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問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
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
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
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
問：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答：「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製造「民粹」。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我曾在一個演講中說過：「民粹」對於民主的傷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使人嚮往民主，「民粹」使人誤會民主。
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答：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問：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玩文化，去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虛假強加給他們。
問：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答：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今天世界各地，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有某種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
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
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
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
問：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答：「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製造「民粹」。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我曾在一個演講中說過：「民粹」對於民主的傷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使人嚮往民主，「民粹」使人誤會民主。
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答：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問：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玩文化，去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虛假強加給他們。
問：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答：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今天世界各地，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有某種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
