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家與深度歧見—─以《莊子》的〈齊物論〉和〈人間世〉為思考
賴錫三
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本文主要接續鄧育仁先生的「公民哲學」之論述取徑與問題意識,尤其以「深度歧見」與「故事調節」為角度,嘗試擇取《莊子》做為與其深度對話的在地實踐智慧。一者,從《莊子》〈天下〉篇諸子百家的思想多元與言辯爭鳴的共構現象,描述莊子如何提出批判性的觀察。二者,從〈齊物論〉挖掘思想資源,提供我們思考面對民主時代「深度歧見」之困境,如何不掉入「終極解決」的陷阱,改以「調節框架」的「不解解之」之另類思考,將多元衝突轉化為多元共生。三者,本文將續以〈人間世〉的故事敘事為例,看《莊子》如何調節儒家的「道德政治」為「轉化政治」,以期提供一種以「調節」取代「審判」的「公民道家」之案例。
一、 當代民主危機下的深度歧見:從鄧育仁「公民哲學」的問題意識出發
任何古代經典的實踐智慧,若不滿足於歷史考掘之博物館學研究,想發揮「通古今之變」的跨時空潛力,就必須嘗試對當代人說話。簡單說,古典必須在古今視域之間,進行語境交織的對話嘗試,才有機會證明古典不隨時間流逝而過時,它仍可在當代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語境的眾聲喧譁中,提供歷久彌新的參考價值。然古典價值沒有必然保障,它必須在古今視域的詮釋活動中,被我們持續開採與挖掘,以提供可被價值重估的機會。例如歸為道家經典的《老子》、《莊子》,因應中國先秦時代的文化危機、價值危機、規範危機(所謂「周文疲弊」、「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其回應天下治亂問題的思考藥方,是否只具思想史、學術史的意義?還是依然能對當代處境(例如臺灣當前民主憲政的公民時代)的某類關鍵課題,提供回應藥方?本文將嘗試以「通古今之變」的思想接枝實驗,讓在地的古典實踐智慧,在當代新視域、新語境中,成為多元資源的一環,並有機會再被價值重估。
每一時代的現象與問題都繁複龐雜,不免橫看成嶺側成峰。而以民主憲政為架構的臺灣當代處境,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問題,繁雜交織、環扣並聯,本文只能擇取一個特殊切口,來做為「通古今之變」的對話起點。本文擇取的切入角度,是鄧育仁在《公民哲學》這本新作中對民主憲政、公民時代所提供的核心診斷。用庖丁解牛的譬喻來說,入口決定了理路,而如何找到下刀入口,以提供以簡御繁的理路,可謂關鍵。本文將承接鄧育仁對當前民主憲政時代的核心診斷:亦即良好的民主發展自然會走向多元並生的現象,然而多元既是民主時代制度保障下的果實,但多元並生也無可避免地帶來價值衝突的難題,甚至導致價值之間的「深度歧見」。而他進一步指出,近乎無法溝通、難以對話的「深度歧見」,同時也隱含著民主自毀的陷阱。簡言之,鄧育仁覺察到當前民主時代一個難解悖論:民主憲政催生並保障了多元,但多元本身卻無法消除深度歧見。一旦消除了深度歧見,就幾乎會將民主倒轉為威權。換言之,無法終極解決卻具有腐蝕民主根基的深度歧見,是鄧先生對民主時代核心困境的診斷,而他的《公民哲學》則嘗試找出另類藥方。
賴錫三
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本文主要接續鄧育仁先生的「公民哲學」之論述取徑與問題意識,尤其以「深度歧見」與「故事調節」為角度,嘗試擇取《莊子》做為與其深度對話的在地實踐智慧。一者,從《莊子》〈天下〉篇諸子百家的思想多元與言辯爭鳴的共構現象,描述莊子如何提出批判性的觀察。二者,從〈齊物論〉挖掘思想資源,提供我們思考面對民主時代「深度歧見」之困境,如何不掉入「終極解決」的陷阱,改以「調節框架」的「不解解之」之另類思考,將多元衝突轉化為多元共生。三者,本文將續以〈人間世〉的故事敘事為例,看《莊子》如何調節儒家的「道德政治」為「轉化政治」,以期提供一種以「調節」取代「審判」的「公民道家」之案例。
一、 當代民主危機下的深度歧見:從鄧育仁「公民哲學」的問題意識出發
任何古代經典的實踐智慧,若不滿足於歷史考掘之博物館學研究,想發揮「通古今之變」的跨時空潛力,就必須嘗試對當代人說話。簡單說,古典必須在古今視域之間,進行語境交織的對話嘗試,才有機會證明古典不隨時間流逝而過時,它仍可在當代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語境的眾聲喧譁中,提供歷久彌新的參考價值。然古典價值沒有必然保障,它必須在古今視域的詮釋活動中,被我們持續開採與挖掘,以提供可被價值重估的機會。例如歸為道家經典的《老子》、《莊子》,因應中國先秦時代的文化危機、價值危機、規範危機(所謂「周文疲弊」、「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其回應天下治亂問題的思考藥方,是否只具思想史、學術史的意義?還是依然能對當代處境(例如臺灣當前民主憲政的公民時代)的某類關鍵課題,提供回應藥方?本文將嘗試以「通古今之變」的思想接枝實驗,讓在地的古典實踐智慧,在當代新視域、新語境中,成為多元資源的一環,並有機會再被價值重估。
每一時代的現象與問題都繁複龐雜,不免橫看成嶺側成峰。而以民主憲政為架構的臺灣當代處境,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問題,繁雜交織、環扣並聯,本文只能擇取一個特殊切口,來做為「通古今之變」的對話起點。本文擇取的切入角度,是鄧育仁在《公民哲學》這本新作中對民主憲政、公民時代所提供的核心診斷。用庖丁解牛的譬喻來說,入口決定了理路,而如何找到下刀入口,以提供以簡御繁的理路,可謂關鍵。本文將承接鄧育仁對當前民主憲政時代的核心診斷:亦即良好的民主發展自然會走向多元並生的現象,然而多元既是民主時代制度保障下的果實,但多元並生也無可避免地帶來價值衝突的難題,甚至導致價值之間的「深度歧見」。而他進一步指出,近乎無法溝通、難以對話的「深度歧見」,同時也隱含著民主自毀的陷阱。簡言之,鄧育仁覺察到當前民主時代一個難解悖論:民主憲政催生並保障了多元,但多元本身卻無法消除深度歧見。一旦消除了深度歧見,就幾乎會將民主倒轉為威權。換言之,無法終極解決卻具有腐蝕民主根基的深度歧見,是鄧先生對民主時代核心困境的診斷,而他的《公民哲學》則嘗試找出另類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