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一】
CHAPTER 1　匱乏循環
整個一九七○年代，賭場高層都忽略吃角子老虎機，把它們亂塞在角落。七○年代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管理者查爾斯‧赫西（Charles Hirsch）稱吃角子老虎機為「用來殺時間與娛樂那些賭場真正客戶──紙牌或骰子的玩家──的朋友與家人的玩具」。
當時撲克牌與骰子遊戲為賭場賺取的錢，比吃角子老虎機多了十倍。賭客偏愛那些遊戲，是因為它們很吵雜、性感又令人振奮。加上那些「桌上遊戲」能讓賭客有將近一半的時間體驗到贏錢的快感。玩家在任何特定遊戲中，都有四○％到四九％的贏錢機率。
另一方面，吃角子老虎機很無聊，因此很少有人去玩。那些機器是笨重、安靜的類比設備。賭客獨自安靜地坐著，拉動一個操縱桿，看著醜陋的鋼製滾輪旋轉，然後哐啷、哐啷、哐啷──滾輪會停下來，賭客可能會輸錢。
這是最大的問題。賭客每場遊戲只能下注一列符號，因此要贏的話，賭客需要將正確符號完美地在中間排成一列。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所有吃角子老虎機當中，只有三％的機率會贏。
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某件事一無所獲，我們很快就會停止去做。長達一個世紀的心理學研究也支持這一點。例如，如果我們轉動車鑰匙卻沒有啟動引擎，我們可能會多轉動鑰匙幾次；但如果沒動靜，我們就不會一再轉動鑰匙，而是會放棄，然後打開引擎蓋或打電話叫拖吊車。
心理學家將這種停止做沒有回報的行為稱為「削弱」（extinction），這在我們研究過的所有動物身上都很明顯。而當說到造成削弱，那個年代的吃角子老虎機就像殺死恐龍的彗星，非常善於造成削弱，以致很多吃角子老虎機前面甚至沒有椅子，很少人玩它們的時間會久到需要坐下來。
然後出現了一個叫做斯‧雷德（Si Redd）的人，大約是在一九八○年。雷德生於一九一一年，是密西西比州一名赤貧佃農的兒子。生長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改變了他的心靈，在他內心銘刻了堅定的動力與能量，讓他完全專注於致富。年僅十八歲，他就開始在南部與東北部打造彈珠台遊戲機與自動點唱機的王國。雷德非常成功，以致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黑幫逼迫他接受一筆不公平的交易：賣掉你的生意，不然我們就殺了你。
因此，他帶著他的才能來到了拉斯維加斯。雷德身穿褐紫色的聚脂纖維西裝、戴著碟子大小的墨鏡，以及用高爾夫球大小的綠松石當作飾釘的波洛領帶，在拉斯維加斯閒晃，是牛仔與鼠黨的結合，充滿老派拉斯維加斯的風格。
一九七○年代末期，雷德注意到新的雅達利電子遊戲機系統能抓住孩子的專注力好幾個小時，這對他來說是件蠢事，因為這些孩子們打贏一場電子遊戲，並未因此得到任何實質的回報。但這讓他有了一個點子。
雷德了解心理學上的削弱    ，他知道連續輸太多次並不好玩。當我們贏的時候，賭博會更令人感到興奮，即使那些勝利很小。
他心想，能否把吃角子老虎機數位化？與其使用那些笨重的物理類比滾輪，只提供一列符號下注且賠率很差，雷德開始製造有螢幕的吃角子老虎機來取代。這代表當賭客玩這個遊戲，就會啟動一部電腦，而「滾輪」就會在螢幕上現身旋轉。
螢幕打開了一個充滿下注與贏錢可能性的世界。雷德請人把機器設定好程式，讓玩家每次都可以下注不只一列、行或符號。有些機器還允許賭客在單場遊戲中下注一百行符號。想像各種奇形怪狀的線條越過五乘五的符號網格，直線、向下斜線、向上斜線、V型線、M型線等等，任何一個都可能贏。
透過在每場遊戲中對於十、二十、四十，甚至一百條不同的線下注一分錢或五分錢，賭客更有可能在一、兩條線上贏到一些東西。任何一部吃角子老虎機遊戲的勝率驟升到四五％。
你可能贏到大錢，但更常見的是贏的金額比原始投注的少。例如，一名賭客可能下注一美元，「贏」了五十美分。
說這是一種「贏」可能很怪，甚至根本是愚蠢的。但回溯到一九五○年代的科學卻證實，雷德對人類行為有基本的認識。他了解人腦不會把那個結果視為輸了五十美分，而是傾向於忽略已投入的錢，把它視為贏了五十美分。賭場把這種贏得的金額比下注的少稱為「偽裝成贏的輸」。
挪威的研究人員最近發現，大腦對這些「偽裝成贏的輸」的反應，是將之視為小贏而非小輸。它們讓我們玩得更久、花更多錢，因為它們保持了希望、懸念與興奮。
一旦雷德利用了這個大腦的怪癖，他便透過一個從基本心理學教科書偷來的劇本來強化它。他讓這機器幾乎能誘發癲癇。數位機器讓雷德能加入響亮歡樂的聲音、明亮閃爍的光，以及富娛樂性的螢幕圖形。他在那些機器上安裝程式，讓真正的「贏」以及「偽裝成贏的輸」出現時，發出那些令人興奮的噪音、燈光與圖形。心理學家將接下來發生的事稱為條件反射。正如巴夫洛夫（Pavlov）的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一樣，人類開始把機器奇妙的反應與真正大筆的贏，以及偽裝成贏的輸，聯想在一起。
要了解這個轉變，假設我們打算玩一部舊機器與一部雷德的機器，我們有十美元，每次遊戲下注一美元，以下就是會出現的樣貌。

舊機器
遊戲過程：輸，輸，輸，輸，輸，輸，輸，輸，贏二美元，輸，輸，輸，輸
最後結果：輸十美元
合計遊戲時間：一分鐘
再玩一次的興奮感與可能性：我們寧願去做根管治療。

雷德的機器
遊戲過程：輸，贏○‧五美元，贏○‧八美元，贏一‧五美元，輸，贏○‧四美元，輸、贏○‧八美元，贏○‧二五美元，輸，輸，贏四美元，輸，贏○‧五美元，贏六美元，輸，輸，贏○‧二美元，輸，輸，繼續直到……
最後結果：輸十美元
合計遊戲時間：十五分鐘
再玩一次的興奮感與可能性：可以借我十美元嗎？

吃角子老虎機從快速、單調的燃燒變成長時間、緩慢、令人著迷、好玩到不行的悶燒，讓我們一再回頭去玩，有時甚至可以帶著比一開始更多的錢離開。
對玩家以外的人來說，不顧「偽裝成贏的輸」仍繼續玩似乎很不合理，但這是教科書上典型的人類行為。再回到破車的例子，假設我們轉動車鑰匙，車子沒反應，於是我們再轉動一次鑰匙，還是沒有。但是當我們第三次轉動鑰匙時，引擎轉動了一秒鐘，發出像是要啟動的聲音，接著又變得沒有聲音，也沒有啟動。我們面對這「偽裝成贏的輸」，當然會立刻再轉動一次鑰匙。只要引擎有活過來的跡象，我們就會坐在那裡轉動鑰匙。只有連續太多次失敗的嘗試，才會促使我們去打開引擎蓋或打電話叫拖吊車。一具需要細心注意的引擎，比一具壞掉的引擎更能吸引我們較長的注意力。
透過提高「贏錢」的出現頻率，並增加令人眼花撩亂的燈光、音效與圖形，雷德解決了機器的無聊問題。
但他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人們不知道他的新吃角子老虎機如此有趣，依舊認為吃角子老虎機很單調乏味，所以雷德需要吸引大眾。
螢幕與數位化讓他得以像我們解決許多問題一樣，解決那個問題，他丟錢進去。
舊機器的累積獎金機率，取決於工程師能放在一個滾輪的符號數量。那些累積獎金還不錯──可能是五百到一千美元。但只要有一百美元，並且在幾場二十一點或輪盤遊戲中走運，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更輕鬆地贏到那麼多錢。
數位機器能依照任何雷德想要的賠率設定程式。假設累積獎金的賠率是二十五萬分之一，就能讓他提供更大的彩金。新機器的平均累積獎金膨脹到五、六位數的範圍。雷德甚至連接了橫跨整個內華達州的機器，並匯集它們的資金以提供數百萬美元的累積獎金。他稱這些為「廣域進行性累積獎金」，就像吃角子老虎機的威力球彩券。
這個只需押注一、兩元美金就能贏得改變人生的累積獎金的機會，吸引民眾去嘗試吃角子老虎機，有點像是當威力彩的累積獎金到達九位數字時，你家當地的加油站門外都有人大排長龍爭相購買樂透彩券。
有更多人去嘗試吃角子老虎機了。而一旦他們這麼做，就會覺得好玩並一直玩下去。吃角子老虎機的玩家知道他們很快就會贏，但是有多快？會贏多少錢？他們下注的一美元會讓他們得到四十美分嗎？還是會幫他們贏到四千萬美元？就像二○○三年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一名二十五歲的軟體開發人員在雷德的「廣域進行性吃角子老虎機」上贏到的錢？
雷德沒有就此停手。他一直在尋找下一個輕微調整，好讓更多人玩得更多。那些吃角子老虎機上的笨重把手，可能會讓玩遊戲感覺像是體力活，因此他把它們拆掉，加上了旋轉按鈕。這個男人並不在乎你疲累的手臂，但他確實在乎損益平衡。旋轉按鈕讓賭客更快玩到下一局遊戲，平均每名賭客從一小時玩三百局增加到九百局。
雷德的機器開始走紅。人們大聲要求要玩這些機器，賭場高層將遊戲樓層的吃角子老虎機增加了五倍，他們重新設計賭場樓層，把吃角子老虎機放在前面與中央。高層甚至得訂購數千張椅子，因為吃角子老虎機的賭客會玩好幾個小時，需要坐下來。
每個人都變得富有，除了你、我，以及其他玩那些機器的人。
雷德的吃角子老虎機革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重大改變之一，就像網飛（Netflix）開始允許客戶線上收看電影，而非以DVD的形式來回寄送影片，便永久改變了我們觀看電視與影片的方式，或是當亞馬遜想到銷售書籍以外的東西，因而改變了我們購物的方式。

【摘文二】
CHAPTER 8　食物
匱乏的大腦是在食物供給經常短缺的世界中進化出來的，因此天生就渴望所有食物，尤其是富含卡路里的食物。食物的味道越濃郁、卡路里密度越高，就越美味。它越是美味，我們就越可能渴望它，進而吃得比所需的更多一點。身體把多餘的食物儲存為脂肪，在過去，擁有多餘的脂肪是抵抗飢餓的保險政策，身體會利用這些脂肪，在食物匱乏時活下來，在找不到食物時補充熱量。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從土地上獵捕、抓取或採摘的食物，並不是那麼豐富與高卡路里，不只是數量匱乏，在卡路里、口味、口感與其他使食物更加美味的特質上也很匱乏。我們吃的是我們找到的植物與獵捕和垂釣到的動物，請記住：是骯髒的植物根部與一些黏呼呼的魚在火堆上烹煮，樸素的飲食並沒有那麼令人渴望。
至少在一萬三千年前，我們就開始意識到，如果可以飼養動物、種植食物，而不只是獵捕與碰巧發現，或許就能擁有更多食物。於是，就跟里昂西奧一樣，我們繼續打獵、捕魚與採集，但也開始飼養綿羊與山羊之類的動物，以及種植稻米、馬鈴薯、玉米與小麥等食物。
人類開始在中東地區耕作小麥、豌豆、扁豆與鷹嘴豆，在中南美洲種植馬鈴薯、豆類、玉米與花生，在中國耕作稻米等等。這些農作物導致了人口成長、人類文明與帝國的出現。拜貿易與征服所賜，食物資源快速傳播至世界各地。
人類開始依賴農作物，因為它們是了不起的植物，是對成長、健康與不死超級有利的超級食物。「農作物是建立城市與軍隊的唯一方式，而這些是創立帝國的要件。」飲食歷史學家瑞秋・勞丹（Rachel Laudan）這麼告訴我。農業科學家稱這些食物為主要作物，它們變成人類飲食的主要產品，因為能為許多人提供茁壯成長所需的充足卡路里、維生素與礦物質。
農耕是人類曾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這樣的說法，如今在部分學者當中相當受歡迎。他們主張，農耕導致了階級化的問題，而且身為獵人─採集者的祖先工作量比我們更少（大多數研究表示，這並未考慮處理獵捕與採集而來的食物需要的時間）。而回到我們開始農耕之前，科學家估計世界上有大約一千萬人。因為狩獵與採集需要大片土地才能找到足夠的食物，才不會挨餓，要是我們沒有開始種植主要作物，仍然會在外面挖掘與追捕食物，也仍然只會有大約一千萬的人口。你、那些學者與我，可能就不會是那幸運的一千萬人之一，所以我們就別抱怨太多了。
蔬菜與肉一般都是少少的配菜。蔬菜有重要的養分，但不會提供付出勞力所需的足夠卡路里，以重量計算，一份小麥所含的卡路里，是大多數蔬菜的五到二十倍。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最近，如果人類試著像洛杉磯的純素食者那樣永遠都只吃各色蔬菜，就會繼續挨餓的原因。只有在你有一張資金充裕的信用卡，以及可以輕鬆前往現代雜貨店與雅痞快速慢食沙拉餐廳時，才有可能辦得到。齊曼內人吃蔬菜的方式，就是人類萬古以來的方式──當作補充品，一點促進營養的東西。
肉和魚也是如此。不管生酮、原始人飲食與肉食主義的倡導者相不相信，大多數早期的人類並沒有吃大量的肉，不會一邊走路一邊大口啃著獵捕到的動物煮熟的腿，就像我們經常在卡通裡看到的穴居人祖先的樣子。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人類學家與人類飲食進化專家艾莉莎‧克里特登（Alyssa Crittenden）告訴我，那些流行的飲食法過於注重肉類。「獵人─採集者主要是吃植物為主的飲食。」她說，像是塊莖與水果之類的食物。有一些罕見的例外，像是北極地區的部落。但即使是在少數肉類供應最充分的時候，大多數獵人─採集者部落的飲食，還是嚴重傾向植物。例如，即使在坦尚尼亞北部哈扎人（Hadza）部落的肉類很充分的時候，肉類也只占飲食的四○％，那還只是對男人來說，女人吃的肉更少。一年中的其他時候，這個部落的人幾乎完全仰賴野生塊莖植物。
肉和魚擁有必需的蛋白質與礦物質，對人類飲食相當重要。但動物的特點在於會逃走與游走，狩獵具有挑戰性，即使你有一把來福槍，更不用說弓箭或魚叉等自製武器了。即使人類馴養了豬與牛之類的動物，也不可能養太多，那時沒有現代的生物工程技術與豐富的飼料。
「肉類一直都很匱乏。」飲食歷史學家勞丹說。「大多數的人本質上是蔬食者，你不想殺掉你擁有的動物，因為牠們能給你蛋或後代。」她說，直到一九○○年，肉一般都被視為一種款待，在許多低收入的國家仍然是如此。像今天的美國人一樣吃那麼多的肉──一天吃十二盎司，只可能發生在國王與皇后身上。
在過去，大多數人的飲食就像齊曼內人一樣：以榖物或馬鈴薯等為主食，佐以一點肉與蔬菜。但這些飲食法讓文明得以崛起，也激勵了最了不起的思想家。古希臘作家、《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的作者荷馬，就稱大麥與小麥麵粉的飲食為「人的精髓」。即使是最兇猛的戰士與征服者，都是吃我們的主要作物。羅馬士兵每天吃兩磅小麥，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征服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也都是靠小麥麵包來供給能量，日本武士也是以白米為食。
主要作物甚至打造了我們了不起的大腦。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團隊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兩百萬到七十萬年前，人類開始食用主要是澱粉類的碳水化合物，像是植物的根，類似今天的番薯。這或許就是大腦增大兩倍的原因，而非有些人聲稱的跟大腦生長的肥肉有關。
匱乏的環境與關於主要作物的某件事讓我們的心臟保持跳動，如《美國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中的一項研究指出：「二十世紀初期，心臟疾病在美國是不常見的死亡原因。」這種疾病甚至在一九○四年前都不曾出現在醫學教科書中，但在一九七○年代發生了改變。

【摘文三】
CHAPTER 10　資訊
在現代的資訊深淵中，應該如何平衡我們的資訊消費者大腦呢？我二十歲出頭在《君子》（Esquire）雜誌實習時，被「大蒙蔽」狠狠打了一巴掌，取得資訊是多麼容易，而這又如何給了我們一幅現實的不完整圖像。那是二○一○年左右，一位資深編輯把我拉進會議室，教我如何找到更好的資訊。
那位編輯給了我一項奇特的報導任務，要去弄清楚教宗賺多少錢。其他兩名實習生和我一頭栽進了這項專案中，我們上網搜尋，也讀了一些報導，我甚至還採訪了一位大學的天主教學者與歷史學家。那位歷史學家支支吾吾地給了他們最好的估算。然後，我們把研究檔案用電子郵件傳給編輯，以便他把檔案轉交給一位寫手。
我們立刻收到了一封回信：「五分鐘後到會議室見我。」
那是一天的尾聲，編輯坐在一張長桌的首位，我們進入那間位於曼哈頓中城的玻璃牆會議室時，還能俯瞰第八大道的景色。
我們都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編輯久久說不出話來，然後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各位，不行，」他說。「不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們想知道教宗賺多少錢，就要打電話去該死的梵蒂岡問。」
「打電話去該死的梵蒂岡問。」+39-347-800-9066。自從那年以後，這句話就成了我腦海中的簡寫，提醒我該如何鍛鍊人類資訊消費者的肌肉。那是我們每次想深入了解某事的時候都應該考慮的一條經驗法則──不斷質疑資訊來源，以及只要有可能，永遠都要找到源頭。
哲學家阮教授解釋，知識與理解之間是有區別的，知識是掌握事實，理解則不同。
「首先，」阮教授在二○二一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當我們理解某事，不僅掌握許多獨立的事實，還會看見那些事實是如何連結的……其次，當我們理解某事，就掌握了某些內部模型或對它的解釋，讓我們能用來做出預測、執行更進一步的調查，以及對新現象進行分類。」
當我們更努力地直接從源頭去獲得知識時，理解最有可能降臨。可以說是透過打電話去梵蒂岡來實現的，這需要更多的努力與更深入的探索。有意願去到那裡，拿起電話，或至少閱讀一份主要來源，例如一份研究報告，這會帶來更深入、更正確的理解。
想要知道某個東西的外觀或感覺如何？就去看或體驗它。對某人相信的事情感到好奇？就去問他們。在當下親自去做，能揭露更多訊息。
我們渴望資訊，卻偏愛容易取得的資訊。拿起電話或親自去見某人，會比待在螢幕後面閱讀其他人已經解讀的內容要來得更不確定、更無法預測與控制。
這就符合了現象研究人員所稱的「線上大腦」。由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與牛津大學等世界最菁英學術機構的科學家所組成的團隊，最近聚在一起研究線上大腦。他們說，網路已用三種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大腦。
第一，傷害了我們專注的能力。這並不令人震驚，我們的工作和學習裝置與社交裝置相同，也與夢幻足球追蹤器相同，也與電視相同，也與……你知道重點在哪。利用匱乏循環的APP破壞了我們的注意力，並扼殺了深刻理解所需的專注力。
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在筆電上於不同的工作之間切換的頻率，高達每十九秒一次。超過一半的大學生承認，無法在不查看手機或不打開娛樂畫面的情況下用功念書十分鐘。
線上大腦的第二個影響是，我們已把一些記憶轉移至雲端。這有明顯的好處──像是我們口袋裡現在就有一部百科全書。但壞處是，這可能使我們更難將看似截然不同的資訊片段連結起來，彷彿我們無法取得填滿拼圖所需的碎片。拼圖的碎片不是全都倒出來放在桌上，反而是有些在一個房間，其他在另一個房間。
研究也支持這個概念。有個研究要求兩組人去尋找資訊，第一組人可以使用網路，第二組人則使用紙本百科全書。網路組更快找到資訊，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但是任務完成後不久，跟那些使用紙本百科全書的人比較起來，他們正確回憶資訊的能力明顯較差。這份研究顯示，如果想要更記得住資訊，那麼比較費力地搜尋，像是找到對的書，然後在書中找到對的段落，可能是有利的。就像慢食比快食有利，慢資訊通常也比快資訊更好。
第三，科學家表示，網路正在改變社交互動。我們的大腦對線上與實體的社交互動反應似乎很類似，但有些研究顯示，網路的崛起造成年輕族群之間的社交焦慮，從二○○八年以來增加了三倍。研究人員指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的直接與間接媒體」，這或許是我的許多大學新聞系學生難以與消息來源接觸與談話的原因。當然，線上評論區似乎是可憎的人類行為總部。
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報告，網路與其強烈影響人心的傾向無所不在，包括了日常社交、職業、智性與私人的生活。
我跟范德‧海談話時提到這個現象。他說：「在過去五年裡，每當我進行公開演講時，都有更多人問我，地球是不是平的。真的，有一陣子，我每一次去一間學校演說時，就會有一個人問我地球是不是平的，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那讓我真正去思考，科學家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是提出一個理論，然後設法去反駁它。因此我們特地去尋找與我們認為的現實互相矛盾的資訊，這就是我們確信自己取得一個可行理論的方式。如果無法找到任何反駁的方法，我們就會對它越來越適應，但仍然稱它為一個理論，因為在未來我們可能會學到更多東西。」
當我們看著不是平的地球時，范德‧海繼續說道：「我認為正在發生的是，我們可以取得太多資訊，它們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不正確的。有問題時，我們傾向到網路上尋找只會強化我們已擁有觀念的資訊，你可以輕鬆找到那種強化的資訊，可能對任何想法變得更加堅定。」
阮教授解釋：發現我們所想的是正確的資訊感覺很棒。哲學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甚至稱它為「智性的高潮」（intellectual orgasm）。那是只有以思考維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但她抓住了重點。那個恍然大悟的「啊哈」時刻感覺很棒，就像中了頭獎。
另一方面，困惑是一種令人不適的提示，告訴我們要思考更多、搜尋更多資訊。當我們找到認為是正確的資訊，不適就會轉變為舒適，「啊哈！」我們驚呼。這帶來的清晰感不僅令人欣慰且感到值得，也告訴我們不用再去尋找更多資訊或思考更多。一旦有了一個「啊哈」時刻，我們就不需要另一個。可以把這想像成飢餓對上飽足，缺乏資訊就像是空腹，找到資訊就像吃完一個漢堡時滿足與幸福的狀態。
這種清晰的「啊哈」感受通常伴隨著真正理解某事而來，但並非總是如此。我們可能對一個主題感覺很清楚，同時又有一點錯了，甚至錯得很離譜。我們都經歷過這種事，次數多到我們不想承認。請記住第七章的內容，對一件事感覺九九％確定的人，有四○％的時候是錯的。
還有很多地方很容易就看出我們錯在哪裡，例如，橋梁坍塌、牛排的堅韌度像皮革，或髮型使我們看起來像個怪人，我們就能看出有關如何造一座橋、煎一塊牛排或設計髮型的資訊是錯的，但是大多數的決策都是模糊的。
「我們是有限的存在，擁有受限的認知資源。」阮教授在一篇論文中寫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弄清楚要做什麼：把錢花在哪裡、要投票給誰、支持哪位候選人。我們面對一連串持續的潛在相關資訊、證據與論點──遠遠超過我們能以任何決定性的方法評估的範圍。……要知道我們完全了解了某事，需要進行一次詳盡徹底的調查。」考慮到我們的世界有多麼複雜，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可能與過去有所不同。對古老的祖先來說，「啊哈」的清晰感相當可靠，因為他們對資訊的追尋是直接的，要嘛找到食物，要嘛沒有；要嘛找到遮蔽處，要嘛沒找到；要嘛是地位崇高的領袖，要嘛不是。因此我們進化成相信「啊哈」的感覺，就是那種清晰的感覺。
但是目前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一定能選出最好的資訊。阮教授寫道，因此我們使用快速而寬鬆的「啊哈！」清晰感，來做出大略的估計，就是我們已做了足夠的思考並做出了好決定。但是這份「啊哈！」的感覺，在我們發現資訊中的缺陷之前，就停止進行搜尋。
例如，地平說陰謀論者馬克‧薩金特（Mark Sargent）跟《CNN》說他的觀點：「你感覺對人生與宇宙有了更好的掌控力，這感覺容易處理多了。」另一名地平說陰謀論者大衛‧魏斯（David Weiss）則說：「當你發現地球是平的……你會變得更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大多數人不會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我們可能太常受到簡單資訊的影響，或者從網路上的愚蠢資訊中得到廉價、無意義的「啊哈」時刻，像是在家中是否應該脫鞋或是該如何懸掛藝術品。當我問阮教授，我們可以怎麼做，他把它拿來與食物做比較。
「如果你放棄考慮營養，要做出美味的食物很簡單。」他解釋道。「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真相上：如果你不在乎真相與細微的差異，要提出吸引人的清晰概念也很簡單。」
他告訴我，我們應該質疑任何能快速輕易地帶來一種清晰感的資訊，那種「啊哈！」的感覺。我們應該利用那個感覺，當作尋找那個資訊可能是錯誤的一些細節的提示，就像打電話到梵蒂岡去問一樣，必須理性對待這一點，否則我們就會發瘋。但是，這對我們想了解的主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