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女性的主體性：霍妮與她的精神分析革命
紀金慶（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這本由凱爾曼（Harold Kelman）編輯的《女性心理學》（Feminine Psychology），是一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經典。它並非霍妮生前親自編排的專著，而是收錄了她在 1922 年至 1937 年間撰寫的十五篇關鍵論文。
這十五年，正是霍妮思想發生劇烈地殼變動的時期——從早年在柏林與弗洛伊德正統學派的激烈交鋒，到後來移居美國後發展出獨立的思想體系。這些文獻紀錄了一位女性思想家如何單槍匹馬，從生理決定論的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最終將心理學的視角從「生物本能」推向了廣闊的「文化與人格」。
為了幫助讀者釐清霍妮思想演進的縝密邏輯，本篇導讀將打破論文發表的自然時序，改以「思想演進的內在邏輯」為軸心，將這十五篇文獻重組為四個主題群進行深度解析：
1. 第一部：重構女性的主體性（1924-1926）
聚焦於霍妮早期的三篇奠基之作。探討她如何透過確立「原發性女性氣質」，在生物學層次上反擊弗洛伊德的「匱乏論」，為女性找回身體的主體尊嚴。
2. 第二部：神經症的鐵籠（1927-1933）
進入霍妮中期的社會結構批判。分析她如何解構一夫一妻制、兩性互疑以及母性神話，揭示出導致現代人（無論男女）陷入神經症痛苦的「文化病灶」。
3. 第三部：順從的系譜學（1935）
透過「成年受虐」與「青春期轉折」的互文閱讀，追溯女性順從與受虐人格的後天生成史，破除「受虐即女性天性」的頑固迷思。
4. 第四部：愛的惡性通膨與人本救贖（1934-1937）
以霍妮思想成熟期的壓軸之作為結。探討當「愛」被異化為緩解焦慮的工具時，現代心靈如何陷入空虛，並提出存在主義式的解藥。
現在，讓我們跟隨霍妮的手術刀，層層剝開這部關於性別、恐懼與愛的病理報告。
第一部分：重構女性的主體性
一、 沉默的另一半：精神分析的男性中心困境
在精神分析運動的早期歷史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難以被忽視的沉默空腔，那就是女性的真實聲音。儘管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天才洞見揭開了潛意識的帷幕，但在那個以維也納為中心的學術圈裡，女性的心理圖景始終是被邊緣化的「他者」（the Other）。
在正統的佛洛伊德理論中，女性被定義為一種「匱乏的存在」。透過「陰莖羨妒」（Penis Envy）與「去勢情結」（Castration Complex）的理論濾鏡，女性的生命歷程被描述為一場漫長的、註定失敗的補償作用——補償她們天生缺失的男性器官。這種觀點將女性的主體性抹除，將她們簡化為「受損的男性」。正如霍妮後來犀利指出的，這並非科學的客觀觀察，而是「男性自戀」在理論上的投射。
然而，歷史總有轉折點。1920 年代中期，霍妮（Karen Horney）以一種驚人的智識勇氣，打破了這種沉默。由凱爾曼（Harold Kelman） 編輯的這本《女性心理學》（Feminine Psychology），收錄了霍妮與正統理論決裂並建立自身體系的關鍵文獻。而在這十五篇論文中，開篇的三部作品——1924 年發表的《論女性去勢情結的起源》、以及 1926 年發表的《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無疑構成了整本書，乃至霍妮整個學術生涯的「核心引擎」。
這三篇文章不應僅被視為獨立的臨床報告，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邏輯閉環，完成了精神分析史上一次關鍵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它們是霍妮思想的公理（Axiom），確立了「原發性女性氣質」的實存地位。
倘若略過這三篇奠基之作，我們或許難以完整拼湊出霍妮思想光譜中，那股最初始、也最具爆發力的性別辯證動能。由此，我們也看見當初凱爾曼在編輯全書時，那種慧眼獨具的學術眼光。
二、 本體論的翻轉：從「缺失」到「實存」
要理解這三篇文章的重量，我們必須先理解霍妮在全書首篇《論女性去勢情結的起源》（1924年）中所進行的「本體論翻轉」。
在此之前，女性在精神分析中是作為一個「負數」存在的。佛洛伊德認為，女孩在發現自己沒有陰莖後，才開始發展出超我與文化適應，這意味著女性心理是對「無」（Nothingness/Lack）的反應。霍妮則在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假設：女性擁有一種生物學上的、原發性的完整性。
她運用生物演化的邏輯質問：大自然怎麼可能創造出一個物種的一半成員，讓她們天生就否定自己的性別功能？霍妮主張，女孩對自身女性氣質（陰道、子宮、生育潛能）有著直觀的、原發的感知。這一論點看似簡單，卻具有核爆般的破壞力。因為一旦確立了女性是「正數」（Positive Entity），弗洛伊德的「陰莖羨妒」就不再是女性的命運，而變成了女性的防禦。
這就是霍妮的第一個公理：女性不是殘缺的男性，女性是完整的自我。
以此為起點，霍妮在 1926 年的兩篇論文中，進一步構建了她的理論大廈。如果女性本質是完整的，為什麼臨床上我們看到那麼多女性厭惡自己的性別、羨慕男性、甚至性冷感？霍妮沒有迴避這些現象，而是給出了全新的解釋路徑：這不是因為生物學的缺陷，而是因為「焦慮」與「文化」。
三、 動力學的重構：焦慮、逃避與受阻
若說 1924 年的文章是地基，那麼 1926 年的《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則是支撐這座大廈的兩根支柱。這兩篇文章分別從「社會文化」與「臨床病理」兩個維度，解釋了女性主體性的失落。
在《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中，霍妮展現了她作為文化批評家的前瞻性眼光。她指出，女性之所以表現出「男性化情結」，並非因為她們真的想要那個器官，而是因為她們生活在一個「男性單邊文化」中。在這個文化裡，力量、創造力與主體性都被標記為「陽性」。女性羨慕男性，本質上是在羨慕自由與安全。
同時，更深層地，霍妮已經隱然觸碰到一種心理動力學的交換：女性為了逃避內在的俄狄浦斯衝突（對母親的恐懼、對亂倫的罪惡感），選擇了「放棄」女性身分。這是一種戰略性的撤退，而非生物性的宿命。沿著這份理解，霍妮甚至帶領我們進入了女性身體的微觀政治，她精彩地預示了性冷感（Frigidity）並非女性性慾的缺失，而是恐懼的結果。當女性將亂倫衝動與母親的懲罰幻想投射到自己的生殖區域時，身體便會「凍結」。這裡，霍妮再次運用了她的公理：功能是被抑制了，而不是不存在。
霍妮發現的這一切，為治療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治療的目標不再是讓女性「認命」（接受自己被閹割），而是幫助女性「解禁」，重新擁抱那被恐懼封印的原發力量。
這三篇文章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的三段論：
1. 前提（1924）： 女性擁有獨立且完整的原發性別氣質。
2. 衝突（1926）： 外在的父權文化與內在的亂倫焦慮，迫使女性壓抑這一氣質。
3. 症狀（1926）： 這種壓抑表現為「逃避女性身分」（心理層面）與「受阻的女性氣質」（身體層面）。
四、 邁向文化的視野：霍妮思想的遺產
凱爾曼將這三篇文章置於全書之首，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們不僅是霍妮對弗洛伊德理論的修正，而更是在這三篇文章的論證過程中，霍妮意識到了「生物決定論」的侷限。她發現，如果不引入「文化權力」的視角，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男性會創造出貶低女性的文明（源於男性的子宮羨妒與創造力焦慮），也無法解釋女性為何會集體性地自我貶抑。
這三篇奠基之作，就像是一把銳利的手術刀，切開了精神分析理論中原本癒合良好的父權表皮，暴露出了底下的權力結構與焦慮防禦。它們賦予了女性一種新的尊嚴：女性的痛苦，不再是她們次等生物地位的證據，而是她們在不利的文化與家庭環境中，為了生存而進行艱苦心理搏鬥的傷痕。
在本書後續收錄的論文中，無論是探討《一夫一妻制的問題》、《母性的衝突》，還是《神經質的愛的需求》，我們都可以清晰地聽到這三篇文章的回響。後續所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女性是一個受困的完整主體」這一公理之上。
紀金慶（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這本由凱爾曼（Harold Kelman）編輯的《女性心理學》（Feminine Psychology），是一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經典。它並非霍妮生前親自編排的專著，而是收錄了她在 1922 年至 1937 年間撰寫的十五篇關鍵論文。
這十五年，正是霍妮思想發生劇烈地殼變動的時期——從早年在柏林與弗洛伊德正統學派的激烈交鋒，到後來移居美國後發展出獨立的思想體系。這些文獻紀錄了一位女性思想家如何單槍匹馬，從生理決定論的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最終將心理學的視角從「生物本能」推向了廣闊的「文化與人格」。
為了幫助讀者釐清霍妮思想演進的縝密邏輯，本篇導讀將打破論文發表的自然時序，改以「思想演進的內在邏輯」為軸心，將這十五篇文獻重組為四個主題群進行深度解析：
1. 第一部：重構女性的主體性（1924-1926）
聚焦於霍妮早期的三篇奠基之作。探討她如何透過確立「原發性女性氣質」，在生物學層次上反擊弗洛伊德的「匱乏論」，為女性找回身體的主體尊嚴。
2. 第二部：神經症的鐵籠（1927-1933）
進入霍妮中期的社會結構批判。分析她如何解構一夫一妻制、兩性互疑以及母性神話，揭示出導致現代人（無論男女）陷入神經症痛苦的「文化病灶」。
3. 第三部：順從的系譜學（1935）
透過「成年受虐」與「青春期轉折」的互文閱讀，追溯女性順從與受虐人格的後天生成史，破除「受虐即女性天性」的頑固迷思。
4. 第四部：愛的惡性通膨與人本救贖（1934-1937）
以霍妮思想成熟期的壓軸之作為結。探討當「愛」被異化為緩解焦慮的工具時，現代心靈如何陷入空虛，並提出存在主義式的解藥。
現在，讓我們跟隨霍妮的手術刀，層層剝開這部關於性別、恐懼與愛的病理報告。
第一部分：重構女性的主體性
一、 沉默的另一半：精神分析的男性中心困境
在精神分析運動的早期歷史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難以被忽視的沉默空腔，那就是女性的真實聲音。儘管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天才洞見揭開了潛意識的帷幕，但在那個以維也納為中心的學術圈裡，女性的心理圖景始終是被邊緣化的「他者」（the Other）。
在正統的佛洛伊德理論中，女性被定義為一種「匱乏的存在」。透過「陰莖羨妒」（Penis Envy）與「去勢情結」（Castration Complex）的理論濾鏡，女性的生命歷程被描述為一場漫長的、註定失敗的補償作用——補償她們天生缺失的男性器官。這種觀點將女性的主體性抹除，將她們簡化為「受損的男性」。正如霍妮後來犀利指出的，這並非科學的客觀觀察，而是「男性自戀」在理論上的投射。
然而，歷史總有轉折點。1920 年代中期，霍妮（Karen Horney）以一種驚人的智識勇氣，打破了這種沉默。由凱爾曼（Harold Kelman） 編輯的這本《女性心理學》（Feminine Psychology），收錄了霍妮與正統理論決裂並建立自身體系的關鍵文獻。而在這十五篇論文中，開篇的三部作品——1924 年發表的《論女性去勢情結的起源》、以及 1926 年發表的《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無疑構成了整本書，乃至霍妮整個學術生涯的「核心引擎」。
這三篇文章不應僅被視為獨立的臨床報告，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邏輯閉環，完成了精神分析史上一次關鍵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它們是霍妮思想的公理（Axiom），確立了「原發性女性氣質」的實存地位。
倘若略過這三篇奠基之作，我們或許難以完整拼湊出霍妮思想光譜中，那股最初始、也最具爆發力的性別辯證動能。由此，我們也看見當初凱爾曼在編輯全書時，那種慧眼獨具的學術眼光。
二、 本體論的翻轉：從「缺失」到「實存」
要理解這三篇文章的重量，我們必須先理解霍妮在全書首篇《論女性去勢情結的起源》（1924年）中所進行的「本體論翻轉」。
在此之前，女性在精神分析中是作為一個「負數」存在的。佛洛伊德認為，女孩在發現自己沒有陰莖後，才開始發展出超我與文化適應，這意味著女性心理是對「無」（Nothingness/Lack）的反應。霍妮則在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假設：女性擁有一種生物學上的、原發性的完整性。
她運用生物演化的邏輯質問：大自然怎麼可能創造出一個物種的一半成員，讓她們天生就否定自己的性別功能？霍妮主張，女孩對自身女性氣質（陰道、子宮、生育潛能）有著直觀的、原發的感知。這一論點看似簡單，卻具有核爆般的破壞力。因為一旦確立了女性是「正數」（Positive Entity），弗洛伊德的「陰莖羨妒」就不再是女性的命運，而變成了女性的防禦。
這就是霍妮的第一個公理：女性不是殘缺的男性，女性是完整的自我。
以此為起點，霍妮在 1926 年的兩篇論文中，進一步構建了她的理論大廈。如果女性本質是完整的，為什麼臨床上我們看到那麼多女性厭惡自己的性別、羨慕男性、甚至性冷感？霍妮沒有迴避這些現象，而是給出了全新的解釋路徑：這不是因為生物學的缺陷，而是因為「焦慮」與「文化」。
三、 動力學的重構：焦慮、逃避與受阻
若說 1924 年的文章是地基，那麼 1926 年的《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則是支撐這座大廈的兩根支柱。這兩篇文章分別從「社會文化」與「臨床病理」兩個維度，解釋了女性主體性的失落。
在《逃避女性身分》與《受阻的女性氣質》中，霍妮展現了她作為文化批評家的前瞻性眼光。她指出，女性之所以表現出「男性化情結」，並非因為她們真的想要那個器官，而是因為她們生活在一個「男性單邊文化」中。在這個文化裡，力量、創造力與主體性都被標記為「陽性」。女性羨慕男性，本質上是在羨慕自由與安全。
同時，更深層地，霍妮已經隱然觸碰到一種心理動力學的交換：女性為了逃避內在的俄狄浦斯衝突（對母親的恐懼、對亂倫的罪惡感），選擇了「放棄」女性身分。這是一種戰略性的撤退，而非生物性的宿命。沿著這份理解，霍妮甚至帶領我們進入了女性身體的微觀政治，她精彩地預示了性冷感（Frigidity）並非女性性慾的缺失，而是恐懼的結果。當女性將亂倫衝動與母親的懲罰幻想投射到自己的生殖區域時，身體便會「凍結」。這裡，霍妮再次運用了她的公理：功能是被抑制了，而不是不存在。
霍妮發現的這一切，為治療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治療的目標不再是讓女性「認命」（接受自己被閹割），而是幫助女性「解禁」，重新擁抱那被恐懼封印的原發力量。
這三篇文章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的三段論：
1. 前提（1924）： 女性擁有獨立且完整的原發性別氣質。
2. 衝突（1926）： 外在的父權文化與內在的亂倫焦慮，迫使女性壓抑這一氣質。
3. 症狀（1926）： 這種壓抑表現為「逃避女性身分」（心理層面）與「受阻的女性氣質」（身體層面）。
四、 邁向文化的視野：霍妮思想的遺產
凱爾曼將這三篇文章置於全書之首，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們不僅是霍妮對弗洛伊德理論的修正，而更是在這三篇文章的論證過程中，霍妮意識到了「生物決定論」的侷限。她發現，如果不引入「文化權力」的視角，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男性會創造出貶低女性的文明（源於男性的子宮羨妒與創造力焦慮），也無法解釋女性為何會集體性地自我貶抑。
這三篇奠基之作，就像是一把銳利的手術刀，切開了精神分析理論中原本癒合良好的父權表皮，暴露出了底下的權力結構與焦慮防禦。它們賦予了女性一種新的尊嚴：女性的痛苦，不再是她們次等生物地位的證據，而是她們在不利的文化與家庭環境中，為了生存而進行艱苦心理搏鬥的傷痕。
在本書後續收錄的論文中，無論是探討《一夫一妻制的問題》、《母性的衝突》，還是《神經質的愛的需求》，我們都可以清晰地聽到這三篇文章的回響。後續所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女性是一個受困的完整主體」這一公理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