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介如 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第十一屆
「跟我一樣高考分發到花蓮的醫師最後都離開了，只剩我待下來。」長年投入精神病患健康照護，以及花蓮萬寧地區偏鄉醫療、糖尿病照護計畫的湯介如醫師如此說著。他目前是玉里醫院內科主治醫師，曾獲得衛生福利部第十一屆優良暨資深典範醫師獎。
在他服務的那個年代，蘇花公路還是單線雙向通行，車輛需每隔四十五分鐘交替放行，相當不便；儘管如此，他仍跨越中央山脈，來到花蓮，一待就是三十年。
在訪談中，他與我們分享了玉里地區偏鄉醫療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精神病患照護的特殊性、醫療資源與交通不便，以及如何與社區建立信任。或許，在城市裡，我們早已習慣了便利與效率；但在偏鄉，每一次診療和關心，都可能影響一個家庭的生活。湯醫師提醒了我們，醫療不只是專業知識，更是一種對人的真誠用心。
（節錄）
玉里醫院，是精神病患者的第二個家
Q：可否請您詳談前往玉里醫院服務的階段？
我會到玉里，是因為一位陽明的學長邀請我前往服務，他是玉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剛剛有提到，我跟當時的花蓮醫院院長理念不太相近，所以萌生了離開的想法。
玉里醫院跟花蓮醫院要照顧的病患不太一樣，玉里醫院以精神病患為主。玉里醫院住了兩千三百個精神病患，數量非常多，光是處理內部的病患就快要忙不過來。雖然我們也有開對外民眾門診，但來診人數相對少很多。
這些精神病患跟一般民眾完全不一樣，他們無法描述身體哪裡不舒服，常常答非所問。這時候就要依靠醫師自己的觀察與判斷，透過評估身體或是做各種檢查，去尋找病患真正的問題。這對醫師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挑戰。我記得曾經有個病患走進門診，一邊說著「沒事、沒事，我很好」，結果話才說完，他當著我的面直接倒地不起。後來檢查結果發現他是胃穿孔，空氣都跑到腸子外面來了。如果是一般民眾，早就痛死了，醫院也會馬上當急症處理。
Q：您來到玉里之後， 對這個醫院的觀感？以及照顧病患時，印象深刻的醫病故事？
來到玉里醫院的病患，坦白說是家庭與整個社會無力再照顧的人，幾乎沒有被治癒的希望。他們在家裡都是父母的寶貝，但開始發病後，會搗亂、自殘，造成社區恐慌。這些病患被家屬帶著四處求醫，到各個醫院精神科看診，多年來仍然沒有效果。家屬心力交瘁、散盡家財，最後不得已才把病患送到我們這裡來。
這裡早期叫做「玉里療養院」，收精神病患與遊民，通常是由各地社會局轉介過來。這裡的病患絕大部分很難重返社會，很多人在十幾二十歲就來了，之後一輩子在玉里醫院生活，這裡等於是他們第二個家。
有一次，我遇到整個醫院警鈴大作，一直傳出火災警報的廣播，後來才發現是某個病人觸動警鈴。這位病人只要看到警鈴，就會有想要去按的衝動，也常常亂拿東西跟破壞物品。有時候他也會用身體去撞東西，把自己弄受傷。後來我才知道原由：他在七歲的時候，曾經親眼目睹父親用酒瓶打死親哥哥，當場嚇傻了。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完全無法開口講話。目前他在玉里醫院能表達，還會笑，只是很喜歡破壞東西。不過當你了解他的成長背景與病史後，就不會責怪他了。
我們這裡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他們講出來的話會讓你感到很驚訝。在玉里醫院，我看到人生百態，也從病人身上學習到很多，常常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很幸福的人。相較之下，我是一個有正常能力、家庭背景的人，這些經歷讓我學會惜福與感恩。
偏鄉病人的特性和大都會的不一樣。像我剛剛講到的那位病人，他雖然很愛破壞東西，但我從他身上看到純真，他對我沒有心機。就算病人常常搞亂看診的流程，但當他看著你、喊著要抱抱時，只會覺得又氣又好笑。我覺得下鄉服務的經歷，有很多樂趣，這是我夢想中的醫師生涯。
Q：玉里鎮有兩個照護精神病患的醫療系統，玉里醫院是衛福部體系，另外一個玉里榮民醫院屬於榮總系統。這兩家醫療院所，彼此有什麼互動嗎？
玉里榮院是屬於榮總的系統；玉里醫院是衛福部系統，以前屬於省立醫院。玉里榮院早期也有兩千多個精神病患，現在可能只剩下一千多。所以玉里地區的精神病患，加起來將近五千人左右。
玉里鎮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精神病患數量可能跟當地居民人數差不多。玉里地區戶籍人口差不多有三萬人，但實際上在當地生活的人數並沒有這麼多。你在鎮上路邊買早餐的時候，身邊可能就有一個精神病患，因為我們有一些身體功能較佳的病患可以出去逛早市，甚至有些病患還能出去幫人打掃，算是一種職能治療，讓他們去接觸社會。
我們兩家醫院的性質跟功能很類似。但是玉里榮院的內、外科體系比較完整，而且位處玉里鎮的市中心，玉里醫院在比較郊區的地方，所以一般鎮上民眾比較常到玉里榮院去看病，除非有特別慕名哪些醫師才會來我們這裡。另外，玉里醫院比較以精神專科為主，玉里榮院則慢慢轉型成社區型醫院。據我所知，它們院內也有一些讓老榮民療養的功能。
這裡慢慢地發展出所謂的「玉里模式」。玉里鎮民對於精神病患的接受度很高，不像其他一般社區對病患十分排斥。例如我們醫院的住民常常會打電話到鎮上叫飲料外送，這些消費也算是玉里鎮民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另外，有些醫院的住民會去鎮上打工，當店員或是幫忙打掃。不過由於醫院病患主要以復健為主，所以他們的時薪比較低。但是這些收到報酬的醫院住民，會為自己賺到了錢而感到開心。從這些地方就能看到很單純的快樂跟人性。雖然他們薪資比較微薄，但還是會請我喝飲料，這種情況在西部可能看不到。偏鄉服務讓我獲得很多人性的正面光輝，所以醫學系的學弟妹們千萬不要害怕下鄉。
有一次我到玉里醫院的萬寧院區看診，因為那個院區剛開幕，硬體設施新穎漂亮，地板還打了蠟。有一個農人來看診，居然在門口脫鞋，赤腳走進來。有人問他為什麼要赤腳，他說怕自己的鞋子會弄髒醫院地板。看到這些事情，真的好感動，鄉下的人就是這麼純樸。這也是我從不同角度，來看下鄉服務這件事。
面對COVID-19，比一般醫院更艱難
Q：玉里醫院如何度過這次COVID-19公衛事件的危機？身為內科醫師，您是怎麼去照顧這些精神病患？
對我而言，COVID-19事件是很慘痛的回憶。我們畢竟是一個精神專科醫院，內科醫師數量少，而且精神病患比較不容易配合指令。像是你叫他們戴口罩、勤洗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經常戴不住口罩，動不動就把口罩拿下來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換。要他們養成洗手的習慣，更難上加難，只能在旁邊盯著他們洗。
我們這裡一旦有一個病人感染，很容易就蔓延全院。再怎麼做感染控制，或者是病人分流，都沒有用。這不是我們玉里醫院不努力，而是精神科病人的特性就是如此。當一些病人轉重症需要插管，我們想往其他的醫院送，但每個醫院都爆滿。像花蓮醫院出現院內感染，就把整個醫院都關閉了，連門診都不開。那我們的病人怎麼辦？又無法送往其他醫院。只好想辦法就地隔離，至少避免交互感染，並準備足夠的支持藥物。
這段時間院內的死亡率相當高，因為精神科病患本身就體弱多病，壽命比一般人少十年，再加上這些感染，病逝的院民很多，這也是我們很心痛的地方。當年疫情爆發時，有些媒體拿我們醫院的疫情來炒作，甚至指責我們虐待病人。說實話，這些措施都是不得已的辦法。當時也都希望給病人最好的隔離病房、加護病房，但每家醫院都滿了，能去哪裡找？這真的是一個時代的痛。
Q：您在花蓮地區執業將近三十年，有遇過類似的事件嗎？
SRAS期間我在花蓮醫院服務，有照顧過疑似感染SRAS的病人。SRAS非常可怕，死亡率大概百分之五十，遠高於COVID-19。當時照顧病人需要全身穿上防護設備，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去上班，想辦法請假、逃避值班或離開加護病房。老醫師不願意去，就找了我這個年輕住院醫師去值派急診。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生因為發燒來到醫院，一來我們急診室，就馬上被關進隔離病房，她也來不及告知家人與朋友。那個時代手機還不普及，我們想盡辦法弄了一支室內電話來，讓她在病房裡打電話給父母。後來她的父母連夜從臺北趕來花蓮，大概是凌晨到醫院。因為不能在病房相見，她的父母只好穿著隔離衣在門口跟她講話。當時，我親眼看見她的父親在我面前掉下眼淚，卻又不想讓女兒看到，便默默轉過頭；母親則在門口一直交代女兒要聽醫院的話，女兒也不斷地跟母親保證沒事，說自己一定會好起來。在SRAS爆發時期全國恐慌的當下，這一幕也讓人感到非常心痛。幸運的是，這個女孩最後平安出院了。
醫師常常被迫做一些自己也很害怕的事情，像SRAS期間，我就曾被派去隔離病房。不過有了這次經驗，碰到COVID-19大流行時，照顧病人就比較順利。
（未完）
「跟我一樣高考分發到花蓮的醫師最後都離開了，只剩我待下來。」長年投入精神病患健康照護，以及花蓮萬寧地區偏鄉醫療、糖尿病照護計畫的湯介如醫師如此說著。他目前是玉里醫院內科主治醫師，曾獲得衛生福利部第十一屆優良暨資深典範醫師獎。
在他服務的那個年代，蘇花公路還是單線雙向通行，車輛需每隔四十五分鐘交替放行，相當不便；儘管如此，他仍跨越中央山脈，來到花蓮，一待就是三十年。
在訪談中，他與我們分享了玉里地區偏鄉醫療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精神病患照護的特殊性、醫療資源與交通不便，以及如何與社區建立信任。或許，在城市裡，我們早已習慣了便利與效率；但在偏鄉，每一次診療和關心，都可能影響一個家庭的生活。湯醫師提醒了我們，醫療不只是專業知識，更是一種對人的真誠用心。
（節錄）
玉里醫院，是精神病患者的第二個家
Q：可否請您詳談前往玉里醫院服務的階段？
我會到玉里，是因為一位陽明的學長邀請我前往服務，他是玉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剛剛有提到，我跟當時的花蓮醫院院長理念不太相近，所以萌生了離開的想法。
玉里醫院跟花蓮醫院要照顧的病患不太一樣，玉里醫院以精神病患為主。玉里醫院住了兩千三百個精神病患，數量非常多，光是處理內部的病患就快要忙不過來。雖然我們也有開對外民眾門診，但來診人數相對少很多。
這些精神病患跟一般民眾完全不一樣，他們無法描述身體哪裡不舒服，常常答非所問。這時候就要依靠醫師自己的觀察與判斷，透過評估身體或是做各種檢查，去尋找病患真正的問題。這對醫師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挑戰。我記得曾經有個病患走進門診，一邊說著「沒事、沒事，我很好」，結果話才說完，他當著我的面直接倒地不起。後來檢查結果發現他是胃穿孔，空氣都跑到腸子外面來了。如果是一般民眾，早就痛死了，醫院也會馬上當急症處理。
Q：您來到玉里之後， 對這個醫院的觀感？以及照顧病患時，印象深刻的醫病故事？
來到玉里醫院的病患，坦白說是家庭與整個社會無力再照顧的人，幾乎沒有被治癒的希望。他們在家裡都是父母的寶貝，但開始發病後，會搗亂、自殘，造成社區恐慌。這些病患被家屬帶著四處求醫，到各個醫院精神科看診，多年來仍然沒有效果。家屬心力交瘁、散盡家財，最後不得已才把病患送到我們這裡來。
這裡早期叫做「玉里療養院」，收精神病患與遊民，通常是由各地社會局轉介過來。這裡的病患絕大部分很難重返社會，很多人在十幾二十歲就來了，之後一輩子在玉里醫院生活，這裡等於是他們第二個家。
有一次，我遇到整個醫院警鈴大作，一直傳出火災警報的廣播，後來才發現是某個病人觸動警鈴。這位病人只要看到警鈴，就會有想要去按的衝動，也常常亂拿東西跟破壞物品。有時候他也會用身體去撞東西，把自己弄受傷。後來我才知道原由：他在七歲的時候，曾經親眼目睹父親用酒瓶打死親哥哥，當場嚇傻了。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完全無法開口講話。目前他在玉里醫院能表達，還會笑，只是很喜歡破壞東西。不過當你了解他的成長背景與病史後，就不會責怪他了。
我們這裡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他們講出來的話會讓你感到很驚訝。在玉里醫院，我看到人生百態，也從病人身上學習到很多，常常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很幸福的人。相較之下，我是一個有正常能力、家庭背景的人，這些經歷讓我學會惜福與感恩。
偏鄉病人的特性和大都會的不一樣。像我剛剛講到的那位病人，他雖然很愛破壞東西，但我從他身上看到純真，他對我沒有心機。就算病人常常搞亂看診的流程，但當他看著你、喊著要抱抱時，只會覺得又氣又好笑。我覺得下鄉服務的經歷，有很多樂趣，這是我夢想中的醫師生涯。
Q：玉里鎮有兩個照護精神病患的醫療系統，玉里醫院是衛福部體系，另外一個玉里榮民醫院屬於榮總系統。這兩家醫療院所，彼此有什麼互動嗎？
玉里榮院是屬於榮總的系統；玉里醫院是衛福部系統，以前屬於省立醫院。玉里榮院早期也有兩千多個精神病患，現在可能只剩下一千多。所以玉里地區的精神病患，加起來將近五千人左右。
玉里鎮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精神病患數量可能跟當地居民人數差不多。玉里地區戶籍人口差不多有三萬人，但實際上在當地生活的人數並沒有這麼多。你在鎮上路邊買早餐的時候，身邊可能就有一個精神病患，因為我們有一些身體功能較佳的病患可以出去逛早市，甚至有些病患還能出去幫人打掃，算是一種職能治療，讓他們去接觸社會。
我們兩家醫院的性質跟功能很類似。但是玉里榮院的內、外科體系比較完整，而且位處玉里鎮的市中心，玉里醫院在比較郊區的地方，所以一般鎮上民眾比較常到玉里榮院去看病，除非有特別慕名哪些醫師才會來我們這裡。另外，玉里醫院比較以精神專科為主，玉里榮院則慢慢轉型成社區型醫院。據我所知，它們院內也有一些讓老榮民療養的功能。
這裡慢慢地發展出所謂的「玉里模式」。玉里鎮民對於精神病患的接受度很高，不像其他一般社區對病患十分排斥。例如我們醫院的住民常常會打電話到鎮上叫飲料外送，這些消費也算是玉里鎮民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另外，有些醫院的住民會去鎮上打工，當店員或是幫忙打掃。不過由於醫院病患主要以復健為主，所以他們的時薪比較低。但是這些收到報酬的醫院住民，會為自己賺到了錢而感到開心。從這些地方就能看到很單純的快樂跟人性。雖然他們薪資比較微薄，但還是會請我喝飲料，這種情況在西部可能看不到。偏鄉服務讓我獲得很多人性的正面光輝，所以醫學系的學弟妹們千萬不要害怕下鄉。
有一次我到玉里醫院的萬寧院區看診，因為那個院區剛開幕，硬體設施新穎漂亮，地板還打了蠟。有一個農人來看診，居然在門口脫鞋，赤腳走進來。有人問他為什麼要赤腳，他說怕自己的鞋子會弄髒醫院地板。看到這些事情，真的好感動，鄉下的人就是這麼純樸。這也是我從不同角度，來看下鄉服務這件事。
面對COVID-19，比一般醫院更艱難
Q：玉里醫院如何度過這次COVID-19公衛事件的危機？身為內科醫師，您是怎麼去照顧這些精神病患？
對我而言，COVID-19事件是很慘痛的回憶。我們畢竟是一個精神專科醫院，內科醫師數量少，而且精神病患比較不容易配合指令。像是你叫他們戴口罩、勤洗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經常戴不住口罩，動不動就把口罩拿下來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換。要他們養成洗手的習慣，更難上加難，只能在旁邊盯著他們洗。
我們這裡一旦有一個病人感染，很容易就蔓延全院。再怎麼做感染控制，或者是病人分流，都沒有用。這不是我們玉里醫院不努力，而是精神科病人的特性就是如此。當一些病人轉重症需要插管，我們想往其他的醫院送，但每個醫院都爆滿。像花蓮醫院出現院內感染，就把整個醫院都關閉了，連門診都不開。那我們的病人怎麼辦？又無法送往其他醫院。只好想辦法就地隔離，至少避免交互感染，並準備足夠的支持藥物。
這段時間院內的死亡率相當高，因為精神科病患本身就體弱多病，壽命比一般人少十年，再加上這些感染，病逝的院民很多，這也是我們很心痛的地方。當年疫情爆發時，有些媒體拿我們醫院的疫情來炒作，甚至指責我們虐待病人。說實話，這些措施都是不得已的辦法。當時也都希望給病人最好的隔離病房、加護病房，但每家醫院都滿了，能去哪裡找？這真的是一個時代的痛。
Q：您在花蓮地區執業將近三十年，有遇過類似的事件嗎？
SRAS期間我在花蓮醫院服務，有照顧過疑似感染SRAS的病人。SRAS非常可怕，死亡率大概百分之五十，遠高於COVID-19。當時照顧病人需要全身穿上防護設備，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去上班，想辦法請假、逃避值班或離開加護病房。老醫師不願意去，就找了我這個年輕住院醫師去值派急診。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生因為發燒來到醫院，一來我們急診室，就馬上被關進隔離病房，她也來不及告知家人與朋友。那個時代手機還不普及，我們想盡辦法弄了一支室內電話來，讓她在病房裡打電話給父母。後來她的父母連夜從臺北趕來花蓮，大概是凌晨到醫院。因為不能在病房相見，她的父母只好穿著隔離衣在門口跟她講話。當時，我親眼看見她的父親在我面前掉下眼淚，卻又不想讓女兒看到，便默默轉過頭；母親則在門口一直交代女兒要聽醫院的話，女兒也不斷地跟母親保證沒事，說自己一定會好起來。在SRAS爆發時期全國恐慌的當下，這一幕也讓人感到非常心痛。幸運的是，這個女孩最後平安出院了。
醫師常常被迫做一些自己也很害怕的事情，像SRAS期間，我就曾被派去隔離病房。不過有了這次經驗，碰到COVID-19大流行時，照顧病人就比較順利。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