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擔任攀朵山的院長任期內，有一個機會送上門來，要我當某個小型教育機構的校長。我去參觀了校園，跟理事會成員、教職員，還有學生談過；他們跟我說，只要我點頭，這個工作非我莫屬。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各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暸，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誠實面對我所認識的自己，而我要是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的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各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暸，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誠實面對我所認識的自己，而我要是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的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