是一種行為的約束，而道德又是社會生活下的產物，因此儒家講學問，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這套學問講到極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個人，陽明之學比較注意個人良知的呈現，主張一個人內心最初的判斷往往最為準確，這種說法，有點否定傳統知識的說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與回響，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在陽明之前，在北宋的時候與朱子（名熹，字晦庵，1130-1200）同時的陸象山（號九淵，1139-1193）之學，已經有了這種「態勢」了。陸學與朱學最大的不同在朱學比較講學問，也就是歷史上稱的「道問學」，比較強調學問知識的重要，而陸九淵比較注意的是「尊德性」，所謂尊德性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換句話說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心，比較講究一個人內心所達的道德境界，陸學也被稱為是「發明本心」。
陸九淵這派學說比較注意內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讀過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但在宋朝，陸學的勢力始終不敵朱學，原因是客觀知識比變化莫測的內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學比較有途徑可尋，而陸學的境界對一般人而言，反而難以達成。
但到了明朝，這種態勢就大大改變了，這是因為朱學已盛了幾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態，再加上明代社會已去南宋的時代太遠，很多事已變得十分不同了。王陽明的學說比較接近象山一派，陸、王之學都有一種「發明本心」的傾向，陽明之學自興起後，得到的社會呼應極大，在明代，王學的起來有點像掀起了一種遍及社會各層的「發現自我」運動。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講題是「陽明學十講」，陽明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陽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為什麼要講他？還有，如果要講思想家，中國自孔子以來，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講別的，只講王陽明，是什麼緣故？
當然，中國兩三千年來有許多了不起的思想與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會有人講的，我只能講我比較熟悉的部分。我認真的讀過不少有關王陽明的書，對他的想法與作為，有點體會，有點看法。簡單說，我自己覺得對王陽明的了解比對別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紹中國思想家裡面，我選擇了王陽明，這是個人的緣故。
其次是歷史的原因，陽明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會讀《明儒學案》這本書，《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黃宗羲寫的。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算起來他是王陽明的小同鄉。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學者，他除了《明儒學案》之外還有《宋元學案》，這兩部書是後代研究宋、元、明學術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學案》他沒寫完，是由他後學全祖望等人續成）。他還有《明夷待訪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領軍，在他學生後輩如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同鄉後代全祖望（1705-1755）等人努力之下，在清代學術史上開啟了「浙東史學」一派，對後世史學與學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開拓作用與影響。
提到黃宗羲也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這名詞，依晚清後的學人看，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亭林，1613-1682）、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三人，但顧與王在清初的時候名尚未顯，知道他們的人不多，而且顧、王的學術，是偏向反王學一方。當時也有「三大儒」之稱，不過所指的是黃宗羲、孫奇逢（夏峰，1584-1675）與李顒（二曲，1627-1705）三人。孫奇逢是河北人，李顒是陜西人，這兩人都都是北方人，加上黃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學為宗，但對王學也都有修正，可見明末的學術，仍是王學的天下。不論清末認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黃宗羲包括在內，因此他在清代學術界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要想知道黃宗羲的學術貢獻，全祖望在《鮚埼亭集》中有篇〈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面說：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首3次3）
雖然是推崇之語，但大體上也說得很恰當，可見黃宗羲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本文不是談黃宗羲的，我們得回歸談陽明學術的主要線條上。談起陽明必須先從黃宗羲的著作談起，而談起黃宗羲，又必須從黃的老師談起。黃梨洲的老師叫劉宗周（蕺山，1578-1645），是浙江山陰人。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春秋時叫作會稽，是當時越國的首都，這地方出了許多歷史的名人，晉代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遷居到此處，有名的〈蘭亭集序〉就寫在此，蘭亭就在紹興，王陽明雖是餘姚人，但少年時就隨父王華遷居紹興，以後在此長住，在此講學，所以山陰也算陽明的故鄉，餘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陰、餘姚兩地其實不遠，陽明死後也葬在山陰。
劉宗周算是一個奇人，他與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白安，1584-1626）一樣，都是與明末有名的「東林書院」有關的人物。東林在今江蘇無錫，原是宋朝大儒楊時（龜山，1053-1135）歸隱講學之處，到明朝成了個有名的書院。東林書院的人物講學，十分注重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也就是後世說的「學問為濟世之本」，是主張求學問是要用來服務社會的，東林書院的學者都比較主張用學術干預實際政治，學問不是空談心性就夠了，說穿了，就是傳統儒家講的「內聖外王」之學，所謂內聖外王，講的就是自己修養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的，必求兼善天下。《明儒學案》形容東林師友的特色，說：「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冷風指社會的反應不見得好，熱血指自己仍不死心，雖經挫折，仍充滿了拯救時代的願力。黃宗羲又稱道東林的作用，說：「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流風于韻也。」可見東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東林派學者基本上都是陽明學派，但他們對晚明有一派的陽明學者很不滿，認為他們太猖狂又不學無術，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讀書，又主張讀書要能變化氣質，還有他們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在講玄虛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積極服務社會，當時不叫服務社會，而是叫「經世」。今天我們到無錫的東林書院，還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對聯高懸在大廳，對聯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領導人顧憲成（涇陽1550-1612）寫的，可見他們東林學者的胸襟。
劉宗周治學嚴謹，一生標舉「慎獨」兩字，要求學生哪怕一個人獨處，也得小心謹慎，絲毫不茍。劉宗周無疑是明代陽明學的殿軍，他承襲了陽明的良知學說裡面最嚴謹的部分，他對良知說所達的幽微處境也深有所契，而他對當時陽明學的「末流」也嚴詞批判。到了劉宗周，明朝就亡國了。有一點非常值得說的是，劉宗周雖也科舉出身，但在明亡時並未擔任要職，他聽到明思宗自縊煤山的消息後悲痛不已，後來眼看清兵南下，杭州即將淪陷，竟然採絕食的方式殉國了。絕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極堅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劉的絕食而死，對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王毓蓍（-1645）與祝淵（1614-1645）也都先後自殺，還有一些學生如陳確（乾初，1604-1677）與黃宗羲等雖未死，卻以氣節自勵，終生不肯降清，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據、參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來看《明儒學案》這本書，王陽明與他後學所形成的學派佔有多少篇幅？《明儒學案》從第一卷〈崇仁學案〉開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學案〉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陽明前的諸儒學案，包括〈崇仁學案〉四卷，〈白沙學案〉二卷，〈河東學案〉二卷，〈三原學案〉一卷，從第十卷〈姚江學案〉（就是寫陽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後，其中在〈泰州學案〉之前有〈止修學案〉一卷，〈泰州學案〉有〈甘泉學案〉佔有六卷，之後〈諸儒學案〉共分上中下共十五卷，〈諸儒學案〉之後就是〈東林學案〉與〈蕺山學案〉了，這兩學案中的人物對陽明學雖有批判，但也算是陽明學的一支，所以我們統計全書，寫陽明與陽明後學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數言，正好占了《明儒學案》的一半，就內容言，當然更不只於此，因為陽明後的「諸儒」，就算其學宗旨不標榜陽明學，但所討論的，也絕大多是與陽明學有關的事。
我認為陽明學的重要，在於它改變了傳統儒學的態勢，也就是說陽明學比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這是以往所有儒學家比較忽視的問題。
傳統的儒家比較注意禮，比較講道德，禮是一種行為的約束，而道德又是社會生活下的產物，因此儒家講學問，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這套學問講到極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個人，陽明之學比較注意個人良知的呈現，主張一個人內心最初的判斷往往最為準確，這種說法，有點否定傳統知識的說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與回響，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在陽明之前，在北宋的時候與朱子（名熹，字晦庵，1130-1200）同時的陸象山（號九淵，1139-1193）之學，已經有了這種「態勢」了。陸學與朱學最大的不同在朱學比較講學問，也就是歷史上稱的「道問學」，比較強調學問知識的重要，而陸九淵比較注意的是「尊德性」，所謂尊德性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換句話說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心，比較講究一個人內心所達的道德境界，陸學也被稱為是「發明本心」。
陸九淵這派學說比較注意內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讀過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但在宋朝，陸學的勢力始終不敵朱學，原因是客觀知識比變化莫測的內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學比較有途徑可尋，而陸學的境界對一般人而言，反而難以達成。
但到了明朝，這種態勢就大大改變了，這是因為朱學已盛了幾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態，再加上明代社會已去南宋的時代太遠，很多事已變得十分不同了。王陽明的學說比較接近象山一派，陸、王之學都有一種「發明本心」的傾向，陽明之學自興起後，得到的社會呼應極大，在明代，王學的起來有點像掀起了一種遍及社會各層的「發現自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