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惡習纏身的柯隆波住進費城綜合醫院。醫生安排他前往勒戒病房報到，這是個合理的選擇，因為他每天要吸將近三十公克的鴉片，抽十八枝香菸，喝兩杯咖啡或茶，灌下一公升多的威士忌。柯隆波告訴實習醫生，他幾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而他抽上鴉片，就是為了醒酒。

不過，他可不沾真正厲害的東西，不吸古柯鹼，也不碰巴比妥酸鹽（barbiturates），「我不沾鴉片以外的毒品。」看他胳臂和大腿上滿是皮下注射疤痕，就知道他在撒謊。也許他不是存心要騙醫生，只是為了顧及面子，因為那個年代的鴉片癮士認為打針吸毒是等而下之的。

柯隆波仍是個有固定職業的人。他誇口說，鴉片癮並未影響他的意志力，也不影響他的工作能力，還說自己是烈酒商。身為美國公民而敢這麼說可不簡單，因為一九二六年的美國並沒有官方認可的烈酒商存在。

實習醫生記錄，柯隆波的胃口也沒受到鴉片癮的影響，三十三歲的他體重高達一百二十五公斤，「他胸圍寬廣，腹部大而下垂。」想想他的噸位和「日進三至五餐」的食量，再考慮他吸入的鴉片、香菸，吞下的咖啡、茶、威士忌的份量，就知道他簡直是醒著的每一刻都在滿足口腹之慾。柯隆波過的是一種持續接受多種生理刺激和感官享受，連古代任何一位極盡富裕、專橫、糜爛之能事的帝王、暴君、統治者都望塵莫及（想來也不會長命）的生活。

然而，柯隆波只是一介平民，是個收入馬馬虎虎的小本私酒販賣商。他活在二十世紀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都市裡，而這個國家卻能在短短的歷史當中，製造和大量行銷五花八門的官能享受，真可說是幸也是不幸。在他掛號住院的同時，全世界也有數百萬名小老百姓得以過著連五百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這是從化學物質對神經系統的影響層面來看。

我把這種發展叫做「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已經逐漸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變清醒意識狀態的方法，這項世界史上的重大發展，乃是奠基於近代早期（即一五○○至一七八九年間）的越洋貿易與帝國擴張。本書不僅述這段時期的商人、殖民者，以及其他權貴階級如何成功匯集世界各地的精神刺激物質（亦即提神或麻醉物質），也探討為什麼他們的後代子孫明知有暴利及厚稅可圖，卻要改弦易轍，決定管制或禁止多種（不包含所有項目）藥物自由流通。

雖然以「藥物」（drugs）一詞來涵蓋毒品濫用與上癮的問題，是極不恰當的，但也有一大好處：簡單扼要。許多為報章雜誌下標題的人之所以罔顧藥劑師們的憤怒反對，一直沿用這個詞彙，原因之一即是他們需要比「麻醉性藥品」更簡潔的名稱。本書則是將「藥物」當作一個便於使用的中性名詞，泛指各類合法與非法、溫和與強效、醫療用途與非醫療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質。因此，含酒精與咖啡因的飲料、大麻、古柯葉、古柯鹼、鴉片、嗎啡、菸草，都算藥物，海洛英、脫氧麻黃鹼（methamphetamine），以及許多其他半合成物質與合成物質，也在其列。這些東西本來並沒有害處，但都可能被濫用，也都是有利可圖的資源，而且都成了（起碼有可能變成）全球性商品。

隨意翻閱藥物史，或許還看不出這事實。大多數學術研究都是針對某些特殊藥物，或存在於特殊環境中的藥物類別所進行的，例如日本茶、俄國伏特加酒、美國毒品等。本書試圖將這些零星的研究湊在一起，並將許多歷史片段串成一幅完整圖象，對全世界精神刺激物質的發現、交易與利用做一番交代。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曾在其著作《疫病與人群》（Plagues and People，一九七六年出版）中廣泛探討了疾病的流傳及其對人類文明的衝擊，本書的宗旨也在針對藥物做類似的研究。疾病與藥物的流傳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外地輸入的酒類曾嚴重危害原住民的健康，但兩者之間也有一些重大差異，麥克尼爾書中提到的事件多屬偶然釀成的不幸；雖然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會經過人體的接觸傳播而使人喪命，但通常不是有意促成。藥物栽培與製造的蔓延現象，卻絕對不是意外，大都是靠人類蓄意所為，其次才是靠生物在無意間傳播。

本書第一部分述世界各地主要的精神刺激物質如何匯集，焦點放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飲料、菸草、鴉片、大麻、古柯葉、古柯鹼、糖（是許多藥品的主要成分）。這些一度受限於地理因素而無法流通的物質，現在都於不同時地進入全球貿易的潮流之中。例如咖啡的原產地是衣索匹亞，先傳入阿拉伯，然後遍及伊斯蘭教世界和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歐洲人再把喝咖啡的習慣和咖啡豆帶到美洲。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美洲栽培的咖啡已佔全世界咖啡作物的百分之七十，而歐洲的栽培者與殖民者則雇用簽了賣身契的奴工，成功地在南北半球栽種藥用作物。這些奴工集體耕作的結果，擴充了全球藥物的供應量，藥物價格也因之下跌，吸引數百萬不甚富裕的買主湧入市場，也使藥物消費平民化了。

然而，並非所有藥物的傳播歷程皆是如此。在精神刺激物質的貿易史上，藏有一段經常為人忽視的故事，例如許多地域性常見植物──卡瓦根（kava）、檳榔、咖特（qat，一種阿拉伯茶葉）、冠毛仙人球（peyote）──並沒有像酒類或鴉片那樣成為全球流通的商品。昔日由歐洲海外擴張勢力促成的全球藥物貿易是極有選擇性的，基於流通週期有限，或對藥性存有文化偏見等原因，歐洲人寧可忽視或禁止栽種某些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新奇植物，他們覺得有用的、可以接受的，便在世界各地種植、買賣，此舉至今仍對社會與環境造成顯著的影響。

本書第二部分的主題是藥物與貿易，也提到作為醫療和娛樂產品的精神刺激物質。許多藥物最初都是昂貴稀有的醫療品，對各種人類和動物疾病具有療效。等到有人發現它們能帶來快感、改變意識之後，這些藥物便脫離醫療範疇，邁入大眾消費的領域，這情況也改變了藥物流通遭到政治力介入的程度，於是酒精、菸草、安非他命，以及其他精神刺激物質廣泛成為非醫療用品一事，便引起了爭議、警惕和官方干預，各國紛紛設法為藥物的醫療用途與非醫療性濫用立下區分標準，這套標準最後也就成為國際藥物管制系統的道德與法律基礎。

管制系統有其存在的必要，因為藥物忽然變成了既危險又賺錢的產品。它們不是「耐久商品」，很快就會被仰賴者消耗殆盡，然後迅速補貨，經常使用者需要更大的劑量才能體驗最初的藥效。換句話說，銷售量也會隨之增加。改良式蒸餾器、皮下注射針筒、摻入藥物成分的香菸這些新發明，都是為了讓藥物裡頭那些經過提煉的化學物質能夠更有效、更迅速地進入消費者腦部，並使供應商能夠獲取更高利潤而製造的。市場競爭也帶動了更多的發明與廣告的普及，製造商則是想盡方法壓低成本，提高市場佔有率，加強產品吸引力。藥物售價下跌、誘惑力上升之後，便吸引了數百萬名新的消費者，還為相關企業（例如勒戒治療中心、打火機廠商）製造了牟利機會。藥物貿易及其外圍事業的存在，都是資本主義成熟分化之後的現象，而且發展重心漸漸偏離消費者的物質需求，而著重於提供快感與情緒上的滿足。套句人類學家阿德瑞（Robert Ardrey）的話來說，藥物貿易乃是盛行於一個飢渴心靈取代飢餓肚皮的世界。

本書第三部分探討的是藥物與權力的關係，並說明精神刺激物質的買賣如何讓商場上與皇室裡的權貴階級賺取超乎普通商業利潤的暴利。這些權貴階級很快就發現，它們可以利用藥物來控制勞工、剝削原住民，例如鴉片可使華工持續處於負債與依賴狀態，酒精可引誘原住民拿皮貨來交易、把俘虜當奴隸出售，以及讓渡土地。近代初期的政治權貴都知道，藥物是可靠的收入來源。統治者起初雖然敵視新的藥物（認為嚼菸草是極其惡劣的外來癖好，貴族不屑為之，有時還會處決嚼食者），後來卻心甘情願迎接不斷擴張的藥物貿易所帶來的稅收與專賣利益，其利潤大得超乎他們的想像。到了一八八五年，英國政府的總收入有將近一半來自菸、酒、茶的稅收，歐洲殖民帝國莫不以藥物稅作為主要財政後盾與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國庫根本。

政壇掌權者通常不會把能下金蛋的鵝宰掉。然而，過去一百年中，他們卻以國內立法與國際協商的方式，選擇性地放棄合法藥物貿易課稅政策，目的是要改採更嚴格的管制與禁令。本書最後兩章將討論現代化壓力、醫學發展、政治運作等因素如何刺激許多國家改弦更張，以及他們為什麼只針對某些藥物設限。這場反精神刺激物質的革命行動說來詭異，雖然大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合法購買菸酒，但要輕易且合法取得大麻或海洛英這類藥物就辦不到了。

撰寫世界史的過程，好比是用低倍顯微鏡窺探世界，觀察者固然看得見採樣的大部分，但只能在犧牲細節的情況下看到。要避免敘述流於單調，就必須每隔一段時間插入某樁特殊事件或某個特別人物，再回頭描繪全貌。總之，這就是本書的敘事風格，除了取材自歷史、社會學及科學文獻的概論之外，也舉出不少具體實例及若干個案研究來支持這些論述，其中包括安非他命的普及化、杜克（James Duke）與香菸業、印度酒稅、俄羅斯禁酒失敗的故事。每個事件都可當作一則寓言，足以說明藥物發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原則。

探討這個主題必須有所取捨，我的目的是想指出並說明過去這五百年間最重要的發展趨勢，而無意寫成一部囊括所有精神刺激物質的藥物通史，因為藥物的種類實在太多，不可能盡述──自從德國最早的精神藥物學家萊文（Louis Levin）於一九二九年逝世以後，就無人能夠勝任此項艱鉅任務了。在此應該聲明，我只引用了浩瀚文獻中的一小部分，不過書中提供的資料仍然十分可觀，讀者將可藉此瞭解藥物在近代世界扮演的角色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