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九○年代，從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第一場中職球賽說起
專訪《台北市立棒球場》曾文誠
文╱温伯學
職棒風光開打，元年便達成百萬人次入場的佳績，全民不分老小都為職棒瘋狂，《民生報》每日更新戰報，《職業棒球》雜誌持續暢銷 ⋯⋯那是社會剛剛解嚴、狂躁的九〇年代初，職棒順勢成為紓解台灣社會激情的重要管道，同時，它必須在草創的混亂中站穩腳步，開創台灣棒球職業化的道路。
職棒元年首場比賽，於一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打。統一獅對上兄弟象，第一球由象隊投手張永昌投出，獅隊首棒打者曾智偵隨後獲得保送上壘。四局上半，統一獅隊三壘手汪俊良敲出中職史上第一支全壘打，全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大鼓、汽笛聲齊鳴。
資深球評曾文誠仍清楚記得那一記全壘打的畫面。當時他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出版的官方雜誌《職業棒球》擔任記者，親眼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當天，台北市立棒球場座無虛席，僅能容納一萬四千五百人的球場，破天荒擠入一萬八千多名球迷，盛況空前，球迷以最直接的熱情，回應了他們對於職棒的期待。
「其實在正式開打前，聯盟曾舉辦球迷會，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球迷對於職棒是多麼期待。」曾文誠說。
事實上，當時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聯盟，但有一群人，努力克服重重挑戰與困難，使台灣繼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六個擁有職棒的國家。
混亂又美好的九○年代
對於很多老球迷來說，九○年代是一個混亂又美好的年代。
台灣剛宣布解嚴，社會充滿躁動不安卻又蓄勢待發的活力，人們一邊衝撞既有體制，一邊嘗試各種嶄新的可能。在棒球場上，經歷過七〇年代三級棒球「三冠王」的美夢、八〇年代成棒在世界舞台大放異彩的榮景，棒球逐漸成為台灣身處受挫的國際政治中，少數能被世界看見的運動項目之一。一次又一次的熬夜看比賽、一次又一次的加油吶喊，不僅累積起跨世代的集體記憶，也讓棒球在台灣社會占據無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當時的台灣尚未建立完整的職業棒球制度，導致一批批的菁英國手，只能遠赴海外尋求機會，無法在家鄉落地發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有「台灣職棒之父」之稱的兄弟大飯店董事長洪騰勝，憑著對於棒球的熱愛，決定以一己之力推動台灣棒球運動職業化。他遊說統一、味全、三商企業成立球團、投身職棒，並效法日職、美職，創辦《職業棒球》刊物、打造球隊吉祥物、建立啦啦隊制度，為中職日後發展奠定關鍵基礎。
職棒開打後，迅速風靡全台，而曾是台北市唯一可舉辦正式棒球比賽的「台北市立棒球場」，無疑是承載最多老球迷記憶情感的所在。「不只職棒，只要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比賽，都是重要的比賽」，曾文誠回憶，光從八〇年代起算，就有輔仁大學和文化大學棒球兩強對抗的梅花旗，成棒甲組的錦標賽中正杯、國慶盃，和棒協固定舉辦的國際邀請賽等精采賽事；職棒成立後，多場重要關鍵賽事：開幕賽、明星賽、冠軍賽，幾乎都在這座球場輪番上演。
球員的精采表現、球迷震耳欲聾的應援、年少時逃票進場看比賽的回憶，甚至是輸球時球迷憤怒拆座椅砸球場、球員與球迷爆發衝突的失控場面，以及簽賭案爆發後，空蕩冷清的觀眾席──球員與球迷間的喜悅與激情、混亂與失落，全都深深烙印在這座球場之中。
二○○○年，台北市立棒球場因設備老舊、年久失修，決定停用並拆除，原址改建成現今的「台北小巨蛋」。隨著這座球場走入歷史，一個時代的棒球風景，也被定格在最雋永的時光裡。
時隔二十年，就在中職歷經五次簽賭案、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並重新站起之際，一個名為《台北市立棒球場》的 Podcast 節目誕生。由資深球評曾文誠與梁功斌主持，節目以這座已不存在，但擁有許多球迷共同記憶的球場為名，回望台灣職棒草創時期的熱血與混亂，也重新梳理台灣棒球如何走過傷痕、繼續前行。
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二○二○年，曾文誠應同是知名球評的製作人王啟恩Adam之邀，投入《台北市立棒球場》的錄製。他怕單口說故事欠缺火花，於是找到曾參與職棒成立的要角梁功斌加入，最初只當「兩個老人家來聊聊以前的事情」，連能不能撐完一季都沒有把握，未料麥克風一開，資深與新進球迷便連連敲碗，時至二○二六年初已播畢六季。
兩人從閒聊講古，到訪問球員、教練、球團老闆、記者、球迷⋯⋯六年下來已有深厚的「中職口述歷史」份量。若嚴肅地看待，這是以Podcas 形式在為台灣職業棒球留下珍貴史料；但若輕鬆聆聽，普羅大眾也能隨節目開頭的jingle穿梭時空，和兩位主持人一同回到職棒方興未艾的九〇年代。
「《台北市立棒球場》這個名稱應該就涵蓋了一切。」曾文誠說道。節目談的是台灣職棒史，而曾經的台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許多老球迷來說，更是啟蒙棒球人生的重要聖地。
曾文誠仍記得，從永和老家只要搭一班公車就能抵達台北市立棒球場，當時的球場和早期的二輪戲院一樣，不清場，一入座就可以看上一整天。他特別喜歡到本壘板後座位區，坐在那聽一群老人家聊天看棒球，「沒想到一回神，我也變成老人家了。」今年已六十五歲的他笑說。
「我當時的生活除了棒球、還是棒球。」曾文誠說，他是貨真價實的棒球癡、棒球狂。正因如此，年少的他見到報紙上《職業棒球》徵人廣告時，便決定不顧一切地辭去穩定的貿易公司工作，加入前景難料的中職，擔任雜誌記者。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曾文誠正式到《職業棒球》報到。對他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生命歲月，在中職工作的期間，他每晚都想著第二天要趕快去上班，甚至覺得「休假是很浪費生命的」。尤其看著洪騰勝親力親為參與大小會議、帶頭整理場地，飯店員工也都身兼二職協助籌辦職棒，「看他以身作則，我們會覺得必須跟上去，一起為棒球拚一次看看。」
中職草創之初，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當時報導體育新聞的指標媒體《民生報》連續用多篇專欄抨擊中職，認為台灣的球員與觀眾數量都不足以支撐職業化發展。但外界愈是不看好，反而愈是激起團隊堅定的凝聚力。曾文誠回憶：「籌備期間，同事們都未曾想過失敗，反而有種『革命前夕』的亢奮，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躁動時代下投出的第一球
幾乎在開打後的第一周，職棒熱度就延燒開來，狠狠打臉事前看衰的媒體輿論。曾文誠點出，儘管初期職棒比賽並沒有電視live轉播，只有中廣主播兼職播報，以及兄弟大飯店的發財車在全台穿街走巷宣傳，但憑藉這些土法煉鋼的宣傳方式，職棒仍一炮而紅。
「那時候《職業棒球》是書店排行榜的熱門暢銷書，銷量以十萬本起跳，當年新聞局還有規定，一本雜誌最多只能刊登十五張廣告，我們的業務同事每天接下廣告訂單電話接到手軟，供不應求。」曾文誠提及，為求公平，洪騰勝要求《職業棒球》的封面人物要讓四隊球星輪流露出，編輯們也不辱使命，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企劃，包括：「萬人迷」王光輝、「盜帥」林益增 、「四大天王」黃平洋、陳義信、涂鴻欽、謝長亨⋯⋯細數第一代的職棒球星，大多是成棒時期的國手，更有從少棒時期便家喻戶曉的球員，他們一路來到職棒舞台，繼續發光發熱。曾文誠表示，當時做《職業棒球》雜誌並不困難，「其實根本不用宣傳這部戲裡頭的劇情在演什麼，大家光看卡司，就知道內容一定會很好看。」
除了強大的球星陣容外，回顧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氛圍，便會發覺職棒的成功並非偶然。才剛宣布解嚴的台灣，有無限可能在眼前展開，然而娛樂的選項卻十分有限：電視還未脫離三台的限制、網路還未盛行，包廂式 KTV 也才出現不久。橫空出世的職棒提供了精采好看的比賽，讓人民無可抒發的激情有了去處。
與此同時，職棒元年正碰上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體制內，時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受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挑戰，引發「二月政爭」；體制外，不滿「萬年國會」的全台大學生正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前抗議，廣場中央立起了高達七公尺的「野百合花」模型作為精神象徵。
相傳，中職元年的開幕戰原先是想請總統李登輝擔任開球嘉賓，礙於政局動盪未能成行，最終才請來「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參與開球儀式，以標誌性的「金雞獨立式」揮出第一棒。
街頭運動激烈的能量，直接灌注到球賽現場。場上一有不如意的判決，寶特瓶、雞蛋、便當，甚至將座椅拆下丟進場內都是家常便飯，如此混亂暴力的場景，也反映出球迷對於棒球的激情，曾文誠笑稱：「就像開餐廳雖然不想碰到奧客，但總好過都沒有人上門。」
然而，止不住的躁動，卻也釀成日後難以收拾的球場荒唐事件。
從草莽中生長的棒球文化
採訪當日，台北市正下著毛毛細雨──曾文誠指著窗外說，如果當年因為這樣的雨勢停賽，球迷極有可能會聚集在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牌樓前鼓譟，「而聯盟就在球場的正對面，只隔一條南京東路。雜誌總編輯從大門看見球迷正氣勢洶洶跨過馬路，要到聯盟辦公室抗議時，馬上大喊：『暴民來了、暴民來了。』要我們立刻把鐵門拉下來。」球迷的瘋狂與對球賽的需索，是今日難以想像的，「我們都感受到，全台灣唯一的休閒活動好像只有看棒球。」
曾文誠所描述的「暴民」並非偶發事件。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職棒剛開打兩個多月，熱度居高不下，當日又正好是端午節假日，球迷們都買好了票，準備進場觀賞兄弟象與三商虎的對決。天公卻不作美，上午聯盟就因為雨勢宣布了停賽。不料正午立完蛋以後，天氣倏忽轉晴，且日頭大好，於是球迷漸漸群聚鼓譟，要求比賽重新開打。
那時站在第一線與球迷交涉的，正是任職於聯盟播報組的梁功斌。他一邊安撫球迷、一邊接到高層的決議，表示聯盟正透過電話、BB call、廣播等各種手段，把已經放假回家的球員找回來打比賽。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一回讓球迷嘗到甜頭，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十天後，六月七日的龍象大戰，天氣一樣是由雨轉晴，球迷再度聚眾，不同的是龍隊球員已趕不回球場，最終聯盟仍抵擋不了狂熱的群眾，只好讓制服整齊的兄弟象隊下場，與嚼著檳榔、穿著吊嘎，形象草莽的球迷打友誼賽。
這些如今聽起來誇張的事件，不僅顯示職棒的火紅程度，也反映出新成立的聯盟還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職業」的想像落實到規範時，該如何畫出與球迷的界線；聯盟「一元化」的領導下該怎麼平衡各球團間的利益；更關鍵的是，當比賽熱度、社會關注在短時間內高度集中，而制度與監管機制尚未同步到位時，是否也在為日後各種灰色地帶，乃至於不當利益的介入，埋下了風險的種子？以上這些問題，都必須在未來一次次的衝突與挫折中尋求解答。
當棒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一路走來雖然顛簸，但可以確定的是，職棒的創建漸漸使棒球脫離「為國爭光」單一且距離遙遠的敘事，落地成為民眾的日常。人們即使不到現場，也能透過廣播、報紙、錄影帶、電視台、串流網路看見台灣棒球的蛻變。
中職自草創至今已走過近四十個年頭，對於台灣棒球造成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曾文誠回答，首先，既然稱作「職業棒球」，那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自然會長出各式的經營方針，間接促進棒球文化生根茁壯。再者，職棒是穩定且周而復始的存在，不像國際賽需要在短時間內凝聚士氣。
「中華職棒的行事曆從元年到現在都是一樣的：三月春訓、四月開幕、七月明星賽、十月季後賽，所以對球迷來講，它讓棒球徹底融入日常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但對於曾文誠這種工作與人生都徹底投入棒球的老球迷而言，棒球遠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都是用職棒多少年，來紀錄我的人生軌跡的，有時候都還要換算一下，職棒三十六年──那是西元幾年？」
他說，身邊的球迷朋友都是如此，習慣用台灣獨有的「職棒紀年」溝通，像是活在另一個平行的棒球時空，在那裡，球迷對棒球的熱愛始終如一、永不消減。
專訪《台北市立棒球場》曾文誠
文╱温伯學
職棒風光開打，元年便達成百萬人次入場的佳績，全民不分老小都為職棒瘋狂，《民生報》每日更新戰報，《職業棒球》雜誌持續暢銷 ⋯⋯那是社會剛剛解嚴、狂躁的九〇年代初，職棒順勢成為紓解台灣社會激情的重要管道，同時，它必須在草創的混亂中站穩腳步，開創台灣棒球職業化的道路。
職棒元年首場比賽，於一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打。統一獅對上兄弟象，第一球由象隊投手張永昌投出，獅隊首棒打者曾智偵隨後獲得保送上壘。四局上半，統一獅隊三壘手汪俊良敲出中職史上第一支全壘打，全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大鼓、汽笛聲齊鳴。
資深球評曾文誠仍清楚記得那一記全壘打的畫面。當時他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出版的官方雜誌《職業棒球》擔任記者，親眼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當天，台北市立棒球場座無虛席，僅能容納一萬四千五百人的球場，破天荒擠入一萬八千多名球迷，盛況空前，球迷以最直接的熱情，回應了他們對於職棒的期待。
「其實在正式開打前，聯盟曾舉辦球迷會，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球迷對於職棒是多麼期待。」曾文誠說。
事實上，當時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聯盟，但有一群人，努力克服重重挑戰與困難，使台灣繼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六個擁有職棒的國家。
混亂又美好的九○年代
對於很多老球迷來說，九○年代是一個混亂又美好的年代。
台灣剛宣布解嚴，社會充滿躁動不安卻又蓄勢待發的活力，人們一邊衝撞既有體制，一邊嘗試各種嶄新的可能。在棒球場上，經歷過七〇年代三級棒球「三冠王」的美夢、八〇年代成棒在世界舞台大放異彩的榮景，棒球逐漸成為台灣身處受挫的國際政治中，少數能被世界看見的運動項目之一。一次又一次的熬夜看比賽、一次又一次的加油吶喊，不僅累積起跨世代的集體記憶，也讓棒球在台灣社會占據無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當時的台灣尚未建立完整的職業棒球制度，導致一批批的菁英國手，只能遠赴海外尋求機會，無法在家鄉落地發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有「台灣職棒之父」之稱的兄弟大飯店董事長洪騰勝，憑著對於棒球的熱愛，決定以一己之力推動台灣棒球運動職業化。他遊說統一、味全、三商企業成立球團、投身職棒，並效法日職、美職，創辦《職業棒球》刊物、打造球隊吉祥物、建立啦啦隊制度，為中職日後發展奠定關鍵基礎。
職棒開打後，迅速風靡全台，而曾是台北市唯一可舉辦正式棒球比賽的「台北市立棒球場」，無疑是承載最多老球迷記憶情感的所在。「不只職棒，只要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比賽，都是重要的比賽」，曾文誠回憶，光從八〇年代起算，就有輔仁大學和文化大學棒球兩強對抗的梅花旗，成棒甲組的錦標賽中正杯、國慶盃，和棒協固定舉辦的國際邀請賽等精采賽事；職棒成立後，多場重要關鍵賽事：開幕賽、明星賽、冠軍賽，幾乎都在這座球場輪番上演。
球員的精采表現、球迷震耳欲聾的應援、年少時逃票進場看比賽的回憶，甚至是輸球時球迷憤怒拆座椅砸球場、球員與球迷爆發衝突的失控場面，以及簽賭案爆發後，空蕩冷清的觀眾席──球員與球迷間的喜悅與激情、混亂與失落，全都深深烙印在這座球場之中。
二○○○年，台北市立棒球場因設備老舊、年久失修，決定停用並拆除，原址改建成現今的「台北小巨蛋」。隨著這座球場走入歷史，一個時代的棒球風景，也被定格在最雋永的時光裡。
時隔二十年，就在中職歷經五次簽賭案、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並重新站起之際，一個名為《台北市立棒球場》的 Podcast 節目誕生。由資深球評曾文誠與梁功斌主持，節目以這座已不存在，但擁有許多球迷共同記憶的球場為名，回望台灣職棒草創時期的熱血與混亂，也重新梳理台灣棒球如何走過傷痕、繼續前行。
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二○二○年，曾文誠應同是知名球評的製作人王啟恩Adam之邀，投入《台北市立棒球場》的錄製。他怕單口說故事欠缺火花，於是找到曾參與職棒成立的要角梁功斌加入，最初只當「兩個老人家來聊聊以前的事情」，連能不能撐完一季都沒有把握，未料麥克風一開，資深與新進球迷便連連敲碗，時至二○二六年初已播畢六季。
兩人從閒聊講古，到訪問球員、教練、球團老闆、記者、球迷⋯⋯六年下來已有深厚的「中職口述歷史」份量。若嚴肅地看待，這是以Podcas 形式在為台灣職業棒球留下珍貴史料；但若輕鬆聆聽，普羅大眾也能隨節目開頭的jingle穿梭時空，和兩位主持人一同回到職棒方興未艾的九〇年代。
「《台北市立棒球場》這個名稱應該就涵蓋了一切。」曾文誠說道。節目談的是台灣職棒史，而曾經的台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許多老球迷來說，更是啟蒙棒球人生的重要聖地。
曾文誠仍記得，從永和老家只要搭一班公車就能抵達台北市立棒球場，當時的球場和早期的二輪戲院一樣，不清場，一入座就可以看上一整天。他特別喜歡到本壘板後座位區，坐在那聽一群老人家聊天看棒球，「沒想到一回神，我也變成老人家了。」今年已六十五歲的他笑說。
「我當時的生活除了棒球、還是棒球。」曾文誠說，他是貨真價實的棒球癡、棒球狂。正因如此，年少的他見到報紙上《職業棒球》徵人廣告時，便決定不顧一切地辭去穩定的貿易公司工作，加入前景難料的中職，擔任雜誌記者。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曾文誠正式到《職業棒球》報到。對他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生命歲月，在中職工作的期間，他每晚都想著第二天要趕快去上班，甚至覺得「休假是很浪費生命的」。尤其看著洪騰勝親力親為參與大小會議、帶頭整理場地，飯店員工也都身兼二職協助籌辦職棒，「看他以身作則，我們會覺得必須跟上去，一起為棒球拚一次看看。」
中職草創之初，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當時報導體育新聞的指標媒體《民生報》連續用多篇專欄抨擊中職，認為台灣的球員與觀眾數量都不足以支撐職業化發展。但外界愈是不看好，反而愈是激起團隊堅定的凝聚力。曾文誠回憶：「籌備期間，同事們都未曾想過失敗，反而有種『革命前夕』的亢奮，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躁動時代下投出的第一球
幾乎在開打後的第一周，職棒熱度就延燒開來，狠狠打臉事前看衰的媒體輿論。曾文誠點出，儘管初期職棒比賽並沒有電視live轉播，只有中廣主播兼職播報，以及兄弟大飯店的發財車在全台穿街走巷宣傳，但憑藉這些土法煉鋼的宣傳方式，職棒仍一炮而紅。
「那時候《職業棒球》是書店排行榜的熱門暢銷書，銷量以十萬本起跳，當年新聞局還有規定，一本雜誌最多只能刊登十五張廣告，我們的業務同事每天接下廣告訂單電話接到手軟，供不應求。」曾文誠提及，為求公平，洪騰勝要求《職業棒球》的封面人物要讓四隊球星輪流露出，編輯們也不辱使命，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企劃，包括：「萬人迷」王光輝、「盜帥」林益增 、「四大天王」黃平洋、陳義信、涂鴻欽、謝長亨⋯⋯細數第一代的職棒球星，大多是成棒時期的國手，更有從少棒時期便家喻戶曉的球員，他們一路來到職棒舞台，繼續發光發熱。曾文誠表示，當時做《職業棒球》雜誌並不困難，「其實根本不用宣傳這部戲裡頭的劇情在演什麼，大家光看卡司，就知道內容一定會很好看。」
除了強大的球星陣容外，回顧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氛圍，便會發覺職棒的成功並非偶然。才剛宣布解嚴的台灣，有無限可能在眼前展開，然而娛樂的選項卻十分有限：電視還未脫離三台的限制、網路還未盛行，包廂式 KTV 也才出現不久。橫空出世的職棒提供了精采好看的比賽，讓人民無可抒發的激情有了去處。
與此同時，職棒元年正碰上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體制內，時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受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挑戰，引發「二月政爭」；體制外，不滿「萬年國會」的全台大學生正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前抗議，廣場中央立起了高達七公尺的「野百合花」模型作為精神象徵。
相傳，中職元年的開幕戰原先是想請總統李登輝擔任開球嘉賓，礙於政局動盪未能成行，最終才請來「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參與開球儀式，以標誌性的「金雞獨立式」揮出第一棒。
街頭運動激烈的能量，直接灌注到球賽現場。場上一有不如意的判決，寶特瓶、雞蛋、便當，甚至將座椅拆下丟進場內都是家常便飯，如此混亂暴力的場景，也反映出球迷對於棒球的激情，曾文誠笑稱：「就像開餐廳雖然不想碰到奧客，但總好過都沒有人上門。」
然而，止不住的躁動，卻也釀成日後難以收拾的球場荒唐事件。
從草莽中生長的棒球文化
採訪當日，台北市正下著毛毛細雨──曾文誠指著窗外說，如果當年因為這樣的雨勢停賽，球迷極有可能會聚集在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牌樓前鼓譟，「而聯盟就在球場的正對面，只隔一條南京東路。雜誌總編輯從大門看見球迷正氣勢洶洶跨過馬路，要到聯盟辦公室抗議時，馬上大喊：『暴民來了、暴民來了。』要我們立刻把鐵門拉下來。」球迷的瘋狂與對球賽的需索，是今日難以想像的，「我們都感受到，全台灣唯一的休閒活動好像只有看棒球。」
曾文誠所描述的「暴民」並非偶發事件。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職棒剛開打兩個多月，熱度居高不下，當日又正好是端午節假日，球迷們都買好了票，準備進場觀賞兄弟象與三商虎的對決。天公卻不作美，上午聯盟就因為雨勢宣布了停賽。不料正午立完蛋以後，天氣倏忽轉晴，且日頭大好，於是球迷漸漸群聚鼓譟，要求比賽重新開打。
那時站在第一線與球迷交涉的，正是任職於聯盟播報組的梁功斌。他一邊安撫球迷、一邊接到高層的決議，表示聯盟正透過電話、BB call、廣播等各種手段，把已經放假回家的球員找回來打比賽。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一回讓球迷嘗到甜頭，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十天後，六月七日的龍象大戰，天氣一樣是由雨轉晴，球迷再度聚眾，不同的是龍隊球員已趕不回球場，最終聯盟仍抵擋不了狂熱的群眾，只好讓制服整齊的兄弟象隊下場，與嚼著檳榔、穿著吊嘎，形象草莽的球迷打友誼賽。
這些如今聽起來誇張的事件，不僅顯示職棒的火紅程度，也反映出新成立的聯盟還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職業」的想像落實到規範時，該如何畫出與球迷的界線；聯盟「一元化」的領導下該怎麼平衡各球團間的利益；更關鍵的是，當比賽熱度、社會關注在短時間內高度集中，而制度與監管機制尚未同步到位時，是否也在為日後各種灰色地帶，乃至於不當利益的介入，埋下了風險的種子？以上這些問題，都必須在未來一次次的衝突與挫折中尋求解答。
當棒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一路走來雖然顛簸，但可以確定的是，職棒的創建漸漸使棒球脫離「為國爭光」單一且距離遙遠的敘事，落地成為民眾的日常。人們即使不到現場，也能透過廣播、報紙、錄影帶、電視台、串流網路看見台灣棒球的蛻變。
中職自草創至今已走過近四十個年頭，對於台灣棒球造成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曾文誠回答，首先，既然稱作「職業棒球」，那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自然會長出各式的經營方針，間接促進棒球文化生根茁壯。再者，職棒是穩定且周而復始的存在，不像國際賽需要在短時間內凝聚士氣。
「中華職棒的行事曆從元年到現在都是一樣的：三月春訓、四月開幕、七月明星賽、十月季後賽，所以對球迷來講，它讓棒球徹底融入日常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但對於曾文誠這種工作與人生都徹底投入棒球的老球迷而言，棒球遠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都是用職棒多少年，來紀錄我的人生軌跡的，有時候都還要換算一下，職棒三十六年──那是西元幾年？」
他說，身邊的球迷朋友都是如此，習慣用台灣獨有的「職棒紀年」溝通，像是活在另一個平行的棒球時空，在那裡，球迷對棒球的熱愛始終如一、永不消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