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的疏忽與代價
有趣的是，愛迪生的電磁輻射事業並沒有隨著發明燈泡而結束。在倫琴發現X 射線，以及這種射線對螢幕影響的三週後，愛迪生也開始研究一項他稱之為「螢光鏡」的醫學發明。這項設備是將螢幕與克魯克斯管結合，並能夠看見患者內部結構的實時影像 。
1896 年5 月，愛迪生在紐約市中央皇宮酒店（Grand Central Palace Hotel）舉行的全國電氣博覽會（National Electric Exposition）上展示了他的螢光鏡 。實證明，這是一種十分有用的醫療設備，至今都仍被廣泛使用。1901年9 月5 日，時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水牛城遇刺，腹部中彈兩槍，他的醫生便請愛迪生送來一部螢光鏡，並指導他們透過手術取出子彈。
愛迪生立即送來螢光鏡和兩名操作人員 ，可惜並未派上用場，因為在場的外科醫生都認為，將子彈留在原處遠比取出來更安全。麥金利隨後病情惡化，最終於9 月14 日去世，技術人員遂將未使用的螢光鏡帶回愛迪生在紐澤西州的實驗室。儘管螢光鏡沒能挽救麥金利的生命，但愛迪生的另一臺設備多少幫他伸張了正義。同年10 月19 日，刺殺麥金利的萊昂．弗蘭克．佐爾戈什（Leon Frank Czolgosz）在電椅上被處決身
亡。
儘管愛迪生曾對交流電的危險表示擔憂，但他顯然對X射線沒有這樣的顧慮。與倫琴不同，他在X 射線實驗期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保護自己免於大量射線的傷害。此外，他的助手克拉倫斯．麥迪遜．達利（Clarence Madison Dally）也時常自願以自己的雙手作為螢光鏡成像的對象。當一隻手被光束嚴重灼傷時，他就會換另一隻手，好讓受傷的手復原。
不幸的是，這種不明智的做法還是讓他付出沉重的代價。達利最終因為嚴重的手部潰瘍失去了右手的四根手指，左手則被截肢。不久後，他手部的癌症擴散到手臂，於是手臂也被截肢。然而，這些手術全都無濟於事。癌細胞已一步步擴散到達利的胸部，最終導致他在1904 年10 月去世 。
愛迪生本人也未能倖免於難。由於長期透過觀察器的螢幕觀測實驗，他的眼睛暴露在高劑量的X 射線輻射下，讓他幾乎失明。受到這個經歷的創傷後，愛迪生就此放棄了任何與X射線有關的研究。後來有人問及這項研究時，他總會回答：「別跟我談X 射線，我怕死那玩意了！」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人員在研究X 射線時都像愛迪生和達利那樣漫不經心。在倫琴的發現公諸於世後不久，既是連襟，又是摯友，且分別身為內科醫師與牙醫的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H. Williams）和威廉．羅林斯（William H. Rollins），便開始在波士頓合作研發用於醫學診斷的X 射線。事實上，許多人甚至將威廉斯和羅林斯稱為診斷放射學之父 。而早在因射線受傷的個案報告出現前，他們就總是做好保護措施，避免令自己受到相關傷害。後來，當有人問到威廉斯為什麼要採取防護時，他回答：「我認為，像X 射線這類具有如此穿透物質能力的射線，一定會對身體產生某種影響，因此我得保護自己 。」就是這麼簡單。
蝕骨者
儘管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使用到放射性物質，法蘭西絲．史普萊特斯托徹（Frances Splettstocher）從不認為自己是與輻射相關的工作人員。她在製錶工廠當工人，雇主是位於康乃狄克州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沃特伯里鐘錶公司（Waterbury Clock Company）。
法蘭西絲熱愛自己的工作，身邊所有女同事也一樣。對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17 歲女孩來說，這可以算是沃特伯里最好的一份工作。此外，工廠距離她的家只有一、兩公里遠。她的父親也在同一間工廠工作，所以每天都可能和他一起走路上下班。
從以上資訊來看，法蘭西絲可說是這間工廠的典型女工代表，她們大多介於十幾歲到二十多歲之間，來自中上階層的工人家庭。在1921 年，對法蘭西絲來說，生活相當美好。但誰能想到，她會在不久後的1925 年離世？
法蘭西絲的工作，是用含有鐳的螢光塗料在錶盤畫上數字。這種塗料是由奧地利移民賽斌．馮．索侯奇（Sabin von Sochocky）於1915 年配製得出，該配方中的活性成分，是鐳和螢光化合物硫化鋅 。鐳發出的輻射會讓螢光塗料在黑暗中發光，因此即使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佩戴手錶的人也能看清時間，確實十分新奇！
而在當時，腕錶本身對男士來說也算是新潮的產品。最初是由瑞士製錶商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 Company）在1800 年代末期研發，專為女性設計的產品，男士則通常使用更大、更陽剛的懷錶。
然而，後來人們發現，手錶對於一戰期間在戰壕作戰的士兵非常實用。再加上夜光錶盤，對夜間操作的幫助相當顯著。而由於戰壕中的士兵，與女性氣質完全沾不上邊，因此帶有發光錶盤的腕錶突然之間成了男子氣概的象徵。
到了1921 年，雖然戰爭早已結束，但每個人都想擁有這款深受士兵歡迎的新潮高科技玩意。這些手錶的需求量相當大，使得法蘭西絲和同事忙得不可開交。她們是按件計酬的：畫得越快，賺得越多。優秀的工人每天都可以完成多達300 組錶盤，週薪24 美元，這相當於今天的342 美元！這對1921 年的女性來說，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薪水——當時女性平均週薪資僅有15 美元 。
夜光錶為沃特伯里公司帶來大筆利潤，但他們也面臨來自奧蘭治（Orange）、渥太華（Ottawa）等其他手錶公司的激烈競爭 。當時市場對手錶的需求極高，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1913 年時，含鐳夜光手錶的銷量還不到1 萬隻，到了1919年，銷量卻已超過200 萬隻。一年後，美國人共消費了400 萬支夜光手錶！就1920 年美國人口才剛超過1 億來看，這個數字實在令人震驚。似乎要不了多久，美國將會人手一隻鐳手錶。
然而，到了1925年1月，法蘭西絲的美好時光戛然而止。她變得虛弱無力，還出現貧血的症狀。不僅臉頰一碰就痛，牙齒也開始疼痛。她去看了牙醫，並拔掉一顆看似有問題的牙齒——結果，她的部分下顎隨著牙齒脫落下來。沒過多久，法蘭西絲口腔的軟組織接著惡化，使臉上出現了一個洞。到了同年2 月時，她就過世了。
當時在沃特伯里，鮮少有人知道法蘭西絲跟奧蘭治、渥太華手錶工廠的女工，都患有同樣的症狀。在奧蘭治，有四名錶盤工死亡，八人出現與法蘭西絲類似的症狀。
在法蘭西絲去世後不久，她的同事伊麗莎白．鄧恩（Elizabeth Dunn）在跳舞時無故摔斷了腿。隨後，她的口腔也出現與法蘭西絲類似的症狀，最終於1927 年去世。在她之後，又有一名同事海倫．沃爾（Helen Wall）出現類似的症狀，並最終離世。
在康乃狄克州、紐澤西州和伊利諾州，越來越多的錶盤工人相繼生病。據估計，在鼎盛時期，鐘錶業僱用了超過2,000名錶盤工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紐澤西州北部。其中，許多人都罹患了類似的病。
紐澤西州的牙醫，看到如此多的錶盤女工出現骨頭壞死，也開始將這種情況稱為「鐳顎」（radium jaw），定義了一種新型態的職業病。大眾媒體更為這些女工起了一個帶有貶義的稱號「鐳女郎」（radium girls），使她們為公眾所熟知。
只是照個X 光，不會罹癌吧！
馬修的滑雪板事故，與超過100 年前威利．布拉格在騎三輪車時發生的意外並沒有什麼差異，治療斷臂的方法也幾乎沒有改變，依舊是透過X 光影像來檢查骨骼。這兩個男孩，日後也都恢復了手臂的全部功能，這一點在沒有X 光檢查之前是不可能的。這兩個男孩都做了X 光檢查，也都因此受益，沒有比這更好運的事了。
不過，做X 光檢查會為這對男孩帶來多少罹癌風險呢？以威利的例子來說，我們對他所暴露的輻射劑量一無所知，只能確定，肯定比馬修的劑量高得多。現代X 光機的輻射量只有昔日克魯克斯管的一小部分。因此，威利罹患癌症的風險理應會高於馬修，而他確實在82 歲時死於癌症，不過死因是前列腺癌，這實在難以用手臂遭受過輻射照射來解釋。
馬修的X 光檢查，則讓我們能夠準確估計他因此罹癌的風險。今日在以X 光檢查手臂斷裂時，會對患者造成的「有效劑量」（effective dose）約為0.001 毫西弗。這是在本書中我們第一次提到「有效劑量」這個詞，它是什麼意思呢？
前文提過，目前關於輻射暴露的癌症風險估計，主要都是根據原爆倖存者的研究。不過大多數放射診斷程序，僅會暴露於人體的一小部分，這就與全身都暴露於輻射的原爆受害者大不相同。
在馬修的例子中，他僅有左臂暴露於輻射，因此他的罹癌風險，遠低於全身都接受相同劑量的情況。我們要如何得知馬修因部分身體暴露，進而導致的較低風險？這很簡單，我們只要問：「在一個人的整個身體中，一隻手臂代表多大一部分？」
事實上，手臂約占全身重量的5%。因此，若馬修手臂接受到0.02 毫西弗的劑量，就相當於全身受到0.001 毫西弗的劑量，並可由此來估計相關風險。有效劑量的含義簡單來說就是如此 。是以全身劑量的癌症風險，來表示局部身體在接收相同等級輻射時的罹癌風險。
認識有效劑量相當重要，因為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就能使用最可靠、來自原爆倖存者的風險估計，計算局部身體在接受放射診斷時所承擔的相關風險。那麼，馬修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因手臂X 光檢查而罹癌的風險到底是多少呢？
如第8 章所說明，根據原爆倖存者研究結果，因全身輻射暴露而罹患致命癌症的風險，約為每毫西弗0.005%。因此，馬修這輩子因手臂X 光檢查而罹患癌症的風險為：
0.001 mSv（有效劑量）×0.005% / mSv＝0.000005%（=2000 萬分之一的機率）
這意味著，馬修因為手臂照射X 光而罹癌的機率，比贏得大樂透頭獎的機率還低。我們已經知道害一需治數（NNH）其實就是機率倒過來的說法，因此接受X 光檢查手臂的害一需治數，就是2,000 萬人。
換句話說，2,000 萬個像馬修這樣摔斷手臂的男孩中，只有其中一人會因為隨後的X 光檢查而罹患致命癌症。美國每年有多少人手臂骨折？大約是1,300 萬人。那麼，當手臂X光檢查的NNH 為2,000 萬時，我們會預期這些骨折者中有多少人罹患致命的癌症呢？一個也沒有！有多少人會因為手臂X光檢查而受益呢？全部！現在你已掌握到所需的所有資訊，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值得在骨折時，冒著罹癌的風險做個X 光檢查了。
當然，生活中的意外不只有弄斷手臂而已。這個故事有多少部分，可以被轉化為其他放射線攝影程序呢？事實證明，至少在風險評估方面，大部分層面都適用。
要是活不到癌症出現，就別煩惱了！
儘管存在各種細微差別，但與權衡放射治療的風險和益處相比，衡量放射成像程序的風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因為放射療法，主要用於治療已患有癌症的人，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改變一切。
每位患者和每種癌症都並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患者的同一種癌症，也會隨時間改變，對放射治療產生不同的反應。此外，放射治療通常會與手術和化療搭配，因為癌症是可怕的敵人，這也讓整件事變得更加難解。
儘管權衡放射治療的風險和益處存在這些複雜性，但在計算大多數癌症患者的放射風險時，基本上都充滿爭議。在考慮是否接受癌症放射治療時，需要權衡許多臨床和個人問題。然而，一般而言，對於第一次罹癌的人來說，放射治療所導致的續發性風險，並不是主要讓人擔心的問題。因為由輻射誘發的癌症，通常要在10 ～30 年後才會出現。
就此看來，因為理論上至少在10 年內不會出現的癌症風險，而放棄能夠真正治療癌症的方法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眼下死亡的風險，遠大於日後死亡的風險。此外，對許多老年人來說，第二個癌症的潛伏期多半都超過他們的自然壽命。因此，他們很可能根本活不到發展出第二次癌症的年歲。只有對預期壽命較長的年輕癌症患者來說，續發性癌症才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若樂觀一點來看待這個情形，我們應該高舉雙手、迎接續發性癌症風險成為患者主要擔憂的那一天。因為這意味著放療的效果相當成功，讓人有充分理由擔心患者在數十年後的健康情形。好消息是，我們似乎正在朝這個方向邁進。
手機的嫌疑，雖然低但不是零
2011 年，位於法國里昂的世界衛生組織下屬部門—國際癌症研究署（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宣布，他們的專家委員會認定射頻電磁場（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即無線電波，應被歸類為「可能的致癌物」。
這項公告主要依據的，是一項大型同類群研究和五項小型病例對照研究 ，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都注意到了這項聲明，令反手機陣營宣告勝利，而讓手機的支持者大喊犯規。
實際上這個委員會內部對裁決的意見也十分分歧，其中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他們掌握到的數據足以宣稱這是「可能的」，但依舊有少數科學家認為數據還不夠，甚至不足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手機基地臺彷彿向現代科技致敬的一座座紀念碑，隱約出現在我們周遭，並成為引發社區憂慮的焦點。但對人來說，我們接收到最高的無線電波劑量，實際上是來自使用手機本身，而不是基地臺。因為儘管手機輸出的能量較弱，但手機卻會被放在頭部旁邊。
眾所周知，健康風險是由劑量決定的。因此，如果無線電波會導致癌症，那麼最有可能找到關聯的地方，就是接受最高劑量的組織。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證明手機會導致頭部癌症，那基本上就不可能證明，接受輻射遠小於頭部的其他組織癌症是由無線電波引起的。因此，大多數手機安全的研究，都集中在頭部癌症，更具體地說，就是腦癌。因為大腦的體積相當大，也吸收了大部分無線電波能量。
這項同類群研究規模龐大，在1982 ∼1995 年間，追蹤了42 萬名左右的丹麥手機用戶 ，遠比原爆的研究規模還大，當時後者追蹤一共12 萬名倖存者和對照組受試者。而丹麥的研究最後顯示，腦癌和手機的使用沒有關聯。
前文已解釋，同類群研究是流行病學的黃金標準，鮮少會被不太可靠的病例對照研究取代。在一般情況下，這樣大規模的同類群研究如果沒有找到關聯性，就會排擠並讓人不再採信那些規模較小的病例對照研究，偏偏這項同類群研究的設計出了問題。
主要問題是，他們從未實際測量受試者暴露到的輻射劑量。這項研究沒有使用與劑量直接相關的暴露指標，而是僅將與電信業者綁約的使用者，當作一人暴露到手機無線電波的指標。這當中也許有人是使用方案買了手機但從未拿來用，也可能有不是用戶的人，卻在使用其他人的手機。
這項研究的一大弱點，就是假設手機用戶就是真正使用手機的人，而且還假定他們接收的劑量與租用手機服務方案的時間成正比，這導致委員會中一部分人質疑這項研究的可信度。
有趣的是，愛迪生的電磁輻射事業並沒有隨著發明燈泡而結束。在倫琴發現X 射線，以及這種射線對螢幕影響的三週後，愛迪生也開始研究一項他稱之為「螢光鏡」的醫學發明。這項設備是將螢幕與克魯克斯管結合，並能夠看見患者內部結構的實時影像 。
1896 年5 月，愛迪生在紐約市中央皇宮酒店（Grand Central Palace Hotel）舉行的全國電氣博覽會（National Electric Exposition）上展示了他的螢光鏡 。實證明，這是一種十分有用的醫療設備，至今都仍被廣泛使用。1901年9 月5 日，時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水牛城遇刺，腹部中彈兩槍，他的醫生便請愛迪生送來一部螢光鏡，並指導他們透過手術取出子彈。
愛迪生立即送來螢光鏡和兩名操作人員 ，可惜並未派上用場，因為在場的外科醫生都認為，將子彈留在原處遠比取出來更安全。麥金利隨後病情惡化，最終於9 月14 日去世，技術人員遂將未使用的螢光鏡帶回愛迪生在紐澤西州的實驗室。儘管螢光鏡沒能挽救麥金利的生命，但愛迪生的另一臺設備多少幫他伸張了正義。同年10 月19 日，刺殺麥金利的萊昂．弗蘭克．佐爾戈什（Leon Frank Czolgosz）在電椅上被處決身
亡。
儘管愛迪生曾對交流電的危險表示擔憂，但他顯然對X射線沒有這樣的顧慮。與倫琴不同，他在X 射線實驗期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保護自己免於大量射線的傷害。此外，他的助手克拉倫斯．麥迪遜．達利（Clarence Madison Dally）也時常自願以自己的雙手作為螢光鏡成像的對象。當一隻手被光束嚴重灼傷時，他就會換另一隻手，好讓受傷的手復原。
不幸的是，這種不明智的做法還是讓他付出沉重的代價。達利最終因為嚴重的手部潰瘍失去了右手的四根手指，左手則被截肢。不久後，他手部的癌症擴散到手臂，於是手臂也被截肢。然而，這些手術全都無濟於事。癌細胞已一步步擴散到達利的胸部，最終導致他在1904 年10 月去世 。
愛迪生本人也未能倖免於難。由於長期透過觀察器的螢幕觀測實驗，他的眼睛暴露在高劑量的X 射線輻射下，讓他幾乎失明。受到這個經歷的創傷後，愛迪生就此放棄了任何與X射線有關的研究。後來有人問及這項研究時，他總會回答：「別跟我談X 射線，我怕死那玩意了！」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人員在研究X 射線時都像愛迪生和達利那樣漫不經心。在倫琴的發現公諸於世後不久，既是連襟，又是摯友，且分別身為內科醫師與牙醫的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H. Williams）和威廉．羅林斯（William H. Rollins），便開始在波士頓合作研發用於醫學診斷的X 射線。事實上，許多人甚至將威廉斯和羅林斯稱為診斷放射學之父 。而早在因射線受傷的個案報告出現前，他們就總是做好保護措施，避免令自己受到相關傷害。後來，當有人問到威廉斯為什麼要採取防護時，他回答：「我認為，像X 射線這類具有如此穿透物質能力的射線，一定會對身體產生某種影響，因此我得保護自己 。」就是這麼簡單。
蝕骨者
儘管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使用到放射性物質，法蘭西絲．史普萊特斯托徹（Frances Splettstocher）從不認為自己是與輻射相關的工作人員。她在製錶工廠當工人，雇主是位於康乃狄克州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沃特伯里鐘錶公司（Waterbury Clock Company）。
法蘭西絲熱愛自己的工作，身邊所有女同事也一樣。對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17 歲女孩來說，這可以算是沃特伯里最好的一份工作。此外，工廠距離她的家只有一、兩公里遠。她的父親也在同一間工廠工作，所以每天都可能和他一起走路上下班。
從以上資訊來看，法蘭西絲可說是這間工廠的典型女工代表，她們大多介於十幾歲到二十多歲之間，來自中上階層的工人家庭。在1921 年，對法蘭西絲來說，生活相當美好。但誰能想到，她會在不久後的1925 年離世？
法蘭西絲的工作，是用含有鐳的螢光塗料在錶盤畫上數字。這種塗料是由奧地利移民賽斌．馮．索侯奇（Sabin von Sochocky）於1915 年配製得出，該配方中的活性成分，是鐳和螢光化合物硫化鋅 。鐳發出的輻射會讓螢光塗料在黑暗中發光，因此即使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佩戴手錶的人也能看清時間，確實十分新奇！
而在當時，腕錶本身對男士來說也算是新潮的產品。最初是由瑞士製錶商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 Company）在1800 年代末期研發，專為女性設計的產品，男士則通常使用更大、更陽剛的懷錶。
然而，後來人們發現，手錶對於一戰期間在戰壕作戰的士兵非常實用。再加上夜光錶盤，對夜間操作的幫助相當顯著。而由於戰壕中的士兵，與女性氣質完全沾不上邊，因此帶有發光錶盤的腕錶突然之間成了男子氣概的象徵。
到了1921 年，雖然戰爭早已結束，但每個人都想擁有這款深受士兵歡迎的新潮高科技玩意。這些手錶的需求量相當大，使得法蘭西絲和同事忙得不可開交。她們是按件計酬的：畫得越快，賺得越多。優秀的工人每天都可以完成多達300 組錶盤，週薪24 美元，這相當於今天的342 美元！這對1921 年的女性來說，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薪水——當時女性平均週薪資僅有15 美元 。
夜光錶為沃特伯里公司帶來大筆利潤，但他們也面臨來自奧蘭治（Orange）、渥太華（Ottawa）等其他手錶公司的激烈競爭 。當時市場對手錶的需求極高，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1913 年時，含鐳夜光手錶的銷量還不到1 萬隻，到了1919年，銷量卻已超過200 萬隻。一年後，美國人共消費了400 萬支夜光手錶！就1920 年美國人口才剛超過1 億來看，這個數字實在令人震驚。似乎要不了多久，美國將會人手一隻鐳手錶。
然而，到了1925年1月，法蘭西絲的美好時光戛然而止。她變得虛弱無力，還出現貧血的症狀。不僅臉頰一碰就痛，牙齒也開始疼痛。她去看了牙醫，並拔掉一顆看似有問題的牙齒——結果，她的部分下顎隨著牙齒脫落下來。沒過多久，法蘭西絲口腔的軟組織接著惡化，使臉上出現了一個洞。到了同年2 月時，她就過世了。
當時在沃特伯里，鮮少有人知道法蘭西絲跟奧蘭治、渥太華手錶工廠的女工，都患有同樣的症狀。在奧蘭治，有四名錶盤工死亡，八人出現與法蘭西絲類似的症狀。
在法蘭西絲去世後不久，她的同事伊麗莎白．鄧恩（Elizabeth Dunn）在跳舞時無故摔斷了腿。隨後，她的口腔也出現與法蘭西絲類似的症狀，最終於1927 年去世。在她之後，又有一名同事海倫．沃爾（Helen Wall）出現類似的症狀，並最終離世。
在康乃狄克州、紐澤西州和伊利諾州，越來越多的錶盤工人相繼生病。據估計，在鼎盛時期，鐘錶業僱用了超過2,000名錶盤工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紐澤西州北部。其中，許多人都罹患了類似的病。
紐澤西州的牙醫，看到如此多的錶盤女工出現骨頭壞死，也開始將這種情況稱為「鐳顎」（radium jaw），定義了一種新型態的職業病。大眾媒體更為這些女工起了一個帶有貶義的稱號「鐳女郎」（radium girls），使她們為公眾所熟知。
只是照個X 光，不會罹癌吧！
馬修的滑雪板事故，與超過100 年前威利．布拉格在騎三輪車時發生的意外並沒有什麼差異，治療斷臂的方法也幾乎沒有改變，依舊是透過X 光影像來檢查骨骼。這兩個男孩，日後也都恢復了手臂的全部功能，這一點在沒有X 光檢查之前是不可能的。這兩個男孩都做了X 光檢查，也都因此受益，沒有比這更好運的事了。
不過，做X 光檢查會為這對男孩帶來多少罹癌風險呢？以威利的例子來說，我們對他所暴露的輻射劑量一無所知，只能確定，肯定比馬修的劑量高得多。現代X 光機的輻射量只有昔日克魯克斯管的一小部分。因此，威利罹患癌症的風險理應會高於馬修，而他確實在82 歲時死於癌症，不過死因是前列腺癌，這實在難以用手臂遭受過輻射照射來解釋。
馬修的X 光檢查，則讓我們能夠準確估計他因此罹癌的風險。今日在以X 光檢查手臂斷裂時，會對患者造成的「有效劑量」（effective dose）約為0.001 毫西弗。這是在本書中我們第一次提到「有效劑量」這個詞，它是什麼意思呢？
前文提過，目前關於輻射暴露的癌症風險估計，主要都是根據原爆倖存者的研究。不過大多數放射診斷程序，僅會暴露於人體的一小部分，這就與全身都暴露於輻射的原爆受害者大不相同。
在馬修的例子中，他僅有左臂暴露於輻射，因此他的罹癌風險，遠低於全身都接受相同劑量的情況。我們要如何得知馬修因部分身體暴露，進而導致的較低風險？這很簡單，我們只要問：「在一個人的整個身體中，一隻手臂代表多大一部分？」
事實上，手臂約占全身重量的5%。因此，若馬修手臂接受到0.02 毫西弗的劑量，就相當於全身受到0.001 毫西弗的劑量，並可由此來估計相關風險。有效劑量的含義簡單來說就是如此 。是以全身劑量的癌症風險，來表示局部身體在接收相同等級輻射時的罹癌風險。
認識有效劑量相當重要，因為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就能使用最可靠、來自原爆倖存者的風險估計，計算局部身體在接受放射診斷時所承擔的相關風險。那麼，馬修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因手臂X 光檢查而罹癌的風險到底是多少呢？
如第8 章所說明，根據原爆倖存者研究結果，因全身輻射暴露而罹患致命癌症的風險，約為每毫西弗0.005%。因此，馬修這輩子因手臂X 光檢查而罹患癌症的風險為：
0.001 mSv（有效劑量）×0.005% / mSv＝0.000005%（=2000 萬分之一的機率）
這意味著，馬修因為手臂照射X 光而罹癌的機率，比贏得大樂透頭獎的機率還低。我們已經知道害一需治數（NNH）其實就是機率倒過來的說法，因此接受X 光檢查手臂的害一需治數，就是2,000 萬人。
換句話說，2,000 萬個像馬修這樣摔斷手臂的男孩中，只有其中一人會因為隨後的X 光檢查而罹患致命癌症。美國每年有多少人手臂骨折？大約是1,300 萬人。那麼，當手臂X光檢查的NNH 為2,000 萬時，我們會預期這些骨折者中有多少人罹患致命的癌症呢？一個也沒有！有多少人會因為手臂X光檢查而受益呢？全部！現在你已掌握到所需的所有資訊，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值得在骨折時，冒著罹癌的風險做個X 光檢查了。
當然，生活中的意外不只有弄斷手臂而已。這個故事有多少部分，可以被轉化為其他放射線攝影程序呢？事實證明，至少在風險評估方面，大部分層面都適用。
要是活不到癌症出現，就別煩惱了！
儘管存在各種細微差別，但與權衡放射治療的風險和益處相比，衡量放射成像程序的風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因為放射療法，主要用於治療已患有癌症的人，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改變一切。
每位患者和每種癌症都並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患者的同一種癌症，也會隨時間改變，對放射治療產生不同的反應。此外，放射治療通常會與手術和化療搭配，因為癌症是可怕的敵人，這也讓整件事變得更加難解。
儘管權衡放射治療的風險和益處存在這些複雜性，但在計算大多數癌症患者的放射風險時，基本上都充滿爭議。在考慮是否接受癌症放射治療時，需要權衡許多臨床和個人問題。然而，一般而言，對於第一次罹癌的人來說，放射治療所導致的續發性風險，並不是主要讓人擔心的問題。因為由輻射誘發的癌症，通常要在10 ～30 年後才會出現。
就此看來，因為理論上至少在10 年內不會出現的癌症風險，而放棄能夠真正治療癌症的方法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眼下死亡的風險，遠大於日後死亡的風險。此外，對許多老年人來說，第二個癌症的潛伏期多半都超過他們的自然壽命。因此，他們很可能根本活不到發展出第二次癌症的年歲。只有對預期壽命較長的年輕癌症患者來說，續發性癌症才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若樂觀一點來看待這個情形，我們應該高舉雙手、迎接續發性癌症風險成為患者主要擔憂的那一天。因為這意味著放療的效果相當成功，讓人有充分理由擔心患者在數十年後的健康情形。好消息是，我們似乎正在朝這個方向邁進。
手機的嫌疑，雖然低但不是零
2011 年，位於法國里昂的世界衛生組織下屬部門—國際癌症研究署（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宣布，他們的專家委員會認定射頻電磁場（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即無線電波，應被歸類為「可能的致癌物」。
這項公告主要依據的，是一項大型同類群研究和五項小型病例對照研究 ，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都注意到了這項聲明，令反手機陣營宣告勝利，而讓手機的支持者大喊犯規。
實際上這個委員會內部對裁決的意見也十分分歧，其中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他們掌握到的數據足以宣稱這是「可能的」，但依舊有少數科學家認為數據還不夠，甚至不足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手機基地臺彷彿向現代科技致敬的一座座紀念碑，隱約出現在我們周遭，並成為引發社區憂慮的焦點。但對人來說，我們接收到最高的無線電波劑量，實際上是來自使用手機本身，而不是基地臺。因為儘管手機輸出的能量較弱，但手機卻會被放在頭部旁邊。
眾所周知，健康風險是由劑量決定的。因此，如果無線電波會導致癌症，那麼最有可能找到關聯的地方，就是接受最高劑量的組織。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證明手機會導致頭部癌症，那基本上就不可能證明，接受輻射遠小於頭部的其他組織癌症是由無線電波引起的。因此，大多數手機安全的研究，都集中在頭部癌症，更具體地說，就是腦癌。因為大腦的體積相當大，也吸收了大部分無線電波能量。
這項同類群研究規模龐大，在1982 ∼1995 年間，追蹤了42 萬名左右的丹麥手機用戶 ，遠比原爆的研究規模還大，當時後者追蹤一共12 萬名倖存者和對照組受試者。而丹麥的研究最後顯示，腦癌和手機的使用沒有關聯。
前文已解釋，同類群研究是流行病學的黃金標準，鮮少會被不太可靠的病例對照研究取代。在一般情況下，這樣大規模的同類群研究如果沒有找到關聯性，就會排擠並讓人不再採信那些規模較小的病例對照研究，偏偏這項同類群研究的設計出了問題。
主要問題是，他們從未實際測量受試者暴露到的輻射劑量。這項研究沒有使用與劑量直接相關的暴露指標，而是僅將與電信業者綁約的使用者，當作一人暴露到手機無線電波的指標。這當中也許有人是使用方案買了手機但從未拿來用，也可能有不是用戶的人，卻在使用其他人的手機。
這項研究的一大弱點，就是假設手機用戶就是真正使用手機的人，而且還假定他們接收的劑量與租用手機服務方案的時間成正比，這導致委員會中一部分人質疑這項研究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