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其他心理學上的發現，幾乎也都是如此：它其實是一種重新發現。自古至今的詩人和哲人都知道，會罹患精神疾患的人，從來不是內心平靜、身心均衡的人，而是飽受內心衝突所苦的人。以現代用語來說，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論外在症狀看來如何，都是一種性格型精神官能症。因此我們在理論和治療上，都必須致力於更了解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劃時代的偉大研究，後來愈來愈趨向這個概念──可惜他的發生學式取向，使他未能具體表達此概念。但其他繼續延伸並拓展佛洛伊德研究的人──尤其是法蘭茲．亞力山大（Franz Alexander）、奧圖．蘭克（Otto Rank）、威廉．海許（Wilhelm Reich）和哈羅．舒茲──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把這個概念定義得更清楚了。不過，關於這種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動力，他們的看法莫衷一是。
我本身的出發點又有所不同。佛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學的假設，促使我開始思考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關於我們心目中何謂男性或女性，文化因素顯然有著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同樣明顯易見的是，由於佛洛伊德並未把文化因素納入考量，最終做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我在十五年之間，對這個主題愈來愈有興趣。其中部分和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有關，他對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皆有深入了解，讓我更意識到社會因素實際應用到女性心理學時的顯著影響，以及在應用上的局限。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後，這些初步想法得到了印證。當時我發現，美國人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在歐洲觀察到的情形不同，而唯有文化差異才能解釋這種現象。我的結論最後集結成《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書中主要的論點是，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根源是社會因素，更確切來說，精神官能症的起因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撰寫《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那幾年，我同時進行另一項研究，它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早先的假設。我探究的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驅力究竟為何。佛洛伊德率先指出，這些是強迫性的驅力。他認為這些驅力本質上是直覺本能，目標是追求滿足並逃避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力不僅僅限於精神官能症患者，而是所有人類皆如此。然而，倘若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這項假設便不可能成立。關於這方面，我的心得大致如下。各種強迫性驅力是精神官能症所特有；它們源自孤立、無助、恐懼和敵意等感覺，而且代表當事人儘管有這些感覺，仍想藉由這些方式應對周遭世界；它們主要目的不是追求滿足，而是安全感；之所以有著強迫性的特質，是因為背後潛藏著焦慮。這些驅力的其中兩種──對於關愛和權力的精神官能症的渴求──首先會鮮明地呈現出來，這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有詳細闡述。
儘管我把自己認為的佛洛伊德教導學說精華銘記於心，當時我卻發現，為了追求更好的理解，我踏上了與佛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本能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由文化決定；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慾力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焦慮，而希望和別人相處時能感受到安全感，因此對關愛有所需求，那麼慾力的理論便不再成立。童年經驗依然重要，但這些經驗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應該要從不同的新觀點來看待。其他理論上的差異也無可避免地相繼出現。因此，在參照佛洛伊德時，我不得不另外提出自己的想法。釐清後的成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書。
同時，我持續研究精神官能症的驅力。我把強迫性的驅力稱為「傾向」，並在下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傾向。那時，我也發現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至關重要。當時我視它為一種大宇宙，由許多彼此互相作用的小宇宙所構成。在每個小宇宙的核心，都有一個精神官能症傾向。這個精神官能症理論有個務實的應用方式。假如進行心理分析時，不再是用過去的經驗來解釋我們如今遇到的困擾，主要是靠多了解現有人格的各股力量如何交互作用，那麼只需要極少或甚至不用專家的協助，我們就完全可以認清並改變自己。如今對心理治療的需求愈來愈大，能取得的協助卻供不應求，自我分析似乎有望滿足這項重大需求。由於該書主要在探討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和方法，我把書名取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然而，我對個別傾向的呈現方式仍不是很滿意。各種傾向已經被描述得夠精確了；但我總覺得，以單純條列的方式呈現，似乎顯得各自為政。我看得出精神官能症患者對關愛、強迫性的謙虛，以及對「伴侶」的需求，都可歸作同一類。我當時未能看出的是它們綜合起來，代表著對別人和自身的一種基本態度，以及一種特殊的人生觀。這些傾向即是現在被我歸納為「親近他人」的核心。我也明白，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望，與精神官能症的野心有共通之處。它們大致構成了我稱之為「對抗他人」的因素。但對於被欣賞的需求和追求完美的驅力，儘管具有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也會影響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主要影響的似乎卻是患者與他本身的關係。此外，對利用的需求，似乎不如對關愛或權力的需求來得重要；它顯得不如後二者那麼全面，彷彿它不是個單獨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所擷取出來。
我的疑問從此獲得了證實。接下來幾年，我的焦點轉向衝突在精神官能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提到，精神官能症起源於多種精神官能症傾向的互相撞擊。在《自我分析》中，我說精神官能症的各種傾向，不僅會加深彼此，還會造成衝突。儘管如此，衝突仍只是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時逐漸意識到內在衝突的重要性；然而，他視內在衝突為被壓抑和壓抑力量間的一種角力。我所看到的衝突並不是這樣，它們作用於好幾組不同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最初主要涉及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隨著時間演變成對自己的矛盾態度，有著矛盾的性質和矛盾的價值觀。
愈來愈深入地觀察後，讓我對這種衝突的重要性大開眼界。最嘆為觀止的，是病人竟然對他們內心明顯易見的矛盾視若無睹。我若指出這些矛盾，病人便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似乎變得興趣缺缺。一再反覆遇到這種經驗後，我發現，閃避的態度代表他們一點都不願意處理這些矛盾。最終，突然認清衝突後，他們的反應是驚慌惶恐，這讓我了解到，原來我猶如在拆解炸藥。難怪病人對這些衝突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深怕這些衝突的威力使其粉身碎骨。
接著我開始體認到病人投注了多麼驚人的精神和心力，努力設法或多或少地「化解」這些衝突，或更確切來說，設法否認衝突的存在，並粉飾太平。對於化解衝突，我發現主要有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大致如同本書所呈現的順序。最初的嘗試是隱匿衝突的一部分，並讓其對立面變得明顯。第二種方式是「遠離」他人。精神官能症的抽離功能，這下有了新的面貌。抽離屬於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最原始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它也代表了想嘗試找出解方，畢竟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上的距離，可讓衝突無法再運作。
第三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很不一樣。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對抗他人，而是對抗自己。他整體的實際自我，對他而言變得不太真實，他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來把自己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那些有衝突的部分經過大改造後，顯得不再像是衝突，而像一個豐富人格的許多不同面向。這個概念有助於釐清精神官能症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原本超出我們的理解範疇，也因此超出治療的範疇。它也把原本難以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放回適當的位置。如此一來，對完美的需求可視為努力想追上那個理想化的形象；對被欣賞的渴望，可視為病人需要透過外在的肯定，以相信自己真的是那個理想化形象。可想而知，這個形象與現實的落差愈大，需求就愈難滿足。在各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中，理想化的形象大概最不容忽視，因為它對整體人格都有著深遠影響。但反過來它又會形成新的破口，因此使人不得不再度修補。
第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主要想擺脫這個破口，但同時也可能掩蓋掉所有其他衝突。透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病人內心的歷程彷彿像是在外界發生的事。假如理想化的形象意味著與實際的自我保持一步之隔，那麼外化作用便代表著更劇烈的切割。它將再度形成新的衝突，或者說大幅增加原本的衝突，即增加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稱為四種主要的嘗試化解方式，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在所有精神官能症中都發揮著作用，只不過程度上有大小之別，部分則因為它們會造成人格上的重大變化。但絕對不只限於這四種，其他較少見的應對策略包括：自以為是，主要功能是壓制內在所有質疑；僵化的自我控制，是試圖憑意志力，來維繫一個早已分崩離析的個體；還有憤世嫉俗，藉由貶低各種價值觀，來泯除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的衝突所造成的後果，在我看來漸漸變得愈來愈清晰。我看到了從中衍生出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正直性無可避免的減損，以及感受到自己身陷其中、無法脫身的深深絕望。
直到我體認了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之特殊含意後，虐待傾向的意義才終於浮現檯面。我如今了解到，虐待傾向是間接透過別人體驗生活，意圖亡羊補牢，當事人採取這種舉動，是因為他深感絕望，覺得永遠沒辦法做自己。從虐待企圖中經常可觀察到玉石俱焚般的激情，乃是源自這種人對報復性勝利有著貪得無厭的渴望。於是我明白，對破壞性利用的需求，其實並不是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而只是更廣義整體的一種恆常表達方式，由於缺乏更好的用詞，我們暫且稱為虐待心態。
由此發展出一套精神官能症的理論，其中心動力就是「親近」、「對抗」和「遠離」他人等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由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分崩離析，一方面又需要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運作，儘管猶如困獸之鬥，他仍會嘗試尋求化解辦法。這麼一來，雖然他可以順利營造某種平衡的假象，新衝突仍會不斷衍生，因此不得不持續想新辦法來補救。為了追求自己的整體性，採取的每一步都促使該患者變得敵意更深、更無助、更恐懼、與自己和他人更疏離，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這些困擾變得更嚴重，也愈來愈難真正解決問題。他終於變得徹底絕望，並且可能想藉由虐待式的意圖，尋求某種亡羊補牢，這反過來又會加深其絕望感，並形成新的衝突。
這是精神官能症相當慘澹的發病狀況，以及它所形成的性格結構。儘管如此，為何我說我的理論具有建設性呢？首先，它能消除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即相信我們可以憑著過度簡單的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並不抱持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是因為透過它，我們終於首度能處理並解決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更因為儘管它正視了精神官能症糾葛的嚴重性，我們不僅可藉由它調理潛在的衝突，還能真正解決衝突，並設法實現真正的人格整合。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無法靠理性決定來解決。患者嘗試找出解方，不僅白費力氣，更是有害無益。但這些衝突其實可以解決，只要改變人格中導致它們成形的那些條件即可。每一次妥善進行的精神分析，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因為能讓當事人較不無助、較不恐懼、較不具敵意，也與自己和他人較不疏離。
關於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佛洛伊德之所以悲觀，是由於他對於人類的善心和人類的成長沒有信心。他認為人就是注定要受苦或破壞。驅使著人類的這些本能，只能加以控制，或頂多「昇華」。我卻相信，人既有能力、也有欲望要發展自己的潛能，以及成為正直健全的人，如果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從而包括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且持續惡化，這些潛能也會折損。我堅信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可以持續改變。而了解得愈深入，這個信念便愈堅定。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其他心理學上的發現，幾乎也都是如此：它其實是一種重新發現。自古至今的詩人和哲人都知道，會罹患精神疾患的人，從來不是內心平靜、身心均衡的人，而是飽受內心衝突所苦的人。以現代用語來說，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論外在症狀看來如何，都是一種性格型精神官能症。因此我們在理論和治療上，都必須致力於更了解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劃時代的偉大研究，後來愈來愈趨向這個概念──可惜他的發生學式取向，使他未能具體表達此概念。但其他繼續延伸並拓展佛洛伊德研究的人──尤其是法蘭茲．亞力山大（Franz Alexander）、奧圖．蘭克（Otto Rank）、威廉．海許（Wilhelm Reich）和哈羅．舒茲──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把這個概念定義得更清楚了。不過，關於這種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動力，他們的看法莫衷一是。
我本身的出發點又有所不同。佛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學的假設，促使我開始思考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關於我們心目中何謂男性或女性，文化因素顯然有著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同樣明顯易見的是，由於佛洛伊德並未把文化因素納入考量，最終做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我在十五年之間，對這個主題愈來愈有興趣。其中部分和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有關，他對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皆有深入了解，讓我更意識到社會因素實際應用到女性心理學時的顯著影響，以及在應用上的局限。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後，這些初步想法得到了印證。當時我發現，美國人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在歐洲觀察到的情形不同，而唯有文化差異才能解釋這種現象。我的結論最後集結成《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書中主要的論點是，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根源是社會因素，更確切來說，精神官能症的起因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撰寫《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那幾年，我同時進行另一項研究，它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早先的假設。我探究的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驅力究竟為何。佛洛伊德率先指出，這些是強迫性的驅力。他認為這些驅力本質上是直覺本能，目標是追求滿足並逃避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力不僅僅限於精神官能症患者，而是所有人類皆如此。然而，倘若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這項假設便不可能成立。關於這方面，我的心得大致如下。各種強迫性驅力是精神官能症所特有；它們源自孤立、無助、恐懼和敵意等感覺，而且代表當事人儘管有這些感覺，仍想藉由這些方式應對周遭世界；它們主要目的不是追求滿足，而是安全感；之所以有著強迫性的特質，是因為背後潛藏著焦慮。這些驅力的其中兩種──對於關愛和權力的精神官能症的渴求──首先會鮮明地呈現出來，這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有詳細闡述。
儘管我把自己認為的佛洛伊德教導學說精華銘記於心，當時我卻發現，為了追求更好的理解，我踏上了與佛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本能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由文化決定；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慾力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焦慮，而希望和別人相處時能感受到安全感，因此對關愛有所需求，那麼慾力的理論便不再成立。童年經驗依然重要，但這些經驗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應該要從不同的新觀點來看待。其他理論上的差異也無可避免地相繼出現。因此，在參照佛洛伊德時，我不得不另外提出自己的想法。釐清後的成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書。
同時，我持續研究精神官能症的驅力。我把強迫性的驅力稱為「傾向」，並在下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傾向。那時，我也發現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至關重要。當時我視它為一種大宇宙，由許多彼此互相作用的小宇宙所構成。在每個小宇宙的核心，都有一個精神官能症傾向。這個精神官能症理論有個務實的應用方式。假如進行心理分析時，不再是用過去的經驗來解釋我們如今遇到的困擾，主要是靠多了解現有人格的各股力量如何交互作用，那麼只需要極少或甚至不用專家的協助，我們就完全可以認清並改變自己。如今對心理治療的需求愈來愈大，能取得的協助卻供不應求，自我分析似乎有望滿足這項重大需求。由於該書主要在探討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和方法，我把書名取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然而，我對個別傾向的呈現方式仍不是很滿意。各種傾向已經被描述得夠精確了；但我總覺得，以單純條列的方式呈現，似乎顯得各自為政。我看得出精神官能症患者對關愛、強迫性的謙虛，以及對「伴侶」的需求，都可歸作同一類。我當時未能看出的是它們綜合起來，代表著對別人和自身的一種基本態度，以及一種特殊的人生觀。這些傾向即是現在被我歸納為「親近他人」的核心。我也明白，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望，與精神官能症的野心有共通之處。它們大致構成了我稱之為「對抗他人」的因素。但對於被欣賞的需求和追求完美的驅力，儘管具有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也會影響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主要影響的似乎卻是患者與他本身的關係。此外，對利用的需求，似乎不如對關愛或權力的需求來得重要；它顯得不如後二者那麼全面，彷彿它不是個單獨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所擷取出來。
我的疑問從此獲得了證實。接下來幾年，我的焦點轉向衝突在精神官能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提到，精神官能症起源於多種精神官能症傾向的互相撞擊。在《自我分析》中，我說精神官能症的各種傾向，不僅會加深彼此，還會造成衝突。儘管如此，衝突仍只是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時逐漸意識到內在衝突的重要性；然而，他視內在衝突為被壓抑和壓抑力量間的一種角力。我所看到的衝突並不是這樣，它們作用於好幾組不同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最初主要涉及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隨著時間演變成對自己的矛盾態度，有著矛盾的性質和矛盾的價值觀。
愈來愈深入地觀察後，讓我對這種衝突的重要性大開眼界。最嘆為觀止的，是病人竟然對他們內心明顯易見的矛盾視若無睹。我若指出這些矛盾，病人便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似乎變得興趣缺缺。一再反覆遇到這種經驗後，我發現，閃避的態度代表他們一點都不願意處理這些矛盾。最終，突然認清衝突後，他們的反應是驚慌惶恐，這讓我了解到，原來我猶如在拆解炸藥。難怪病人對這些衝突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深怕這些衝突的威力使其粉身碎骨。
接著我開始體認到病人投注了多麼驚人的精神和心力，努力設法或多或少地「化解」這些衝突，或更確切來說，設法否認衝突的存在，並粉飾太平。對於化解衝突，我發現主要有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大致如同本書所呈現的順序。最初的嘗試是隱匿衝突的一部分，並讓其對立面變得明顯。第二種方式是「遠離」他人。精神官能症的抽離功能，這下有了新的面貌。抽離屬於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最原始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它也代表了想嘗試找出解方，畢竟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上的距離，可讓衝突無法再運作。
第三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很不一樣。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對抗他人，而是對抗自己。他整體的實際自我，對他而言變得不太真實，他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來把自己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那些有衝突的部分經過大改造後，顯得不再像是衝突，而像一個豐富人格的許多不同面向。這個概念有助於釐清精神官能症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原本超出我們的理解範疇，也因此超出治療的範疇。它也把原本難以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放回適當的位置。如此一來，對完美的需求可視為努力想追上那個理想化的形象；對被欣賞的渴望，可視為病人需要透過外在的肯定，以相信自己真的是那個理想化形象。可想而知，這個形象與現實的落差愈大，需求就愈難滿足。在各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中，理想化的形象大概最不容忽視，因為它對整體人格都有著深遠影響。但反過來它又會形成新的破口，因此使人不得不再度修補。
第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主要想擺脫這個破口，但同時也可能掩蓋掉所有其他衝突。透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病人內心的歷程彷彿像是在外界發生的事。假如理想化的形象意味著與實際的自我保持一步之隔，那麼外化作用便代表著更劇烈的切割。它將再度形成新的衝突，或者說大幅增加原本的衝突，即增加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稱為四種主要的嘗試化解方式，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在所有精神官能症中都發揮著作用，只不過程度上有大小之別，部分則因為它們會造成人格上的重大變化。但絕對不只限於這四種，其他較少見的應對策略包括：自以為是，主要功能是壓制內在所有質疑；僵化的自我控制，是試圖憑意志力，來維繫一個早已分崩離析的個體；還有憤世嫉俗，藉由貶低各種價值觀，來泯除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的衝突所造成的後果，在我看來漸漸變得愈來愈清晰。我看到了從中衍生出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正直性無可避免的減損，以及感受到自己身陷其中、無法脫身的深深絕望。
直到我體認了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之特殊含意後，虐待傾向的意義才終於浮現檯面。我如今了解到，虐待傾向是間接透過別人體驗生活，意圖亡羊補牢，當事人採取這種舉動，是因為他深感絕望，覺得永遠沒辦法做自己。從虐待企圖中經常可觀察到玉石俱焚般的激情，乃是源自這種人對報復性勝利有著貪得無厭的渴望。於是我明白，對破壞性利用的需求，其實並不是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而只是更廣義整體的一種恆常表達方式，由於缺乏更好的用詞，我們暫且稱為虐待心態。
由此發展出一套精神官能症的理論，其中心動力就是「親近」、「對抗」和「遠離」他人等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由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分崩離析，一方面又需要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運作，儘管猶如困獸之鬥，他仍會嘗試尋求化解辦法。這麼一來，雖然他可以順利營造某種平衡的假象，新衝突仍會不斷衍生，因此不得不持續想新辦法來補救。為了追求自己的整體性，採取的每一步都促使該患者變得敵意更深、更無助、更恐懼、與自己和他人更疏離，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這些困擾變得更嚴重，也愈來愈難真正解決問題。他終於變得徹底絕望，並且可能想藉由虐待式的意圖，尋求某種亡羊補牢，這反過來又會加深其絕望感，並形成新的衝突。
這是精神官能症相當慘澹的發病狀況，以及它所形成的性格結構。儘管如此，為何我說我的理論具有建設性呢？首先，它能消除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即相信我們可以憑著過度簡單的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並不抱持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是因為透過它，我們終於首度能處理並解決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更因為儘管它正視了精神官能症糾葛的嚴重性，我們不僅可藉由它調理潛在的衝突，還能真正解決衝突，並設法實現真正的人格整合。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無法靠理性決定來解決。患者嘗試找出解方，不僅白費力氣，更是有害無益。但這些衝突其實可以解決，只要改變人格中導致它們成形的那些條件即可。每一次妥善進行的精神分析，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因為能讓當事人較不無助、較不恐懼、較不具敵意，也與自己和他人較不疏離。
關於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佛洛伊德之所以悲觀，是由於他對於人類的善心和人類的成長沒有信心。他認為人就是注定要受苦或破壞。驅使著人類的這些本能，只能加以控制，或頂多「昇華」。我卻相信，人既有能力、也有欲望要發展自己的潛能，以及成為正直健全的人，如果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從而包括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且持續惡化，這些潛能也會折損。我堅信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可以持續改變。而了解得愈深入，這個信念便愈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