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聚焦於伴侶間的互動過程
「伴侶治療1.0」的第一個關鍵升級，是將焦點放在伴侶之間的互動過程。在這支病理性之舞（pathological dance）中，情感動人的音樂通常比言語來得重要，這支舞必須成為治療師和伴侶雙方最關心的部分。著名的伴侶治療師及研究學者蘇珊．強森表示：「新手治療師必須學習不要迷失在現實問題和互動的內容中，而是聚焦在互動過程與互動時的內在經歷。」（2008, p. 129）幾乎所有資深的伴侶治療師都同意這個觀點。這是系統理論的升級，因為它將伴侶的許多行為視為兩人互動時產生的一種新屬性（an emergent property），其貢獻超過雙方個別的加總。本章我將主要討論「循環式因果關係」（circular causation）的順序：A 影響B，B 隨後影響了A，A 接著影響了B 等。與一般的系統性思考一樣，我們不僅要了解A 所做的事情，還要知道其他人在A 那樣做時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對A 行為的影響。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會對系統性思考有更廣泛的探討，例如，A 的疾病和B 的失業可能同時影響伴侶制度，因而可能讓該制度更容易或更不容易處理那些壓力源。系統性思考也會提醒我們，留意祖父母、老師、同事、神職人員、合作的治療師，以及治療督導對治療過程發生的影響。
專業術語
伴侶治療師使用許多名詞來指稱伴侶間適應不良的過程。有些只是說「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我在與個案交談時，通常使用的專業術語是「病理性之舞」；對於專業人士，我更喜歡用「負向互動循環」（negative interaction cycle, following Greenberg & Johnson, 1988; and Greenberg & Goldman, 2008）。「脆弱性循環」（vulnerability cycle, Scheinkman & Fishbane, 2004）則對兩種受眾都適用。我在本書會交替使用所有這些術語。
過程優先於內容
負向歷程（negative process）預示不良結果雖然我是從自己執業的經驗中發現這項聲明的價值，但在正式的伴侶治療研究中始終可以找到支持關注病理過程（pathological process）的論點（Lebow, Chambers, Christensen, & Johnson, 2012），其中最著名的是約翰．高特曼在「婚姻愛情實驗室」（marriage love lab）中的研究（Gottman, Coan, Carrera, & Swanson, 1998）。
高特曼及其同事針對一百三十對新婚夫妻進行的縱向研究指出，在夫妻解決問題的討論中，關於他們負向歷程的評鑑，是預測未來婚姻關係是否健康的有力指標。高特曼的研究小組確定，批評（criticism）、輕蔑（contempt）、防禦（defensiveness）和沉默（stonewalling）是預示六年之後婚姻會不幸福並接著離婚的四種行為，他們將之稱為「災難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Karney & Bradbury, 1995; Lavner & Bradbury, 2010; Waldinger et al., 2004）。
奧爾森和奧爾森先前引用的橫向研究還發現，「幸福的伴侶」和「不幸福的伴侶」對以下有關彼此互動過程的回答有很明顯的差異：「我對我們彼此交談的方式感到非常滿意」（90% vs. 15%）；「我的伴侶是很好的傾聽者」（83% vs. 18%）；「我的伴侶沒有讓我失望」（79% vs. 20%）；「討論問題時，我的伴侶能理解我的觀點和想法」（87% vs. 19%）；「我們有能力解決彼此間的差異」（71% vs. 11%）。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相關性與預測？還有其他原因支持我們聚焦於負向循環嗎？
負向互動過程傳遞負向態度。貝特森（Bateson, 1972）與其他研究學者（Watzlawick, Beavin & Jackson, 1967）對於互動過程為何如此重要做了解釋，他們指出，溝通不僅傳達文字內容，也傳達了發言方對聆聽方的態度；如果態度是輕蔑的、報復性的或排斥的（如經常出現在臨床或上述互動過程研究中的不快樂夫妻中），聆聽方會感到愛與婚姻之間的聯繫並不堅固。
負向互動過程阻礙解決問題為了使任何規模的團隊都能成功運作，成員必須專注於手上的任務。為能發揮最佳功能，團隊成員必須面對彼此的差異，公平地分享權力，並避免用互相欺凌的方式來處理焦慮。理想情況下，正如專業的談判專家強調的，伴侶會將面對彼此間的差異，視為不僅不可避免，而且還可能有益的一點：「最佳決策並非來自表面的共識，而是探索不同觀點，並尋求創造性的解決方案」（Fisher, Ury, & Patton, 2011, p. xiii）。然而，接受差異和分享權力並不容易，許多伴侶會陷入負向的互動循環，進而削弱解決問題的能力。
聚焦於過程將減少需要注意的問題數量伴侶通常會給治療帶來很多問題，但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障礙可能是相同的，亦即他們特有的負面互動循環。幫助伴侶改善互動過程或是結構化的交流方式，有助於解決多個內容領域的衝突。一旦互動過程獲得改善，個案在接受彷彿永無休止的問題治療時，通常會自己解決許多問題，治療師無需給予直接的治療關注。聚焦於他們的互動過程，會明顯加快治療速度，否則會感覺像在執行不可能的任務。
聚焦於互動過程可以改善未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治療結束後問題仍會繼續出現，因此，幫助改進溝通過程，可以為伴侶提供解決未來問題所需的工具。
改正系統功能障礙比改變人格障礙容易
根據定義，人格（personality）變化緩慢，而團體過程可能具有驚人的改變與調整性。在第十一章中，我將展示如何教導伴侶「發言方—聆聽方」規則，這通常可以快速改善他們之間的互動過程。這並非表示改變負向循環很容易，或指簡單的安排與調整就已足夠，而是這與數十年來家族治療的經驗一致，首先關注家庭結構與互動過程，通常是最快速的方式（Pinsof, 1995）。
「解決當下」增強了親密感
丹．懷爾（2002）建議我們「解決當下，而不是解決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優先處理眼前進行中的過程（即當下），而不是內容。處理「當下」的情況，而非表面上外部領域的困難，將能改善在關係中感到非常孤單的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如果治療師在當下成功地幫助他們感到彼此更加親近，他們就能感受到彼此間的連結，願意相互傾聽，並體認彼此的重要。
回顧負向歷程是通往潛在精神動力的捷徑
解決當下是有幫助的，不僅因為它將注意力集中在互動過程而非內容上，更因為審視負向循環的元素，可以帶領我們快速找到關鍵的根本問題。當我們詢問某位男性為什麼那樣焦慮時，也許會揭露出他對於被遺棄的恐懼；而在詢問某位女性為什麼那般憤怒地捍衛自己時，有可能發現她的羞愧感。正如佛洛伊德教導我們「夢可以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一樣，解開脆弱性循環，能夠帶領我們前往核心的精神動力的議題。
正式的研究支持聚焦於互動過程
前面的討論中列出了許多理論上的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關注過程應該是有益的。此外，也有支持這個方法的正式研究（Cordova, Jacobson, & Christensen, 1998; Sullivan & Baucom, 2005, cited in Baucom et al., 2008）。基於所有這些因素，我建議伴侶治療師盡早將焦點放在個案互動時的負面循環。
例外
大多數情況下，互動過程應成為治療的早期焦點。提出這點之後，我也必須承認，我們不可能脫離某些具體內容而抽象地討論該過程。在《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柴郡貓的笑容可以在貓本身不在場的情況下出現1，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要看到「過程」，就一定需要一些內容。因此，為了更容易維持對過程的關注，並帶來更多助益，我在治療初期就會試圖引導伴侶討論較可行、且較不引發情緒激動的內容。也許並非每次都能成功做到，例如因為嚴重的信任破裂而前來諮商的狀況，譬如背叛不忠。對於這類伴侶，我們可能就必須從最迫在眉睫的主題開始，不過它也是會讓人情緒波動最大的主題，進而可能使審視夫妻互動過程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也會有遵循「伴侶治療1.0」規則的時候，允許個案選擇最緊迫的主題，專注於該內容（例如家庭緊急情況），並直接提供幫助，而不是強調他們互動的舞步。治療的技巧包括知道何時該關注內容、何時該專注過程，並且記住，無論是在治療初期或是從長遠來看，聚焦於夫妻互動方式的結構都會更有成效。
另一個並非將焦點首先放在負向互動循環的例外情況，我將在第十四章進行討論，其中我會談到在治療初期鼓勵個案討論雙方正面經驗的價值。一旦成功，這類正面經驗（例如晚上的約會）將提高伴侶雙方公平爭論（fi ght fair）的能力，並使他們在發生衝突時，更容易保持對彼此的善意。
病理性伴侶之舞的舞步
在本節中，我的目的是對負向互動循環的基礎做一個概述，這在第五章第一節會進一步剖析。一般而言，伴侶治療師所面對的是一段逐步惡化的過程，其運作方式如下：
拙劣的起步
這段病理過程一般開始於伴侶之一拙劣的溝通方式。他／她通常以一種魯莽的、片面的、有敵意或冷漠無情的方式掩飾自己的主觀性和渴望。而且伴侶雙方很少使用「我—發言」（I-statements），或是禮貌地提出要求。然而持平來說，對個案而言，他們提出的一些主題確實不容易展開討論。
防禦性、片面的反應，以及功能性耳聾
伴侶另一方則對配偶上述的開場動作做出防禦性回應，例如各種可能的爭吵或逃跑、敵對、責怪、咒罵、反駁、自圓其說，以及缺乏驗證、理解或同理心（有關可能的一系列詳細的辯護說詞，請參閱Wile, 1993, pp. 88-99）。儘管大多數配偶都了解這類反應的防禦性質，但他們仍不願意去理會，而且很少探究其背後的涵義（例如因為羞愧或內疚）。取而代之的，是繼續迫使如今已是功能性耳聾（functional deafness，即充耳不聞）的另一半接受其論點，並設法解釋這就是他們提高音量和越來越簡化語言的部分原因。
伴侶雙方立即開始交談（或者一方選擇退出／不應對），卻沒有真正把對方說的話聽進去。這可能會演變成單方面在爭辯：侮辱對方、不讓對方有講話機會、說對方反應過度，又或者是「交互抱怨」（cross-complaining）：亦即A 承認自己做錯，但同時反駁B 過去也對自己犯下了類似的傷害。雙方都聲稱自己是對方的犧牲品，是受虐者，而非施虐者，是「遭受方」（done-to），而不是「行為方」（do-er）（Benjamin, 2004）。有些伴侶在被情緒壓垮後就不再回應，卻被誤認為未受影響和漠不關心。
比起傾洩，個案幾乎總是對如何反應顯得更加困惑。他們經常拒絕做更細微的陳述，因為這類說明無疑是要他們公開責難或暴露自己的脆弱。這使得情況變得更糟，因為他們會比實際上表現出更多敵意和不平衡。即使他們正確地分辨了循環式因果關係，但原本只是設法自我開脫的說詞，也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如果你不是那麼愛碎碎念的話，我就會說更多！」
負向互換、爭論加劇和立場兩極化
隨著每位伴侶以負向對抗負向（即「負向互換」，negative reciprocity），兩人的爭論不斷加劇，並越來越對立。這個過程與強硬或憤怒的意見分歧不同，因為它仍然有些成效，原因在於當中有一種性質上的「狀態變化」（例如水變成蒸氣）：指責越來越誇張、音量越來越響亮，雙方都越挖越深。兩人都不承認對方的控訴，相反的，他們竭盡全力抵制對方為其反駁提出證據。他們互相大吼大叫、指出對方弱點，而且就像在法庭上的律師一樣高喊抗議。雙方都無法踩剎車，陷入了連自己也無法理解的漩渦之中。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非常重要，而且通常比原本的爭吵更重要。
互動空間的崩塌：否定情結（A〔k〕not）
由此產生的恐慌和混亂，可以被看成是伴侶之間「互動空間」（interpersonal space）的坍塌，因為他們無法承認彼此存在的主觀性。皮澤和皮澤（Pizer and Pizer, 2006）稱這種未能認同彼此的失敗，為另一個「否定情結」—這同時呈現出了一道糾纏難解、真實具體的結（physical knot），以及伴侶被「否定」（not）所感受到的負向情緒（emotional negation）。一旦失去了看待彼此為獨立個體的能力，伴侶就會發現無法解決彼此間的分歧，而且這段過程將進一步惡化。他們經常認知到自己陷入了「否定情結」（a〔k〕not）的陷阱，但並不明白為什麼，也沒有辦法逃脫。對話令人難以自拔的特性爭論之所以越演越烈，部分原因是伴侶無法解除戒備狀態或停止爭辯。他們準確地意識到對自己相關緊要的事正處於輸或贏的風險中，於是「全神貫注」在此過程中，儘管他們很難說出它為何如此令人深陷其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在爭論中做結尾（決定性或結論性的結束語），並將逃避面對視為丟臉和失敗。
爭吵的內容擴大、性格受到攻擊、關係本身受到質疑
爭吵的內容擴展到包括（有時是無關的）過去的罪行，以及伴侶各自被指控的性格缺陷，進而導致另一種惡化，例如：「是你太挑剔了！」遇上：「才不是，是你太敏感了！」。雅各布森和克里斯滕森（Jacobson and Christensen, 1996）將此稱為「詆毀」，因為他們將彼此貼上有道德或精神缺陷的標籤。有時，親密關係本身就會受到質疑（例如「你從未愛過我！」），而且有人可能會提及離婚。夫妻兩人接著開始攻擊對方的心理弱點：「你就跟你父親一樣，都在逃避！」、「你根本就不能接受一丁點批評！」。根據懷爾（1993）的圖表，現在這樣的情況已到達最高的「攻擊等級」：
第一級：批評對方的行為（「你後來再也沒跟我說過話！」）
第二級：批評對方的情緒（「你應該欣賞我們共享的美好事物，而不是總在想那些不好的事！」）
第三級：批評對方的個性（你真是有夠愛抱怨的！）
第四級：為譴責對方做解釋（「我真是受夠了你每次生你老闆的氣就遷怒到我身上！」）
第五級：批評對方的意圖（「你現在編這些問題，就是為了讓我感到內疚。」）（p. 109）
懷爾指出，故意指出對方的意圖特別傷人，而且很挑釁，因為它混淆了伴侶對現實的判斷。這樣做，並非是告訴對方應該表現不同的行為或感覺，反而是告訴對方他／她似乎想要表達的根本理由是很惡劣的，而且對方就是本性惡劣才會想那麼做。很明顯的，離婚的威脅具有高度的煽動性。在此分類法中，這類威脅可被視為第六級。
伴侶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證實
爭論加劇、溝通無效和立場兩極化激發了、並似乎也確認了伴侶關係中最大的恐懼（負面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s）。雙方似乎都以最令對方恐懼的方式行事，瑞爾（2007）將此稱為「核心負面形象」（core negative images），而背後的一些動機，似乎比它們實際上更為負面（馬克曼等人稱此為「負面詮釋」，negative interpretation, Markman et al., 2001）。害怕被遺棄的女性，感到被遺棄；擔心自身能力受到攻擊的人，感到被攻擊。此外，感覺自己在這些負面方式中成為被偏頗誤導的負面伴侶，反而變得更覺沮喪、更受威脅，且防禦心更強。令人懼怕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也會被激發出來，以致容易產生罪惡感或羞愧心的配偶方，會擔心自己做了不道德或可恥的事，而抗拒承認。在如此具嚴重威脅感的情況下，他們經常相信「我要麼失去對方，要麼乾脆失去理性」。
報復動機出現
在遭受此類爭吵的傷害之後，許多伴侶試圖透過傷害對方來恢復某種權利（agency）和自尊心：「受傷的人會傷人。」伴侶們會咒罵、並用越來越殘酷的方式稱呼對方。有時，這樣的報復會透過更隱晦的手段進行，例如頑固地堅守己見，而且不允許自己屈服於理性的論點。或是採取被動攻擊的方式，表面上同意做一些事情，實際上卻無心為之。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伴侶們不僅會用肢體暴力結束爭論，而且還強加上自以為是的報復。
缺乏解決方案使事情比起初更糟
隨著負向循環的結束，伴侶雙方會感到受傷、氣憤、厭煩、疲憊和無望。有時伴侶之一會自顧自地逃離現場，有時情況惡化到以暴力相向或暴力威脅來結束爭端。更常見的是，伴侶兩人索性放棄嘗試，然後感覺比剛開始時想像的可能情況還來得差。
疏遠、絕望、敏感和負面情緒覆蓋
隨之而來的是疏遠，外加絕望，因為伴侶兩人不僅未能成功處理最初提出的抱怨，痛苦的互動也跟著結束，否則繼續下去只會讓彼此更加懷疑這份親密關係。伴侶之間失去了對彼此的善意，也可能更負面地看待自己（我大多數個案在他們的諮商問卷表上都勾選了「我不喜歡自己與另一半的相處方式」）。隨著時間流逝，敏感的伴侶只要稍有一點煩心的事，負向情緒便開始發酵，圍繞著更深的傷口爭吵更加激烈，且越來越負面地看待彼此關係。此種「負向情緒覆蓋」使得兩人越來越難去體會對方，例如善意或影響力。離婚似乎成了唯一的逃避途徑。
聚焦於伴侶間的互動過程
「伴侶治療1.0」的第一個關鍵升級，是將焦點放在伴侶之間的互動過程。在這支病理性之舞（pathological dance）中，情感動人的音樂通常比言語來得重要，這支舞必須成為治療師和伴侶雙方最關心的部分。著名的伴侶治療師及研究學者蘇珊．強森表示：「新手治療師必須學習不要迷失在現實問題和互動的內容中，而是聚焦在互動過程與互動時的內在經歷。」（2008, p. 129）幾乎所有資深的伴侶治療師都同意這個觀點。這是系統理論的升級，因為它將伴侶的許多行為視為兩人互動時產生的一種新屬性（an emergent property），其貢獻超過雙方個別的加總。本章我將主要討論「循環式因果關係」（circular causation）的順序：A 影響B，B 隨後影響了A，A 接著影響了B 等。與一般的系統性思考一樣，我們不僅要了解A 所做的事情，還要知道其他人在A 那樣做時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對A 行為的影響。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會對系統性思考有更廣泛的探討，例如，A 的疾病和B 的失業可能同時影響伴侶制度，因而可能讓該制度更容易或更不容易處理那些壓力源。系統性思考也會提醒我們，留意祖父母、老師、同事、神職人員、合作的治療師，以及治療督導對治療過程發生的影響。
專業術語
伴侶治療師使用許多名詞來指稱伴侶間適應不良的過程。有些只是說「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我在與個案交談時，通常使用的專業術語是「病理性之舞」；對於專業人士，我更喜歡用「負向互動循環」（negative interaction cycle, following Greenberg & Johnson, 1988; and Greenberg & Goldman, 2008）。「脆弱性循環」（vulnerability cycle, Scheinkman & Fishbane, 2004）則對兩種受眾都適用。我在本書會交替使用所有這些術語。
過程優先於內容
負向歷程（negative process）預示不良結果雖然我是從自己執業的經驗中發現這項聲明的價值，但在正式的伴侶治療研究中始終可以找到支持關注病理過程（pathological process）的論點（Lebow, Chambers, Christensen, & Johnson, 2012），其中最著名的是約翰．高特曼在「婚姻愛情實驗室」（marriage love lab）中的研究（Gottman, Coan, Carrera, & Swanson, 1998）。
高特曼及其同事針對一百三十對新婚夫妻進行的縱向研究指出，在夫妻解決問題的討論中，關於他們負向歷程的評鑑，是預測未來婚姻關係是否健康的有力指標。高特曼的研究小組確定，批評（criticism）、輕蔑（contempt）、防禦（defensiveness）和沉默（stonewalling）是預示六年之後婚姻會不幸福並接著離婚的四種行為，他們將之稱為「災難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Karney & Bradbury, 1995; Lavner & Bradbury, 2010; Waldinger et al., 2004）。
奧爾森和奧爾森先前引用的橫向研究還發現，「幸福的伴侶」和「不幸福的伴侶」對以下有關彼此互動過程的回答有很明顯的差異：「我對我們彼此交談的方式感到非常滿意」（90% vs. 15%）；「我的伴侶是很好的傾聽者」（83% vs. 18%）；「我的伴侶沒有讓我失望」（79% vs. 20%）；「討論問題時，我的伴侶能理解我的觀點和想法」（87% vs. 19%）；「我們有能力解決彼此間的差異」（71% vs. 11%）。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相關性與預測？還有其他原因支持我們聚焦於負向循環嗎？
負向互動過程傳遞負向態度。貝特森（Bateson, 1972）與其他研究學者（Watzlawick, Beavin & Jackson, 1967）對於互動過程為何如此重要做了解釋，他們指出，溝通不僅傳達文字內容，也傳達了發言方對聆聽方的態度；如果態度是輕蔑的、報復性的或排斥的（如經常出現在臨床或上述互動過程研究中的不快樂夫妻中），聆聽方會感到愛與婚姻之間的聯繫並不堅固。
負向互動過程阻礙解決問題為了使任何規模的團隊都能成功運作，成員必須專注於手上的任務。為能發揮最佳功能，團隊成員必須面對彼此的差異，公平地分享權力，並避免用互相欺凌的方式來處理焦慮。理想情況下，正如專業的談判專家強調的，伴侶會將面對彼此間的差異，視為不僅不可避免，而且還可能有益的一點：「最佳決策並非來自表面的共識，而是探索不同觀點，並尋求創造性的解決方案」（Fisher, Ury, & Patton, 2011, p. xiii）。然而，接受差異和分享權力並不容易，許多伴侶會陷入負向的互動循環，進而削弱解決問題的能力。
聚焦於過程將減少需要注意的問題數量伴侶通常會給治療帶來很多問題，但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障礙可能是相同的，亦即他們特有的負面互動循環。幫助伴侶改善互動過程或是結構化的交流方式，有助於解決多個內容領域的衝突。一旦互動過程獲得改善，個案在接受彷彿永無休止的問題治療時，通常會自己解決許多問題，治療師無需給予直接的治療關注。聚焦於他們的互動過程，會明顯加快治療速度，否則會感覺像在執行不可能的任務。
聚焦於互動過程可以改善未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治療結束後問題仍會繼續出現，因此，幫助改進溝通過程，可以為伴侶提供解決未來問題所需的工具。
改正系統功能障礙比改變人格障礙容易
根據定義，人格（personality）變化緩慢，而團體過程可能具有驚人的改變與調整性。在第十一章中，我將展示如何教導伴侶「發言方—聆聽方」規則，這通常可以快速改善他們之間的互動過程。這並非表示改變負向循環很容易，或指簡單的安排與調整就已足夠，而是這與數十年來家族治療的經驗一致，首先關注家庭結構與互動過程，通常是最快速的方式（Pinsof, 1995）。
「解決當下」增強了親密感
丹．懷爾（2002）建議我們「解決當下，而不是解決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優先處理眼前進行中的過程（即當下），而不是內容。處理「當下」的情況，而非表面上外部領域的困難，將能改善在關係中感到非常孤單的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如果治療師在當下成功地幫助他們感到彼此更加親近，他們就能感受到彼此間的連結，願意相互傾聽，並體認彼此的重要。
回顧負向歷程是通往潛在精神動力的捷徑
解決當下是有幫助的，不僅因為它將注意力集中在互動過程而非內容上，更因為審視負向循環的元素，可以帶領我們快速找到關鍵的根本問題。當我們詢問某位男性為什麼那樣焦慮時，也許會揭露出他對於被遺棄的恐懼；而在詢問某位女性為什麼那般憤怒地捍衛自己時，有可能發現她的羞愧感。正如佛洛伊德教導我們「夢可以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一樣，解開脆弱性循環，能夠帶領我們前往核心的精神動力的議題。
正式的研究支持聚焦於互動過程
前面的討論中列出了許多理論上的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關注過程應該是有益的。此外，也有支持這個方法的正式研究（Cordova, Jacobson, & Christensen, 1998; Sullivan & Baucom, 2005, cited in Baucom et al., 2008）。基於所有這些因素，我建議伴侶治療師盡早將焦點放在個案互動時的負面循環。
例外
大多數情況下，互動過程應成為治療的早期焦點。提出這點之後，我也必須承認，我們不可能脫離某些具體內容而抽象地討論該過程。在《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柴郡貓的笑容可以在貓本身不在場的情況下出現1，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要看到「過程」，就一定需要一些內容。因此，為了更容易維持對過程的關注，並帶來更多助益，我在治療初期就會試圖引導伴侶討論較可行、且較不引發情緒激動的內容。也許並非每次都能成功做到，例如因為嚴重的信任破裂而前來諮商的狀況，譬如背叛不忠。對於這類伴侶，我們可能就必須從最迫在眉睫的主題開始，不過它也是會讓人情緒波動最大的主題，進而可能使審視夫妻互動過程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也會有遵循「伴侶治療1.0」規則的時候，允許個案選擇最緊迫的主題，專注於該內容（例如家庭緊急情況），並直接提供幫助，而不是強調他們互動的舞步。治療的技巧包括知道何時該關注內容、何時該專注過程，並且記住，無論是在治療初期或是從長遠來看，聚焦於夫妻互動方式的結構都會更有成效。
另一個並非將焦點首先放在負向互動循環的例外情況，我將在第十四章進行討論，其中我會談到在治療初期鼓勵個案討論雙方正面經驗的價值。一旦成功，這類正面經驗（例如晚上的約會）將提高伴侶雙方公平爭論（fi ght fair）的能力，並使他們在發生衝突時，更容易保持對彼此的善意。
病理性伴侶之舞的舞步
在本節中，我的目的是對負向互動循環的基礎做一個概述，這在第五章第一節會進一步剖析。一般而言，伴侶治療師所面對的是一段逐步惡化的過程，其運作方式如下：
拙劣的起步
這段病理過程一般開始於伴侶之一拙劣的溝通方式。他／她通常以一種魯莽的、片面的、有敵意或冷漠無情的方式掩飾自己的主觀性和渴望。而且伴侶雙方很少使用「我—發言」（I-statements），或是禮貌地提出要求。然而持平來說，對個案而言，他們提出的一些主題確實不容易展開討論。
防禦性、片面的反應，以及功能性耳聾
伴侶另一方則對配偶上述的開場動作做出防禦性回應，例如各種可能的爭吵或逃跑、敵對、責怪、咒罵、反駁、自圓其說，以及缺乏驗證、理解或同理心（有關可能的一系列詳細的辯護說詞，請參閱Wile, 1993, pp. 88-99）。儘管大多數配偶都了解這類反應的防禦性質，但他們仍不願意去理會，而且很少探究其背後的涵義（例如因為羞愧或內疚）。取而代之的，是繼續迫使如今已是功能性耳聾（functional deafness，即充耳不聞）的另一半接受其論點，並設法解釋這就是他們提高音量和越來越簡化語言的部分原因。
伴侶雙方立即開始交談（或者一方選擇退出／不應對），卻沒有真正把對方說的話聽進去。這可能會演變成單方面在爭辯：侮辱對方、不讓對方有講話機會、說對方反應過度，又或者是「交互抱怨」（cross-complaining）：亦即A 承認自己做錯，但同時反駁B 過去也對自己犯下了類似的傷害。雙方都聲稱自己是對方的犧牲品，是受虐者，而非施虐者，是「遭受方」（done-to），而不是「行為方」（do-er）（Benjamin, 2004）。有些伴侶在被情緒壓垮後就不再回應，卻被誤認為未受影響和漠不關心。
比起傾洩，個案幾乎總是對如何反應顯得更加困惑。他們經常拒絕做更細微的陳述，因為這類說明無疑是要他們公開責難或暴露自己的脆弱。這使得情況變得更糟，因為他們會比實際上表現出更多敵意和不平衡。即使他們正確地分辨了循環式因果關係，但原本只是設法自我開脫的說詞，也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如果你不是那麼愛碎碎念的話，我就會說更多！」
負向互換、爭論加劇和立場兩極化
隨著每位伴侶以負向對抗負向（即「負向互換」，negative reciprocity），兩人的爭論不斷加劇，並越來越對立。這個過程與強硬或憤怒的意見分歧不同，因為它仍然有些成效，原因在於當中有一種性質上的「狀態變化」（例如水變成蒸氣）：指責越來越誇張、音量越來越響亮，雙方都越挖越深。兩人都不承認對方的控訴，相反的，他們竭盡全力抵制對方為其反駁提出證據。他們互相大吼大叫、指出對方弱點，而且就像在法庭上的律師一樣高喊抗議。雙方都無法踩剎車，陷入了連自己也無法理解的漩渦之中。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非常重要，而且通常比原本的爭吵更重要。
互動空間的崩塌：否定情結（A〔k〕not）
由此產生的恐慌和混亂，可以被看成是伴侶之間「互動空間」（interpersonal space）的坍塌，因為他們無法承認彼此存在的主觀性。皮澤和皮澤（Pizer and Pizer, 2006）稱這種未能認同彼此的失敗，為另一個「否定情結」—這同時呈現出了一道糾纏難解、真實具體的結（physical knot），以及伴侶被「否定」（not）所感受到的負向情緒（emotional negation）。一旦失去了看待彼此為獨立個體的能力，伴侶就會發現無法解決彼此間的分歧，而且這段過程將進一步惡化。他們經常認知到自己陷入了「否定情結」（a〔k〕not）的陷阱，但並不明白為什麼，也沒有辦法逃脫。對話令人難以自拔的特性爭論之所以越演越烈，部分原因是伴侶無法解除戒備狀態或停止爭辯。他們準確地意識到對自己相關緊要的事正處於輸或贏的風險中，於是「全神貫注」在此過程中，儘管他們很難說出它為何如此令人深陷其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在爭論中做結尾（決定性或結論性的結束語），並將逃避面對視為丟臉和失敗。
爭吵的內容擴大、性格受到攻擊、關係本身受到質疑
爭吵的內容擴展到包括（有時是無關的）過去的罪行，以及伴侶各自被指控的性格缺陷，進而導致另一種惡化，例如：「是你太挑剔了！」遇上：「才不是，是你太敏感了！」。雅各布森和克里斯滕森（Jacobson and Christensen, 1996）將此稱為「詆毀」，因為他們將彼此貼上有道德或精神缺陷的標籤。有時，親密關係本身就會受到質疑（例如「你從未愛過我！」），而且有人可能會提及離婚。夫妻兩人接著開始攻擊對方的心理弱點：「你就跟你父親一樣，都在逃避！」、「你根本就不能接受一丁點批評！」。根據懷爾（1993）的圖表，現在這樣的情況已到達最高的「攻擊等級」：
第一級：批評對方的行為（「你後來再也沒跟我說過話！」）
第二級：批評對方的情緒（「你應該欣賞我們共享的美好事物，而不是總在想那些不好的事！」）
第三級：批評對方的個性（你真是有夠愛抱怨的！）
第四級：為譴責對方做解釋（「我真是受夠了你每次生你老闆的氣就遷怒到我身上！」）
第五級：批評對方的意圖（「你現在編這些問題，就是為了讓我感到內疚。」）（p. 109）
懷爾指出，故意指出對方的意圖特別傷人，而且很挑釁，因為它混淆了伴侶對現實的判斷。這樣做，並非是告訴對方應該表現不同的行為或感覺，反而是告訴對方他／她似乎想要表達的根本理由是很惡劣的，而且對方就是本性惡劣才會想那麼做。很明顯的，離婚的威脅具有高度的煽動性。在此分類法中，這類威脅可被視為第六級。
伴侶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證實
爭論加劇、溝通無效和立場兩極化激發了、並似乎也確認了伴侶關係中最大的恐懼（負面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s）。雙方似乎都以最令對方恐懼的方式行事，瑞爾（2007）將此稱為「核心負面形象」（core negative images），而背後的一些動機，似乎比它們實際上更為負面（馬克曼等人稱此為「負面詮釋」，negative interpretation, Markman et al., 2001）。害怕被遺棄的女性，感到被遺棄；擔心自身能力受到攻擊的人，感到被攻擊。此外，感覺自己在這些負面方式中成為被偏頗誤導的負面伴侶，反而變得更覺沮喪、更受威脅，且防禦心更強。令人懼怕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也會被激發出來，以致容易產生罪惡感或羞愧心的配偶方，會擔心自己做了不道德或可恥的事，而抗拒承認。在如此具嚴重威脅感的情況下，他們經常相信「我要麼失去對方，要麼乾脆失去理性」。
報復動機出現
在遭受此類爭吵的傷害之後，許多伴侶試圖透過傷害對方來恢復某種權利（agency）和自尊心：「受傷的人會傷人。」伴侶們會咒罵、並用越來越殘酷的方式稱呼對方。有時，這樣的報復會透過更隱晦的手段進行，例如頑固地堅守己見，而且不允許自己屈服於理性的論點。或是採取被動攻擊的方式，表面上同意做一些事情，實際上卻無心為之。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伴侶們不僅會用肢體暴力結束爭論，而且還強加上自以為是的報復。
缺乏解決方案使事情比起初更糟
隨著負向循環的結束，伴侶雙方會感到受傷、氣憤、厭煩、疲憊和無望。有時伴侶之一會自顧自地逃離現場，有時情況惡化到以暴力相向或暴力威脅來結束爭端。更常見的是，伴侶兩人索性放棄嘗試，然後感覺比剛開始時想像的可能情況還來得差。
疏遠、絕望、敏感和負面情緒覆蓋
隨之而來的是疏遠，外加絕望，因為伴侶兩人不僅未能成功處理最初提出的抱怨，痛苦的互動也跟著結束，否則繼續下去只會讓彼此更加懷疑這份親密關係。伴侶之間失去了對彼此的善意，也可能更負面地看待自己（我大多數個案在他們的諮商問卷表上都勾選了「我不喜歡自己與另一半的相處方式」）。隨著時間流逝，敏感的伴侶只要稍有一點煩心的事，負向情緒便開始發酵，圍繞著更深的傷口爭吵更加激烈，且越來越負面地看待彼此關係。此種「負向情緒覆蓋」使得兩人越來越難去體會對方，例如善意或影響力。離婚似乎成了唯一的逃避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