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拒絕急救的一課〉摘錄
醫療工作者歷時數百年、橫跨各大洲的苦心研究，在現代心肺復甦術（CPR）上集其大成，人類看待死亡的方式也從此改變。從許多層面來看，死亡終極、絕對的地位已被心肺復甦術撼動。在心肺復甦術出現之前，想救回溺水或失去生命跡象的人，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點燃菸草，再設法將煙灌入直腸。由於這種方法太常使用，甚至還獲得皇家人道協會（Royal Humane Society）背書。為妥善滿足營救溺水者之需，泰晤士河畔曾處處放置菸草灌腸器具，就如同今日公共場所都能找到心臟去顫器。在西方國家，這種作法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因此，當尼克鮑克等人在一九六〇年以簡馭繁，綜合供氧、電擊、按壓等三項復甦手段之後，不僅急診醫療如虎添翼，連大多數人生命結束的方式都發生改變。只不過，那篇論文的三位作者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的作品竟然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心肺復甦術的大消息立刻傳遍世界，全球醫界為之轟動。一九六〇年代也是整體醫療環境突飛猛進的黃金時期。緊急應變制度迅速發展，備有專業急救人員的救護車紛紛上路。這項措施快速縮短病患和醫療照護機構的距離，大幅提高他們的就醫機會。也是在這個時期，由於治療和檢驗種類大增，醫生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小診間和小診所，轉往設備更為充足的醫院，而他們原先照顧的病人也跟著轉移陣地。由於對傳染病、心臟病等頭號殺手的控制更加成功，人類平均壽命也隨之提高。不過，醫學雖然越來越能救回心臟病發的病患，但這也代表與心臟病共存的病人大幅增加，他們的問題並沒有根治，很多人也會發展成慢性心臟病（例如心臟衰竭）。另一方面，病人的年紀越大，他們罹患癌症的風險也越高，需要加護醫療照顧的人數自然增多。患病人數急速攀升，加上醫生能夠也願意採取的治療選擇與日俱增，其結果便是現代醫療產業複合體迅速膨脹。
人工呼吸設備的發明，原本是用來治療一種現在幾乎絕跡的疾病——小兒麻痺症。這種病是由病毒傳染，可能導致患者癱瘓。不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深受其害，在它最為猖獗的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甚至每年都有兩萬一千名患者因它癱瘓。小兒麻痺症患者往往從腿部開始失去知覺，嚴重時還會從身體一路向上麻痺，導致呼吸所需的肌肉也一併失能。試想：有幾千名的孩子就這樣窒息而死，但從頭到尾始終意識清醒，這能不令人心痛嗎？當時治療這類孩童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放進一種叫「鐵肺」的人工呼吸設備。鐵肺是一九二九年發明的，狀如圓筒，將病人包在裡頭。設計者是哈佛研究人員菲利浦・錐克（Philip Drinker）和路易斯・雅格西茲・蕭（Louis Agassiz Shaw）。鐵肺的原理是在體外製造負壓，促使胸部和肺部擴張以協助病患呼吸。可惜的是，鐵肺其實對小兒麻痺症患者效果有限，因為他們的胸部肌肉已經無力，根本無法對鐵肺刻意製造的壓力變化有所反應。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小兒麻痺症在北歐大舉肆虐。丹麥各地的病童都轉往哥本哈根的布雷丹醫院（Blegdam Hospital）治療。儘管醫院裡有傳統供氧設備，但因小兒麻痺症而呼吸困難的病童還是凶多吉少，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院裡的麻醉科醫師畢雍・伊布森（Bjorn Ibsen）心急如焚，為救治這群小病人殫精竭慮。最後，他總算想出了幫助他們呼吸的新方法：他刻意模仿人類的生理運作方式，設計出一套全新的人工呼吸器。
人體要讓空氣進入肺部，必須在肺臟內部製造負壓以吸入空氣。於是伊布森做了一條軟管，附上可充氣膨脹的套囊以防空氣外洩，接著劃開頸部前方（即「氣切」〔tracheostomy〕），將軟管從造口伸進咽喉。由於軟管能在肺臟裡製造負壓，因此不但空氣能被吸入，也能順利供氧。這算是現代呼吸器的始祖，而伊布森唯一仍待解決的問題是：這套呼吸器需要隨時有人給幫浦手動打氣，好將空氣送進病人體內，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有足夠的人手在病榻操作。由於醫院裡需要人工供氧的小兒麻痺患者有七十五位，伊布森找了兩百五十名醫學生幫忙，廿四小時輪班為病人手動操作呼吸器。伊布森在《英國醫學期刊》發表這項最新成果，立刻引起轟動，不僅全球醫院爭相仿效，它也成為加護病房照顧呼吸困難病患的標準程序。到一九六〇年代，隨著CPR發展成熟以及引入心臟監測器，現代加護病房如虎添翼，進入黃金時期。
＊＊＊
醫學幾千年來始終是門藝術，直到現代才成了科學。在科技與醫學結盟後，醫師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呈等比級數倍增。在此同時，各式各樣的新發現也傾巢而出，大幅扭轉人類對於生命的既有認知。X光造影和斷層掃描的發展，讓原本不切開身體便無從發現的疾病無所遁形。一九五三年，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立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期刊上發表驚天之作，揭示了生命基本要素DNA的祕密。面對疾病，我們現在不但使用抗生素等新藥物，也研發出制敵機先的疫苗防患未然。目前世上除了三個國家之外，小兒麻痺症疫苗已將這種疾病澈底根除。然而，醫學固然強化了我們的生存能力，卻也開始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
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一名六十八歲的英國醫生被診斷出胃癌。他之前因為心臟病發已經退休，但健康情況還是沒有好轉。他接受手術切除胃部，但效果不佳，因為癌細胞已全身擴散。腫瘤壓迫他的脊椎神經，奇痛無比，即使嗎啡開到最高劑量也舒緩不了。手術結束十天之後，他整個人垮了，肺部也出現大型血栓。一位年輕醫生當機立斷，冒險開刀移除動脈血栓。老醫生恢復意識後，一面感謝醫療團隊盡心照顧，卻也懇請他們滿足他的心願：下次他再心臟病發，請別再為他急救了。他實在痛得受不了，也幾乎沒有讓他輕鬆一點的辦法。他心意已決，也明確表達意願，甚至還親自在病歷上註記，並一一告知醫院員工：他再也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然而，即使他再三提醒，醫護人員也都知道他的意願，他兩個禮拜後再次心臟病發時，還是一晚上就被施以心肺復甦術四次，脖子上還開了造口幫他呼吸。不過這次心臟病發十分嚴重，他命是救下來了，但整體情況已幾乎不像個人。他的大腦無法有意義地發揮功能，他也不斷癲癇發作和劇烈嘔吐。然而，醫護人員還是繼續為他治療，繼續施打抗生素，繼續全力維繫他的生命，直到他心臟停止那天。
從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中略）打從懸壺濟世成為一門志業以來，代代醫者無不費盡心思想延長他們患者的壽命。可是，延年益壽的長期效應會是如何？他們從沒仔細想過。
科技發展也大幅改變醫病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醫生原本習慣在家中或診所為病人看診。大戰結束後時局穩定，醫學知識與科技進展日新月異，但隨著醫院掌握的治療與檢驗方式越來越多，它們也更有能力醫治病情嚴重的患者，於是，醫療照顧的陣地從診所轉往醫院。問題是，醫生和病患的距離不但未能拉近，醫院的運作方式還進一步破壞醫病關係。越來越多醫師太依賴檢驗報告和掃瞄影像來了解病人，對他們的病情也常依標準程序照表操課。簡言之，科技反而讓醫生和病人更加疏遠。這股風潮恰好與一九六五年聯邦醫療保險生效同時出現，原因很可能是醫療補助讓大批病患得以就醫。醫院不得不增加每位醫生診治病患的人數，而隨著文書作業暴增，醫生能用在病人身上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醫學獲得科學加持之後，醫生的知識基礎也更為扎實，過去不甚了了的生理機制如今能倒背如流。不過，很多醫生也因此變得心高氣傲，像精通玄義奧理的專家一樣不可一世、目中無人。這種情況在一九六〇年代尤其嚴重，醫生和病患的心思幾乎毫無交集。事實上，一項一九六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不贊成告知病患確診癌症的醫生，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當時進行的其他調查也顯示同樣的結果。大多數醫生認為：之所以不該向病患透露病情，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讓他們保持希望。如果病患的情況已不得不接受手術或放射線治療，醫生還是會盡量避談「癌症」，改稱「腫瘤」或「癌前期病變」。
耐人尋味的是，病患的想法截然不同。在研究中受訪的病人裡，絕大多數表示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確切病情。醫界就像當時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行事風格深深充滿父權色彩。有位醫生曾在大名鼎鼎的《刺胳針》上講過：「男醫生和女醫生的職涯展望之所以不同，有些因素是心理上的，有些因素是生理上的，而當然，社會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小覷。」這位醫生接著引用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一九七七年的著作《父權之必要》（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指出女性由於缺乏男性荷爾蒙，所以沒有爭強好勝的動力。
這種父權式的威權態度，對病人造成嚴重而惡劣的影響，對時日無多的病人傷害更大。對於應該採取多激烈的手段來治療病人，大多數醫生常片面決定，不容他人置喙，而他們的處理方向往往天差地遠，有極其激烈的侵入性治療，也有盡量簡化的緩和性處置。即使有些病人明確表達不做積極治療，有些醫師還是充耳不聞，執意進行激烈治療；但另一些時候，醫生又會自行認定病人已無藥可救，繼續治療毫無意義。事實上，早在急救倫理引起全美熱議之前，有些醫院已經開始將治療判斷標準化。例如在紐約皇后區的一間醫院裡，如果醫師判斷某位病人身體太過虛弱，撐不過心肺復甦術，或是不太可能從心肺復甦術得益，他們就會在那位病人的病歷貼上紫色貼紙。這其實賦予醫生很大的權力，讓他們只依主觀判斷就能決定醫療方針，就能決定一名病人值不值得施予心肺復甦術。而且，他們很少把這些決定告知病人或家屬。
另一個日益普遍的作法是所謂「怠速代號」（slowcodes）。這種急救程序也叫「做做樣子」、「演一下」、「淺藍代號」或「好萊塢代號」，要是醫生判定病人太虛弱或病情太嚴重，就會用上這種方法，因為萬箭齊發的「藍色代號」對他們已經沒幫助了。雖然這些考量有時是出於人道，不希望急救措施對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但更多時候是醫生和病人或家屬雞同鴨講，完全沒辦法溝通，醫療人員只好「做做樣子」安撫一下家人。由於「怠速代號」既尷尬又曖昧，醫療人員從不公開討論，頂多只在走廊上低聲交換意見。
雖然法律和倫理存在許多空白地帶，但病患和家屬偶爾還是能與醫生達成共識。如果病人疼痛無法減緩、病情已無力回天、預後極不樂觀，或是生活品質已嚴重受到影響，醫生在病人或家屬的提議下，是能予以「審慎怠忽」（judicious neglect）。在私下交談時，醫師往往也會探詢家屬的想法，判斷他們是否有意採取「壯烈手段」（heroic measures，很巧，這也是個經常使用卻充滿爭議的詞彙）——這通常意味使用心肺復甦術和人工呼吸器。
上述作法曾是醫界行之有年的潛規則，直到一位花樣年華的女孩引起軒然大波。凱倫・安・昆蘭（Karen Ann Quinlan）是紐澤西人，出事時二十一歲。參加派對之前，她為了穿上精心挑選的洋裝努力減重，但在派對上玩得興起，不只喝了幾杯酒，還吞了幾顆藥，最後在朋友面前不支倒地。在此之前，昆蘭的人生平凡無奇，但從她癱倒在地那一刻起，她便徘徊遊蕩於生死之間，一再塗改死亡在現代的定義，她的影響之大，歷史上恐怕無人能及。
＊＊＊
凱倫・安・昆蘭生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九日，出生地是賓州斯克蘭頓（Scranton）聖若瑟婦幼醫院（St. Joseph’s Children’s and Maternity Hospital），因為這間醫院專供未婚媽媽待產。凱倫出生一個月後，茱莉亞（Julia）和約瑟夫・昆蘭（Joseph Quinlan）夫婦填好表格，將凱倫領養回家。在出事之前，凱倫的人生大致分為兩段。第一段人生就像一般中產家庭的乖女兒：她游泳、滑雪、約會、和家人一起望彌撒、上中學，還在當地一家陶瓷藝品店打工。可是被那家藝品店辭退之後，她的人生也開始變調。她不斷換工作，也越來越沉迷鎮靜劑和酒精。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那晚，凱倫看不出來有什麼異狀。她跟朋友跑去離拉克瓦納湖（Lake Lackawanna）不遠的法孔內小館（Falconer’s Tavern）玩。為了穿上她為那晚精心挑選的服裝，她已節食節水好幾天。忍飢挨餓算什麼？為了豔冠群芳全都值得。到了酒吧，她喝了幾杯杜松子酒，也吃了幾顆隨身攜帶的鎮靜劑——結果一切走樣，她突然垮了。一個朋友趕忙載她離開，帶她回她和另一個朋友同租的住處。進門沒多久，他們愕然發現凱倫沒了呼吸。
從很多層面來看，凱倫的朋友發現她呼吸停止後的一連串行動，正顯示急救知識在短時間內變得多麼普及。她的朋友開始為她嘴對嘴人工呼吸，好讓她的大腦獲得氧氣，最好還能恢復自主呼吸。只是醫生後來研判：她的大腦至少兩度缺氧十五分鐘。
她的朋友也立刻打電話通報緊急救護中心——又是另一項才出現沒多久的新服務。事實上，全美通用的緊急電話「九一一」，是到一九六七年才由總統執法與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建議設立的。救護車馬上到了，將凱倫送往當地醫院，並接上人工呼吸器。身體檢查時，醫生發現她的瞳孔靜止不動，對光線刺激既不收縮也不放大，這明明是非常基本的反射動作，可是凱倫的瞳孔像定住一樣。在此同時，她對疼痛刺激也毫無反應。
凱倫入院三天後，主治醫師決定請神經科會診，於是當班的神經科醫師羅伯・摩斯（Robert Morse）來為凱倫檢查。在法庭紀錄中，摩斯醫師表示據他判斷凱倫已陷入昏迷，而且證據顯示她有「腦皮質剝除」（decortication），亦即大腦皮質發生大規模損害——從她腿部僵直、雙臂扭曲緊繃的狀態可以判斷。
凱倫的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反而每下愈況。她入院時體重大約一一五磅，醫生為了幫她餵食，給她裝上鼻胃管。這種管子從鼻孔直通胃部，可以把食物或藥物送進體內。但儘管如此，凱倫的體重還是一直往下掉，短短幾個月就剩不到七十磅。凱倫的父母昆蘭夫婦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愛女昏迷不醒，他們還是堅強以對。
凱倫並不是第一個陷入這種困境的病人，但她成了最受矚目的一個。一般說來，家屬和醫生之間通常能達成共識，醫生有時也會片面決定不再繼續急救。凱倫入院五個月後，約瑟夫・昆蘭終於請求醫師停止治療，並撤除呼吸器，但凱倫的醫生羅伯・摩斯和阿爾夏德・賈維德（Arshad Javed）予以拒絕。為了打消醫生對醫療訴訟的顧慮，昆蘭夫婦還特地寫了一份聲明，明確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可是兩位醫生依然婉拒，堅持不願撤除凱倫的呼吸器。
於是，入院時已骨瘦如柴的凱倫，就在醫院裡開啟了第二人生，她沒日沒夜地躺在病床，呼吸也始終得靠呼吸器。她的情況從表面來看不算特別，因為病情和她不相上下的病患所在多有。可是事態發展將她推向風口浪尖，死亡的面貌更因她一再改寫。
醫療工作者歷時數百年、橫跨各大洲的苦心研究，在現代心肺復甦術（CPR）上集其大成，人類看待死亡的方式也從此改變。從許多層面來看，死亡終極、絕對的地位已被心肺復甦術撼動。在心肺復甦術出現之前，想救回溺水或失去生命跡象的人，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點燃菸草，再設法將煙灌入直腸。由於這種方法太常使用，甚至還獲得皇家人道協會（Royal Humane Society）背書。為妥善滿足營救溺水者之需，泰晤士河畔曾處處放置菸草灌腸器具，就如同今日公共場所都能找到心臟去顫器。在西方國家，這種作法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因此，當尼克鮑克等人在一九六〇年以簡馭繁，綜合供氧、電擊、按壓等三項復甦手段之後，不僅急診醫療如虎添翼，連大多數人生命結束的方式都發生改變。只不過，那篇論文的三位作者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的作品竟然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心肺復甦術的大消息立刻傳遍世界，全球醫界為之轟動。一九六〇年代也是整體醫療環境突飛猛進的黃金時期。緊急應變制度迅速發展，備有專業急救人員的救護車紛紛上路。這項措施快速縮短病患和醫療照護機構的距離，大幅提高他們的就醫機會。也是在這個時期，由於治療和檢驗種類大增，醫生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小診間和小診所，轉往設備更為充足的醫院，而他們原先照顧的病人也跟著轉移陣地。由於對傳染病、心臟病等頭號殺手的控制更加成功，人類平均壽命也隨之提高。不過，醫學雖然越來越能救回心臟病發的病患，但這也代表與心臟病共存的病人大幅增加，他們的問題並沒有根治，很多人也會發展成慢性心臟病（例如心臟衰竭）。另一方面，病人的年紀越大，他們罹患癌症的風險也越高，需要加護醫療照顧的人數自然增多。患病人數急速攀升，加上醫生能夠也願意採取的治療選擇與日俱增，其結果便是現代醫療產業複合體迅速膨脹。
人工呼吸設備的發明，原本是用來治療一種現在幾乎絕跡的疾病——小兒麻痺症。這種病是由病毒傳染，可能導致患者癱瘓。不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深受其害，在它最為猖獗的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甚至每年都有兩萬一千名患者因它癱瘓。小兒麻痺症患者往往從腿部開始失去知覺，嚴重時還會從身體一路向上麻痺，導致呼吸所需的肌肉也一併失能。試想：有幾千名的孩子就這樣窒息而死，但從頭到尾始終意識清醒，這能不令人心痛嗎？當時治療這類孩童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放進一種叫「鐵肺」的人工呼吸設備。鐵肺是一九二九年發明的，狀如圓筒，將病人包在裡頭。設計者是哈佛研究人員菲利浦・錐克（Philip Drinker）和路易斯・雅格西茲・蕭（Louis Agassiz Shaw）。鐵肺的原理是在體外製造負壓，促使胸部和肺部擴張以協助病患呼吸。可惜的是，鐵肺其實對小兒麻痺症患者效果有限，因為他們的胸部肌肉已經無力，根本無法對鐵肺刻意製造的壓力變化有所反應。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小兒麻痺症在北歐大舉肆虐。丹麥各地的病童都轉往哥本哈根的布雷丹醫院（Blegdam Hospital）治療。儘管醫院裡有傳統供氧設備，但因小兒麻痺症而呼吸困難的病童還是凶多吉少，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院裡的麻醉科醫師畢雍・伊布森（Bjorn Ibsen）心急如焚，為救治這群小病人殫精竭慮。最後，他總算想出了幫助他們呼吸的新方法：他刻意模仿人類的生理運作方式，設計出一套全新的人工呼吸器。
人體要讓空氣進入肺部，必須在肺臟內部製造負壓以吸入空氣。於是伊布森做了一條軟管，附上可充氣膨脹的套囊以防空氣外洩，接著劃開頸部前方（即「氣切」〔tracheostomy〕），將軟管從造口伸進咽喉。由於軟管能在肺臟裡製造負壓，因此不但空氣能被吸入，也能順利供氧。這算是現代呼吸器的始祖，而伊布森唯一仍待解決的問題是：這套呼吸器需要隨時有人給幫浦手動打氣，好將空氣送進病人體內，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有足夠的人手在病榻操作。由於醫院裡需要人工供氧的小兒麻痺患者有七十五位，伊布森找了兩百五十名醫學生幫忙，廿四小時輪班為病人手動操作呼吸器。伊布森在《英國醫學期刊》發表這項最新成果，立刻引起轟動，不僅全球醫院爭相仿效，它也成為加護病房照顧呼吸困難病患的標準程序。到一九六〇年代，隨著CPR發展成熟以及引入心臟監測器，現代加護病房如虎添翼，進入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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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幾千年來始終是門藝術，直到現代才成了科學。在科技與醫學結盟後，醫師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呈等比級數倍增。在此同時，各式各樣的新發現也傾巢而出，大幅扭轉人類對於生命的既有認知。X光造影和斷層掃描的發展，讓原本不切開身體便無從發現的疾病無所遁形。一九五三年，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立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期刊上發表驚天之作，揭示了生命基本要素DNA的祕密。面對疾病，我們現在不但使用抗生素等新藥物，也研發出制敵機先的疫苗防患未然。目前世上除了三個國家之外，小兒麻痺症疫苗已將這種疾病澈底根除。然而，醫學固然強化了我們的生存能力，卻也開始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
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一名六十八歲的英國醫生被診斷出胃癌。他之前因為心臟病發已經退休，但健康情況還是沒有好轉。他接受手術切除胃部，但效果不佳，因為癌細胞已全身擴散。腫瘤壓迫他的脊椎神經，奇痛無比，即使嗎啡開到最高劑量也舒緩不了。手術結束十天之後，他整個人垮了，肺部也出現大型血栓。一位年輕醫生當機立斷，冒險開刀移除動脈血栓。老醫生恢復意識後，一面感謝醫療團隊盡心照顧，卻也懇請他們滿足他的心願：下次他再心臟病發，請別再為他急救了。他實在痛得受不了，也幾乎沒有讓他輕鬆一點的辦法。他心意已決，也明確表達意願，甚至還親自在病歷上註記，並一一告知醫院員工：他再也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然而，即使他再三提醒，醫護人員也都知道他的意願，他兩個禮拜後再次心臟病發時，還是一晚上就被施以心肺復甦術四次，脖子上還開了造口幫他呼吸。不過這次心臟病發十分嚴重，他命是救下來了，但整體情況已幾乎不像個人。他的大腦無法有意義地發揮功能，他也不斷癲癇發作和劇烈嘔吐。然而，醫護人員還是繼續為他治療，繼續施打抗生素，繼續全力維繫他的生命，直到他心臟停止那天。
從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中略）打從懸壺濟世成為一門志業以來，代代醫者無不費盡心思想延長他們患者的壽命。可是，延年益壽的長期效應會是如何？他們從沒仔細想過。
科技發展也大幅改變醫病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醫生原本習慣在家中或診所為病人看診。大戰結束後時局穩定，醫學知識與科技進展日新月異，但隨著醫院掌握的治療與檢驗方式越來越多，它們也更有能力醫治病情嚴重的患者，於是，醫療照顧的陣地從診所轉往醫院。問題是，醫生和病患的距離不但未能拉近，醫院的運作方式還進一步破壞醫病關係。越來越多醫師太依賴檢驗報告和掃瞄影像來了解病人，對他們的病情也常依標準程序照表操課。簡言之，科技反而讓醫生和病人更加疏遠。這股風潮恰好與一九六五年聯邦醫療保險生效同時出現，原因很可能是醫療補助讓大批病患得以就醫。醫院不得不增加每位醫生診治病患的人數，而隨著文書作業暴增，醫生能用在病人身上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醫學獲得科學加持之後，醫生的知識基礎也更為扎實，過去不甚了了的生理機制如今能倒背如流。不過，很多醫生也因此變得心高氣傲，像精通玄義奧理的專家一樣不可一世、目中無人。這種情況在一九六〇年代尤其嚴重，醫生和病患的心思幾乎毫無交集。事實上，一項一九六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不贊成告知病患確診癌症的醫生，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當時進行的其他調查也顯示同樣的結果。大多數醫生認為：之所以不該向病患透露病情，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讓他們保持希望。如果病患的情況已不得不接受手術或放射線治療，醫生還是會盡量避談「癌症」，改稱「腫瘤」或「癌前期病變」。
耐人尋味的是，病患的想法截然不同。在研究中受訪的病人裡，絕大多數表示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確切病情。醫界就像當時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行事風格深深充滿父權色彩。有位醫生曾在大名鼎鼎的《刺胳針》上講過：「男醫生和女醫生的職涯展望之所以不同，有些因素是心理上的，有些因素是生理上的，而當然，社會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小覷。」這位醫生接著引用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一九七七年的著作《父權之必要》（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指出女性由於缺乏男性荷爾蒙，所以沒有爭強好勝的動力。
這種父權式的威權態度，對病人造成嚴重而惡劣的影響，對時日無多的病人傷害更大。對於應該採取多激烈的手段來治療病人，大多數醫生常片面決定，不容他人置喙，而他們的處理方向往往天差地遠，有極其激烈的侵入性治療，也有盡量簡化的緩和性處置。即使有些病人明確表達不做積極治療，有些醫師還是充耳不聞，執意進行激烈治療；但另一些時候，醫生又會自行認定病人已無藥可救，繼續治療毫無意義。事實上，早在急救倫理引起全美熱議之前，有些醫院已經開始將治療判斷標準化。例如在紐約皇后區的一間醫院裡，如果醫師判斷某位病人身體太過虛弱，撐不過心肺復甦術，或是不太可能從心肺復甦術得益，他們就會在那位病人的病歷貼上紫色貼紙。這其實賦予醫生很大的權力，讓他們只依主觀判斷就能決定醫療方針，就能決定一名病人值不值得施予心肺復甦術。而且，他們很少把這些決定告知病人或家屬。
另一個日益普遍的作法是所謂「怠速代號」（slowcodes）。這種急救程序也叫「做做樣子」、「演一下」、「淺藍代號」或「好萊塢代號」，要是醫生判定病人太虛弱或病情太嚴重，就會用上這種方法，因為萬箭齊發的「藍色代號」對他們已經沒幫助了。雖然這些考量有時是出於人道，不希望急救措施對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但更多時候是醫生和病人或家屬雞同鴨講，完全沒辦法溝通，醫療人員只好「做做樣子」安撫一下家人。由於「怠速代號」既尷尬又曖昧，醫療人員從不公開討論，頂多只在走廊上低聲交換意見。
雖然法律和倫理存在許多空白地帶，但病患和家屬偶爾還是能與醫生達成共識。如果病人疼痛無法減緩、病情已無力回天、預後極不樂觀，或是生活品質已嚴重受到影響，醫生在病人或家屬的提議下，是能予以「審慎怠忽」（judicious neglect）。在私下交談時，醫師往往也會探詢家屬的想法，判斷他們是否有意採取「壯烈手段」（heroic measures，很巧，這也是個經常使用卻充滿爭議的詞彙）——這通常意味使用心肺復甦術和人工呼吸器。
上述作法曾是醫界行之有年的潛規則，直到一位花樣年華的女孩引起軒然大波。凱倫・安・昆蘭（Karen Ann Quinlan）是紐澤西人，出事時二十一歲。參加派對之前，她為了穿上精心挑選的洋裝努力減重，但在派對上玩得興起，不只喝了幾杯酒，還吞了幾顆藥，最後在朋友面前不支倒地。在此之前，昆蘭的人生平凡無奇，但從她癱倒在地那一刻起，她便徘徊遊蕩於生死之間，一再塗改死亡在現代的定義，她的影響之大，歷史上恐怕無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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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倫・安・昆蘭生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九日，出生地是賓州斯克蘭頓（Scranton）聖若瑟婦幼醫院（St. Joseph’s Children’s and Maternity Hospital），因為這間醫院專供未婚媽媽待產。凱倫出生一個月後，茱莉亞（Julia）和約瑟夫・昆蘭（Joseph Quinlan）夫婦填好表格，將凱倫領養回家。在出事之前，凱倫的人生大致分為兩段。第一段人生就像一般中產家庭的乖女兒：她游泳、滑雪、約會、和家人一起望彌撒、上中學，還在當地一家陶瓷藝品店打工。可是被那家藝品店辭退之後，她的人生也開始變調。她不斷換工作，也越來越沉迷鎮靜劑和酒精。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那晚，凱倫看不出來有什麼異狀。她跟朋友跑去離拉克瓦納湖（Lake Lackawanna）不遠的法孔內小館（Falconer’s Tavern）玩。為了穿上她為那晚精心挑選的服裝，她已節食節水好幾天。忍飢挨餓算什麼？為了豔冠群芳全都值得。到了酒吧，她喝了幾杯杜松子酒，也吃了幾顆隨身攜帶的鎮靜劑——結果一切走樣，她突然垮了。一個朋友趕忙載她離開，帶她回她和另一個朋友同租的住處。進門沒多久，他們愕然發現凱倫沒了呼吸。
從很多層面來看，凱倫的朋友發現她呼吸停止後的一連串行動，正顯示急救知識在短時間內變得多麼普及。她的朋友開始為她嘴對嘴人工呼吸，好讓她的大腦獲得氧氣，最好還能恢復自主呼吸。只是醫生後來研判：她的大腦至少兩度缺氧十五分鐘。
她的朋友也立刻打電話通報緊急救護中心——又是另一項才出現沒多久的新服務。事實上，全美通用的緊急電話「九一一」，是到一九六七年才由總統執法與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建議設立的。救護車馬上到了，將凱倫送往當地醫院，並接上人工呼吸器。身體檢查時，醫生發現她的瞳孔靜止不動，對光線刺激既不收縮也不放大，這明明是非常基本的反射動作，可是凱倫的瞳孔像定住一樣。在此同時，她對疼痛刺激也毫無反應。
凱倫入院三天後，主治醫師決定請神經科會診，於是當班的神經科醫師羅伯・摩斯（Robert Morse）來為凱倫檢查。在法庭紀錄中，摩斯醫師表示據他判斷凱倫已陷入昏迷，而且證據顯示她有「腦皮質剝除」（decortication），亦即大腦皮質發生大規模損害——從她腿部僵直、雙臂扭曲緊繃的狀態可以判斷。
凱倫的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反而每下愈況。她入院時體重大約一一五磅，醫生為了幫她餵食，給她裝上鼻胃管。這種管子從鼻孔直通胃部，可以把食物或藥物送進體內。但儘管如此，凱倫的體重還是一直往下掉，短短幾個月就剩不到七十磅。凱倫的父母昆蘭夫婦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愛女昏迷不醒，他們還是堅強以對。
凱倫並不是第一個陷入這種困境的病人，但她成了最受矚目的一個。一般說來，家屬和醫生之間通常能達成共識，醫生有時也會片面決定不再繼續急救。凱倫入院五個月後，約瑟夫・昆蘭終於請求醫師停止治療，並撤除呼吸器，但凱倫的醫生羅伯・摩斯和阿爾夏德・賈維德（Arshad Javed）予以拒絕。為了打消醫生對醫療訴訟的顧慮，昆蘭夫婦還特地寫了一份聲明，明確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可是兩位醫生依然婉拒，堅持不願撤除凱倫的呼吸器。
於是，入院時已骨瘦如柴的凱倫，就在醫院裡開啟了第二人生，她沒日沒夜地躺在病床，呼吸也始終得靠呼吸器。她的情況從表面來看不算特別，因為病情和她不相上下的病患所在多有。可是事態發展將她推向風口浪尖，死亡的面貌更因她一再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