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吉姆：絕口不談死亡
我的電話有一通來自秀娜・麥肯齊的留言，她的蘇格蘭腔重到我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聽到格拉斯哥方言，總能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我回電給秀娜，她告訴我，她是從她先生的居家護理師那裡得知我的名字的。
「那位護理師認為，妳或許能讓我先生明理一點，」她說。
「怎麼回事？」我問。
「他還想再去高爾夫球場，但他這是拿自己開玩笑！以他現在病重的程度，他根本不可能再打高爾夫球，」秀娜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但是他不願意談。」
「吉姆知道妳打電話聯絡我嗎？」
「我還沒告訴他。他不是會去諮商的人。」
「蘇格蘭有人會去諮商嗎？」我笑了。
「小姐，妳說得對。要解決情緒問題，一大杯啤酒比較有用啦，」秀娜說。
「告訴吉姆，妳請我過去喝杯茶，我來自老鄉，」我說。「這樣他可能會讓我進門。」
***
每當我開車前往北溫哥華，在快到上獅門大橋（Lions Gate Bridge）的堤道之前，我會右轉，這樣就可以繞一段長路，穿過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這條環繞公園的道路一側，有高大的花旗松和美西紅側柏林立，這些樹對我有一股莫名的穩定力量。某次，我問一位原住民朋友關於大樹的事，由於它們的根系相當淺，必然蘊藏了豐沛的能量，或是生命力，才能頂得住狂風和暴雪。
「真可惜，我們不能汲取大樹的能量為我們所用，或是給需要力量的人，」我對我的朋友貝芙說道。
「當然可以，」她輕快回答。
「怎麼做？」我問。
「只要開口請求它們賜下一些能量，然後謝謝它們，這樣就好啦！它們從來都不會說不，」她笑了。
那一天，我又環繞著公園開車，樹在我的左側，春天的陽光照亮了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的白色風帆，反射在構成城市天際線的摩天高樓。我可以看到布勒內灣（Burrard Inlet）對岸亮黃色的硫磺堆，還有北岸山脈（North Shore Mountains）頂上最後一小塊殘雪。
我在一棟棲身於山腳下的白色立面平房外停了下來。房子後方也有花旗松和側柏，而在這幾分鐘之前，我坐在車裡，閉上眼睛，請求它們給我力量，並且確定我有大聲說：「謝謝你們！」
我走在通往房子的小路上，敲了敲那扇歷經風吹雨打的前門。秀娜的樣子，正如我在電話裡憑著她的聲音所想像的那樣：七十出頭，燙過的礫灰色頭髮，長度剛好在她藍色棉襯杉領子的上方。她的脖子掛了一條十字架金墜項鍊，墜子塞進上衣裡。她下身穿著聚酯纖維布料的寛腳褲，腰際繫著一條海軍藍腰帶，腳上是露趾涼鞋，不過她穿了襪子。
「謝謝妳來。」我伸出手，和她握手。她的手冰涼帶點濕黏，我想或許她也覺得緊張。第一次和一家人見面，通常會讓我緊張，而迅速建立融洽的關係，是能夠幫得上忙的重要條件。在這樣敏感的時刻走進一個家庭的住家，感覺是一種特權，一種你經常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得到的特權。
「我直接帶妳去見吉姆，但他今天身體不大舒服，」秀娜悄聲說道。「他大半個晚上都在流汗，醒著沒睡。他過去這幾天沒吃什麼東西，醫生晚點會來看他。」
秀娜領我走進小小的卧室，一張病床緊挨著一張雙人床擺著。每個能放東西的平面，都放滿了小飾物：迷你瓷器小狗和塑膠芭蕾女伶，發條音樂盒和布滿灰塵的耶穌誕生像。牆上掛滿了蘇格蘭歷史名勝的裝框黑白照片。拉上的窗簾，把像是想從帘間空隙偷溜進來的陽光擋在窗外。吉姆靠著幾顆枕頭支撐，他穿著一套藍色條紋睡衣，上衣一直釦到衣領。他的頭髮潮濕，整齊地梳到一邊。在他熬過辛苦的一夜之後，秀娜可能已在會客之前幫他梳洗一下。
「吉姆，這是珍妮，我和你提過要來喝杯茶的那位護理師，」她說。
「午安，」吉姆說。「抱歉在這裡見妳，我昨晚過得很糟。再等一下，我就可以準備好起身。」秀娜偷偷看了我一眼，揚了揚眉。
「很高興見到你，」我說。「我會一直在這裡等你準備好。」
「準備好做什麼？」他問道，粗長的深色眉毛揚起了一個問號。
「秀娜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見你，看我能不能幫忙，」我說。
「幫什麼？如果妳是心理醫生的話，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出門到高爾夫球場上打幾球。」
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那一定是秀娜為我放在那裡的。她坐在床尾的凳子上，膝蓋交疊翹著腿，一隻拖鞋掛在腳尖上下焦急地晃著。秀娜心裡自有盤算。
「吉姆，親愛的，好心點！珍妮是護理師，而且她來自格拉斯哥，」秀娜說，拍拍他在被子下的腳。「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對妳有意見，」吉姆說。「那不能怪妳。」他眨了眨眼。
「我爸是在艾爾郡（Ayr）出生、成長的。這有加分嗎？」我問。
「那裡靠近拉格斯（Largs），那是我們兩個來的地方。妳父親打高爾夫球嗎？」
我知道高爾夫球能讓我加分。「他打，在巔峰時期，他的差點可以到9桿。至於我媽，她住在格拉斯哥，一直到86歲，都還在打高爾夫球。我爸過世快二十年了。」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問他的死因是什麼嗎？」吉姆說。
「腦瘤。而且一診斷就是四期，晴天霹靂。」
「我的肺癌也是四期，而且我聽說沒有第五期。」他看著我，一邊揮舞著雙拳和空氣打拳擊。「不過，我是個鬥士，所以它還要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讓我出場。」
我注意到吉姆的指甲泛青，胸口隨著每一次呼吸艱難地起伏。我在想，不知道多久之後他會需要氧氣筒。
秀娜不動聲色地把心中盤算帶入對話。
「吉姆，醫生上週可不是這麼說的。她說，她不能再讓你接受化療，她很抱歉。」
「親愛的，給珍妮端杯茶來。她才不想聽妳說這麼負面的話，」吉姆揮揮他已經瘦到只剩骨頭的手腕，打發她走。
秀娜一進廚房，吉姆便開始說話。
「我擔心她。如果我死了，她怎麼辦？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孩子們都忙，沒辦法來探望她。家裡和錢有關的事，都是我在打理的，那方面沒問題，」吉姆說。
我趕緊把握機會表示：「這對她不好受，一定的。不過，你沒辦法讓她不傷心，她可能也比你想的還要堅強。」
「她以為我不知道自己病得多重，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覺得，不要談這件事比較好，這會讓她慌張失措。」他抬起手，爬梳著他的頭髮，一路到後頸停住。「她慌張失措，我就無法保持鎮定。」
「如果你可以談談這件事，或許對她會有幫助，」我說。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他說。他看起來像是一個依靠自己身體和精神力量的男人，但是隨著他的元氣衰退，供養和保護妻子的能力降低，他不確定要如何調適，才能面對自己愈來愈需要依賴他人的情況，還有隨之而來潛藏在內心的感受。
「來了！」秀娜的聲音傳來，她端著托盤，上面擺著茶杯和碟子、糖罐和奶罐，一具經典款布朗貝蒂壺（Brown Betty），裹在編織的茶壺套裡，還有一盤巧克力消化餅。她把托盤放在床上，那是房裡唯一清空的平面。
「珍妮，妳的茶要加什麼？」
「只要牛奶就好，謝謝。」
她先把牛奶倒進杯子，然後注入冒著熱氣的茶，加到滿。
「吉姆，你想要喝一點嗎？」她問道。
「親愛的，不用了，謝謝。我已經熱得發燙。」
「我不在時，你們兩個說了什麼？」秀娜問道。吉姆望著我，挑起眉毛。
「我們在聊天氣。春天是這麼溫和，」他說。
我啜了口茶。「趁我還在這裡時，你們兩人有沒有什麼想要和我談的，或是想要問我的呢？」
他們相互對望，等著看對方要不要回答。
秀娜再次試了一下。「吉姆，我想要和珍妮談談，你的病情加重之後，會是什麼情況？」
「那有什麼好談的？」他問道，擺好防衛架勢。
「你想住到安寧病房，或是待在這裡？」她問。
「我到底要和妳說多少次？在我雙腿一蹬之前，我還打算再打一兩場高爾夫。這件事，我們改天再談，」吉姆說道，雙眉之間的皺紋更深了。「珍妮，妳是從格拉斯哥的哪裡來的？」
我的電話有一通來自秀娜・麥肯齊的留言，她的蘇格蘭腔重到我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聽到格拉斯哥方言，總能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我回電給秀娜，她告訴我，她是從她先生的居家護理師那裡得知我的名字的。
「那位護理師認為，妳或許能讓我先生明理一點，」她說。
「怎麼回事？」我問。
「他還想再去高爾夫球場，但他這是拿自己開玩笑！以他現在病重的程度，他根本不可能再打高爾夫球，」秀娜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但是他不願意談。」
「吉姆知道妳打電話聯絡我嗎？」
「我還沒告訴他。他不是會去諮商的人。」
「蘇格蘭有人會去諮商嗎？」我笑了。
「小姐，妳說得對。要解決情緒問題，一大杯啤酒比較有用啦，」秀娜說。
「告訴吉姆，妳請我過去喝杯茶，我來自老鄉，」我說。「這樣他可能會讓我進門。」
***
每當我開車前往北溫哥華，在快到上獅門大橋（Lions Gate Bridge）的堤道之前，我會右轉，這樣就可以繞一段長路，穿過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這條環繞公園的道路一側，有高大的花旗松和美西紅側柏林立，這些樹對我有一股莫名的穩定力量。某次，我問一位原住民朋友關於大樹的事，由於它們的根系相當淺，必然蘊藏了豐沛的能量，或是生命力，才能頂得住狂風和暴雪。
「真可惜，我們不能汲取大樹的能量為我們所用，或是給需要力量的人，」我對我的朋友貝芙說道。
「當然可以，」她輕快回答。
「怎麼做？」我問。
「只要開口請求它們賜下一些能量，然後謝謝它們，這樣就好啦！它們從來都不會說不，」她笑了。
那一天，我又環繞著公園開車，樹在我的左側，春天的陽光照亮了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的白色風帆，反射在構成城市天際線的摩天高樓。我可以看到布勒內灣（Burrard Inlet）對岸亮黃色的硫磺堆，還有北岸山脈（North Shore Mountains）頂上最後一小塊殘雪。
我在一棟棲身於山腳下的白色立面平房外停了下來。房子後方也有花旗松和側柏，而在這幾分鐘之前，我坐在車裡，閉上眼睛，請求它們給我力量，並且確定我有大聲說：「謝謝你們！」
我走在通往房子的小路上，敲了敲那扇歷經風吹雨打的前門。秀娜的樣子，正如我在電話裡憑著她的聲音所想像的那樣：七十出頭，燙過的礫灰色頭髮，長度剛好在她藍色棉襯杉領子的上方。她的脖子掛了一條十字架金墜項鍊，墜子塞進上衣裡。她下身穿著聚酯纖維布料的寛腳褲，腰際繫著一條海軍藍腰帶，腳上是露趾涼鞋，不過她穿了襪子。
「謝謝妳來。」我伸出手，和她握手。她的手冰涼帶點濕黏，我想或許她也覺得緊張。第一次和一家人見面，通常會讓我緊張，而迅速建立融洽的關係，是能夠幫得上忙的重要條件。在這樣敏感的時刻走進一個家庭的住家，感覺是一種特權，一種你經常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得到的特權。
「我直接帶妳去見吉姆，但他今天身體不大舒服，」秀娜悄聲說道。「他大半個晚上都在流汗，醒著沒睡。他過去這幾天沒吃什麼東西，醫生晚點會來看他。」
秀娜領我走進小小的卧室，一張病床緊挨著一張雙人床擺著。每個能放東西的平面，都放滿了小飾物：迷你瓷器小狗和塑膠芭蕾女伶，發條音樂盒和布滿灰塵的耶穌誕生像。牆上掛滿了蘇格蘭歷史名勝的裝框黑白照片。拉上的窗簾，把像是想從帘間空隙偷溜進來的陽光擋在窗外。吉姆靠著幾顆枕頭支撐，他穿著一套藍色條紋睡衣，上衣一直釦到衣領。他的頭髮潮濕，整齊地梳到一邊。在他熬過辛苦的一夜之後，秀娜可能已在會客之前幫他梳洗一下。
「吉姆，這是珍妮，我和你提過要來喝杯茶的那位護理師，」她說。
「午安，」吉姆說。「抱歉在這裡見妳，我昨晚過得很糟。再等一下，我就可以準備好起身。」秀娜偷偷看了我一眼，揚了揚眉。
「很高興見到你，」我說。「我會一直在這裡等你準備好。」
「準備好做什麼？」他問道，粗長的深色眉毛揚起了一個問號。
「秀娜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見你，看我能不能幫忙，」我說。
「幫什麼？如果妳是心理醫生的話，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出門到高爾夫球場上打幾球。」
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那一定是秀娜為我放在那裡的。她坐在床尾的凳子上，膝蓋交疊翹著腿，一隻拖鞋掛在腳尖上下焦急地晃著。秀娜心裡自有盤算。
「吉姆，親愛的，好心點！珍妮是護理師，而且她來自格拉斯哥，」秀娜說，拍拍他在被子下的腳。「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對妳有意見，」吉姆說。「那不能怪妳。」他眨了眨眼。
「我爸是在艾爾郡（Ayr）出生、成長的。這有加分嗎？」我問。
「那裡靠近拉格斯（Largs），那是我們兩個來的地方。妳父親打高爾夫球嗎？」
我知道高爾夫球能讓我加分。「他打，在巔峰時期，他的差點可以到9桿。至於我媽，她住在格拉斯哥，一直到86歲，都還在打高爾夫球。我爸過世快二十年了。」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問他的死因是什麼嗎？」吉姆說。
「腦瘤。而且一診斷就是四期，晴天霹靂。」
「我的肺癌也是四期，而且我聽說沒有第五期。」他看著我，一邊揮舞著雙拳和空氣打拳擊。「不過，我是個鬥士，所以它還要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讓我出場。」
我注意到吉姆的指甲泛青，胸口隨著每一次呼吸艱難地起伏。我在想，不知道多久之後他會需要氧氣筒。
秀娜不動聲色地把心中盤算帶入對話。
「吉姆，醫生上週可不是這麼說的。她說，她不能再讓你接受化療，她很抱歉。」
「親愛的，給珍妮端杯茶來。她才不想聽妳說這麼負面的話，」吉姆揮揮他已經瘦到只剩骨頭的手腕，打發她走。
秀娜一進廚房，吉姆便開始說話。
「我擔心她。如果我死了，她怎麼辦？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孩子們都忙，沒辦法來探望她。家裡和錢有關的事，都是我在打理的，那方面沒問題，」吉姆說。
我趕緊把握機會表示：「這對她不好受，一定的。不過，你沒辦法讓她不傷心，她可能也比你想的還要堅強。」
「她以為我不知道自己病得多重，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覺得，不要談這件事比較好，這會讓她慌張失措。」他抬起手，爬梳著他的頭髮，一路到後頸停住。「她慌張失措，我就無法保持鎮定。」
「如果你可以談談這件事，或許對她會有幫助，」我說。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他說。他看起來像是一個依靠自己身體和精神力量的男人，但是隨著他的元氣衰退，供養和保護妻子的能力降低，他不確定要如何調適，才能面對自己愈來愈需要依賴他人的情況，還有隨之而來潛藏在內心的感受。
「來了！」秀娜的聲音傳來，她端著托盤，上面擺著茶杯和碟子、糖罐和奶罐，一具經典款布朗貝蒂壺（Brown Betty），裹在編織的茶壺套裡，還有一盤巧克力消化餅。她把托盤放在床上，那是房裡唯一清空的平面。
「珍妮，妳的茶要加什麼？」
「只要牛奶就好，謝謝。」
她先把牛奶倒進杯子，然後注入冒著熱氣的茶，加到滿。
「吉姆，你想要喝一點嗎？」她問道。
「親愛的，不用了，謝謝。我已經熱得發燙。」
「我不在時，你們兩個說了什麼？」秀娜問道。吉姆望著我，挑起眉毛。
「我們在聊天氣。春天是這麼溫和，」他說。
我啜了口茶。「趁我還在這裡時，你們兩人有沒有什麼想要和我談的，或是想要問我的呢？」
他們相互對望，等著看對方要不要回答。
秀娜再次試了一下。「吉姆，我想要和珍妮談談，你的病情加重之後，會是什麼情況？」
「那有什麼好談的？」他問道，擺好防衛架勢。
「你想住到安寧病房，或是待在這裡？」她問。
「我到底要和妳說多少次？在我雙腿一蹬之前，我還打算再打一兩場高爾夫。這件事，我們改天再談，」吉姆說道，雙眉之間的皺紋更深了。「珍妮，妳是從格拉斯哥的哪裡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