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關於技術的兩個問題
技術推動著歷史嗎？
技術決定論認為，物質力量，尤其是可資運用的技術所具備之性質，會決定社會事件的走向。這種說法背後的理據，通常有唯經濟論（economistic）的色彩：可資運用的物質資源，造就了讓人們做出理性經濟選擇的環境。此外，技術決定論還強調影響技術軌跡的「現實限制」（real-world constraints）與「技術邏輯」（technical logics）。技術與技術系統明顯的自主性，為這些技術邏輯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技術的行為表現，以及應用技術的社會情境，會與發明者所預測及期待的不同。如果這點正確，那麼社會層面的變項，最終會是由物質因素所決定。
有關技術對於社會及經濟的影響，馬克思與恩格斯曾說過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論，這可以代表技術決定論的立場——但這些著名的評論，當然並不代表兩人對於決定社會結構之因素的所有看法。針對鉅觀的結構，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手工磨坊帶來的是封建地主的社會，蒸汽磨坊帶來的，則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而說到規模較小的結構時，恩格斯則宣稱，「大工廠的自動化機械，比起歷來任何一個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都要來得專橫。」
◆ ◆ ◆
即便對於非決定論者而言，技術所造成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議題。如同第一章所述，在「前STS」時代，探討技術造成的好處和惡果，並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思考這些後果，是「針對科學與技術之思考」重要的一部分。這類研究仍在持續發展。同時，如後文所言，某些STS研究者已經挑戰了一個看似無可疑的假設：技術會產生任何系統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們挑戰的稍微深入一些，挑戰的是「技術具有本質上的特性」這個觀點。倘如技術沒有本質上的特性，那麼它們就不會造成系統性的影響，而假使它們沒有任何系統性的影響，那麼，技術就無法決定社會世界的結構。
沒有任何技術——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物品——只有一種可能的使用方式。即便像手錶這樣具有明顯目的性之物品，也同時用來報時、引人注目、謀利、致敬知名的時鐘款式、表現佩戴者的特色等等。即便是報時這種看似單純的目的，也可以視為具有多重不同目的：人們可以透過手錶來安排一天的日程、計算單車騎一段路耗時多久、控制糕點的烹調時間、留意日落時間等等。由於這種多樣性，手錶並不具備本質。而如果手錶沒有本質，那麼我們只能說，它的系統性影響，只會在特定的人類環境中作用。
特雷弗．平奇與維貝．畢克（Trevor Pinch and Wiebe Bijker 1987）在討論「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的著作中，將上述觀點延伸成思考技術發展的架構。他們主要舉的例子是安全自行車的開發，它是二十世紀絕大多數自行車的基本設計，這乍看之下是個無可避免的結果。標準的現代自行車穩定、安全、有效率、速度快，因此我們可能會認為，它的前身雖然重要，但註定要失敗，那些只是邁向安全自行車的過渡階段。
然而在平奇與畢克的分析中，安全自行車的勝利，並不是由於它本質上較為優越的設計導致。有些使用者認為某些其他的早期自行車設計反倒更好，至少比各種早期的安全自行車這類競爭產品來得好。對許多年輕男性騎士而言，安全自行車為了穩定性而犧牲了風格（雖然新手騎士並不覺得安全自行車有多穩定）。年輕男性騎士們，形成了一個不滿意新設計的相關社會團體（relevant social group）。安全自行車未能符合他們的目標，因為（對他們而言）它的意義，稱不太上是他們所理解的優質車種。
因此，在人們理解技術以及技術設計時，有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存在。我們應當將技術的軌跡，看成修辭操作的結果，這些操作界定了人造物的使用者、它們的用途，以及特定設計所解決的問題。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盧德主義者（Luddites）對於工廠機器便採取了多樣的詮釋，因此他們只摧毀某些機器而沒破壞其他的。雖然有些人認為工廠機器打亂了他們偏好的工作模式，但另一些人卻認為問題出在工廠主身上。當新的左翼政治理論將機器標舉為工人階級的救星後，對新技術的抵制也隨之減弱。這就表示，這些機器，不會只造成單一類、一致的影響。
技術推動著歷史嗎？
技術決定論認為，物質力量，尤其是可資運用的技術所具備之性質，會決定社會事件的走向。這種說法背後的理據，通常有唯經濟論（economistic）的色彩：可資運用的物質資源，造就了讓人們做出理性經濟選擇的環境。此外，技術決定論還強調影響技術軌跡的「現實限制」（real-world constraints）與「技術邏輯」（technical logics）。技術與技術系統明顯的自主性，為這些技術邏輯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技術的行為表現，以及應用技術的社會情境，會與發明者所預測及期待的不同。如果這點正確，那麼社會層面的變項，最終會是由物質因素所決定。
有關技術對於社會及經濟的影響，馬克思與恩格斯曾說過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論，這可以代表技術決定論的立場——但這些著名的評論，當然並不代表兩人對於決定社會結構之因素的所有看法。針對鉅觀的結構，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手工磨坊帶來的是封建地主的社會，蒸汽磨坊帶來的，則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而說到規模較小的結構時，恩格斯則宣稱，「大工廠的自動化機械，比起歷來任何一個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都要來得專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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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對於非決定論者而言，技術所造成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議題。如同第一章所述，在「前STS」時代，探討技術造成的好處和惡果，並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思考這些後果，是「針對科學與技術之思考」重要的一部分。這類研究仍在持續發展。同時，如後文所言，某些STS研究者已經挑戰了一個看似無可疑的假設：技術會產生任何系統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們挑戰的稍微深入一些，挑戰的是「技術具有本質上的特性」這個觀點。倘如技術沒有本質上的特性，那麼它們就不會造成系統性的影響，而假使它們沒有任何系統性的影響，那麼，技術就無法決定社會世界的結構。
沒有任何技術——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物品——只有一種可能的使用方式。即便像手錶這樣具有明顯目的性之物品，也同時用來報時、引人注目、謀利、致敬知名的時鐘款式、表現佩戴者的特色等等。即便是報時這種看似單純的目的，也可以視為具有多重不同目的：人們可以透過手錶來安排一天的日程、計算單車騎一段路耗時多久、控制糕點的烹調時間、留意日落時間等等。由於這種多樣性，手錶並不具備本質。而如果手錶沒有本質，那麼我們只能說，它的系統性影響，只會在特定的人類環境中作用。
特雷弗．平奇與維貝．畢克（Trevor Pinch and Wiebe Bijker 1987）在討論「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的著作中，將上述觀點延伸成思考技術發展的架構。他們主要舉的例子是安全自行車的開發，它是二十世紀絕大多數自行車的基本設計，這乍看之下是個無可避免的結果。標準的現代自行車穩定、安全、有效率、速度快，因此我們可能會認為，它的前身雖然重要，但註定要失敗，那些只是邁向安全自行車的過渡階段。
然而在平奇與畢克的分析中，安全自行車的勝利，並不是由於它本質上較為優越的設計導致。有些使用者認為某些其他的早期自行車設計反倒更好，至少比各種早期的安全自行車這類競爭產品來得好。對許多年輕男性騎士而言，安全自行車為了穩定性而犧牲了風格（雖然新手騎士並不覺得安全自行車有多穩定）。年輕男性騎士們，形成了一個不滿意新設計的相關社會團體（relevant social group）。安全自行車未能符合他們的目標，因為（對他們而言）它的意義，稱不太上是他們所理解的優質車種。
因此，在人們理解技術以及技術設計時，有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存在。我們應當將技術的軌跡，看成修辭操作的結果，這些操作界定了人造物的使用者、它們的用途，以及特定設計所解決的問題。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盧德主義者（Luddites）對於工廠機器便採取了多樣的詮釋，因此他們只摧毀某些機器而沒破壞其他的。雖然有些人認為工廠機器打亂了他們偏好的工作模式，但另一些人卻認為問題出在工廠主身上。當新的左翼政治理論將機器標舉為工人階級的救星後，對新技術的抵制也隨之減弱。這就表示，這些機器，不會只造成單一類、一致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