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辯證》【阿多諾】
鄂蘭果然正確預測到班雅明手稿的命運。它們成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展開一個屬於自身書籍計畫的起點。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們便完成了第一版草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為血腥的那段時期，他們要探討的是在短短幾十年間人類社會劇烈變化下的「當代社會的理論」。最初，這個計畫以《哲學片簡》（Philosophical Fragments）為名，並於一九四四年以研究所出版物的形式問世。三年後，在阿多諾的構思下，這部作品定名為《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並由荷蘭克雷里多出版社（Querido）出版。
人類追求的「人性化」，最終卻導致東方的死亡集中營，新媒體的資訊自由化反而成為操控大眾的工具。科技的進步本應為無產階級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帶來真正的解脫，但卻建立了新式的流水線奴役形式。本應透過全球共享的繁榮來促進和平，但卻設計出使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武器。本應保護自然資源與生物生命，但實際上卻加劇其遭受持續的掠奪與利用。本應追隨康德對於民族永恆和平的美好願景，卻引發了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而這些災難的源頭，竟是從歐洲的中心，亦即啟蒙思想的發源地開始。這股黑暗的動力究竟基於哪些根本原因，甚至是否存在某種規律性？以下摘自〈前言〉：
我們所設定的目標，不僅僅是去理解，為何人類不是邁向真正的人性化狀態，而是陷入於一種新的野蠻之中……。横阻在我們的工作前面的難題，因此是我們第一個要去探討的：啟蒙的自我毀滅。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懷疑（而我們的丐論謬誤［petitio principii］也正在於此）。但是我們也相信我們清楚看到，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會這麼註定了。8
廢墟重建者【阿多諾】
在人們再次談論如何邁向更美好的未來之前，首先必須闡明啟蒙運動自身動力的內涵，並在其殘骸中重新審視哲學。
這兩位作者從班雅明的手稿中汲取了核心論點，尤其是他一九四○年所寫的最後一篇著作〈論歷史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的思想。在這篇由思維圖像拼貼而成的作品中，班雅明構想出「歷史的天使」（Engels der Geschichte）形象：
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張著嘴，還撐開了翅膀。歷史的天使一定是這個模樣！他把臉孔朝向過去。在我們遭遇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唯一的災難不斷地產生一堆又一堆的瓦礫，並把它們扔在他的腳前。他似乎想在那裡停留，喚醒死者，並將破碎的東西組合起來。不過，一場風暴卻從樂園（Paradies）颳來，猛烈地吹打他的翅膀，而使他無法將它們收攏起來。這場風暴不停地把他颳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他面前的瓦礫堆已愈堆愈高，而聳入雲霄。這場風暴就是我們稱為「進步」的東西。9
對於班雅明而言，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所顯現出來的景象，只是所謂進步過程的暫時性巔峰。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這面旗幟下逐步走向技術化、商品化與目的化，因而導致所有存在（Seins）和此在 （Daseins）的物化。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正是採納了這種將進步視為倒退，即那種以天堂般的開端，最終卻走向地獄般終結的觀點，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如果還有任何前進的可能性，此後應該僅能背對未來向前。儘管滿目瘡痍，但這兩位作者仍相信，在這些殘骸中必然隱藏著某些值得挖掘，甚至是為了可能的重建而需要保護的事物：一個真正由自由個體組成的社會之願景，這樣的社會不僅擁有自由的名義，而且實質上也名副其實。
即使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們依然堅定採取此一立場。畢竟，只有孩子才會天真地相信，隨著所謂的戰爭結束以及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隆重宣示《世界人權宣言》後，當代的黑暗勢力便將隨之消失。在史達林治下勝利的蘇聯，其「偽裝為人民民主的軍事獨裁無非是一種新的壓迫形式」10，對於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來說，強調這一點不僅是出於自我保護，更是出於必要。正是在一九四九年，美國在喬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主導的國會聽證會下，開始進入系統性追捕共產黨員的時代。他們之所以這麼主張，正是因為這個體制本身就帶有致命的不自由本質。
正如他們在美國土地上生活十餘年後，對於所謂「自由國度」的說法已不再抱持任何幻想。在緊鄰好萊塢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附近，可以清楚地看見在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未來消費者將更為膚淺化。而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經濟體系中，壟斷性卡特爾組織的形成及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緊密交織，已然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從批判社會理論家的角度來看，在戰後立即形成的東西方陣營對立中，那些被視為真正的體制選擇，其實只是在統治邏輯中本質相同的兩種變體：兩者都在華麗修辭的包裝下，掩飾其剝削經濟的標準化，並利用大眾媒體轉移注意力的手段來推動文化的膚淺化。只要對當下的廢墟進行深入的檢視，便會發現，無論是莫斯科的公開審判，或好萊塢的娛樂表演，其背後同樣存在著相同的反啟蒙動力。
鄂蘭果然正確預測到班雅明手稿的命運。它們成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展開一個屬於自身書籍計畫的起點。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們便完成了第一版草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為血腥的那段時期，他們要探討的是在短短幾十年間人類社會劇烈變化下的「當代社會的理論」。最初，這個計畫以《哲學片簡》（Philosophical Fragments）為名，並於一九四四年以研究所出版物的形式問世。三年後，在阿多諾的構思下，這部作品定名為《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並由荷蘭克雷里多出版社（Querido）出版。
人類追求的「人性化」，最終卻導致東方的死亡集中營，新媒體的資訊自由化反而成為操控大眾的工具。科技的進步本應為無產階級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帶來真正的解脫，但卻建立了新式的流水線奴役形式。本應透過全球共享的繁榮來促進和平，但卻設計出使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武器。本應保護自然資源與生物生命，但實際上卻加劇其遭受持續的掠奪與利用。本應追隨康德對於民族永恆和平的美好願景，卻引發了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而這些災難的源頭，竟是從歐洲的中心，亦即啟蒙思想的發源地開始。這股黑暗的動力究竟基於哪些根本原因，甚至是否存在某種規律性？以下摘自〈前言〉：
我們所設定的目標，不僅僅是去理解，為何人類不是邁向真正的人性化狀態，而是陷入於一種新的野蠻之中……。横阻在我們的工作前面的難題，因此是我們第一個要去探討的：啟蒙的自我毀滅。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懷疑（而我們的丐論謬誤［petitio principii］也正在於此）。但是我們也相信我們清楚看到，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會這麼註定了。8
廢墟重建者【阿多諾】
在人們再次談論如何邁向更美好的未來之前，首先必須闡明啟蒙運動自身動力的內涵，並在其殘骸中重新審視哲學。
這兩位作者從班雅明的手稿中汲取了核心論點，尤其是他一九四○年所寫的最後一篇著作〈論歷史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的思想。在這篇由思維圖像拼貼而成的作品中，班雅明構想出「歷史的天使」（Engels der Geschichte）形象：
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張著嘴，還撐開了翅膀。歷史的天使一定是這個模樣！他把臉孔朝向過去。在我們遭遇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唯一的災難不斷地產生一堆又一堆的瓦礫，並把它們扔在他的腳前。他似乎想在那裡停留，喚醒死者，並將破碎的東西組合起來。不過，一場風暴卻從樂園（Paradies）颳來，猛烈地吹打他的翅膀，而使他無法將它們收攏起來。這場風暴不停地把他颳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他面前的瓦礫堆已愈堆愈高，而聳入雲霄。這場風暴就是我們稱為「進步」的東西。9
對於班雅明而言，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所顯現出來的景象，只是所謂進步過程的暫時性巔峰。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這面旗幟下逐步走向技術化、商品化與目的化，因而導致所有存在（Seins）和此在 （Daseins）的物化。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正是採納了這種將進步視為倒退，即那種以天堂般的開端，最終卻走向地獄般終結的觀點，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如果還有任何前進的可能性，此後應該僅能背對未來向前。儘管滿目瘡痍，但這兩位作者仍相信，在這些殘骸中必然隱藏著某些值得挖掘，甚至是為了可能的重建而需要保護的事物：一個真正由自由個體組成的社會之願景，這樣的社會不僅擁有自由的名義，而且實質上也名副其實。
即使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們依然堅定採取此一立場。畢竟，只有孩子才會天真地相信，隨著所謂的戰爭結束以及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隆重宣示《世界人權宣言》後，當代的黑暗勢力便將隨之消失。在史達林治下勝利的蘇聯，其「偽裝為人民民主的軍事獨裁無非是一種新的壓迫形式」10，對於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來說，強調這一點不僅是出於自我保護，更是出於必要。正是在一九四九年，美國在喬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主導的國會聽證會下，開始進入系統性追捕共產黨員的時代。他們之所以這麼主張，正是因為這個體制本身就帶有致命的不自由本質。
正如他們在美國土地上生活十餘年後，對於所謂「自由國度」的說法已不再抱持任何幻想。在緊鄰好萊塢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附近，可以清楚地看見在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未來消費者將更為膚淺化。而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經濟體系中，壟斷性卡特爾組織的形成及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緊密交織，已然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從批判社會理論家的角度來看，在戰後立即形成的東西方陣營對立中，那些被視為真正的體制選擇，其實只是在統治邏輯中本質相同的兩種變體：兩者都在華麗修辭的包裝下，掩飾其剝削經濟的標準化，並利用大眾媒體轉移注意力的手段來推動文化的膚淺化。只要對當下的廢墟進行深入的檢視，便會發現，無論是莫斯科的公開審判，或好萊塢的娛樂表演，其背後同樣存在著相同的反啟蒙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