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以下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
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主要是為了有嬰幼兒的家庭所設立，目的是想促進大眾了解到早期介入的重要性。此服務模式由多元的專業團隊所組成，其中包括了兒童精神科醫師、兒童心理治療師、家族治療師、兒童心理學家與配偶治療師（couple therapist）。它迅速（quick-response）提供了家庭短期的心理分析式介入，不需要漫長等待，並有多至五次的聚焦會談，如果情況需要可展延更長的時間。此取向需要臨床治療者與家庭會面時，在非結構式的介入下仍維持縝密的思考與觀察能力。此框架在決策上有很大的彈性，能夠依據臨床判斷來決定治療的頻率、時間與適合的介入型態。這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具體的建議。
除了在診間提供服務，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團隊也會提供外展服務給一些有困難來到診間的家庭，在社區進行訪視。不論在診所或社區，同時都會有團隊工作與親職技巧訓練。另有一個特別的圍產期計畫（perinatal project），關注於孕期與產後幾週，提供支持給有不孕、流產、早產與喪親的家庭。另外，提供專家諮詢給托兒所、嬰幼兒日間照顧機構的工作人員也是此服務模式的項目之一，包含電話諮詢。此服務模式也會參與政策議題的諮詢，例如：如何促成好的托兒安置、監獄中嬰兒與母親的分離。
服務的對象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為18個月以下的嬰兒、學步兒、與3-5歲的幼兒。出生後第一年常見的問題，通常是關於餵養、斷奶、睡眠困難、愛哭、與「生長發育遲滯（failure to thrive）」。之後較常見分離焦慮、活動量過高、攻擊行為、與愛發脾氣的問題。也常見因為恐懼症（Phobias）、夢魘（夜驚）、手足競爭、發展遲緩、與強迫行為的轉介。而心身症狀──如濕疹、氣喘、大小便失禁等問題，一旦在醫療檢查排除生理因素後，也會被轉介。主要的潛在議題都傾向指出，問題是發生在父母／嬰兒／幼兒的關係之間，或者父母／配偶的關係之內。對父母和孩子來說，有時候分離困難或依附議題是問題的核心。在許多的案例中，父母陳述的親職場景，呈現他們過往孩提時被教養的經驗，同時也在自己與孩子之間重演忽視與虐待的循環。
這短期的五次療程結構，會聚焦在家庭的關鍵議題。例如：有進食困難的嬰兒個案，會向治療師傳達出的緊急感 （urgency），在這五次療程的模式，促使治療師與所有家庭成員討論，當中所感受到的急迫壓力。這種要父母趕快理解 「得到什麼」以解決問題的需求，反而對比出他們面對許許多多的幫助提供時，「理解吸收（take in）」的能力有限。這可能也反映出他們嬰兒的進食型態──每次只能吃進一點點，並可能也暗示著他們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治療。
在許多較不緊急的情況下，要求立即的問題解決與策略是很常見的。我們會協助父母去理解，我們不反對給予建議，但我們不同意用行動來取代思考──首先我們需要去了解與理解這個家庭是如何運作的──這在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當中是很重要的部份。
有些家庭在遇到困難時，會重複使用此服務的短期諮詢模式，常常是在孩子有新的發展里程時，通常是與斷奶、分離、失落相關。這一「系列」的諮詢型態（Stern,1995）可以是很有效運用服務的方式，雖然有時候可能會懷疑，是不是有什麼潛藏的困難被遺漏了，在未來可能還會需要進一步的工作。
五歲以下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經過好幾年的追蹤與評核，指出這樣五次療程的模式具有正面的效果。然而，這服務已經被延展，加進比較長期的治療工作，這反映出被轉介案例的複雜性與干擾程度提高，以及需要更多不同專業的合作。有些情況，短期的工作就能帶來改變，但也有可能，工作的目的是在評估，家庭中的一位或者更多位成員需要長期的治療，包括個人、團體、或父母／配偶治療。通常我們很難在一開始接受轉介的時候，就確認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所需要的介入型態。
理論架構
心理動力理論（psychodynamic framework）乃假設潛意識歷程對意識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指的是Freud、Klein等人所提出的概念），而且它在治療室中會透過非語言及語言的途徑來表達。要覺察潛意識的影像力，這涉及了潛意識幻想、分裂與投射、投射認同、以及移情與反移情的現象（請參照名詞解釋一表）。同時此架構的核心，是在與家庭和幼兒的臨床工作中應用觀察的技術（Miller, 1992; Miller, Rustin, Rustin, & Shuttleworth, 1989; Reid, 1997; Sternberg, 2005; Waddlel, 2006;亦可於國際嬰兒觀察與應用期刊查閱相關主題），瞭解依附理論、兒童發展、與神經的研究，提供本工作多元的思考觀點。加上根源於系統化家族治療的概念，也促成了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的臨床實務。
Bion所提出的涵容器／被涵容，以及他所謂「母親的神遊（maternal reverie）」更是關鍵核心。他認為嬰兒的心智發展，還不足以承受任何強烈的感受（powerful feelings）。Bion用消化系統來比喻情緒的處理歷程，他描述嬰兒相當需要專注的照顧者，照顧者要能夠「吃進去／接收（take in）」並思考理解嬰兒難以忍受的沮喪感，而不被焦慮淹沒。當照顧者心理能夠了解嬰兒的溝通，她便能夠提供適切嬰兒需求的回應。「涵容」歷程的發生，也就是當父母能夠在一種「神遊」的狀態下仔細傾聽、並「消化（digest）」那些嬰兒所加諸的東西—此即被涵容（ the contained）。
嬰兒逐漸地因為重複經驗到，具有思考能力的父母如何理解自己的經驗，而學習到為自己思考。從排除不勝負荷的感官訊息，進到發展出能夠處理／研究（investigate）自己感覺的能力，這樣的轉變對嬰兒的情緒與認知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這是發展「象徵形成（symbol formation）」的開端──即是一種能力，可以內化有助益的父母形象，即便在挫折的時候，這形象會浮現並提供支持。
若是照顧者的忽略時間過長、或者過多不一致、不可預期的反應時，可能會導致嬰兒在潛意識發展出防衛式的行為，用以因應缺乏被涵容的經驗。他可能會透過大量的肌力發展、感官刺激、與動態活動來涵容自己（holding himself together），而創造出「次級皮膚涵容（second-skin containment）」（Bick, 1968）。藉由不再期待照顧者，變成一種早熟自我滿足（self-sufficient）的樣貌，他可能發展出Winnicott（1960）所說的「假我（false self）」。用Ainsworth等人（1978）的依附理論來說，孩子可能會表現出不安全、或混亂的依附型態，這在臨床情境中是很常見的。有時候就算給予嬰兒足夠的關注與涵容照顧，孩子的巨大需求可能還是會超出照顧者所能負荷處理的。這類早期的父母-嬰兒關係不適配（mismatch），不儘與親職照顧的品質有關，也和嬰兒本身的氣質、還有嬰兒對照顧者的反應性有關連。
奠基於對潛意識嬰兒防衛機制的認識，我們比較能了解關於幼兒及其父母，他們的行為與溝通的意義。特別是伴隨著成長的壓力與焦慮，個體可能會再次採取同樣的防衛手段來應急。例如：睡眠障礙、發脾氣、愛哭、咬人、或拔頭髮等症狀，都可能源自於非常早的嬰兒期經驗：外在跟內在都缺乏足夠的涵容，而導致強烈的被迫害感。
有一個可信賴的照顧者，能夠思考孩子的感覺，努力去了解與理解這些感覺潛在的是有意義的溝通，這樣的經驗將有助於嬰幼兒逐漸形成自我、或是內化一種能夠思考、能專注、與好奇的心理模式。這些會幫助孩子比較有能力「說出（say）」他的感覺與經驗，同樣也比較能夠「象徵式地（symbolically）」玩出／展現自己的焦慮與煩惱，以幫助他在情緒、認知與社會的發展。
當孩子投射出他的情緒給父母或照顧者時，他們可能會被孩子的感覺給淹沒，以致於無法清晰地思考。透過投射性認同的機制（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孩子藉由直接「給（give）」照顧者第一手不舒服的情緒經驗，孩子以非語言的方式傳達內心狀態，給最有可能接收自己溝通的對象。照顧者有可能識別出孩子的情緒困難，並多加思索，以試著理解他經驗的本質。因此，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機制常被用來當成一種非語言的方式，來溝通情緒經驗，且相當強大。臨床治療者便能利用這些潛意識的投射，來思考這些投射對她自身情緒狀態的影響，這對瞭解、評估個案心智狀態，是很有幫助的。
透過觀察嬰兒期的感覺，例如：競爭、被排除在外、嫉妒、「不明（not knowing）」的焦慮、與感到「渺小」，我們察覺到兒童的心中有個「嬰兒」，同樣地我們也注意到成人心中的「小孩」。這很貼切於父母親第一次來到診所時，感到的挫敗，他們可能透過自己內在父母的角度，強化了這些感覺。這種情緒涵容經驗中的失敗感，會跨世代地傳遞，而導致爸媽發展出嬰兒期的防衛，並在應付自己的孩子時再傳遞下去。幼兒有很高的機會，會變成父母未處理的投射「接收器（receptacles）」（Williams, 1997）。當他們用盡辦法來排除心理負擔時，可能會導致破壞性的行為。透過幫助父母理解內心當中嬰兒期的感受，同時支持他們有能力做好父母的角色，能夠識別這樣的反差，是此工作模式的主要特色。
除了心理分析的理論架構，我們應意識到神經科學研究也有其重要性，尤其當與有嬰兒期創傷的兒童工作時，這些孩子通常有過高的反應性，以及容易有無來由的攻擊爆發。Emanuel（2004）提出自動制約的恐懼反應（autonomic conditioned fear response），幫助我們去思考嬰兒應對創傷的身體歷程，Damasion（1990）則說明身體如同是情緒的「劇場（theatre）」，會有增強的意識覺察。在治療室中我們可見，長期受虐與被施暴的創傷會激發大腦，導致高度的警覺，與對恐懼有過度的身體反應。提供這方面的解釋，有助於父母或照顧者理解，幼兒行為帶給他們的困惑。這些研究顯示，提供情緒涵容對孩子的社會及認知發展具有重要性。
介入歷程
可近性與容易被接受一直是這個服務的特點。本服務的目標，是要能快速回應轉診個案，並安排一個雙方便利的預約性會談，通常是透過電話聯繫。療程間距的安排是有規律性的，剛開始可能是每週或每二週一次，但頻次通常會在初期的面談後而有所改變；如果覺得適宜，會談的間距可能拉長。在這種短期工作模式中，環境與結構是重要的，得要能提供治療師與家庭都能感到安全的設置安排。
在進行治療時，治療師要把理論架構放在心中，同時要能觀察這個家庭表現出來的所有細節，以及覺察家庭帶給她的情緒反應。治療師的態度要能保持開放去探索所有來自父母、嬰兒、與幼兒的溝通，直到「選定事實（selected fact），Bion（1962b）」以及工作的焦點浮現。治療師跟爸媽談話的同時，也會試著與嬰幼兒接觸，透過觀察他們的遊戲，以理解他們想要溝通的意義。孩子藉著遊戲、繪畫、以及與家庭成員的互動，會戲劇化地再現（enact）他與整個家庭的困境，促使在這短期的時間結構中能看到「慢速展開（slow unfolding）」的素材（請見第五章），而使得治療能有快速而巨大的效果（Watillon,1993）。這當中也會包含逐步探索父母親的成長背景，及其對此家庭的影響。針對家庭的日常生活做仔細的討論，將能夠提供很有用的「介入點（port of entry）」，使得我們能夠了解問題的本質，與問題對家庭的衝擊。
儘管治療師可能會很敏銳地覺察在治療室中顯現的移情，但她很少會去談到它，除非它有助於和父母發展治療性的同盟關係。顧及被轉介家庭的獨特需求，一個有彈性的處置是很重要的。當治療師能運用內在的理論框架，便可能在介入時提供他們一個涵容的結構。
幾乎所有的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都會至少與其中一位父／母（或同時）及孩子一起完成，有時候也安排單獨與爸媽會談。通常工作的焦點，在於提升父母的洞察，並且增強良好的親職功能，儘管有些時候孩子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企圖分裂父母。在一些個案中，工作焦點可能是協助單親父母理解孩子的需求，以同時培養父職與母職的功能，並維持孩子心智中功能良好的父母 ／ 配偶象徵。不論父親有沒有出席，父親的角色，以及把父親記在心裡的能力，越來越被認為是治療歷程的基本要素（Barrows, 1999b; Emanuel, 2003b; Von Klitzing, Simoni, & Burgin, 1999）。
臨床治療者通常會提供和其中一方父母單獨會面的工作模式。這樣的好處是能夠使父母分別與治療師討論在家庭會談裡所觀察到的父母／配偶議題，和治療師一起思考，孩子如何透過遊戲與行為來溝通他們情緒上的擔憂，而這也常是全家憂慮的事情。
依據轉介的需求，治療師可能是自己、或者有合作的治療師一起工作。有同事合作治療的情況下，能確保有固定的機會來討論家庭的投射在治療師身上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在移情裡他們是如何地被看待。有時候，也會因為對父母養育子女的能力有疑慮，而要求加入其他的專業人員一起評估，看看有哪些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裡的介入是能協助支持親職功能。家訪護士（health visitors）能提供相當有用的服務給有幼兒的父母，他們可能為了轉介或者專業諮詢的目的，來運用我們的服務。實際上，他們有可能會陪伴家庭來出席第一次的面談。
如果只是單純想要建議或指導的家庭，可能較無法從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中受益。本模式需要對於問題的探索及思考抱有些許興趣，相當不同於問題解決的方式。我們很少開立處方藥物予以幼兒服用，只有很少的機會，在對父／母有幫助的情況下才會考慮使用，這同時也需要和父母及家庭醫師一起討論。
要在早期生活當中，找到孩子困難的解釋是相當具挑戰的一件事。孩子的成長與每個時期的發展階段有關，在當下看似無解的，可能需要悉心的理解，有時甚至得從更廣義的家庭資訊或專家們以得到幫助。而出生第一年，這些階段會快速接連地來到。當試著去弄清楚「到底是哪裡出錯了（What the Matter Can Be，同時是本書的書名以及弄清楚哪裡出錯的雙關語）」，應該會發現它是一個聯合的工程，家庭與治療師要一起分享對潛在問題的想法。雖然前方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任務，但每完成一個，就會帶來更多信心，也對未來抱持更多希望。
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主要是為了有嬰幼兒的家庭所設立，目的是想促進大眾了解到早期介入的重要性。此服務模式由多元的專業團隊所組成，其中包括了兒童精神科醫師、兒童心理治療師、家族治療師、兒童心理學家與配偶治療師（couple therapist）。它迅速（quick-response）提供了家庭短期的心理分析式介入，不需要漫長等待，並有多至五次的聚焦會談，如果情況需要可展延更長的時間。此取向需要臨床治療者與家庭會面時，在非結構式的介入下仍維持縝密的思考與觀察能力。此框架在決策上有很大的彈性，能夠依據臨床判斷來決定治療的頻率、時間與適合的介入型態。這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具體的建議。
除了在診間提供服務，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團隊也會提供外展服務給一些有困難來到診間的家庭，在社區進行訪視。不論在診所或社區，同時都會有團隊工作與親職技巧訓練。另有一個特別的圍產期計畫（perinatal project），關注於孕期與產後幾週，提供支持給有不孕、流產、早產與喪親的家庭。另外，提供專家諮詢給托兒所、嬰幼兒日間照顧機構的工作人員也是此服務模式的項目之一，包含電話諮詢。此服務模式也會參與政策議題的諮詢，例如：如何促成好的托兒安置、監獄中嬰兒與母親的分離。
服務的對象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為18個月以下的嬰兒、學步兒、與3-5歲的幼兒。出生後第一年常見的問題，通常是關於餵養、斷奶、睡眠困難、愛哭、與「生長發育遲滯（failure to thrive）」。之後較常見分離焦慮、活動量過高、攻擊行為、與愛發脾氣的問題。也常見因為恐懼症（Phobias）、夢魘（夜驚）、手足競爭、發展遲緩、與強迫行為的轉介。而心身症狀──如濕疹、氣喘、大小便失禁等問題，一旦在醫療檢查排除生理因素後，也會被轉介。主要的潛在議題都傾向指出，問題是發生在父母／嬰兒／幼兒的關係之間，或者父母／配偶的關係之內。對父母和孩子來說，有時候分離困難或依附議題是問題的核心。在許多的案例中，父母陳述的親職場景，呈現他們過往孩提時被教養的經驗，同時也在自己與孩子之間重演忽視與虐待的循環。
這短期的五次療程結構，會聚焦在家庭的關鍵議題。例如：有進食困難的嬰兒個案，會向治療師傳達出的緊急感 （urgency），在這五次療程的模式，促使治療師與所有家庭成員討論，當中所感受到的急迫壓力。這種要父母趕快理解 「得到什麼」以解決問題的需求，反而對比出他們面對許許多多的幫助提供時，「理解吸收（take in）」的能力有限。這可能也反映出他們嬰兒的進食型態──每次只能吃進一點點，並可能也暗示著他們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治療。
在許多較不緊急的情況下，要求立即的問題解決與策略是很常見的。我們會協助父母去理解，我們不反對給予建議，但我們不同意用行動來取代思考──首先我們需要去了解與理解這個家庭是如何運作的──這在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當中是很重要的部份。
有些家庭在遇到困難時，會重複使用此服務的短期諮詢模式，常常是在孩子有新的發展里程時，通常是與斷奶、分離、失落相關。這一「系列」的諮詢型態（Stern,1995）可以是很有效運用服務的方式，雖然有時候可能會懷疑，是不是有什麼潛藏的困難被遺漏了，在未來可能還會需要進一步的工作。
五歲以下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經過好幾年的追蹤與評核，指出這樣五次療程的模式具有正面的效果。然而，這服務已經被延展，加進比較長期的治療工作，這反映出被轉介案例的複雜性與干擾程度提高，以及需要更多不同專業的合作。有些情況，短期的工作就能帶來改變，但也有可能，工作的目的是在評估，家庭中的一位或者更多位成員需要長期的治療，包括個人、團體、或父母／配偶治療。通常我們很難在一開始接受轉介的時候，就確認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所需要的介入型態。
理論架構
心理動力理論（psychodynamic framework）乃假設潛意識歷程對意識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指的是Freud、Klein等人所提出的概念），而且它在治療室中會透過非語言及語言的途徑來表達。要覺察潛意識的影像力，這涉及了潛意識幻想、分裂與投射、投射認同、以及移情與反移情的現象（請參照名詞解釋一表）。同時此架構的核心，是在與家庭和幼兒的臨床工作中應用觀察的技術（Miller, 1992; Miller, Rustin, Rustin, & Shuttleworth, 1989; Reid, 1997; Sternberg, 2005; Waddlel, 2006;亦可於國際嬰兒觀察與應用期刊查閱相關主題），瞭解依附理論、兒童發展、與神經的研究，提供本工作多元的思考觀點。加上根源於系統化家族治療的概念，也促成了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的臨床實務。
Bion所提出的涵容器／被涵容，以及他所謂「母親的神遊（maternal reverie）」更是關鍵核心。他認為嬰兒的心智發展，還不足以承受任何強烈的感受（powerful feelings）。Bion用消化系統來比喻情緒的處理歷程，他描述嬰兒相當需要專注的照顧者，照顧者要能夠「吃進去／接收（take in）」並思考理解嬰兒難以忍受的沮喪感，而不被焦慮淹沒。當照顧者心理能夠了解嬰兒的溝通，她便能夠提供適切嬰兒需求的回應。「涵容」歷程的發生，也就是當父母能夠在一種「神遊」的狀態下仔細傾聽、並「消化（digest）」那些嬰兒所加諸的東西—此即被涵容（ the contained）。
嬰兒逐漸地因為重複經驗到，具有思考能力的父母如何理解自己的經驗，而學習到為自己思考。從排除不勝負荷的感官訊息，進到發展出能夠處理／研究（investigate）自己感覺的能力，這樣的轉變對嬰兒的情緒與認知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這是發展「象徵形成（symbol formation）」的開端──即是一種能力，可以內化有助益的父母形象，即便在挫折的時候，這形象會浮現並提供支持。
若是照顧者的忽略時間過長、或者過多不一致、不可預期的反應時，可能會導致嬰兒在潛意識發展出防衛式的行為，用以因應缺乏被涵容的經驗。他可能會透過大量的肌力發展、感官刺激、與動態活動來涵容自己（holding himself together），而創造出「次級皮膚涵容（second-skin containment）」（Bick, 1968）。藉由不再期待照顧者，變成一種早熟自我滿足（self-sufficient）的樣貌，他可能發展出Winnicott（1960）所說的「假我（false self）」。用Ainsworth等人（1978）的依附理論來說，孩子可能會表現出不安全、或混亂的依附型態，這在臨床情境中是很常見的。有時候就算給予嬰兒足夠的關注與涵容照顧，孩子的巨大需求可能還是會超出照顧者所能負荷處理的。這類早期的父母-嬰兒關係不適配（mismatch），不儘與親職照顧的品質有關，也和嬰兒本身的氣質、還有嬰兒對照顧者的反應性有關連。
奠基於對潛意識嬰兒防衛機制的認識，我們比較能了解關於幼兒及其父母，他們的行為與溝通的意義。特別是伴隨著成長的壓力與焦慮，個體可能會再次採取同樣的防衛手段來應急。例如：睡眠障礙、發脾氣、愛哭、咬人、或拔頭髮等症狀，都可能源自於非常早的嬰兒期經驗：外在跟內在都缺乏足夠的涵容，而導致強烈的被迫害感。
有一個可信賴的照顧者，能夠思考孩子的感覺，努力去了解與理解這些感覺潛在的是有意義的溝通，這樣的經驗將有助於嬰幼兒逐漸形成自我、或是內化一種能夠思考、能專注、與好奇的心理模式。這些會幫助孩子比較有能力「說出（say）」他的感覺與經驗，同樣也比較能夠「象徵式地（symbolically）」玩出／展現自己的焦慮與煩惱，以幫助他在情緒、認知與社會的發展。
當孩子投射出他的情緒給父母或照顧者時，他們可能會被孩子的感覺給淹沒，以致於無法清晰地思考。透過投射性認同的機制（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孩子藉由直接「給（give）」照顧者第一手不舒服的情緒經驗，孩子以非語言的方式傳達內心狀態，給最有可能接收自己溝通的對象。照顧者有可能識別出孩子的情緒困難，並多加思索，以試著理解他經驗的本質。因此，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機制常被用來當成一種非語言的方式，來溝通情緒經驗，且相當強大。臨床治療者便能利用這些潛意識的投射，來思考這些投射對她自身情緒狀態的影響，這對瞭解、評估個案心智狀態，是很有幫助的。
透過觀察嬰兒期的感覺，例如：競爭、被排除在外、嫉妒、「不明（not knowing）」的焦慮、與感到「渺小」，我們察覺到兒童的心中有個「嬰兒」，同樣地我們也注意到成人心中的「小孩」。這很貼切於父母親第一次來到診所時，感到的挫敗，他們可能透過自己內在父母的角度，強化了這些感覺。這種情緒涵容經驗中的失敗感，會跨世代地傳遞，而導致爸媽發展出嬰兒期的防衛，並在應付自己的孩子時再傳遞下去。幼兒有很高的機會，會變成父母未處理的投射「接收器（receptacles）」（Williams, 1997）。當他們用盡辦法來排除心理負擔時，可能會導致破壞性的行為。透過幫助父母理解內心當中嬰兒期的感受，同時支持他們有能力做好父母的角色，能夠識別這樣的反差，是此工作模式的主要特色。
除了心理分析的理論架構，我們應意識到神經科學研究也有其重要性，尤其當與有嬰兒期創傷的兒童工作時，這些孩子通常有過高的反應性，以及容易有無來由的攻擊爆發。Emanuel（2004）提出自動制約的恐懼反應（autonomic conditioned fear response），幫助我們去思考嬰兒應對創傷的身體歷程，Damasion（1990）則說明身體如同是情緒的「劇場（theatre）」，會有增強的意識覺察。在治療室中我們可見，長期受虐與被施暴的創傷會激發大腦，導致高度的警覺，與對恐懼有過度的身體反應。提供這方面的解釋，有助於父母或照顧者理解，幼兒行為帶給他們的困惑。這些研究顯示，提供情緒涵容對孩子的社會及認知發展具有重要性。
介入歷程
可近性與容易被接受一直是這個服務的特點。本服務的目標，是要能快速回應轉診個案，並安排一個雙方便利的預約性會談，通常是透過電話聯繫。療程間距的安排是有規律性的，剛開始可能是每週或每二週一次，但頻次通常會在初期的面談後而有所改變；如果覺得適宜，會談的間距可能拉長。在這種短期工作模式中，環境與結構是重要的，得要能提供治療師與家庭都能感到安全的設置安排。
在進行治療時，治療師要把理論架構放在心中，同時要能觀察這個家庭表現出來的所有細節，以及覺察家庭帶給她的情緒反應。治療師的態度要能保持開放去探索所有來自父母、嬰兒、與幼兒的溝通，直到「選定事實（selected fact），Bion（1962b）」以及工作的焦點浮現。治療師跟爸媽談話的同時，也會試著與嬰幼兒接觸，透過觀察他們的遊戲，以理解他們想要溝通的意義。孩子藉著遊戲、繪畫、以及與家庭成員的互動，會戲劇化地再現（enact）他與整個家庭的困境，促使在這短期的時間結構中能看到「慢速展開（slow unfolding）」的素材（請見第五章），而使得治療能有快速而巨大的效果（Watillon,1993）。這當中也會包含逐步探索父母親的成長背景，及其對此家庭的影響。針對家庭的日常生活做仔細的討論，將能夠提供很有用的「介入點（port of entry）」，使得我們能夠了解問題的本質，與問題對家庭的衝擊。
儘管治療師可能會很敏銳地覺察在治療室中顯現的移情，但她很少會去談到它，除非它有助於和父母發展治療性的同盟關係。顧及被轉介家庭的獨特需求，一個有彈性的處置是很重要的。當治療師能運用內在的理論框架，便可能在介入時提供他們一個涵容的結構。
幾乎所有的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都會至少與其中一位父／母（或同時）及孩子一起完成，有時候也安排單獨與爸媽會談。通常工作的焦點，在於提升父母的洞察，並且增強良好的親職功能，儘管有些時候孩子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企圖分裂父母。在一些個案中，工作焦點可能是協助單親父母理解孩子的需求，以同時培養父職與母職的功能，並維持孩子心智中功能良好的父母 ／ 配偶象徵。不論父親有沒有出席，父親的角色，以及把父親記在心裡的能力，越來越被認為是治療歷程的基本要素（Barrows, 1999b; Emanuel, 2003b; Von Klitzing, Simoni, & Burgin, 1999）。
臨床治療者通常會提供和其中一方父母單獨會面的工作模式。這樣的好處是能夠使父母分別與治療師討論在家庭會談裡所觀察到的父母／配偶議題，和治療師一起思考，孩子如何透過遊戲與行為來溝通他們情緒上的擔憂，而這也常是全家憂慮的事情。
依據轉介的需求，治療師可能是自己、或者有合作的治療師一起工作。有同事合作治療的情況下，能確保有固定的機會來討論家庭的投射在治療師身上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在移情裡他們是如何地被看待。有時候，也會因為對父母養育子女的能力有疑慮，而要求加入其他的專業人員一起評估，看看有哪些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模式裡的介入是能協助支持親職功能。家訪護士（health visitors）能提供相當有用的服務給有幼兒的父母，他們可能為了轉介或者專業諮詢的目的，來運用我們的服務。實際上，他們有可能會陪伴家庭來出席第一次的面談。
如果只是單純想要建議或指導的家庭，可能較無法從嬰幼兒心智健康服務中受益。本模式需要對於問題的探索及思考抱有些許興趣，相當不同於問題解決的方式。我們很少開立處方藥物予以幼兒服用，只有很少的機會，在對父／母有幫助的情況下才會考慮使用，這同時也需要和父母及家庭醫師一起討論。
要在早期生活當中，找到孩子困難的解釋是相當具挑戰的一件事。孩子的成長與每個時期的發展階段有關，在當下看似無解的，可能需要悉心的理解，有時甚至得從更廣義的家庭資訊或專家們以得到幫助。而出生第一年，這些階段會快速接連地來到。當試著去弄清楚「到底是哪裡出錯了（What the Matter Can Be，同時是本書的書名以及弄清楚哪裡出錯的雙關語）」，應該會發現它是一個聯合的工程，家庭與治療師要一起分享對潛在問題的想法。雖然前方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任務，但每完成一個，就會帶來更多信心，也對未來抱持更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