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順流而下（節錄）
從重慶搭慢船順流而下，來到涪陵。那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底，一個溫暖、晴朗無雲的夜晚，星星在長江上方閃爍，漆黑的江水無法反映微弱的星光。學校派來的一輛車子，載我們沿著自碼頭蜿蜒而上的狹窄街道行進。小城在車窗外匆匆掠過，在星光下顯得幽暗而陌生。我們有兩個人同行，都是被派到這裡任教。我們都很年輕，我二十七歲，而亞當．邁爾二十二歲。對於涪陵，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城市的一部分將被新的三峽大壩淹沒，我也知道許多年來，涪陵一直對外封閉。除此之外，我們得到的資訊十分有限。
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位美國人在涪陵住過。後來，我在城裡遇見了一些年紀較長的人，他們記得在一九四○年代，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之前，有幾個美國人住在城裡，但這樣的記憶一直很模糊。我們抵達時，城裡有另一位外國人，一位在當地中學任教了一學期的德國人。但我們只見過他一次，而且在我們安頓下來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之後，我們就是城裡僅有的外國人。這兒的人口大約有二十萬人，按照中國的標準，這是一座小城。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地區，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裡，你都得搭船，但你多半哪裡也不去。在接下來的兩年，這個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們抵達後一週，全校的人都聚集在前門。一群師生以那年暑假的時間，從涪陵步行到延安（中國先前的革命基地，位於陝西省北部）；而現在，他們回到了學校。
那是共產黨長征的六十週年紀念。「長征」是內戰的最關鍵時期，當國民黨即將摧毀毛澤東的勢力時，紅軍展開的一萬公里長途跋涉之旅。儘管困難重重，共產黨員仍然越過中國西部的崇山峻嶺和沙漠，行進到安全之地。他們從延安一路擴張兵力，最後，他們的革命席捲全國，將國民黨驅逐到台灣。整個學期，校園裡不斷舉行特別活動慶祝長征週年紀念日。學生們上關於長征歷史的課，寫關於長征的論文。在十二月，學校還舉辦了一場長征歌唱大賽。為了參加長征歌唱大賽，各系的學生練唱了數週，然後來到禮堂表演。許多表演的歌曲都一模一樣，因為你實在無法創作太多關於長征的歌，這一點使得評審很難做出評斷。這場歌唱大賽也十分混亂，因為服裝短缺，所以學生不但得唱相同的歌，還得穿相同的衣服。先是歷史系的學生穿著乾淨的白襯衫，繫上紅領帶，光鮮亮麗地登台表演。表演結束，歷史系學生走下舞台，迅速將襯衫和領帶交給政治系的學生，後者穿上襯衫，繫上領帶，匆匆登上舞台，表演剛剛表演過的歌曲。那一晚結束時，襯衫已被汗水染汙，而每一位聽眾對於表演的歌曲都已耳熟能詳。音樂系獲勝了，這似乎向來如此，而英文系差點敬陪末座。無論學校舉辦任何比賽，英文系從來不曾獲勝，因為沒有人為長征寫英文歌。
但是，暑假步行到延安不是一種比賽，而涪陵隊的歸來顯然是長征季最盛大的事。他們已在中國炎炎的夏日中行進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到了最後，只有十六人走完全程，其中十三位是學生，兩位是老師：一位是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一位是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位低階的行政官員，他在行進中哭了起來，而他的不屈不撓使他在當地獲得了一些美名。所有參與者都是男性，有些女學生也想參加，但是校方認為長征不適合女孩參與。
集會前的一星期，涪陵師專的李校長到西安會見行進的學生，因為旅程結束時，他們遇上了麻煩。
我問英文系的傅慕友系主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學生們有麻煩了，我想他們可能沒錢了。」的確，他們把錢花光了，儘管他們已獲得涪陵的菸草公司「宏聲香菸公司」的資助。他們長途跋涉了一千五百公里，最後在延安落得身無分文。在我看來，這倒是向中國共產黨歷史致敬的一種十分貼切的方式。
但是，李校長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而現在，師專的全體學生在前門附近的廣場聚集。這是一所規模很小的師範專科學校，註冊的學生人數僅二千，於一九七七年開始招收學生，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大多數中國教育系統後創立的諸多學校之一。在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中，這類專科學校幾乎位居最下層。學生修三年的課，拿到低於學士的學位，而所有學生幾乎都來自四川鄉下的農家。畢業後，他們回到家鄉，成為鄉下中學的老師。
對於許多學生（尤其是新生）而言，涪陵師專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地方。校園隔著烏江和涪陵的主城對望，沒有幾位學生曾住在這麼大的城市附近。在週末，學校放映電影，舉辦各種比賽和舞會。經常有政治集會和歡迎長征參與者這類的聚會。學生們在廣場走來走去，因為充滿期待而嘰嘰喳喳說著話。
由八位女學生組成的一個小組，以立正姿勢站在大門旁。她們穿著白衣黑裙，胸前有繡著學校名稱的紅色飾帶。她們被稱為迎賓小姐，是從全體學生中精心挑選出來的。所有的迎賓小姐都長得高䠷而美麗，但是，沒有人微笑。她們在正式場合代表學校，以完美的陣式站立著，走起路來從容而優雅，為顯貴及要人們倒茶。
這是我聽說的另一件關於涪陵的事：涪陵的女人以美貌聞名。至少這是我在成都上中文課時，別人告訴我的。我的一位老師來自東北，她個子嬌小，有高顴骨，說話時溫和而容易激動。即使在夏天，她仍然雙手捧著一杯熱茶，彷彿是為了取暖。我們叫她尚老師。雖然她沒有去過涪陵，但是她堅稱那兒的女人十分美麗。
「那是因為河流和山的緣故，」她說，「所有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產漂亮的女人。」在成都，我碰到一個在涪陵土生土長的女人，她也這樣告訴我。「但是有時候，那兒的人脾氣壞得很，」她警告我，「那是因為天氣很熱，因為那兒有山。」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這些話暗示著中國人看風景的眼光異於外人。我望著闢成梯田的山丘，注意到人們如何改變大地，將它開墾成一階一階令人眼花撩亂的水稻田，而中國人望著他們的人民，看到了土地如何塑造他們。在我任教於涪陵師專的早期，有時我會思考這件事，這主要是因為我所有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幾乎都和土地十分親近。我心裡想，高低不平的四川風景究竟對他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同時我也在想，在這兩年之中，這片風景將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摘自《江城》何偉作品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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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城牆」（節錄）
中國人提到成吉思汗時總把他當成中國人，至少從文化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他建立的朝代統治過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蒙古國自然而然是帝國的其中一部分，它曾在清朝的統治下，直到清政府在一九一二年倒台。蒙古本部在二十世紀期間成為蘇維埃的附庸國，繼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內蒙古則繼續處於中國的統治。毛澤東掌權後，鼓勵漢人移居至此，現在內蒙古的人口已有超過八成是漢人。
中國人也一樣有效地占據了這段歷史。成吉思汗陵裡並沒有這個偉大領袖的遺體，儘管歷史學家相信成吉思汗葬於蒙古境內，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埋骨之地是在何處。中國人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建了這座陵墓，以標誌自己在內蒙古的管轄權。展覽對蒙古歷史的描述加入了中國的色彩：
成吉思汗的孫子之一忽必烈建立了疆土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元朝。他發揚了中原的優良傳統，通過改良製造工藝和科技，鼓勵農業、手工業和紡織業的發展。貿易和航海得到大力發展，促進了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
陵墓的中心房間陳列著一排棺材，據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近親的。房間外，有個蒙古導遊向我走來，用中文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了，她充滿渴望地微笑起來。「偉大的美國，」她說，「正如成吉思汗曾經做過的那樣。」
我對此不知該如何反應。這位女子在一群幹部中間，就像我的搭便車者一樣格格不入；染成紅色的頭髮、銀耳環、緊身牛仔褲。她二十四歲，生著草原人那種高顴骨和細長眼睛。當她再度開口說話時，我還在想著「偉大的美國」。
「這裡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她說，「我在這裡工作。不過我想讓你知道這地方是假的。那些棺材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他陵墓的真正地點。總之，根據傳統，那裡有著承載了他靈魂的特別禮器。」
她提到那些禮器的名字，但那些字很不常見。我請她寫在我的記事本上。她無助地對著筆和紙盯了一陣。「對不起，」她終於說，「我喝得太醉，寫不了。」
她給我做了一次即興的展館導遊，指出館內的錯誤和誇大之處。她告訴我，成吉思汗出生於現在獨立的蒙古國境內──這個細節對她而言很重要。她認為內蒙古已經成為生態災難之地，而這要歸咎在當地實行的中國式農業。「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塵暴的原因。」她說，「總之，我們是一個沒落的民族。我們以前很偉大，但現在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沒有統一的國家──蒙古國、內蒙古，還有俄國的布里亞特（Buryats）；可是我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蒙古人喜歡自由，但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你有沒有發現蒙古人酒喝得很多？」
我說有，這正是我留意到的。
「這是心理因素，」她說，「沒落到這種地步對心理有不好的影響，但蒙古人又無計可施，所以我們只好喝酒。」
我們走到館外炫目的陽光中。我看得到陵墓的圍牆後有一片平坦枯乾的灌木叢，風把她的頭髮吹到臉上。「當然，蒙古人以前殺了很多人。」她說，「但他們同樣推動了文化和宗教發展。就像希特勒，雖然大家說他是壞人，但至少他有能力領導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
「你認為希特勒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
「這不重要。」她說，「我怎麼認為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在歷史留了名。你可以稱他為法西斯分子，或愛怎麼叫他都成，但他把自己的名字成功地留下來了。成吉思汗也是這樣，全世界都知道他，而且現在人們還是知道他是誰。賓拉登也一樣。當他襲擊美國時，我為他和阿富汗人高興。我不是對美國有什麼意見，只是塔利班是一小族人，他們想被注意。現在誰都知道賓拉登了，他在歷史留了名，這一點我很敬佩。」
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問是否可以坐下。我們在博物館入口外面找到一張長凳，她坐了下來，在陽光中閉上眼睛。「我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她說，「有時和不認識的人說話比較容易。今天更容易一些，因為我喝醉了。通常我不會喝得這麼醉，我平時說話也沒有這麼無拘無束。但中國有許多東西我不喜歡。你來參觀這個博物館，他們說成吉思汗是中國英雄，那是胡說八道。他打中國人。這博物館全是個垃圾。」
不時有其他員工走過，同行的還有一群群喝醉的幹部，每個人看到我們在一起都壞壞地笑著。那女子看起來並不在意。「我剛開始當導遊的時候，」她說，「他們投訴我，因為我講了太多蒙古的事──蒙古的領袖、蒙古的勝利、蒙古的帝國。他們要讓我說那全是中國人。所以領導批評了我，現在我必須說那是中國人，但我心裡才不相信。即使如此，我和其他導遊說故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別人說有不一樣。我不大清楚到底是哪兒不一樣，只知道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說：「可能是因為你說這博物館全是垃圾，所以不一樣吧。」她笑了起來。
她回答：「不一樣是因為我和其他人不同。我會和陌生人交談，通常女人不應該這樣做。我男朋友不喜歡。」
她在長凳上擠近了些，我現在感覺得到她的腿貼著我。她的呼吸變重了，是一種濃濃甜膩的白酒味道。
「其實，我不太喜歡我的男朋友。」
這似乎是轉換話題的好時機，但我想不出有什麼可以說。她仔細打量我的臉，盯著我的眼睛，最後終於說：「你是間諜嗎？」
「不是。」我說，「我是個作家。我說過了，我寫文章和書。」
她又靠近了一點。「如果你是間諜，可以告訴我。」她低聲地說，「我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
「是實話，我不是。」
「說嘛！」她的聲音帶有請求的語氣，「你一個人來這裡，會說中文，還自己開車去過內蒙古。當然是間諜啦！跟我說實話嘛！」
「我是跟你說實話沒錯。」我說，「我不是間諜。再說了，間諜為什麼要來成吉思汗的陵墓？」
她認真想了一下，看起來垂頭喪氣。「我一直想遇上間諜。」她小聲說，「真希望你是。」
這女子現在看起來沒那麼醉了，她要求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以備我還會再來。她寫得很仔細，用上了中文和蒙古文，接著她還畫了太陽──孩子氣的光芒圍繞著一個火球。
(摘自《尋路中國》何偉作品集03)
從重慶搭慢船順流而下，來到涪陵。那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底，一個溫暖、晴朗無雲的夜晚，星星在長江上方閃爍，漆黑的江水無法反映微弱的星光。學校派來的一輛車子，載我們沿著自碼頭蜿蜒而上的狹窄街道行進。小城在車窗外匆匆掠過，在星光下顯得幽暗而陌生。我們有兩個人同行，都是被派到這裡任教。我們都很年輕，我二十七歲，而亞當．邁爾二十二歲。對於涪陵，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城市的一部分將被新的三峽大壩淹沒，我也知道許多年來，涪陵一直對外封閉。除此之外，我們得到的資訊十分有限。
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位美國人在涪陵住過。後來，我在城裡遇見了一些年紀較長的人，他們記得在一九四○年代，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之前，有幾個美國人住在城裡，但這樣的記憶一直很模糊。我們抵達時，城裡有另一位外國人，一位在當地中學任教了一學期的德國人。但我們只見過他一次，而且在我們安頓下來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之後，我們就是城裡僅有的外國人。這兒的人口大約有二十萬人，按照中國的標準，這是一座小城。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地區，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裡，你都得搭船，但你多半哪裡也不去。在接下來的兩年，這個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們抵達後一週，全校的人都聚集在前門。一群師生以那年暑假的時間，從涪陵步行到延安（中國先前的革命基地，位於陝西省北部）；而現在，他們回到了學校。
那是共產黨長征的六十週年紀念。「長征」是內戰的最關鍵時期，當國民黨即將摧毀毛澤東的勢力時，紅軍展開的一萬公里長途跋涉之旅。儘管困難重重，共產黨員仍然越過中國西部的崇山峻嶺和沙漠，行進到安全之地。他們從延安一路擴張兵力，最後，他們的革命席捲全國，將國民黨驅逐到台灣。整個學期，校園裡不斷舉行特別活動慶祝長征週年紀念日。學生們上關於長征歷史的課，寫關於長征的論文。在十二月，學校還舉辦了一場長征歌唱大賽。為了參加長征歌唱大賽，各系的學生練唱了數週，然後來到禮堂表演。許多表演的歌曲都一模一樣，因為你實在無法創作太多關於長征的歌，這一點使得評審很難做出評斷。這場歌唱大賽也十分混亂，因為服裝短缺，所以學生不但得唱相同的歌，還得穿相同的衣服。先是歷史系的學生穿著乾淨的白襯衫，繫上紅領帶，光鮮亮麗地登台表演。表演結束，歷史系學生走下舞台，迅速將襯衫和領帶交給政治系的學生，後者穿上襯衫，繫上領帶，匆匆登上舞台，表演剛剛表演過的歌曲。那一晚結束時，襯衫已被汗水染汙，而每一位聽眾對於表演的歌曲都已耳熟能詳。音樂系獲勝了，這似乎向來如此，而英文系差點敬陪末座。無論學校舉辦任何比賽，英文系從來不曾獲勝，因為沒有人為長征寫英文歌。
但是，暑假步行到延安不是一種比賽，而涪陵隊的歸來顯然是長征季最盛大的事。他們已在中國炎炎的夏日中行進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到了最後，只有十六人走完全程，其中十三位是學生，兩位是老師：一位是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一位是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位低階的行政官員，他在行進中哭了起來，而他的不屈不撓使他在當地獲得了一些美名。所有參與者都是男性，有些女學生也想參加，但是校方認為長征不適合女孩參與。
集會前的一星期，涪陵師專的李校長到西安會見行進的學生，因為旅程結束時，他們遇上了麻煩。
我問英文系的傅慕友系主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學生們有麻煩了，我想他們可能沒錢了。」的確，他們把錢花光了，儘管他們已獲得涪陵的菸草公司「宏聲香菸公司」的資助。他們長途跋涉了一千五百公里，最後在延安落得身無分文。在我看來，這倒是向中國共產黨歷史致敬的一種十分貼切的方式。
但是，李校長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而現在，師專的全體學生在前門附近的廣場聚集。這是一所規模很小的師範專科學校，註冊的學生人數僅二千，於一九七七年開始招收學生，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大多數中國教育系統後創立的諸多學校之一。在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中，這類專科學校幾乎位居最下層。學生修三年的課，拿到低於學士的學位，而所有學生幾乎都來自四川鄉下的農家。畢業後，他們回到家鄉，成為鄉下中學的老師。
對於許多學生（尤其是新生）而言，涪陵師專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地方。校園隔著烏江和涪陵的主城對望，沒有幾位學生曾住在這麼大的城市附近。在週末，學校放映電影，舉辦各種比賽和舞會。經常有政治集會和歡迎長征參與者這類的聚會。學生們在廣場走來走去，因為充滿期待而嘰嘰喳喳說著話。
由八位女學生組成的一個小組，以立正姿勢站在大門旁。她們穿著白衣黑裙，胸前有繡著學校名稱的紅色飾帶。她們被稱為迎賓小姐，是從全體學生中精心挑選出來的。所有的迎賓小姐都長得高䠷而美麗，但是，沒有人微笑。她們在正式場合代表學校，以完美的陣式站立著，走起路來從容而優雅，為顯貴及要人們倒茶。
這是我聽說的另一件關於涪陵的事：涪陵的女人以美貌聞名。至少這是我在成都上中文課時，別人告訴我的。我的一位老師來自東北，她個子嬌小，有高顴骨，說話時溫和而容易激動。即使在夏天，她仍然雙手捧著一杯熱茶，彷彿是為了取暖。我們叫她尚老師。雖然她沒有去過涪陵，但是她堅稱那兒的女人十分美麗。
「那是因為河流和山的緣故，」她說，「所有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產漂亮的女人。」在成都，我碰到一個在涪陵土生土長的女人，她也這樣告訴我。「但是有時候，那兒的人脾氣壞得很，」她警告我，「那是因為天氣很熱，因為那兒有山。」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這些話暗示著中國人看風景的眼光異於外人。我望著闢成梯田的山丘，注意到人們如何改變大地，將它開墾成一階一階令人眼花撩亂的水稻田，而中國人望著他們的人民，看到了土地如何塑造他們。在我任教於涪陵師專的早期，有時我會思考這件事，這主要是因為我所有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幾乎都和土地十分親近。我心裡想，高低不平的四川風景究竟對他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同時我也在想，在這兩年之中，這片風景將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摘自《江城》何偉作品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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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城牆」（節錄）
中國人提到成吉思汗時總把他當成中國人，至少從文化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他建立的朝代統治過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蒙古國自然而然是帝國的其中一部分，它曾在清朝的統治下，直到清政府在一九一二年倒台。蒙古本部在二十世紀期間成為蘇維埃的附庸國，繼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內蒙古則繼續處於中國的統治。毛澤東掌權後，鼓勵漢人移居至此，現在內蒙古的人口已有超過八成是漢人。
中國人也一樣有效地占據了這段歷史。成吉思汗陵裡並沒有這個偉大領袖的遺體，儘管歷史學家相信成吉思汗葬於蒙古境內，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埋骨之地是在何處。中國人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建了這座陵墓，以標誌自己在內蒙古的管轄權。展覽對蒙古歷史的描述加入了中國的色彩：
成吉思汗的孫子之一忽必烈建立了疆土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元朝。他發揚了中原的優良傳統，通過改良製造工藝和科技，鼓勵農業、手工業和紡織業的發展。貿易和航海得到大力發展，促進了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
陵墓的中心房間陳列著一排棺材，據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近親的。房間外，有個蒙古導遊向我走來，用中文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了，她充滿渴望地微笑起來。「偉大的美國，」她說，「正如成吉思汗曾經做過的那樣。」
我對此不知該如何反應。這位女子在一群幹部中間，就像我的搭便車者一樣格格不入；染成紅色的頭髮、銀耳環、緊身牛仔褲。她二十四歲，生著草原人那種高顴骨和細長眼睛。當她再度開口說話時，我還在想著「偉大的美國」。
「這裡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她說，「我在這裡工作。不過我想讓你知道這地方是假的。那些棺材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他陵墓的真正地點。總之，根據傳統，那裡有著承載了他靈魂的特別禮器。」
她提到那些禮器的名字，但那些字很不常見。我請她寫在我的記事本上。她無助地對著筆和紙盯了一陣。「對不起，」她終於說，「我喝得太醉，寫不了。」
她給我做了一次即興的展館導遊，指出館內的錯誤和誇大之處。她告訴我，成吉思汗出生於現在獨立的蒙古國境內──這個細節對她而言很重要。她認為內蒙古已經成為生態災難之地，而這要歸咎在當地實行的中國式農業。「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塵暴的原因。」她說，「總之，我們是一個沒落的民族。我們以前很偉大，但現在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沒有統一的國家──蒙古國、內蒙古，還有俄國的布里亞特（Buryats）；可是我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蒙古人喜歡自由，但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你有沒有發現蒙古人酒喝得很多？」
我說有，這正是我留意到的。
「這是心理因素，」她說，「沒落到這種地步對心理有不好的影響，但蒙古人又無計可施，所以我們只好喝酒。」
我們走到館外炫目的陽光中。我看得到陵墓的圍牆後有一片平坦枯乾的灌木叢，風把她的頭髮吹到臉上。「當然，蒙古人以前殺了很多人。」她說，「但他們同樣推動了文化和宗教發展。就像希特勒，雖然大家說他是壞人，但至少他有能力領導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
「你認為希特勒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
「這不重要。」她說，「我怎麼認為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在歷史留了名。你可以稱他為法西斯分子，或愛怎麼叫他都成，但他把自己的名字成功地留下來了。成吉思汗也是這樣，全世界都知道他，而且現在人們還是知道他是誰。賓拉登也一樣。當他襲擊美國時，我為他和阿富汗人高興。我不是對美國有什麼意見，只是塔利班是一小族人，他們想被注意。現在誰都知道賓拉登了，他在歷史留了名，這一點我很敬佩。」
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問是否可以坐下。我們在博物館入口外面找到一張長凳，她坐了下來，在陽光中閉上眼睛。「我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她說，「有時和不認識的人說話比較容易。今天更容易一些，因為我喝醉了。通常我不會喝得這麼醉，我平時說話也沒有這麼無拘無束。但中國有許多東西我不喜歡。你來參觀這個博物館，他們說成吉思汗是中國英雄，那是胡說八道。他打中國人。這博物館全是個垃圾。」
不時有其他員工走過，同行的還有一群群喝醉的幹部，每個人看到我們在一起都壞壞地笑著。那女子看起來並不在意。「我剛開始當導遊的時候，」她說，「他們投訴我，因為我講了太多蒙古的事──蒙古的領袖、蒙古的勝利、蒙古的帝國。他們要讓我說那全是中國人。所以領導批評了我，現在我必須說那是中國人，但我心裡才不相信。即使如此，我和其他導遊說故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別人說有不一樣。我不大清楚到底是哪兒不一樣，只知道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說：「可能是因為你說這博物館全是垃圾，所以不一樣吧。」她笑了起來。
她回答：「不一樣是因為我和其他人不同。我會和陌生人交談，通常女人不應該這樣做。我男朋友不喜歡。」
她在長凳上擠近了些，我現在感覺得到她的腿貼著我。她的呼吸變重了，是一種濃濃甜膩的白酒味道。
「其實，我不太喜歡我的男朋友。」
這似乎是轉換話題的好時機，但我想不出有什麼可以說。她仔細打量我的臉，盯著我的眼睛，最後終於說：「你是間諜嗎？」
「不是。」我說，「我是個作家。我說過了，我寫文章和書。」
她又靠近了一點。「如果你是間諜，可以告訴我。」她低聲地說，「我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
「是實話，我不是。」
「說嘛！」她的聲音帶有請求的語氣，「你一個人來這裡，會說中文，還自己開車去過內蒙古。當然是間諜啦！跟我說實話嘛！」
「我是跟你說實話沒錯。」我說，「我不是間諜。再說了，間諜為什麼要來成吉思汗的陵墓？」
她認真想了一下，看起來垂頭喪氣。「我一直想遇上間諜。」她小聲說，「真希望你是。」
這女子現在看起來沒那麼醉了，她要求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以備我還會再來。她寫得很仔細，用上了中文和蒙古文，接著她還畫了太陽──孩子氣的光芒圍繞著一個火球。
(摘自《尋路中國》何偉作品集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