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又新少年求學時期，家裡經濟狀況小康，成年後教書、從政，也從來不曾為錢發過愁，募款，是他從沒想過也沒做過的事。
但身為NGO的掌舵者，他放下身段，一一拜訪舊識，清楚說明TAISE的使命和目標，許多老朋友很支持這份理念，慷慨解囊，讓TAISE剛成立的前兩年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雖然政商界人脈豐沛，簡又新募款仍有著堅持，他堅守人情義理，不為難對方，並守住自己的尊嚴。
「對任何人，我都只募一次，第二次，我開不了口。」他說，每次收到捐款，心裡有數：「這個朋友差不多這樣可以了，我不能再募第二次。」
除了捐款，簡又新也盡量不向人要求其他資源。「老實講，也是減少自己被傷害，我很清楚，不管我以前做什麼，現在一切從頭做起，我必須很小心。」
為TAISE募款，也曾引來朋友關心，有人更勸他：「看你一個人孤伶伶走在路上，為錢奔忙，何必呢？」
簡又新卻想得很開，過往的職涯歷練，打磨出他的豁達與韌性。「我不是那麼容易受傷害的人，募得到就募，募得少也沒關係，我沒有損失，」他微笑著告訴每一個為他擔心的人。
他更認為，每個人對錢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不願捐，不想捐，都是人之常情。
捉襟見肘的那段日子，TAISE不時面臨工作、財務和人力的難關，每當年輕的同仁士氣低落，簡又新會拍拍他們的肩；「做不到的時候不要難過，每個人都知道你努力過，雖然這次不行，但是下一次、下下次一定能做到，」他更告訴自己，每一次困境都是試煉，重新站起來的時候，一定會跟上次不一樣。
倡議永續，先在企業界播下種子
二○○七年的台灣，永續，還是很陌生的名詞。
永續的概念最早出現於一九八○年代。一九八○年，「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 IUCN）首次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強調維護自然環境，確保生態系統的持續運作。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正式提出永續發展的定義：「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能令其滿足本身需求的發展。」
但是聯合國提出的永續觀念仍屬抽象，不是那麼容易理解。而且永續發展的目標是一項極其龐大且艱鉅的工程，聯合國的推動策略除了透過國際永續相關公約要求各國參與承諾之外，首重對全球永續發展影響重大的企業納入推動主體的進程。
也因此，簡又新思考著如何著手，他和委員群討論後認為，推動新概念與倡議，必須先鎖定最適合的對象，TAISE要跨出第一步，唯有從掌握最多資源，最有能力改變世界的對象開始，那就是企業，而且企業也是造成永續發展困難的源頭之一，基金會要以企業永續做為首要工作，以「領航標竿企業、共創永續志業」為目標。
二○○四年聯合國公布報告《Who Cares Wins》，提出ESG的觀念，也正是把目標鎖定企業。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與二十家金融機構共同呼籲，企業應將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治理（Governance）納入投資分析與決策，進而內化為經營核心，永續成為評估企業投資價值的重要指標。
簡又新說，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氣候變遷是重要的風險因子，與ESG密切相關，尤其屬於「環境」（E）的核心指標，因為極端氣候造成的乾旱、溫度異常，為人類生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例如農業生產因氣候惡化而減量，會影響下游的零售或加工產業，或是天災造成財產損失，會是製造、營建科技業的災難，不斷上升的理賠數字，更讓金融保險業者首當其衝。
如何把風險變成機會，是企業必須經歷的變革，ESG正是重要的手段，進而成為營運的核心。
簡又新從政時期常與企業打交道，他想起年輕時接掌環保署署長的一九八七年，正是台灣環境問題最多最亂的時代，環保烽火滿天，抗爭活動風起雲湧，環保似乎站在企業的對立面，在企業界眼裡，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衝突的，環保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妨礙企業成長，不利國家發展。
簡又新猶記得剛上任環保署長三個月，國家尚在戒嚴時期，不僅在外有李長榮等公司被圍廠，環保署辦公大樓外還曾被數百位從宜蘭六輕、高雄後勁五輕遠道而來的環保抗議人士包圍，他親自站上對方的宣傳車溝通，創下戒嚴時期政務官先例。
行至二十一世紀，絕不能重蹈覆轍。簡又新強調，ESG三者是一體的，要協調、平衡，不再對立，而且上個世紀由於工業化發展，企業的興起，確實產生很多破壞環境的問題，「所以我們推動ESG要往前跑，從源頭去處理，最關鍵的源頭當然是企業。」
其次，企業是資源最充足的地方，甚至是遠大於政府的經濟體，影響力最大，企業的人才也最多，培育與傳播觀念的能力最強。簡又新說：「改變企業人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改變的起點，先在企業界播下種子，就是永續的開始。」
TAISE的核心委員們提出「永續報告書」的想法。當時國際正逐漸興起企業永續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的趨勢，聯合國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陸續推出全球廣泛使用的永續報告準則（GRI Standards），編製永續報告書逐漸成為國際企業經營的常態，企業藉著報告書的資訊揭露，展現對社會和環境的承諾，並提出自家企業可能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彰顯企業自主管理的精神。
二○○○年前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也漸漸在台灣興起，強調企業追求利潤外，應同時承擔對社會、環境與利害關係人的責任。站在浪潮的前端，簡又新看見了新的世界。他認為「報告書」這個方向可行，只要全力推動，潛力無窮。但「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不盡相同，前者是個體面的文化，聚焦在企業的責任和策略，對象是「企業的利害相關人」，而後者是總體概念，著重長期的影響，適用於政府、企業和個人，因此TAISE對報告書和獎項的名稱，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進階為「企業永續報告書」。
二○○八年，TAISE舉辦成立以來的第一項重要活動─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評選標準與國際聯結，也就是GRI準則，同時結合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提出的永續報告準則，訂出TAISE的台灣版評分標準，鼓勵企業藉由經營永續議題的「質」，以及治理資訊揭露的「量」，達到誠信和透明的目標。
「我一直相信人需要鼓勵，這個獎，會是最好的胡蘿蔔。」二○○七年歲末，簡又新對著所有核心委員宣布，第一屆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在二○○八年登場。
但身為NGO的掌舵者，他放下身段，一一拜訪舊識，清楚說明TAISE的使命和目標，許多老朋友很支持這份理念，慷慨解囊，讓TAISE剛成立的前兩年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雖然政商界人脈豐沛，簡又新募款仍有著堅持，他堅守人情義理，不為難對方，並守住自己的尊嚴。
「對任何人，我都只募一次，第二次，我開不了口。」他說，每次收到捐款，心裡有數：「這個朋友差不多這樣可以了，我不能再募第二次。」
除了捐款，簡又新也盡量不向人要求其他資源。「老實講，也是減少自己被傷害，我很清楚，不管我以前做什麼，現在一切從頭做起，我必須很小心。」
為TAISE募款，也曾引來朋友關心，有人更勸他：「看你一個人孤伶伶走在路上，為錢奔忙，何必呢？」
簡又新卻想得很開，過往的職涯歷練，打磨出他的豁達與韌性。「我不是那麼容易受傷害的人，募得到就募，募得少也沒關係，我沒有損失，」他微笑著告訴每一個為他擔心的人。
他更認為，每個人對錢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不願捐，不想捐，都是人之常情。
捉襟見肘的那段日子，TAISE不時面臨工作、財務和人力的難關，每當年輕的同仁士氣低落，簡又新會拍拍他們的肩；「做不到的時候不要難過，每個人都知道你努力過，雖然這次不行，但是下一次、下下次一定能做到，」他更告訴自己，每一次困境都是試煉，重新站起來的時候，一定會跟上次不一樣。
倡議永續，先在企業界播下種子
二○○七年的台灣，永續，還是很陌生的名詞。
永續的概念最早出現於一九八○年代。一九八○年，「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 IUCN）首次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強調維護自然環境，確保生態系統的持續運作。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正式提出永續發展的定義：「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能令其滿足本身需求的發展。」
但是聯合國提出的永續觀念仍屬抽象，不是那麼容易理解。而且永續發展的目標是一項極其龐大且艱鉅的工程，聯合國的推動策略除了透過國際永續相關公約要求各國參與承諾之外，首重對全球永續發展影響重大的企業納入推動主體的進程。
也因此，簡又新思考著如何著手，他和委員群討論後認為，推動新概念與倡議，必須先鎖定最適合的對象，TAISE要跨出第一步，唯有從掌握最多資源，最有能力改變世界的對象開始，那就是企業，而且企業也是造成永續發展困難的源頭之一，基金會要以企業永續做為首要工作，以「領航標竿企業、共創永續志業」為目標。
二○○四年聯合國公布報告《Who Cares Wins》，提出ESG的觀念，也正是把目標鎖定企業。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與二十家金融機構共同呼籲，企業應將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治理（Governance）納入投資分析與決策，進而內化為經營核心，永續成為評估企業投資價值的重要指標。
簡又新說，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氣候變遷是重要的風險因子，與ESG密切相關，尤其屬於「環境」（E）的核心指標，因為極端氣候造成的乾旱、溫度異常，為人類生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例如農業生產因氣候惡化而減量，會影響下游的零售或加工產業，或是天災造成財產損失，會是製造、營建科技業的災難，不斷上升的理賠數字，更讓金融保險業者首當其衝。
如何把風險變成機會，是企業必須經歷的變革，ESG正是重要的手段，進而成為營運的核心。
簡又新從政時期常與企業打交道，他想起年輕時接掌環保署署長的一九八七年，正是台灣環境問題最多最亂的時代，環保烽火滿天，抗爭活動風起雲湧，環保似乎站在企業的對立面，在企業界眼裡，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衝突的，環保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妨礙企業成長，不利國家發展。
簡又新猶記得剛上任環保署長三個月，國家尚在戒嚴時期，不僅在外有李長榮等公司被圍廠，環保署辦公大樓外還曾被數百位從宜蘭六輕、高雄後勁五輕遠道而來的環保抗議人士包圍，他親自站上對方的宣傳車溝通，創下戒嚴時期政務官先例。
行至二十一世紀，絕不能重蹈覆轍。簡又新強調，ESG三者是一體的，要協調、平衡，不再對立，而且上個世紀由於工業化發展，企業的興起，確實產生很多破壞環境的問題，「所以我們推動ESG要往前跑，從源頭去處理，最關鍵的源頭當然是企業。」
其次，企業是資源最充足的地方，甚至是遠大於政府的經濟體，影響力最大，企業的人才也最多，培育與傳播觀念的能力最強。簡又新說：「改變企業人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改變的起點，先在企業界播下種子，就是永續的開始。」
TAISE的核心委員們提出「永續報告書」的想法。當時國際正逐漸興起企業永續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的趨勢，聯合國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陸續推出全球廣泛使用的永續報告準則（GRI Standards），編製永續報告書逐漸成為國際企業經營的常態，企業藉著報告書的資訊揭露，展現對社會和環境的承諾，並提出自家企業可能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彰顯企業自主管理的精神。
二○○○年前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也漸漸在台灣興起，強調企業追求利潤外，應同時承擔對社會、環境與利害關係人的責任。站在浪潮的前端，簡又新看見了新的世界。他認為「報告書」這個方向可行，只要全力推動，潛力無窮。但「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不盡相同，前者是個體面的文化，聚焦在企業的責任和策略，對象是「企業的利害相關人」，而後者是總體概念，著重長期的影響，適用於政府、企業和個人，因此TAISE對報告書和獎項的名稱，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進階為「企業永續報告書」。
二○○八年，TAISE舉辦成立以來的第一項重要活動─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評選標準與國際聯結，也就是GRI準則，同時結合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提出的永續報告準則，訂出TAISE的台灣版評分標準，鼓勵企業藉由經營永續議題的「質」，以及治理資訊揭露的「量」，達到誠信和透明的目標。
「我一直相信人需要鼓勵，這個獎，會是最好的胡蘿蔔。」二○○七年歲末，簡又新對著所有核心委員宣布，第一屆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在二○○八年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